何丙仲

　　（作者系厦门博物馆、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文博研究员）

　　前数年，有地方史专家根据民间传说和某新发现的手抄本所记载的一条史料，便断言 “顺治皇帝被炮毙于厦门筼筜港”。顺治——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这个重要的 “历史事件”经过媒体的推波助澜，一时引起了海内学术同仁的高度重视。经过反复论证，最后一致证实历史上绝无此事。

　　比较中肯的意见，是历史学家何龄修先生的 《关于顺治被炮毙于厦门说及相关问题答中央电视台张晓敏问》［1］。何先生认为 “拖延二百余年才成新闻”的 “这样一件大事”，不但于史无征，连 《先王实录》等当事人留下的史料中也没有留下点滴记载，这种说法本身就值得怀疑。他根据《清世祖实录》等可靠史料指出，顺治十七年 （1660）五月 （即所谓顺治被炮毙的时间）以后，顺治还有许多活动，比如：顺治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壬辰，他决定亲自祈雨，两次颁谕；十三日丙申，亲率诸王、文武群臣素服步行至南郊斋宿；十五日戊戌，又在圜丘祀天［2］。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壬寅，董鄂妃死，顺治追封她为皇后，谥号十二字，并蓝笔批本至当年年底［3］。这种公开活动的记录，是无法凭空捏造的。此外，何先生还认为，如果 “炮毙”之说属实，从顺治十七年五月到康熙登基时间，有七个多月的权力真空，在 “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封建制度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其后，笔者在美国学者邓恩 （George H.Dunne）所著的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4］一书中也查到，顺治皇帝在1660年7月28日还 “捎了个便条给汤若望”。“当皇帝奄奄一息的时候，汤若望去看望他，并作最后的努力，希望能争取他转变信仰”。但皇帝表示，“在自己痊愈之前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题目”。结果，“在1661年2月1日，也就是在董鄂妃死后四个半月，他感染上了天花，三天后就死了”。该书所引用的资料基本上出自耶稣会的档案，虽然我们尚未读到原档，但类似著作也可以作为顺治皇帝的确驾崩于北京的佐证。

　　然而，“顺治被炮毙于厦门”之说虽属无稽之谈，而厦门民间却有此传说。老一辈厦门人据祖上相传，说当年顺治皇帝御驾亲征郑成功，驻跸于筼筜港对岸的 “牛家村”（按：闽南话 “牛屁股”的谐音），郑军的 “大号将军”一炮打过去，居然把皇帝打得粉身碎骨。筼筜港的小鱼因为吃到了皇帝的肉，都不长鳔，因而有 “筼筜港的江鱼仔 ‘畅’得没鳔”这句口头禅，流传至今。

　　既然此事属于子虚乌有，为什么厦门民间却有这个传说呢？何龄修先生以及其他同仁于此并没有说法。顺治十七年五月郑成功在厦门击败清军的围剿，关系到翌年他的复台大业。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再做些浅探。

　　清军准备围攻厦门的信息，是郑成功的部属礼都事蔡政从北京带回来的。永历十三年 （1659）七八月间郑成功兵败南京城下，九月撤归厦门。据杨英 《先王实录》载，当年十二月，“蔡政自京回。京报：和议不成，逮系马进宝入京。伪朝委满酋长达素带满汉万余骑，前来剿海，另吊浙、直、广东数省水师合剿。”阮旻锡 《海上见闻录定本》的顺治十六年 （1659）十二月条也载 “（清朝）遣满州将军达素带披甲万余前来剿海，并令三省水师合剿”。可见，郑成功最初仅知道清朝派遣 “酋长”达素率领陆路 “满汉万余骑”，海路 “浙、直、广东数省水师”，要到厦门来合剿，至于清军的具体军事部署，甚至从何处集结、出师等军情，都不甚清楚。直到激战之前二日，即顺治十七年五月初八日，才知道舟山南下的清水师被拦堵后，进入厦门湾的清军只不过有 “漳州港内先遣大船一百号，配满兵，部院李率泰、海澄公黄梧督之，出海澄港、同安港，收拾小船；将军达素同同安总镇施琅以小船配满兵，横渡高崎”。（《海上见闻录定本》）结果，初十日，郑军把一向缺乏海上作战经验的满洲人打得落花流水，取得大捷。

　　关于这次清郑厦门之战，清朝正史没有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从 《清史稿》的“列传”中，找到不少有关这次战役清朝一方的零星史料，重新来了解郑成功至为关键的这一战。譬如，达素的兵马从何处出师？受命征剿郑成功的将领到底是不是仅仅达素一人？等等。

　　首先，达素的兵马并不是从外省，更不是从北京集结、出发的。

　　《清史稿·列传二十九·达素》记载：

　　达素，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费雅朗阿。天聪五年 （1631），以巴牙喇壮达从伐明。……（顺治）二年 （1645）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十一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十三年擢内大臣。十六年，郑成功内犯江宁，授达素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浑、巴牙喇纛章京赖塔等率师赴援。至则成功已败走。移师赴福建。

　　《清史稿·列传四十一·赍塔》则记载：

　　赍塔，那穆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康古里第四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进三等阿思哈尼番，擢巴牙喇纛章京。（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窥江宁，从安南将军达素讨之。比至，成功已败遁。遂引兵下福建。十七年战厦门，师失利，坐免官、夺世职。

　　据此可知，达素是一员东征西伐的宿将。郑成功攻打南京之役，达素受封安南将军带兵增援，但 “至则成功已败走”，其后 “移师赴福建”。传略所记的赍塔是达素的重要部属，当然也随之 “引兵下福建”。因此，达素的兵马无须从外省调遣入闽。据 《先王实录》记载，永历十三年 （1659）十二月郑成功刚接到情报，第二年的正月清军就已经到达福州。这说明达素率领的清军离福州并不太远。

　　其次，受命带兵出征的除达素以外，还有在舟山集结水师准备南下合剿的明安达礼和陆路的安南将军觉罗·洛托。明安达礼和洛托这两名伙同达素围攻厦门的清将，之前皆为郑氏史料所忽略。

　　第一个人物是明安达礼。《清史稿·列传十五·明安达礼》记载：“明安达礼，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 （顺治）十三年，授理藩院尚书。十五年，命为安南将军，帅师驻防荆州。十六年，郑成功入攻江宁，明安达礼帅师赴援，成功将杨文英等以舟千余泊三山峡，明安达礼击之，斩副将一，获其舟及诸攻具。成功引入海。上命明安达礼移师舟山。十七年，召还，授兵部尚书。”

　　《清史稿·列传四十一·席卜臣》记载：“席卜臣，那穆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费英东弟郎格之孙也。…… （顺治）十六年，与安南将军明安达礼援江宁，败郑成功将杨文英等。”这个明安达礼看来是郑成功的老对手。

　　《先王实录》永历十四年 （1660）四月初九日条载：“据探报称：顺治伪旨，令明虏统水陆马兵，会合吴淞宁绍温台战船五百余号，直抵思明合师。……明虏初十在武林带披挂二千余，杭省满汉俱吊到舟山取齐。”据陈碧笙先生考证，此 “明虏”即明安达礼，一作明安达理。《海上见闻录定本》载：“（四月）二十六日，泉州清船二百余号驾到祥芝澳，……进至围头。”

　　幸亏郑成功早已做好战略部署，派林察、萧拱辰等领水师 “泊刘五店，遏止围头清船”。如果让明安达礼率领的浙江水师进入厦门港合剿，郑军能否取胜就很难说了。

　　第二个人物是洛托。《清史稿·列传二·诸王一》的 “庄亲王舒尔哈齐传”中有其附传，其传略载：

　　洛托，寨桑武子。寨桑武，舒尔哈齐第五子，追封贝勒，谥 ‘和惠’。洛托，天聪八年 （1634）从太宗 （按：即皇太极）伐明。……（顺治）十六年师还，叙功加授拖沙喇哈番，一等镇国将军。十七年命为安南将军，征郑成功，大破之。十一月，还。

　　《清史稿·列传二十五·车克》载：

　　车克，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顺治）十三年，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领户部尚书。十四年考满，加太子少师兼太子太师。十六年，命赴江南督造战舰。十七年，命与安南将军宗室罗托 （按：即洛托）率师驻福建，防郑成功。

　　这些记载都肯定洛托受封为安南将军，受命到福建 “征郑成功”， 时间是顺治十七年。从顺治十六年九月郑军自南京败归厦门，到十八年三月郑成功的率师复台，在这短短的一年半期间，清朝集中兵力进攻郑军的战役只发生过一次，即顺治十七年五月的清郑厦门之战。那么，这一次厦门之战清军的最高指挥官就不会仅仅是达素一个人。《清史稿·列传十一·郑成功》也清清楚楚的记载洛托于顺治十七年南征厦门一事，“十七年，命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又以罗托 （按：即洛托）为安南将军，讨成功。”但不知出自何故，却把 “上遣将军达素、闽浙总督李率泰分兵出漳州、同安，规取厦门”一事载入顺治十六年。《清史稿》的记载明显有误。

　　据传略所载，洛托不但是一员宿将，同时又是一位地道的皇亲国戚，其祖父舒尔哈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同母弟，他本人与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为平辈，属于同曾祖父的堂兄弟。由于战功卓越，洛托还曾是皇太极身边的重臣之一。因而随他和达素而来的，还有不少满洲八旗的公子王孙。诸如：

　　觉罗拜山，显祖 （按：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弟包朗阿曾孙也。……（战死后）赠三等副将，子顾纳岱袭。……进攻南昌，中炮没于阵，赠一等精奇尼哈番，以其子莫洛浑袭。莫洛浑，授参领。顺治十七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徇福建讨郑成功，攻厦门，死之。圣祖以拜山、顾纳岱、莫洛浑三世死王事，赠莫洛浑三等伯，谥 “刚勇”。（《清史稿·列传十三·觉罗拜山》）

　　赫特赫 （按：其父额尔塔喇，满洲镶白旗人，积战功，卒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谥 “忠壮”），（顺治） 十六年 （按：应为十七年）以甲喇额真从讨郑成功，攻厦门，战死。（《清史稿·列传二十九·达素》）

　　哈尔弼 （按：清太宗十六大臣萨璧翰之孙），授一等护卫，从击郑成功，战厦门，殁于阵。（《清史稿·列传十七·萨璧翰》）

　　阿哈丹 （按：其父满达尔汉，满洲正黄旗人，二等甲喇章京，卒谥“敬敏”），……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从征福建，击郑成功厦门，战死。（《清史稿·列传十五·满达尔汉》）

　　讷青 （按：其父爱松古，满洲镶白旗人），以三等侍卫从讨郑成功，至厦门，死于军。（《清史稿·列传二十九·噶达浑》）

　　额赫玛瑚 （按：其父珠满，满洲镶白旗人），任侍卫，攻郑成功厦门，阵没。 （《清史稿·列传四十五·珠满》）

　　玛拉 （按：大将康喀勒从兄之子，满洲镶红旗人），……顺治十二年以三等侍卫署甲喇额真，从固山额真伊勒德攻舟山，从摆牙喇纛章京穆成额破郑成功兵于泉州，十六年 （按：应为十七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击成功厦门，皆有功。（《清史稿·列传十七·康喀勒》）

　　杰都 （按：大将杰殷之弟，满洲镶红旗人），……顺治十六年 （按：应为十七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将军达素徇厦门，破郑成功舟师。（《清史稿·列传四十五·杰殷》）

　　洛托这位天皇贵胄既在军中，麾下又有这么一群战功显赫的八旗将领，其旌幡旗号、车马服饰等必然讲究皇室子弟的排场。类似这样阵容，郑军在永历九年五月至十年五月 （1655～1656）间，与世子济度的围剿闽南、“会攻思明”之战中，应该领教过。济度是努尔哈赤侄儿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子，顺治八年封简郡王，寻封世子。 （《清史稿·列传二·诸王》）济度与洛托都是努尔哈赤的直系后裔，属于同辈。不过， “伪世子”济度的情况郑成功一开始就了如指掌，而安南将军洛托到厦门协同作战，郑军则不甚了了，以至于其大名在 《先王实录》等当事人的记录中竟然阙如。包括上述这些在厦门阵亡、《清史稿》有传的满洲将领，在 《先王实录》等文献中均不知其谁何，只留下 “虏先锋昂拜章眼红”、“真满哈喇土心”、“呢马勒土心”、“侍卫一二等虾”、“梅勒耿胜”、“哈喇士星”等让后人看不懂的名字。足见郑成功对满洲八旗军队的了解毕竟有限。看到有皇室排场的阵容，误以为是顺治皇帝御驾亲征，这是很自然的。

　　唯一记载顺治皇帝可能被击毙于厦门的是近年发现的 《延平王起义实录》（手抄本）。它记述 （永历）十五年 （1661）厦门保卫战胜利之后，郑成功正准备出师东征复台的前夕，“有人密启藩主，以 ‘高崎之战，伪虏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言顺治于正月崩。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及之，但当时恍惚，未敢信耳！’”可见，顺治皇帝可能被炮毙于厦门的消息，当时郑军部曲确有风闻，但从行文来看，郑成功并未加肯定，只是说 “余亦计及之”而已。事后，有关郑氏的史料也再无提起这件大事，说明这只是一时的谣传。然而，由于清初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这道谣传还是不胫而走，从此变成厦门民间美丽的传说。

　　同样属于谣传的还有达素吃了败仗，畏罪在福州自杀的消息。关于这条消息，当时郑军内部应该至少有两种看法，譬如杨英在 《先王实录》是这样记载的：（永历）十四年五月，“达素只率陆师回福省，会议再犯”；（五月）“二十五日，报：达素回省，传令各船并舵梢暂发回，候七月有令再吊”；“六月初□日，……藩发谕与达素并伪院李率太约其合兵再战，仍遣以巾帼，不敢再战，则受之。着礼武镇犯罪中军吴亮并罪犯俞承二人，俱持巾帼并谕赴达素等二处。达素、率太答书，俱受巾帼，厚待差员而回”；“十月，……报：达素回京，各水师尽吊，俱阁在岸边。”足见杨英持有不同看法。而阮旻锡却相信这个谣传。于是在 《海上见闻录定本》写道：“（顺治十七年）十月，清吊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后人不察，往往以讹传讹。事实证明，杨英所载是正确的。《清史稿·列传二十九·达素》载：达素在厦门被郑成功打败后确实没有畏罪自杀，回京后他照常供职，直到康熙八年 （1669）鳌拜败，才受到牵连而罢官。

　　作为民间传说，达素的影响哪能和顺治相比，所以尽管皇帝没有被炮毙于厦门，当地民间却把这件事说得天花乱坠。

　　注释：

　　［1］何龄修先生的文章载于 《史苑》第10期，2005年6月。

　　［2］《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六，卷一三七。

　　［3］参见孟森：《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附商鸿逵赘言）》，《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

　　［4］［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