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君系漳州师院闽台文化研究所教授；石美华系漳州二中高级教师）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之久，但是，在这异族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抗日反日、志图光复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半世纪来，台湾人民的斗争活动可分为三个时期：1895年～1915年为武装抗日时期，台湾人民主要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来抵御日本的侵占；1915年～1937年为民族运动时期，台湾人民主要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反抗日本的残暴殖民统治，争取实行民族自决；1937年～1945年为迎接解放时期，台湾人民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国土的光复作出贡献。在上述三个时期的斗争中，漳籍台胞均积极参加，表现突出，涌现出许许多多抗日反日斗争的英雄事迹，为争取民族自决和回归祖国怀抱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谱写了漳台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一、漳籍台胞武装抗日斗争
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日本依条约规定割占台湾。日本割占台湾，对深受其害的台湾人民来说，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人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在给清廷的急电中称：“（三月）二十五日，台民知台已属倭，台北绅民男妇，日来群向臣母及臣环泣，并电知台南、台中各绅士，留臣固守。当将朝廷不忍台民涂炭之意，剀切晓谕开导，无如义愤所激，万众一心，无从分解，次日即鸣锣罢市。”［1］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着国破家亡的严重危机，台湾民众从士绅到平民，从官吏到兵卒，都自觉地投身于反割台斗争，整个台湾都行动起来了，波澜壮阔的反割台斗争在台湾掀起。在这场反割台斗争中，有许多漳籍台胞积极参加。如龙溪、海澄、长泰等县籍台胞奋勇投入反割台斗争中。许南英任过台南筹防团练局统领，坚持民族大义，扼守台南抗击日军侵略，日寇占领台湾后，他举家迁回福建，落籍龙溪县。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又有不少漳籍台胞奋起反抗，其中以简大狮抗日义军影响最大。简大狮，原名简忠浩，生于台湾淡水县，祖籍南靖县梅林镇长教坎下村田边社，是长教简氏开基祖简德润的第十七世孙，属迁台第四代。青年时，他回祖籍省亲，正值家乡人民酝酿开设武馆，便和故里10多个青年一起聘请江西武术高手为师傅，以简氏宗祠为 “学武堂”，习武练拳。简大狮身材魁梧，学武仅两年，就能举起宗祠门前的石雕雄狮，环宗祠一周，人们夸奖他力大如狮，因此得名简大狮。出师后，曾在漳、厦、石码一带演武献艺，不久，渡海返回台湾。他广收学徒，演武卖药，加上品性刚直，不阿权贵，狭义好客，“市井佣工，均礼之若上宾”。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四月，中日签订 《马关条约》，清政府出卖了台湾岛。简大狮闻讯后无比愤怒，曾打算进京，刺杀负责签约的李鸿章，后被友人劝止。日本占领台湾后，简大狮的妻、妹均被日军奸杀，母亲和嫂子、子侄多人也相继被日军杀害。他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变卖了家产，募集义民1000多人在台北揭竿抗日。
同年11月27日，简大狮率领600多名义民首次攻打江头，切断台北电话线，转战沪尾街，与日寇赤狗支队巷战于台北天后宫，后因日寇大批援军赶到，义军退入山中。翌年5月21日，简大狮会集许恁考、卢爷等抗日义军260余人，进攻金包里堡和石门的日本宪兵屯所。后又攻打倒明湖，消灭日军10余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命赖乾刺杀日酋佐藤尚太郎。光绪二十三年 （1897）5月7日夜半，他会同詹振、陈秋菊率领的另一支抗日义军，共5000余人，攻占台北奎府街等地，与日军相持于天后宫前，直到第二天上午8时，义军才退至大屯山中。9月，他派遣曾亨部进攻金包里的阿磅庄，击毙日军少尉松本。翌年2月18日，简大狮、罗锦春、李养等各率义军数百人，合攻磺溪日本宪兵屯所，相持六日。日援军赶到，义军被迫撤出战斗，化整为零，继续游击于内寮及平顶庄一带。闰3月中旬，他又会合李豹成等义民千人，攻打沪尾及八芝兰街。另以罗锦春等2000人谋攻基隆以作呼应，因事泄未行，主力与日军战于竹仔山，旋退回大屯山。8月，日军突袭大屯山，大狮率众抗战，右腿受伤，遂退守金包里山中。12月17日，又会同詹番等300人，夜袭树林口日本警所，持续2天，未能攻下，遂撤出。日军实行封锁政策，大狮部处境困难，便南下龙潭坡、咸菜瓮一带，攻北埔日本宪兵屯所。简大狮率领的抗日义军，与日军血战百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军恼羞成怒，便集中大批兵力四面“围剿”。大狮率众与日军英勇周旋，终因饷械两穷，败退山区少数民族地界。最后内渡回到漳州，避居杨老巷简氏祠堂内，打算回南靖梅林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日寇得知简大狮潜回漳州，便要挟清政府，并派人来漳厦，收买厦门提督杨岐珍，要他逮捕简大狮。不久，简大狮在漳州被捕，随即解往厦门。在厦门厅清吏面前，他毫不屈服，愤慨陈词：“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奸淫我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一家十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倡义，惟我一介小民，犹能聚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然今事已至此，空言无补，惟望开恩，将我杖毙。生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犹感大德。千万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然而，媚外的厦门厅和漳州府官员，竟把简大狮交给日本侵略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农历2月29日，简大狮在台湾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简大狮惨死愤言，震惊海内。当时上海 《申报》发表评论说：“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上天公道，列祖列宗英灵，独留一台湾义民简大狮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武进士钱振鍠闻而悲之，赋诗哀掉：“痛绝英雄洒血时，海潮山涌泣蛟螭；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
在漳籍台胞武装抗日斗争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祖籍平和的抗日英雄赖乾。赖乾，1861年出生于台湾。少年时期的赖乾以渔为业，业余时间坚持练习中国传统武术，有一身好武艺。青年时期，赖乾极重义气，好交友，因与抗日义军领袖简大狮性格相近，志同道合，遂结为异姓兄弟，积极参加简大狮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大规模抗日武装斗争受挫后，赖乾与简大狮等率领抗日义军退入山区，他们经常化整为零，分散对日军展开游击战，用飞镖、匕首、铁棍、手榴弹狠狠打击敌人，使得日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在诸多斗争手段中，刺杀行动曾给日军以极大震慑。1896年，明治天皇和日本政府首相伊藤博文派遣日本中央巡查部长、精明强干的佐藤尚太郎率军赴台湾镇压台民反抗，主持 “治台大政”。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简大狮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刺杀佐藤尚太郎，并由赖乾担任刺杀任务。经过多次侦察，赖乾掌握了佐藤的活动规律。1896年元月14日凌晨，赖乾潜伏于佐藤官邸附近的一棵古榕树上，伺机杀敌。当佐藤带着四名警卫向古榕树走来时，赖乾屏住呼吸，瞄准佐藤的后背部左侧，右手一扬，一枚涂有毒剂的飞镖准确地刺入佐藤的心脏，随着一声惨叫，佐藤倒地毙命。此次刺杀行动，使日本天皇及伊藤首相十分震惊，从佐藤被刺事件中，他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对日军占领和统治台湾的反抗是何等强烈［2］！
在武装抗日时期，还有一些漳籍台湾士绅和地方官吏也起来参加反对割台斗争，如林维源，祖籍龙溪县，光绪年间多次捐巨款，支助兴建台北府城和基隆抗法斗争，授太仆寺少卿。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台湾民主国”成立，林维源被推举为 “议院议长”，他辞而不就。捐银100万两助抗日军民，随即携眷回厦门居住。日本统治者多次劝说他回台湾，许他高官厚禄，但他不为所动，坚持民族气节。另外，龙溪县籍人连横与胡南溟、林资修等一批爱国诗人，在台湾组织诗社，定期集会，慷慨赋诗，维护和宣扬中华文化，反对日本侵略。
二、漳籍台胞与台湾抗日民族运动
1915年以后，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镇慑下，逐渐沉寂下来，但是反日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变换另一种形式，这就是具有浓厚近代色彩的抗日民族运动。抗日民族运动是这一时期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一斗争中，漳籍台胞起了主导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民族运动领袖祖籍均在漳州。台湾近代民族运动肇端于 “台湾同化会”，林献堂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 林献堂 （1881～1956）， 祖籍平和县五寨埔坪村，生于台湾台中雾峰村。父林文钦前清举人。献堂幼学古书，通经史。日本据台后，林氏见武力驱除已经无望，遂从梁启超之教，决心利用日本中枢在治台方针上的分歧和矛盾，争取开明人士同情，以和平方式徐图恢复。1912年5月，林氏在东京，由日本浪人介绍，谒见了正在赋闲的明治维新元勋板垣退助伯爵，向他陈述了台湾总督府的种种暴政以及台人的诸多苦况，板垣为之动容。板垣出身于日本四大雄藩之一的土佐藩，明治维新时出过大力，以后长期领导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曾组成日本近代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素称 “民权之父”，具有很高声望和较开明思想。1914年2月18日，他应林献堂之邀履台进行16天视察。他深不以总督府做法为然，认为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日、台人应该一视同仁，作为中日亲善之津梁，进而促进东亚民族团结，共同抗击白色人种，故倡立 “台湾同化会”。他的主张得到林献堂等同声响应。11月22日，板坦再度来台，经月余筹备，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成立，板垣自任总裁，聘林献堂等20多位本地有影响的士绅为评议员，然后，板垣到台中、台南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
板垣的主张给予在总督府重压下苦闷彷徨的台湾绅民一个活动契机，他所到之处，民众反应热烈。在台中，有人听完讲演，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同化会犹我之慈母也。”在很短时间就有3000多人成为正式会员。当然不少人对板垣的 “同化”主张未必完全赞同，他们只是借此表示对总督府当局的蔑弃和痛恶。而总督府对板垣的主张及民众的反应则恨之入骨，但慑于板垣之地位与声望，表面逢迎唯谨，暗中则策划破坏阴谋。1915年初，板垣返日，当局对参加同化会的人士进行迫害，2月26日，终以 “妨害治安”为由解散同化会，“台湾同化会”仅存68天。
同化会解散后，林献堂避居东京，在台湾留日学生中继续开展活动。1918年，他与蔡培火、林呈禄及一群留学生发起撤废 “六三法”运动。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上兴起民族自决的浪潮，1919年3月1日，朝鲜发生有几百万人参加的争取民族独立的 “独立万岁事件”。接着中国大陆也爆发了五四运动，日本国内同时也出现民主运动高潮，这些事件给林献堂等人巨大刺激。1920年1月11日，以台湾留日学生联谊会组织高砂青年会为主的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台人第一个稳定的、带有政治结社性质的团体——新民会，推林献堂为会长，蔡惠如为副会长。新民会成立后，于7月16日出版会刊 《台湾青年》，该刊后来扩大为 《台湾民报》，并经多年争取获准在台湾本岛发行，成为当时岛上唯一由台人经营的报刊。该报经常发文抨击督府暴政，号召人民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对抗日民族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新民会还发起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战后，林献堂等人已不再满足撤废“六三法”，而是进而要求设置由内地人（日本人）、台湾人、高砂人 （山胞）选举产生，对总督府律令和预算具有审议权的台湾议会，使台湾获得民族自治。1921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等首次向日本帝国44届国会呈递有178人联署的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结果遭到日本国会拒绝，请愿失败。但林献堂回到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请愿运动在嗣后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组织推动下进一步展开，参加请愿的人越来越多，包含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广，还得到不少日本开明的教授学者、国会议员、政坛元老的同情和支持。从1921年至1934年，几乎年复一年连续进行了15次请愿，但日本议会偏信总督府危言，始终不予采择。历时15年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请愿运动以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思想为依据，以争取台湾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为目标，体现了不肯屈服的台湾民众力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努力。这一民族运动的主旨是拒绝作为统治阶层的大和民族，以求保存自身源自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一由台湾知识分子发起的现代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许多民众的响应主要是因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台湾民众的这一要求，它为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和方式。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近代政治权益思想的宣传，也使台湾众多工农民众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剥夺和侵犯。正由于请愿运动的示范作用，在20世纪20、30年代，台湾岛内出现了声势颇大的非暴力抗争潮流，同时，请愿运动对日本占据台湾后出生的青年人接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和教育作用。请愿运动所宣传的争取政治权利的思想与文化协会所进行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介绍相配合，又使许多日本占据台湾后出生、被强迫接受日本式教育，从来或很少接触过中国文化的台湾青年人认识到，他们是中国人，是日本人压迫的中国台湾人。他们的反抗思想也就不时表露出来。因此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兴起，促使台湾社会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盼望回归祖国的信念起承转合、薪传有人。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许多在日据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能够投身大陆参加抗日运动的主要原因。
在岛内民众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情景下，1921年10月17日，由新民会推动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林献堂为总裁，蒋渭水等人为常务理事。蒋渭水，祖籍龙溪县，出生于台湾宜兰，是这一时期漳籍台胞中一位杰出的民族运动领袖。台湾文化协会虽然宣称以讲学修德、助长文化之发达为宗旨，实则从事政治活动。它成立后，取代新民会成为民族运动的本营。台湾文化协会除领导请愿运动外，还开展各种文化教育启蒙活动，他们在各地遍设新闻杂志阅读所，陈列各种报刊供人阅读，经常举办文化讲座，传习历史、社会、法律、卫生、经济、宗教知识，不断组织会员深入民间巡回讲演，在台湾人民尤其是青年中间产生巨大反响。台湾总督府从文化协会成立那天起，就对之防范殊深。1923年1月，总督府将日本国内专用来镇压政治运动的 “治安警察法”搬到台湾施行，藉以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
1923年1月30日，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立 “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未能获得台北警方批准。蒋、蔡等人乘第三次赴日请愿之机，2月16日以同样组织名称和章程向东京早稻田警署登记，成功地通过注册，回台后，他们有时公开以这一组织名义活动。12月16日，督府借口此举违反了 “治安警察法”，秘密拘捕了蒋渭水等41位民运中坚，另有58人受到搜查和传讯，造成震动一时的 “治警事件”。第二年3月1日，蒋渭水等18位民运领导人受到起诉，7月开庭审理，被告及其律师在法庭上与检察官展开长时间激辩，经9次庭审，8月18日台北法院宣布被告全部无罪。但检察官再次起诉，10月19日举行二审，结果蒋渭水、蔡培火处刑4个月，蔡惠如、林呈禄等5人各3个月，另外6人各科罚金百元，其他5人无罪。
“治警事件”是台湾当局对民族运动志士的一次大规模迫害，但此举并没有阻遏民族运动的勃兴，反而使这一运动的火焰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入狱时有成千人群跟随相送，出狱时人们为之鸣炮开道。1925年，在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大大增多，民族运动蓬勃发展。
随着台湾民族运动的开展，文化协会日益扩大，会员之间因出身、经历、教育不同，思想、主张和行动也日趋歧异。大体说来，林献堂、蔡培火等老成士绅一贯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方式逐步使台湾摆脱日本统治，以王敏川、连温卿等青年学生为主的一派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阶级，蒋渭水在思想上与林献堂比较接近，但行动上比较激进。几派会员经常互相攻击。1927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举行临时总会，通过了连温卿等提出的会章修正案，将结合无产大众，推行阶级斗争，达成民族解放等内容写进会章，于是文化协会一变成为左倾政治团体。1927年7月10日，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因不赞同连温卿等人主张，另组 “台湾民众党”，并于10月1日正式脱离文化协会，领导台湾民族运动的文化协会于是分裂。分裂后的文化协会称新文协，新文协积极建立工农团体，开展工农运动，行动日趋激烈。台湾共产党员蔡孝乾、谢雪红加入新文协，积极参加其活动和领导。在他们推动下，新文化发动和指导了一系列较大的反日群众运动。
台湾文化协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上，‘台湾文化协会’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也为台湾抗日活动中极有力的一个组织。”［3］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反抗日本统治者、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实际行动。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以各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增强台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认同。包括漳籍台胞林献堂、蒋渭水、连雅堂在内的一大批台湾知识分子参加了台湾文化协会，传播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意识，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员，有的还投身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体现了会员对中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许多文化协会会员，不但从事属于日人禁忌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工作，甚至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时，也动辄提及令日本殖民当局难以容忍的汉族、中国、祖国等词。例如，据台湾总督 《警察沿革志》记载，1921年文化协会理事黄呈聪的父亲黄参两愿携眷移居支那 （中国）漳州，声称将永久去做支那人［4］。 故台湾总督府攻击文化协会 “怀慕中国之情甚高，与中国人日益亲善，期待国权回复”［5］。正因为此，日本统治者对台湾文化协会感到恐慌，不断进行干涉和破坏，并于1931年将之强行取缔。
以蒋渭水等人为代表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提出了 “对内唤起全台湾人民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6］的口号，在全台共举办了303次演讲会，听众多达85920人以上，除了一般的演讲会以外，也举行了五十次 “政谈演说会”，吸引了30280人次的听众，至于教育影片则播放了90次，参与的民众有35000余人，启发了民智，促进了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7］。
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台湾民众党内部出现矛盾现象，蒋渭水派逐渐倾向工农运动，而与林献堂、蔡培火派的议会请愿路线渐渐疏远。直到1929年10月，民众党确定了以工农关怀为诉求的路线后，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便脱离台湾民众党，并于1930年8月另组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民族运动又告分裂。
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人士认为在战争的气氛下，要再从事政治运动，是相当困难的，但仍没有放弃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1936年6月17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 “始政纪念日”。按照惯例，每到这一天，在台湾的日本政客都要进行活动。林献堂应 “台中州知事”的邀请，参加了台中公园的 “游园会”。一名日本浪人警告他必须辞退 “总督府”评议员及其他一切公职；对在上海称“祖国”［8］之失言，公开表示谢罪；今后不得再参加一切有关政治、社会、文化等活动。但林献堂不为所动，遂遭到日本浪人卖间善兵卫的当众殴打，这称为 “祖国事件”。林献堂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日本特务殴打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岛和日本，激起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怒。东京、大阪等地的台湾留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强烈要求日本当局惩处凶手，有的留学生还表示要利用假期回台，报复殴打爱国人士林献堂的日本特务。日本当局怕此事越闹越大，难以收场，于是派人到各大学做台湾留学生的工作。几个月后，此事才得以平息。这次“祖国事件”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一部分，表达了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潜藏在内心深处浓厚的祖国意识。此后，林献堂等避难日本，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在8月15日召开 “第四届联盟大会”，宣布 “该联盟解散”。这同时表示20、30年代台湾对抗日本统治的政治运动的结束［9］。
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虽然在对抗日本殖民当局的姿态上或对中国期待的程度上不如文化协会来的那么明显，但本身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总的来说属于 “改良”、“统一” 这一范畴［10］。 从 “回归祖国”的最终目标来说并无二致。
总之，1915年至1937年这20余年的台湾反日民族运动，是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已趋稳固的情况下，利用宪法保障的权利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温和、合法的政治活动方式与日本统治者继续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抗形式。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使日本当局 “同化”的希望落空。领导这一运动的人物在反抗日本当局的残暴统治、争取人民应有的权利、唤起大众民族觉悟等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行动上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办法，他们都为摆脱异族统治而殚精竭虑。
三、漳籍台胞抵制日本 “皇民化”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了将台湾变成其南进基地和物资供应站，加紧对台湾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驻防兵力之强，为本土以外诸岛之最。在这种军事统制下，台湾人民像以往那样举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已属不可能，但他们仍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与日本统治者展开斗争，为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国土光复贡献力量。这一时期值得记述的是台湾人民全民性的抵制、排拒日本统治者推行的 “皇民化运动”。漳籍台胞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台湾沦亡后，台湾人民顽强地保持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他们继续使用汉语汉文，设立书房私塾教授自己的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保留原有风习、民间宗教信仰。总之，台湾国土虽亡，而汉民族的心理意识以及生活习惯依然如故。而所谓“皇民化运动”是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者为了泯灭台湾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消除反日情绪，不惜以急功近利的办法企图将台湾人民迅速同化为日本 “皇民”的把戏。其主要内容包括：强制推行日语，禁止说汉语和地方方言，违者罚款；强制实行日本式生活方式，强迫台湾居民改用日本姓名，禁止过中国传统的春节和中元节，规定每家设置榻榻米、日本式澡盆，焚毁民间奉祀的中国神祇，大力推行日本神社崇拜；强化日本皇民教育，倡导忠君（天皇）爱国 （日本），强迫接受日本国民训练，培养服从、好斗的日本国民性格；加强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强迫作家和刊物创作、发表皇民文学，禁演闽南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大力推广日本皇民剧。日本殖民者还加强对台湾青壮年男子的军事训练，将大批台湾青年输送到日本侵略战争前线充当炮灰。日本殖民者推行的 “皇民化运动”，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从思想意识到具体行动，可以说无孔不入，其目的就是企图消灭中华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力图在台湾培养大批顺民，使台湾永远充当日本的殖民地。“皇民化”运动实质上是由日本殖民者发动的对台湾人民的 “去中国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在运用政权机器进行高压的同时，还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皇民剧”的巡回演出等各种媒介，推动 “皇民化”政策，妄图彻底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祖国意识，从而将台湾人民同化为日本帝国的 “忠良臣民”。
但是，包括漳籍台胞在内的全体台湾人民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强韧的民族情感，台湾先辈曾为光复宝岛流血奋斗了40多年，岂是日本同化得了的！在台胞自发抵制下，“皇民化”成效甚微。例如，尽管当局迫令台胞使用日语，并大力表彰所谓“国语家庭”（指在日常生活中均使用日语的家庭），享受与日本人同等配给的优待，但到1941年，台北市仅有这样的家庭171户，战时留在岛上备受日方笼络的林献堂即终身不讲日语。又如，日方规定不改用日本姓名的居民不准登记户籍，不得领取战时配给，公教人员则开除公职。但到战争结束时，改用日本姓名的台胞仅占人口总数的9%［11］。有些人为了谋生即使被迫改名，也每每使自己的姓氏带上民族标记。如 “刘”为中山 （隐含刘备为中山靖王后裔之义），陈为 “颍川”（汉颍川郡为古代陈姓聚居之地），魏为 “大梁”（大梁为战国魏都）等。再如，日本殖民者强迫台湾民众改中国传统的寺庙神明奉祀为神照大神奉祀，台湾民众深恶痛绝，纷纷以各种方式坚持原有信仰，抵制日本的宗教同化。史载 “甚至在日据时期，闽台妈祖信仰的交流也没有停止过，总有一些信徒不顾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渡台进香”［12］。1934年末，全台妈祖庙有335座，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100座。对保生大帝的祭典活动也从未间断，“即使在日据时期，照样一年一度为吴夲举行诞辰祭典，香火依然旺盛，甚至派人到大陆白礁等地谒祖进香”[13]。虽然神灵信仰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台湾民众主要是将它们当作祖国文化因素而力图加以保存，以此坚持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论述漳籍台胞抵制 “皇民化运动”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漳籍台胞连横所起的先驱作用。连横，祖籍龙溪县人，生于清末，长于日据时期。连横从事新闻工作，目睹时变，着手撰写乡邦文献 《台湾通史》。《通史》记述从土番射飞逐走养生，到隋炀帝经略台湾；从宋初与大陆互市到明清移民开拓；从郑氏驱除荷夷，到日本殖民者侵据台湾的历史。其目的是使台民明确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容日本占据。以台史唤醒民众灵魂，启迪台民虽身遭外侮，但不能数典忘祖，要爱国爱族。《通史》还对 “乙未抗日”坚贞不屈、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给予大力讴歌，又为抗日英烈吴汤兴、徐骧、姜绍祖、林昆冈、吴彭年等立传论赞。连横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吴彭年的抗日事迹，指出，吴彭年以一书生，提数百之旅，出援台中，“八卦山之役”，带领500黑旗营与日军奋战，因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通史》赞论吴彭年的义举是“见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薄云天而光日月”。《通史》为抗日英雄论赞，无疑是在召唤台民们勿忘血泪史，要学英烈精神，继英烈遗志，坚持抗日斗争，团结奋斗光复台湾。另一方面可看到 《通史》作者横眉冷对强权、敢于向异族抗争的志节与浩气。针对日本殖民者禁止台湾人民使用台语的图谋，连横指出，日人消灭汉文、台语的目的，是在 “败人之纲纪，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最后是 “去人之史，灭人之国”。据此，连横和台湾有识之士，为保存汉文台语而奔走呼号，他着手整理 《台湾语典》，“一以保存，一谋发达。苟此而整理之、演绎之、发扬之，民族精神赖以不坠”。连横撰著 《台湾语典》是从忧国忧族出发，意在保存台语、发展台语，传衍民族文化，其实质是在对抗 “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者禁止台湾人民使用汉文，连横也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积极撰文向民众宣传保存汉文的意义、作用。他指出：“中国果无汉文，则五胡之俶扰，蒙古之并吞，觉罗之耗 （败亡），种其灭矣，国于何有？而今能存者，则汉文之功也。”他以历史的兴替，提醒台湾人民认识保存汉文，即保护汉族，保护祖国；忘却汉文将导致忘族亡国。连横疾呼日人禁汉文 “其害甚于 ‘焚书坑儒’”，要台湾人民团结一心，为保存汉文而努力。连横还以笔为枪与日本殖民者抗争，发表数百首爱国抗日诗篇，起到揭露敌人、鼓舞斗志、团结抗日的作用。连横一生的力作，得到各方面高度的评价。《台湾通史》被人们誉为 “其势力超过日本全部海陆空 ‘军’ 的巨著”［14］。 可见漳籍台胞连横在抵制 “同化”斗争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收电档》，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四月初二日电。
［2］参见赖泽民：《台湾抗日英雄赖乾传奇》，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17～20页。
［3］黄大受：《台湾史纲》，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4］《警察沿革志（三）》，第 169 页。
［5］若林正丈：《台湾总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4月，第161～162页。
［6］王晓波：《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113页。
［7］《警察沿革志（三）》，第 447 页。
［8］1936年3月，林献堂参加《台湾新民报》举办的“华南考察团”。当他们一行在上海接受欢迎时，林献堂在致辞中说：“我们来到上海，就是回到祖国。……台湾虽然与祖国隔绝了几十年，但两岸人民的心是隔不断的，相信总有一天台湾会回到祖国的怀抱。”见冯作民 《台湾历史百讲》，台北青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9］蔡培火：《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1983年出版，第491页。
［10］若林正丈：《台湾抗日民族运动中的“中国座标”与“台湾座标”》，见黄康星主编《近代台湾的社会发展与民族意识》，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1987年出版，第294页。
［11］王诗琅：《日本殖民本制下的台湾》，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189页。
［12］杨金涛：《闽台文化自古一体》，《统一论坛》，2003 年第4期。
［13］姚同发：《台湾历史文化渊源》，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
［14］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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