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及教育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他曾翻译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并收录在其作品《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本文以该译本为研究对象，拟从变译理论视角下，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制”因素，并探讨译者如何通过主体性的发挥，实现对原作的“反制”，以达成将话语权从原作轉移到译者自身的目的，以期为今后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变译理论 译者主体性 潘光旦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翻译是社会行为，而译者是翻译过程最活跃因素，既是“语言人”，也是“社会人”，其所有翻译行为都在具体社会语境中展开。因此译者的翻译活动既受制于各种因素，但也能通过发挥主体作用反制于原作的藩篱，拿到话语权，实现自身的翻译目的。黄忠廉教授的变译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译论，从翻译单位、翻译策略、翻译过程、翻译机制等维度提出深刻且崭新的观点，并以变译的主客体论突显译者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试图借助变译理论，解读潘光旦在翻译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特性》）过程中体现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应用，从“受制”与“反制”两个维度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主体性彰显的途径与策略，为译者开展翻译活动提供新视角。
一.黄忠廉的变译理论
（一）变译理论的定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西方学者指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文化因素对翻译者有巨大的影响”，（Lefevere，1992：14）并提出翻译是“改写”（rewriting），是“操纵”（manipulation），从而引发了翻译界对译者和影响译者翻译过程的各种文本外因素的探讨，自此，翻译研究不再局限语言文字的字面对等，而是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究。在该翻译新浪潮下，黄忠廉教授基于大量的翻译实践以及不断研究完善，于2002年将“变译”确认为“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2002：96）。与全译力保原作的内容与形式相比，变译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摒弃“保全”的翻译思路，打破原作形式的束缚，理清内容主次，着眼于对原作内容的取舍、改造与重构，突出原作价值，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
（二）变译理论“变”的层面
变译理论从两个层面阐述“变”的特征。宏观而言，变译理论译者和读者同时带到幕前。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读者群的需求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即译者的翻译行为必须指向读者需求。其次，变译旨在达成虽形变但意不变的异化效果，是在肯定原作价值的基础上，“部分否定”原作中不符合译入语需求的内容，通过“变”的手段达成“译”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提高智力投入的效率，加强文化交流的意义。
从微观来看，变译的“变”主要体现在六个递进层面：1）因读者而变，2）由译者来变，3）对原作施变，4）摄取的战略，5）变通的战术，6）信息的集约（黄忠廉，2002：89-95）。从翻译的选材与动机、主体与对象、策略与方法、质量与效果等角度论述变译活动的特点，以“变”贯穿翻译全过程，而各层面又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翻译目的的达成，实现译文价值的最大化。
（三）变译理论“变”的方式
整体上，变译理论要求“因读者而变，由译者来变，对原作施变”（黄忠廉，2002：89）。其中的“变”指的是变通，包含七种手段，即“增、减、编、述、缩、并、改”，又由此总结得出十一种变译方法，即“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黄忠廉，2002：124），与原作照搬翻译不同，变译理论强调转变翻译思路，在保持原作内核不变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各种手段改造原文。以“变”为中心，从词、句、段、章、篇等语言层面解构原作，以语用交际为考量，通过对原作的“非全译”的重组，保留原作内核，确保语际交往顺畅。整体上，变译理论提供全面且详实的翻译方法，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及针对性。
二.潘光旦翻译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潘光旦（1899-1967）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及教育家，是较早将优生学引介到中国的学者，提出“优生强种”提高民族素质的主张，但其译者身份长期不为人知晓。潘光旦的译作超600万字，主要涉及生物学、社会学等，其“翻译实践是其学术研究工作重要的一环”（郭家欣 马士奎，2017：42）。同时他的“译作以及他对西方优生学专文的介绍和评述促进了国人对于优生学的全面理解”（蒋功成，2007：80）。
《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是潘光旦先生早期关于优生学研究的选集，成书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五章，分别是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中国人特性”，第三章“自然淘汰与特性的由来”，第四章“民族的病象”和第五章“民族卫生的出路”，第一、四、五章由潘光旦撰写，其他两章是其译作，第二章由翻译自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特性》）的译文构成。整体而言，全书“兼有原创与翻译的性质和成分，属于比较特殊的学术‘写译作品”（马士奎 孙建玮，2022：92），是潘光旦宣传以民族卫生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作品。
在亟需建设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在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提出诸多设想，而潘光旦认为中华民族的遗传品质存在先天不足，导致各种民族病象，因此在本书中，潘光旦以优生强国为目的，借以明恩溥观察的中国人的特性，从优生角度解释中国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为优生学的认可与传播奠定基础。同时，“《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在当时中国人之间引起广泛的兴趣绝不是偶然的，潘光旦优秀的节译本在这方面可说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吕文浩，2002：769）。因此，研究潘光旦的译本不仅能更好理解他的优生学思想形成的渊源与内涵，同时通过彰显其译者身份，能更全面充分地认识潘光旦。
三.变译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
翻译是人的活动。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译者的主观意识和创造能力影响着翻译行为。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22）。变译理论认为“在这一系统中译者的恰当决策，不仅取决于他本人如何对待原作，而且取决于他是否切实地知道另一个主体--译语读者--对原作信息的需求”（黄忠廉，2001：205）。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无可避免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译者的“受制”和“反制”两个维度阐释变译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与表现。
（一）受制
“受制”意指受到控制，这里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限的固有属性。译者需在原作的基础上翻译，不能任意修改原文，需依循特定翻译目的从事翻译活动。在变译理论关照下，主要从原作和读者两个维度分析潘光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受制情况。
1.受制于原作
译者的翻译活动离不开原作，原作是译作出现的依据。Chinese Characteristics作者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成书于1887年至1889年间，是明恩溥于19世纪晚期在中国传教几十年里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品行德行的描述合集，经由增删整理后形成27章，力求以客观角度论述中国人的特性，但因其固有的西方文化优越感和传教使命使得明恩溥批判封建中国的弊端虽清晰却缺乏深度，并有极强的主观性。该书有大量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事实描写，或好或坏均归因于儒家学说的影响，认为儒家学说终将殆尽，甚至提出只有基督教才能拯救积贫积弱的封建中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该书主要以山东农村为背景，列举包括“爱面子、勤俭、礼貌、不守时、固执、保守、思想混乱、麻木不仁”等26个中国人的特点，企图构建西方话语权中的中国人形象，本质上仍是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服务。同时，“有关中国人特性的归纳更多是其个人情感的体现，而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翁伟志，2009：134）。因此，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呈现了直接观察获取的真实信息，但大都是片面、有限，且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不同于中国价值取向的截取，就以此概括说明中国国民性的确有失偏颇。不过对当时处于动荡与转型的中国而言，生活在中国几十年的明恩溥的论点也能让中国人窥豹一斑，虽不全但也足以令人自省，同样影响着中国知识精英社会民族革新的批判式思考。
2.受制于读者群体
变译的主体包括译者和读者，且读者这一因素在制约译者活动时起决定作用。“读者的层次性，规定着价值取向的层次性，形成了不同层次翻译需求的差异。如果忽视这一差异，忽视你的读者群的类型，不重视满足他们的需求，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成了无源之水，成了无的放矢”（黄忠廉，2002：80）。由此可见，服务读者是翻译活动的落脚点之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目标读者的社会层次、文化水平、阅读需求等，这些都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策略以及风格等。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成书于近代中国，彼时，中华民族处于全面觉醒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各界精英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文化转型展开深刻的思考与讨论，“各界知识人士纷纷投入对优生学的研究之中，它被当做改良种族，达成复兴的利器郑重推向社会大众”（刘波儿，2012：88）。而潘光旦也是众多致力于推介种族改良思想的学者之一，希翼大众能正视遗传先天不足的问题，并能通过民族优生实现民族复兴。“近代优生学的翻译者、研究者、宣传者不用说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些优生作品的阅读对象也主要是知识分子”（蒋功成，2008：174），而起源于西方的优生学曾被当做政治斗争和种族清洗的“武器”饱受争议，在20世纪初引入中国时，不少人认为有宣介种族主义之嫌，因此在与精英知识人士宣传优生学过程中，需要大众直面中国国民性的不足，虽潘光旦研究优生学，并对中国国民性有个人见解，但翻译明恩溥的作品是“借他人之口引起人们对国民性的思考，规避风险的动机非常明显”（马士奎 孙建玮，2022：92），是以避免读者认为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述都是他的主观臆断，缺乏说服力，同时提出解决民族病象的途径也决然不是打着种族优劣的旗帜，而是說明“民族的先天不足唯有民族卫生的药方可治”（潘光旦，1937：VIII）。
（二）反制
“反制”指的是反击。即译者操纵翻译过程，把原文话语变为译者话语，突破原作的限制并实现超越。译者对于原作的处理标准与方式决定了原作与读者见面时的形态，译文是原作得以延续和传播的重要途径。译者的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需兼有读、译、创的能力，每个环节都能烙上译者的印记。
1.翻译目的
变译理论中提及信息失恒律，认为不应“单纯以原作所含价值去衡量它在变译中的价值，必须同时据原作信息与译语读者所需的信息的不守恒去说明，用以考察原作，将其价值转化为在译语中的使用价值”（黄忠廉，2002：234），而转化的执行者即为译者。译者翻译行为和结果是基于对原作理解、翻译动机的意向性解释，是主观表达内在翻译需求的表现，是在读者面前打造原作及原作作者形象的刻意行为。
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自序中，潘光旦提及选择明恩溥Chinese Characteristics翻译的原因，“中国人特性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一班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种什因，结什果...此种特性的演变而成，当然也不是例外。明氏单把果和盘托出了，并没有讲因，恐怕他实在也不太明白因之所在；不过讲淘汰学说的我们是明白的；拿我们所明白的因和明氏所描摹的果联系了看，便恍然于因果的不爽了”（潘光旦，1937：3-4）。首先，潘光旦肯定作为传教士的明恩溥在中国农村所见中国人身上的特性，但是认为其只看到表象和结果，未能解释中国人身上特性形成的原因，故以翻译明恩溥的作品佐证中国人身上的民族病态，并引出淘汰学说（优生学）阐释中国人的特性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原因，指出中华民族的病象与自然环境、社会作用、文化选择等关系，并提出实现民族卫生的路径，才是本书写作的真正原因，而并非是单纯地译介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可以说，本书的翻译是为写作服务。
就章节编排顺序而言，“中国人的特性”译本安排在第二章，是从寻常的观察见闻，推进到第四章“民族的病象”中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度剖析。同时，潘光旦也并未将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翻译完全，而是从原书的27章中选译15章，并重新编排，“最初五章所描写的是生理与心理的品性。其次三章的经济的品性。后来六章全部是社会的品性”（潘光旦，1937：IV）。由此可见，对原作章节的重排和删减是译者“操纵”原作的体现，是指向翻译目的的主观改造。毕竟，潘光旦首先是《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的作者，在译者和作者身份面前，优先选择的是作者身份，所挑选的章节也都围绕中国国民性展开，以写作目的驱动翻译内容的选取，“译”为“写”服务。书中收录的翻译作品也只是“他山之石”，经由大刀阔斧的改动符合整体作品的读者需求和写作目的。
2.翻译策略
变译理论中探讨七种变通手段，即“增、减、编、述、缩、并、改”，以及八种变译单位，即词层、短语层、句层、句群层、段层、篇层、章层、书层。译者决定翻译策略的运用，突破原作的限制，可以有意识选择是“隐匿”或“显现”，这在潘光旦处理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译本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其所言，译文中“间或也有就译者经验所及，特别添注的地方，添、用方括弧，注、用圆括弧，分别标出，以明责任所在。译笔以不失原意而能传达原文的谐趣为主”（潘光旦，1937：IV）。事实上，选译的每一章节里，不仅有“添”，还有对原作大量的删减、重排和整合的翻译现象。现依据变通手段的分类，即“变译与原作及其全译在信息量比较方面，是变译信息量大于原作及其全译信息量，或是变译信息量小于原作及其全译信息量”（黄忠廉，2002：108），围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分析潘光旦翻译Chinese Characteristics时“反制”的翻译策略。
（1）变译信息量大于原作及其全译信息量
首先從章节名称来看，原文使用的是“Face”、“Economy”、“Industry”等名词直观描述中国人的特性，而译文相应翻译为“爱脸皮的中国人”、“节俭的中国人”、“勤劳的中国人”等，即原先特性变成形容词功能，修饰的是中心词“中国人”，这是译者突显原作者“在场”的翻译行为，强调是“明恩溥”作为外国人所看到的中国人特性。当然，潘光旦的译本中更强调的是“译者在场”。最为突出的表现方式是选译的章节中都时不时出现“译者按”的释评现象，以圆括号形式标明，在翻译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批注，以明译者对部分原文的看法、观点，从而实现与作者、读者的对话，也使得译文传递信息量远大于原作。
潘光旦通过“译者按”点评明恩溥的写作行为，指出原文不妥之处或是表达对原文一针见血描述的赞赏。例如，在“活易死难的中国人”（Physical Vitality）中，明恩溥认为中国长寿老者甚多正好证明中国人“不易死”，而潘光旦则在译文后反驳，“明氏这一点论证实在很没有多大力量...我们尊重高寿的人，安知不是因为高寿的人是在太少的缘故”（潘光旦，1937：48）。在“尔虞我诈的中国人”（Mutual Suspicion）中，原文认为负责粮食供应的人容易被误会克扣公粮，这也是中国人相互猜忌的体现，潘光旦在译文后点评明恩溥的说法“鞭辟入里”，看到贪污问题后一半原因“以当明氏为第一人”，且上升到“自私自利的人和猜忌污蔑的大众心理，须里应外合，才会造成贪污的风景”（潘光旦，1937：145）。显而易见，增加信息不仅表达译者对原文作者的赞赏，还借由此向读者输出对贪腐原因的个人看法。
另一个增加译文信息量的做法是“增述”。潘光旦会针对原文内容，增补背景知识弥补文化差异。在“没有‘神经的中国人”（the Absence of Nerve）中， 原文仅提到“We are awakened by slight causes...and when sleep is once interrupted it is banished”（Smith，2014：72），但是潘光旦在译文后用方括号的形式详尽地增补“楼上扔鞋子和失眠”的故事，说明“最富有神经的人”的表现来作为对比。而在“尔虞我诈的中国人”（Mutual Suspicion）中，原文论及“outside”（见外）一事，举例外国人或外乡人的境遇，译文后添加道，“中国人朋友之间也常用‘见外二字，无须客气的地方表示客气，就是见外，见外就是不信任，就是猜疑”（潘光旦，1937：146），强调“见外”在中国人中普遍存在，更进一步支持明恩溥对于中国人善于猜忌的论断。
（2）变译信息量小于原作及其全译信息量
除对章节数量的缩减外，潘光旦选译的章节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减”、“缩”、“编”。“删节时大率遵循二三简单的原则：一、所叙与特性无干；二、就译者的眼光去看，所叙名为特性，或貌似特性，而实非特性；三、所举特性的实例过于琐碎，地方特色太重，或早陈迹为时人所不易了解”（潘光旦，1937：IV）。译文章节内常用省略号标识删减，若章节末尾的删减是直接不译，整体译文信息量少于原作。翻译信息量的缩删考验译者的翻译品格、翻译主张和翻译策略等，潘光旦译本紧紧围绕“中国人的特性”描述展开，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突出中国人特性，适度删除次要信息。由于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目标读者面向西方，描述某个特征与西方有明显不同时，明恩溥会稍加着墨，或强调文化因素，或以西方人举例。但译文将这部分适度删减。如在“言而无信的中国人”（The Absence of Sincerity）中，原文提及《论语》中关于“信”的论述，并列举“Dr. J. Singer”和“Dr. Legge”二人对中国历史的敬仰。译文则将这两人的描述一并删除。
其二，凝练核心观点和典型事例，省去重复琐碎的例子。在“无恻隐之心的中国人”（the Absence of Sympathy）中，原文列举母女、婆媳等关系说明家庭关系不和睦的中国现状，潘光旦并未一一翻译，而是在圆括号内说明，“作者在下文讲了不少的中国家庭人员间种种不和睦的情况，词长不译”（潘光旦，1937：129）。
其三，保留现象描述，原因解释多缩减或不译。在“知足常乐的中国人”（Content and Cheerfulness）中，原文描述中国人信命，故安命守常，容易知足常乐，认为是由于中国文化落伍、政治经济水平低下造成的，甚至认为“Chinese contentedness is antithesis of progress（中国人的知足常乐阻碍进步）”（Smith，2014：134），潘光旦只选译前半部分，对分析的原因用省略号代替，在后文第四、五篇章中提出个人见解，并给出解决建议。
（3）变译信息量相当于原作及其全译信息量
这里的变译处理并非将原文全译，而是通过“改”、“并”和“述”等方式表达原文信息量但不拘泥文字层面。在“活易死难的中国人”（Physical Vitality）中，将“If a people with such physical endowments as the Chinese were to be preserved from the effects of war， famines， pestilence， and opium， ”（Smith， 2014： 121）整合为“中国人既有此种天赋的能力，假若今后能减少天灾人祸的种种痛苦，”（潘光旦，1937：52），原文列举war（战事）、famines（饥荒）、pestilence（瘟疫）和opium（鸦片）说明中国人经历过的苦难，但译文中仅用“天灾人祸”一言概之，语言表达更凝练。
另一种保留原文信息量的变译手段体现在对原文段落的重组，即将原文的段落拆分或合并，改变原文的布局。在“婉转的中国人”（The Talent of Indirection）中，潘光旦将原文第一段拆分为三段，分别增加第一段“中国人是有婉转的天才的”，第二段举例“盎格鲁萨克逊人”没有这种天才，第三段则重点讨论中国文字中各种客套的表述（潘光旦，1937：155），逻辑层次更加分明，中国人婉转的特性更突出。
整体上看，该译文信息量与原作不一一匹配的地方很多，无疑不是降低对原作的“忠诚”，明显的写作需求远远大于翻译需求，是在“借景抒情”。但全文并非是胡译、乱译。潘光旦的增删并不随意，增述多是对原文有误信息的争一争，辩一辩，以及对偏僻冷门信息的释义，并以括号形式“以明责任所在”，删减枝叶末节，却并未篡改原作内涵与核心，充分凝练中国人特性的论述，译语平实易懂，体现对读者的充分尊重。
20世纪初的译介活動中对原作的“操纵”并不罕见，“忠实”不再是评价译文优劣的唯一标准。新时代背景下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是话语权构建的强有力工具，而译者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译文信息传递取决于译者的道德涵养、学识素养、文化品质和双语技能，不能“滥用”译者的主体性。以变译理论视角研究译者主体性，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全面丰富的实操策略，既能理清译者“受制”因素，又能指明“反制”策略，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合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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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来源：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变译理论视角下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中译作的研究”（GXKS2021QN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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