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内容摘要：普列姆昌德和鲁迅两人的短篇小说都描写了20世纪初中印两国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真实反映了中印两国女性的的普遍生存状况，体现了反殖民反封建的共同的时代主题，又各有其独特的批判视点。普列姆昌德重点表现封建夫权观压迫下女性的其觉醒和反抗，并将之与民族独立的时代呼声相结合；鲁迅则重在揭示女性悲剧命运下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原因，突出反封建的时代主题，探求女性解放的出路等现实问题。

　　关键词：普列姆昌德 鲁迅 女性 短篇小说

　　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Premchand，1880年-1936年）生活的时代也是印度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开展民族独立运动的时期，在他的小说中，不同阶层的女性都经历着相似的艰辛生活和悲剧命运，反映了彼时印度女性在宗教习俗的压迫下、在封建婚姻的束缚中苦苦挣扎的悲惨境遇。与普列姆昌德同一时代的鲁迅也将笔触对准了农民、妇女等遭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在鲁迅小说的人物中，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主要地位，但是都极具代表性，她们是旧中国无数女性在封建压迫下悲剧的缩影。鲁迅与普列姆昌德描写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命运都既有农村女性，也有一些城市女性和知识分子女性，涉及各个阶层，反映了两国女性所受到封建社会和礼教的压迫，也体现了两位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独特的批判视点和不同的女性观。

　　一.被欺压的寡妇

　　普列姆昌德的《穷人的哀号》讲述了一个婆罗门寡妇孟伽被村庄的文书财主拉姆·塞沃克欺骗霸占了财产。她苦苦索要始终不得，慢慢的成为游荡在塞沃克家周围的疯女人并最终死在了他家门前，被众人鄙视和疏远的文书及其家人终日活在恐惧中，最终家破人亡。小说主要塑造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寡妇孟伽，一个是无赖文书拉姆·赛沃克。寡妇孟伽原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妇女，她既是高种姓的婆罗门，还有因丈夫在战斗中牺牲获得的政府抚恤金，是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女性。然而，当她发现自己的钱被赛沃克霸占后，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办法和手段讨回。孟伽没有念过书，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要回财产，当她求助村子里的长老会时，面对文书的巧言令色和狡辩，长老们也毫无作为，最终逼得孟伽只能以命讨债。

　　失去钱财的孟伽原本不至于走向失去理智和死亡的悲剧，但是在讨债的过程中孟伽失去了理智，被逼成了半人半鬼的疯女人，只能用自己的死报复文书。对于孟伽和文书拉姆·赛沃克，普列姆昌德都是用一种冷静和戏谑的笔触来描写。除了多次戏谑地讽刺文书的虚伪、贪婪、无耻的丑恶本质，对孟伽的描写也是同情中带有批评。在孟伽死后，作者评论道，“她立意要死到他们家的门口，她把自己的命也交给了那夺走了她一生全部财产的人，她把自己的肉体也献给了他。人是多么爱财！财产比生命更可爱，人到老年尤其如此。还债的日子愈近，它的利息也愈高。”①作者认为孟伽的悲剧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太过于爱财，因为无法放下对金钱的执念使自己走向深渊。这里也许暗含了作者对于婆罗门阶层贪恋金钱、爱财如命的讽刺和批评，但是从孟伽一个孤寡的女性视角来看，失去了丈夫，沒有亲人、无依无靠的孟伽唯一的依靠就是一笔抚恤金，她不顾一切地讨回自己这笔钱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哪怕法律和长老会都不站在她这一边，她也没有顺从，这种面对不公毫不妥协的精神与窦娥十分相似，在那个呼唤民众觉醒和反抗的年代弥足珍贵。

　　《鄙弃》写孤苦伶仃的寡妇马妮在父母早逝后，寄宿在叔叔温希特尔家里，尽管包揽了一切家务，但仍然受尽了叔叔婶婶和堂妹的责骂，只有堂兄戈古尔理解并同情她。马妮在堂妹婚礼上受到侮辱企图自杀，但是被戈古尔的朋友因德尔纳特救下，并表示要娶下她，戈古尔帮助马妮和因德尔纳特结合在一起，并送他们离开。善良的马妮在离开之前给叔叔留下了感谢信，但是温希尔特赶到车站再次在众人面前对马妮进行了侮辱和谩骂，受到打击的马妮不愿给丈夫带去负担，跳下火车选择自杀。

　　马妮的悲剧在于她原本同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但是为了避免别人怀疑自己有不轨行径，为了不受到造谣中伤，只能栖身在叔叔家，哪怕受到打骂也心甘情愿。马妮每次受到责骂和侮辱都会责怪自己身份的低贱，她始终不能摆脱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印度社会无数缺乏自我主体意识的妇女的代表，“在社会男性和她们自身的压抑下，女性逐渐变成无私、无我的纯粹客体。而这种状态的发生和形成，或许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对女性的道德伦理要求已经内化为女性自身的需求和潜意识”②。

　　鲁迅的小说中同样也有表现寡妇悲惨命运的故事，《祝福》中的祥林嫂是最为人熟知的。祥林嫂自己的名字不为人知，别人用她死去丈夫的名字来称呼，这本身体现了封建时代的妇道观念对于妇女的束缚。祥林嫂也是反抗性格鲜明的女性。因为婆婆要卖她，她逃到四叔家做女工，被强迫卖到山中改嫁时，她也是宁死不从，但是祥林嫂刚烈的性格抵不过婆婆家族的暴力、众人的冷漠。对于婆婆家，没有丈夫的祥林嫂只是小叔子娶老婆的一注聘礼钱，对于鲁镇上的人们，祥林嫂的疮疤和悲惨命运只是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在四叔家，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已经成为她自己的“原罪”，被宗法祭祀拒之门外。然而击垮祥林嫂的仍是她内心深处受封建思想的毒害、驯化和对其无意识的维护。她撞头寻死是因为“不嫁二夫”的传统贞洁观，殉节不成所以通过捐门槛赎罪，当她发现自己捐完门槛仍然无法摆脱“罪名”，终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祥林嫂看似决绝的反抗正反映了意识深处对于封建夫权的就范和驯服。

　　《明天》中单四嫂子是一个纯朴的妇女，虽然丈夫死了，但她仍然依靠劳动养活自己和孩子。鲁镇深夜的僻静，单四嫂子的深夜劳作和咸亨酒店的热闹映衬出的不仅是贫苦人家的艰辛生活，更是邻里之间的冷漠与麻木、对贫弱者的袖手旁观。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食客们更愿意把闲钱花在吃喝玩乐上，对贫困者却一毛不拔，相反，还在她们最悲痛欲绝的时候厚颜无耻地大加搜刮，在单四嫂子为儿子寻医求药时，他们冷眼旁观，利益勾结，在帮办单四嫂子的儿子丧事时，他们银两全收，榨干她最后的价值。单四嫂子及其儿子的悲惨命运不仅代表了底层妇女，更是麻木冷漠的社会中无数苦苦挣扎的人民的缩影。

　　普列姆昌德在表现孟伽、马妮这些失去丈夫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时，既客观上揭示了女性在经济上被压榨，在冷漠的家庭关系中受到歧视的社会现实，也暗示了这些女性悲剧的部分原因在于她们失去了丈夫。孟伽和马妮失去丈夫后并没有通过劳动实现经济独立，也反映出独居寡妇在社会中承受的歧视，她们要实现经济独立在主观意识和社会现实层面都存在巨大的束缚。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单四嫂子同样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的生活中，但是作者除了表现底层妇女的贫困和封建礼教、夫权思想对她们的毒害，更着重于通过他人的视角，以平静、冷峻的笔触描写看客对于女性悲惨生活的冷漠旁观，揭示出深植在国民内心的麻木和无情，更深刻地指出了女性命运悲剧的社会成因，即封建礼教从外到内的束缚以及社会人心的麻木，从而直指国民性问题。

　　二.被抛弃的妻子

　　普列姆昌德笔下有一类女性，她们不仅美丽善良、勤劳、纯朴，而且十分忠于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们又经常被自己的丈夫抛弃，她们是普列姆昌德心目中理想女性——“悉多”的化身。

　　《首陀罗姑娘》描写了美丽勤劳的低种姓姑娘高拉嫁给了丈夫孟格鲁，但是孟格鲁听信了对妻子的谣言和诋毁，抛弃妻子离家远去，高拉出门寻夫，被一个老年婆罗门骗到一个岛上给英国人做苦工，一到岛上高拉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原来他也是被骗到岛上。英国人看上了高拉和一个同行的妇女，孟格鲁为了保护她们反抗英国人，受到了严厉的拷打，高拉无奈含愤服从，在她的语言劝说下使英国人醒悟悔改，救下了孟格鲁，孟格鲁醒来怀疑高拉贞洁，受到怀疑和侮辱的高拉失望跳河，孟格鲁跳河去救，两人双双溺亡。高拉与孟格鲁的爱情悲剧首先因为是孟格鲁听信了别人谣言抛妻远走，直接原因是孟格鲁最后对高拉贞洁的怀疑，这种怀疑在故事首尾反复出现，体现了印度根深蒂固的贞洁观念对女性的歧视和束缚。孟格鲁与高拉的婚姻仍是传统的封建婚姻关系，妻子被看作丈夫的附属品，贞洁与忠诚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高拉的悲剧也说明若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必须打破禁锢女性自己思想的枷锁。

　　《婚礼的遗物》中，苏帕德拉是一个纯朴的山村姑娘，她虽然没有接受教育，但是为了让丈夫格希沃到英国修学，甘愿在家承受思念之苦。当苏帕德拉到英国寻夫发现丈夫已经变心即将和另一个印度女性结婚时，她感到难过和愤怒，也曾想到报复，这时她部分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苏醒：“难道发生在男子身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原谅，发生在女子身上就都不可以原谅吗？不行，苏帕德拉的一颗反抗的心现在决不能接受这样的裁决，她不能考虑妇女的所谓道德标准了。”③苏帕德拉的复仇心理是由她强烈的自尊心驱使的，当苏帕德拉的理性战胜复仇冲动，留下婚礼的遗物孤独离去，在内心和情感上不再依靠男性，才真正开始走向一条女性独立自主之路。

　　《离婚》中爱姑是一个性格泼辣、大胆的年轻女性，是家中的独女，从小受到宠爱，蕴育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权益，她敢于向强大的封建势力挑战。因为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她就骂他是“小畜生”；因为丈夫与父亲沆瀣一气，她就骂公公是“老畜生”。夫家要“休”掉她，她说，“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④爱姑的夫家请出有权势的七大人出面调停时，爱姑最初对他抱有幻想，以为他能主持公正，然而，七大人维护的“公正”就是以夫权为主要内容的宗法体制和封建秩序，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威视面前，爱姑只能接受七大人的所谓“调停”。爱姑的幻想破灭，她的抗争实际上也是以失败告终。

　　在刻画被抛弃的妻子形象时，普列姆昌德笔墨着重于印度女性在内心和观念上被封建的婚姻观束缚，以及由被抛弃走向真正觉醒的过程，同时将女性命运与民族命运关联在一起，揭露英国殖民者的暴行，呼唤印度妇女、民众的反抗。但是，其小说中女性在被抛弃后，丈夫都有醒悟悔改的情节，虽然缓和了故事矛盾，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批判意义。鲁迅的《离婚》没有重点表现爱姑离婚的家庭纷争，而是重点突出爱姑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七大人的对话，表现七大人对爱姑精神上的威慑和压迫和爱姑深受封建思想的压制而不自知，她的被迫离婚的结局并不是真正的自主和独立，从而揭示出在这场离婚诉讼中爱姑反抗失败的社会原因，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

　　三.觉醒的女性知识分子

　　普列姆昌德《失望的一幕》表现了父母影响和束缚下的女性盖拉斯的觉醒。少女盖拉斯还不懂得结婚的含义时，就成了寡妇，但是丈夫早亡也让她保持了纯洁的天性，使她没有被婚姻中“一切唯丈夫是从”的夫权思想束缚，她对未来幸福的憧憬没有出现丈夫的影子。但是盖拉斯的父母理所当然地认为盖拉斯因为失去丈夫而悲哀绝望，因此想尽办法转移女儿的注意力。最初盖拉斯的父母想通过让女儿享受电影、音乐等娱乐方式改变女儿，但是发现沉溺玩乐消遣的盖拉斯逐渐脱离了现实世界，对任何人的痛苦都没有怜悯心。为了不放任盖拉斯的个性过度发展，父母企图通过宗教教育改变女儿贪图享乐的习惯，但是效果也适得其反，对宗教入迷的盖拉斯逐渐厌恶世俗，决定出家。父母又决定通过鼓励女儿投身教育摆脱宗教，但是盖拉斯又再次忘我地痴迷于教育。当她的父母关闭学校时，盖拉斯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选择的可悲處境，进而意识到女性在社会、在家庭中受到的种种束缚。觉醒的盖拉斯拒绝履行寡妇为丈夫还愿的“天职”，在反抗陈腐的夫权观和家庭束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鲁迅在《伤逝》中塑造了接受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的新女性子君。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势力对她恋爱、婚姻的干涉和束缚，庄严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子君不惜和旧家庭闹翻，毫不理会别人的讥笑和轻蔑的眼光。她以为得到了爱情就找到了幸福，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从封建旧家庭走进新式小家庭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经济上对涓生的依附和颓唐无聊的家庭生活注定了子君出走的失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封建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其太过单纯的个性解放思想，说明只追求婚姻恋爱自由和个人奋斗，无法实现广大女性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真正的解放。

　　鲁迅通过《伤逝》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现实问题，揭示出妇女解放不能仅依靠鼓吹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更是要建立在妇女的经济权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将妇女婚姻问题与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人奋斗观念的束缚，探索新路。

　　普列姆昌德通过对印度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对传统夫权观念和童婚制等陋习进行了批判，表现女性的不可或缺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响应时代呼声，将妇女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鼓励印度广大女性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相连，勇于反抗。但是小说在表现女性悲剧性的命运时，仍会暗示部分原因在于失去丈夫的依靠，对女性顺从、忠贞等品质的赞扬未能彻底摆脱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偏见，在写女性们的觉醒和反抗时，也没有为她们指出正确的出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小说的批判价值和思想深度。

　　鲁迅笔下的女性主人公虽然不多，但是都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作家对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体察，揭示出女性悲惨命运背后的更深刻、更深广的社会文化原因、心理原因，揭示觉醒中的女性的迷惘和困惑以及面临的经济权等现实问题，将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把妇女解放和反封建的时代主题相结合。然而在新女性主义的视角下，鲁迅笔下的女性都处于“被看”的地位，女性几乎没有自己的想法，叙述几乎都由男性视角展开，就像《伤逝》中的子君，“女性形象主体的缺失和单一性的男性视角描写，造成了鲁迅小说中‘明写女性却实无女性的现象。”⑤这种新女性主义视域和两性关系下的观照，对于重新认识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普列姆昌德.如意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沈书雁，汪成法.从女性主义看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安徽文学，2016（03）：77-78.

　　[4]李霞.普列姆昌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D].天津师范大学，2008.

　　注 释

　　①普列姆昌德：《如意树》，刘安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②李霞：《普列姆昌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天津师范大學，2008年，第18页。

　　③普列姆昌德：《如意树》，刘安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

　　④鲁迅：《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

　　⑤沈书雁，汪成法：《从女性主义看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安徽文学，2016年第3期，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