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叶

　　内容摘要：王安礼作为北宋的一代名臣，官拜尚书左丞，在治邑理政等诸多方面政绩突出。作为一位文学家，王安礼的许多作品也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他的代表作《王魏公集》现存七卷本，其中文的数量远超诗词，不仅总量大，种类也繁多，包括二十余种文体。从体制上来看，《王魏公集》中的文大致可分为应用类公文和记叙类散文，应用类公文能敏锐地看到时政的弊病，记叙类散文有理有情，他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用主义”文学观的发展。

　　关键词：王安礼 《王魏公集》 文

　　王安礼，字和甫，抚州临川人。官至尚书左丞，宰相王安石同母弟弟。《宋史》载“安礼伟风仪，论议明辨，常以经纶自任，而阔略细谨”。王安礼的文章主要见于《王魏公集》以及今人编纂的《全宋文》，共320多篇。《王魏公集》原有二十卷，现存八卷，见清修《四库全书》。《王魏公集》现存诗四十三首、词一首、文三百二十一篇。从数量上看，王安礼留下的文学作品中文的比例远超诗词，从质量上看，其文也毫不逊色。

　　《王魏公集》收录的散文共包含诏、制、诰、表、状、疏、青词、朱表、斋文、祝文、祭文、札子、策问、书记、墓志等二十余种文体。这些文章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文式的应用文，如代拟的制、诏、诰、表、状、疏、札子等；还有一类写人、事、物的记叙性文章，如书、记、启、墓志等，相比于前者更具文学性。

　　一.经世而致用——应用类公文

　　王安礼自幼熟读经史，深谙儒学，为先贤的道德文章所熏陶浸渍，《王魏公集》中公文式的应用文占比较大。在古文运动的巨大影响下，散文在宋代进入全盛期，因此宋代以散文写作公文者居多，骈文则多用于朝廷的制诏公文中。当然，骈文在宋代古文运动中也得到进一步的改革，王安礼《王魏公集》中的应用类公文也是骈散兼具。

　　1.诏

　　诏，又称诏书、诏旨，是古代帝王向臣下或百姓宣布旨意的官方文书或行政命令，它代表君主的意志，是历朝历代皇权帝制的重要内容。诏书多为四六文，本文也基本为四字句，文风简洁、节奏短促而铿锵有力。王安礼《王魏公集》中公文式的应用文居多，也不乏优秀的昭文，如《赐夏国主诏》：

　　朕以尔膺受封爵，世为藩臣，职贡之修，岁时无怠，朝廷待遇，恩礼加隆。顷以权强，敢行废辱，达于予听，良用震惊。尝令边州，就往移问，居而不报，继犯疆陲。王师徂征，盖讨有罪，义存拯患，非获已焉。今者遣使造廷，辞礼恭顺，仍闻国政，悉复故常。朕心释然，深所嘉纳，已诫边吏，无辄出兵。尔其尊守先盟，愈励臣节，永绥宠禄，庸副卷怀。

　　王安礼的这篇《赐夏国主诏》是以君王的口吻向夏国国主下诏，虽为下代上之作，但其遣词造句符合帝王身份，文风庄重典雅。《文心雕龙·诏策》有言：“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1]帝王的言语神秘崇高，百姓、诸侯都来效法，万邦都要臣服。因而选贤授官的诏书、策封王侯的策文既要像日月照耀四方的光辉、又要像和风细雨般的润泽。《赐夏国主诏》指出西夏国罔顾朝廷恩礼加隆，继犯疆陲而引发了宋夏战争。在夏主动求和之后，宋朝皇帝不计前嫌，接受和谈，且告诫边疆官吏无须出兵。诏书把大宋皇帝写得有礼有节，有理有据，存赞美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王安礼“内外制草颇典重可观”在此便可体现。

　　2.札子

　　在公文的体裁上，宋代不同以往的是“子”的盛行。唐代向皇帝奏事，非表非状的奏文，称为“子”（即“榜子”），宋代则称为“札子”。凡百官上奏皆可用，是介于表和状之间的一种文体。[2]王安礼《王魏公集》中收录的札子也不在少数，其内容丰富，主要是王安礼对于时政、戍边、进策、论赏等国家大事的看法主张等，如《言时政札子》：

　　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感之以德则咎异消，忽而不戒则祸败至。盖天以君为子，爱之顾之，可谓至矣。……臣羁孤蠢愚，旁无佽助，独蒙陛下拔擢，幸得待罪从，臣常惧无以报称，故敢冒昧，不避斧钺之诛，以先众臣，唯陛下留神裁择，不胜幸甚，干冒天威，臣俯伏俟命之至。

　　札子这类公文文体可以分为陈事类、论事类、建议类和推荐类等多种形态，《王魏公集》中的《言时政札子》属于陈事类，是王安礼借天象之异向帝王上奏针砭时政的一篇政论文。王安礼曾参与编修过《灵台秘苑》一书，《灵台秘苑》是宋代星象观测的重要文献之一。从现存的内容分析，王安礼等人不是只对原書进行简单的删削，而是记载了宋代关于天文观测方面的资料。[3]这说明其具有天象学方面的知识素养，以星象异常为由上书也就更能使帝王信服。该文以“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开头，以时人的普遍观念为切入点使人易于接受，接着写到“乃者彗出西方，异之甚者”，以星象之异引出“无灾而惧祸”，现在天下无灾，那么就要警惕人祸，而“陛下即位以来，忧勤庶政，兴起敝废，总持权纲，可谓欲治之主”，皇帝夙夜勤政，而左右之臣却不忠不直、结党营私、朝廷风气不正以致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有温恭好问之实而壅于上闻”，最后以此来劝谏帝王要留心左右之行、杜绝奸佞之臣。

　　《言时政札子》全文结构清晰、论述层层深入、概括性强，文质兼备。作为公文文体之一的札子，必须格式规范，语言严谨，《言时政札子》中多用“臣窃恐”“臣俯伏”“臣常惧无以报”等谦词敬语。虽为公文写作，《言时政札子》也不乏文学性，句式骈散结合，语言精炼、词约意丰。札子在宋代开始出现并且逐渐普及使用，皇帝与臣僚在通过面奏完成交流的同时，还需要靠文书最终实现，以免疏漏。宋代札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了文体的独立，成为了与表、状一样的奏议文书。

　　3.表

　　《王魏公集》中的表文共33篇，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感谢皇帝、向皇帝乞求批准某事、问候皇帝、祝贺某事等几大类。

　　感谢类如《谢知制诰表》《谢加恩表》《谢生日锡赐表》《谢赐茶药抚问表》等，内容皆短小精悍，短短百余字不仅将事情表达清楚，且富有文采。乞求皇帝批准某事类如《政府乞退第一表》《彗星退舍乞御正殿表》等，内容条分缕析、言辞恳切、有理有据。问候皇帝类如《青州谢上表》《扬州谢上表》《江宁府谢上表》等，无论升迁或遭贬谪，王安礼的态度都相对平和，恪守儒家中和之道。祝贺某事类如《明堂礼成贺皇帝表》《贺皇太后表》等，这类表文虽属应制之作，但也算情真意切，且不吝赞美之词。

　　作为臣下上书帝王的一种应用性公文文体，表文“昉于汉魏六朝，盛于隋唐，而极于宋”。[4]宋朝时，表作为朝廷公文应用很广，表文虽然不具有特别实际的作用，但其具有一定的交际功能和审美价值。从王安礼的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作为封建文人的忠君思想较为浓厚。

　　王安礼的制、诏、诰、表、状、疏、札子等公文类文章的文体格式和相对固定，文辞婉曲恰切，风格典雅庄重。研读其文不仅有助于我們了解宋代朝廷行文的文章体例，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宋代职官任免礼节、风俗习惯和宋代的历史文化。

　　二.情真而意笃——记叙类散文

　　《王魏公集》中除了公文式的应用文外，还有一些表达个人真实感情的记叙类散文，如书、记、启、墓志铭等。这类文章多写人记事，比之其应用类公文性写作更具文学性与可读性。

　　1.启

　　在唐以前，“启”属于上奏性的公文，或者说启文就产生于公牍文不断细化的过程中。唐朝开始，“启”不仅属于六种上行公文之一，同时也广泛应用于投知、规劝、答谢、祝贺、上文章等诸多私人领域。在宋朝，启文完成了从上奏性公牍文向私人文书的转变。《王魏公集》中启文共34篇，内容包括祝贺、答谢等方面，其中以贺启为主。如《贺三舍人启》：

　　拜宠中宸，升华西掖，一时高选众论，佥谐舍人，智足以参睿谟，明足以观圣学。密陪法从方，且尽于嘉猷，仰赞沈几无虑，摅于贤业，良欣颂愿，遽枉缄封，倾荷实深，敷陈罔既。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皇帝想要提拔秀州判官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于是先后命令宋敏求、苏颂和李大临三人起草任命诏书，即三舍人。王安礼的《贺三舍人启》以“拜宠中宸，升华西掖”开头，开门见山地将三舍人当时的地位一语道尽。而后称赞三舍人的才能“智足以参睿谟，明足以观圣学”。全篇以骈偶句为主，用语典雅、措辞恰切。《贺三舍人启》虽然是用于人际交往的文章，但也不乏真情实感。王安礼《王魏公集》中的贺启除了《贺三舍人启》，还有一些贺正启，如《与守倅贺正启》：

　　岁更其始，日正于元。班夏历以知春，敞汉廷而肆会。钦惟君子之履，茂介阳祺之休，某适系官曹，阻赍庆谒，先贻荣问，徒剧感怀。

　　“贺正”是自汉代开始就存在着的一种祝贺新年的方式，宋代苏轼、王安石也有多篇贺正启留存。王安礼的这篇写给守倅的贺正启篇幅虽然短小，但是既表达了对友人的贺岁之意，又称赞了友人的人品，语短而意丰。

　　2.记

　　“记”体文兴起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宋代“记”体文不仅数量众多，体制也有所发展。王安礼《王魏公集》留存下来的记文仅两篇：《秋宴笏记》和《高唐县学记》。这两篇文章分别属于“记”体文的两类，即“笏记”和“学记”。

　　对于“笏记”这一文体，《文体明辨序说》有言：“宋人又有笏记，书词于笏，以便宣奏，盖当时面表之词也，故取以附焉。然表文书于牍，则其词稍繁；笏记宣于庭，则其词务简：此又二体之别也。”[5]徐师曾将笏记与表文相比较，认为虽同是用于朝奏，笏记更加简洁。唐人虽有笏记，并有作品流传，而将笏记收入文集，则始自宋人。[6]王安礼的《秋宴笏记》以“秋物顺成，岁功茂遂，是攽燕衎，俯逮臣工”开篇，短短十六字，就讲明了时节、因由，并且庆贺了一年来农事的丰收，为下文对皇帝的称颂作了铺垫，“致国家之闲暇，得朝野之欢娱，均湛露以示慈，庆丰年之底豫”就是他勤政业绩的体现。全文七十余字，简洁精炼且文辞工整。

　　《高唐县学记》是王安礼为高唐县兴建县学所作的记文，据学记内容可知，高唐县原来是没有县学的，只有夫子庙和十数间草屋，且破败不堪，难以遮风避雨。嘉祐六年，万伟任高唐县令时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乡人的支持下，万伟“设夫子及四科弟子像于殿中，辟其左以为肆业之舍，除其右以为会食之厨，前有门以察出入，中有堂以备燕讲”，由《高唐县学记》对其陈设布置、房间安排等方面可以看出高唐县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王安礼在文中还称赞了万伟长远的眼光，重视礼乐教化的作用。

　　3.墓志铭

　　《王魏公集》共八卷，多为骈文体式，散体叙事之文则以墓志铭为代表，共15篇，墓主多为赵宋宗室人员及当朝政界显要。《王魏公集》中的墓志铭打破了宋代流行的骈体形式，运用散体体例记述墓主之事，以实录的精神再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是《王魏公集》中的佳作。《故朝奉郎权发遣秀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借紫沈公墓志铭》则为其墓志铭中的翘楚。

　　《沈公墓志铭》选取了墓主沈季长生前的典型事例进行叙写，重点叙述了沈季长为官三个阶段的典型事件：任国子监教授时礼部每年所举贡士多为其弟子；任地方官时敢于面对皇帝为御史中丞李定辨谤；任朝廷官时被太学生虞蕃诉讼教官贡举受贿一案牵连，受屈而不辨白。整篇墓志铭记叙详细，脉络清晰，既是以史家之笔详细准确地叙述了墓主人的生平经历，补充了史书的未尽之处，又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精心构思，对墓主人的评价恰切，真情流露的同时又注意把握一定的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叙事之文亦具有法度”，说他的文章具有儒家崇尚的中正平和之道。文笔平实稳健，风格雅正典重。

　　墓志文主要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和家庭情况，属于“纪实的实用文体”。宋代墓志文献有两个特色，一是重叙事，为传记散文；二是长篇化倾向严重。从唐代到宋代，墓志文体经历了由具有一定格式的骈体文到散文的转变，书写风格上也由偏重抒情转为偏重叙述。[7]宋代墓志文有长篇化的倾向，而王安礼《王魏公集》中的墓志铭则不乏百余字的短篇小文，字数虽少，却也将墓主人的名号、身份、品行、逝世时间、墓陵所在地交代得一清二楚。而对于篇幅稍长的墓志铭如《沈公墓志铭》叙事则详略得当。叙写墓主沈季长任南京国子监教授的突出政绩时，作者只用简笔勾勒。而对于表现人物的重要历史事件，作者则详加叙述，人物语言也采纳甚详。王安礼《王魏公集》中的墓志文对材料处理的详略有致，有助于展现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

　　《王魏公集》中的墓志铭对于墓主人的姓氏名号、仕途经历、学术著作等内容都有所记录，结构清晰，叙述简洁，体现了墓主人一生的学识、政绩和品行，并且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和评价。除此之外，王安礼在墓志铭中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叙述不避嫌疑，澄清事实，详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由于作者的详细采集、据实书写，《王魏公集》墓志铭中的个别历史事件虽然《宋史》中未曾记录，但读来为人信服，符合历史真实，有助于补充史书未尽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足补史传之缺”，其说甚允。

　　王安礼虽不及其兄王安石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功伟绩，他的文学作品虽也大量失传，但仅《王魏公集》中留存下来的七卷中的文章就颇具价值。《四库总目》称“其中内外制草颇典重可观，叙事之文亦具有法度。如沈季长、元绛诸志铭，尤足补史传之阙。以视安石，虽规模稍隘，而核其体格，固亦约略相似。”[8]王安礼的文比之其兄王安石规模虽稍显狭隘，但他们具有相似的体格，同样为文学宝殿输送了优秀的作品，为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王安礼《王魏公集》中公文性的应用文能敏锐地看到时政的弊病，记叙类散文则有理有情，共同推动了“实用主义”文学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45.

　　[2]何庄.唐宋公文的繁荣及原因初探[J].档案学通讯，2000，（04）：78-80.

　　[3]张涛.王安礼及其《王魏公集》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4]张敏.赓歌陈谟：两宋表文的创作语境与阐释视野[J].中华文化论坛，2021，（06）：21-34+152-153.

　　[5]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22.

　　[6]邬志伟.宋代笏记的文体考察[J].学术研究，2018，No.399（02）：171-176.

　　[7]王海平.宋代墓志文献管窥[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7680.

　　[8][清]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王魏公集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2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