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芥川龙之介的《河童》都塑造了患有精神疾病的“狂人”形象，但目前学界鲜少从疯癫叙事的视角来探究二者的异同。研究发现，二者的同质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以疯癫叙事建构“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复调话语体系；通过细致刻画狂人的病症，形塑狂人的艺术形象，进而搭建架空的叙事空间；借助疯癫叙事隐晦地批判社会现实。它们的异质性则表现在《狂人日记》侧重批判封建礼教文化，而《河童》侧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关键词：鲁迅 《狂人日记》 芥川龙之介 《河童》 疯癫叙事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癫狂书写的新纪元”[1]。《河童》是芥川龙之介晚年的代表作，他以“狂人”的视角，抨击了日本近代社会的诸多弊病。这两个文本在人物形象设定、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等方面，存在较多相似之处。目前国内有关它们的比较研究，或局限于探讨二者创作手法的异同（毛娟，2006），或侧重分析《狂人日记》对《河童》可能产生的影响（王虹，2008），而较少从“疯癫”这一视角来辨析二者的异同。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疯癫叙事如何巧妙地建构了文本的叙事话语，它作为一种隐喻，又蕴含着作家怎样的社会批判意识。
一.疯癫叙事与复调话语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借用交响乐的概念，提出了“复调小说”的理论。[2] “复调”也叫“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用来区别那些基本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复调小说的特色在于文本中存在着不同角色的声音，包括作者或叙述人、作品主人公、其他角色，都只是以自己独立的意识或“声音”参与对话，这些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各自保持着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使小说叙事形成由多个独立声部组成的复调结构。复调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故事情节，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主体的独立意识。简言之，在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各自保持着彼此独立（乃至对立）的声音，这些不同人物的声音本质上属于不同思想、不同意识的人格化身，它们构成了互动共生的统一体。
《狂人日记》的序言部分就存在着两套不同的叙事话语体系：一个是文言的、理性的叙事话语体系，一个是白话的、非理性的叙事话语体系。这两个不同叙事话语体系之间，构成了相互比照、对立共生的结构关系，使文本具备了复调小说的典型特征。具体而言，在《狂人日记》的序言中，狂人的“迫害妄想症”正好发挥着区分日记整理者“余”与狂人故事叙述者“我”这两个不同叙事主体的话语体系的作用。日记整理者“余”的话语体系是文言的、理性的，但狂人“我”的话语体系则是白话的、非理性的。“余”与“我”虽然都属于第一人称，但它们分别代表着一文一白、一古一今的文化语义系统，显示出双方不同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构成了“雅”与“俗”、“理性”与“非理性”的复调对话模式。
同样，《河童》的序言也存在着不同的叙事话语体系，具备了复调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序言部分，东京某精神病院的疯子“我”与故事记述者“我”分别代表着两套不同的叙事话语。疯子“我”的叙事话语系统是混乱的、偏离常规的、不可信的，而记述者“我”的叙事话语系统则是理性的、符合常规的、可信的。譬如，疯子“我”只要一见到人，就会不断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并且这个故事还发生在架空的河童国。讲完故事以后，疯子“我”还会抡起拳头打人，无论对谁都破口大骂，毫无理性可言。然而，记述者“我”则认为，自己能精确地记录下疯癫者的话语，对自我的理性充满信心和认同感。结尾部分，记述者“我”指出“狂人”没有收到河童送的花，“狂人”甚至把笔记本错认成书籍，再次指认了“狂人”话语的失真性、不可靠信，也反向证明了“我”话语的真实性、可靠性。可见，“我”与“狂人”分别代表着“理性/非理性”两套不同的叙事话语体系，形成了复调的对话模式。
简言之，《狂人日记》与《河童》都具备两个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两个“我”分别属于理性与非理性、常规与非常规、可信与不可信、中心与边缘等二元对立话语体系的人格化身，参与建构了文本的复调话语。
二.疯癫症候与虚构世界
《狂人日记》的“狂人”到底是不是疯子？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张梦阳把学界的狂人形象争论，概括为“狂人说”“战士说”“寄寓说”[3]。狂人是真的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疯子，还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历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公兰谷认为：“狂人是清醒与病狂的混合体，即疯子是假象，战士是实质”[4] 。不难看出，狂人的形象实际是含混的，他既可能是病态的疯子，也可能是清醒的战士。
依笔者之见，狂人的精神病是鲁迅建构疯子形象的艺术手段，目的在于以狂人的疯言疯语搭建架空的、富有隐喻意义的“吃人”世界。在此过程中，鲁迅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对精神病的症候作出了细致的刻画。比如，狂人见到赵贵翁的眼色时，心想：“似乎是怕我，似乎想害我”。一路上，很多人都在“交头接耳的议论”，“又怕我看见”，甚至连小孩子也“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鲁迅刻画了狂人的心理活动，让狂人在一系列的病态狂想之中，虛构了一个与现实世界迥异的、充满血腥的“吃人”世界。换言之，鲁迅以细致的笔触刻画了精神病的疾病症候，使疯子的艺术形象显得立体而逼真，并且通过狂人的言行举止又建构出一个虚构的、充满隐喻意味的“吃人”世界。
《河童》中疯子的“早发性痴呆症”与前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河童》开篇就交代主人公是某精神病院的二十三号病人，且“逢人就讲的一个故事”，这突出了疯子话语的重复性与非理性。这位精神病人每次讲完故事还会抡起拳头打人，无论对谁都破口大骂。通过芥川简短的疯癫病症描写，一个精神失常、行为暴戾的疯子形象便跃然于纸上。“狂人”从河童国回到人类社会后，甚至产生了河童国的朋友曾来精神病院看望自己的种种幻觉。例如，音乐家巴略为“我”演奏小提琴、哲学家马咯为“我”读诗歌。芥川细致地刻画了狂人的精神病症状，突出了疯子行为的乖张和叙事话语的不可信。随后，芥川又借助狂人的“疯言疯语”，巧妙地建构了“河童国”这一架空的叙事空间。
如此以来，《狂人日记》和《河童》都以“精神病”为切入点，生动地刻画出狂人的疯癫形象，又通过狂人的非理性话语，建构起一个迥异于现实的、虚构的叙事空间，从而形成“精神病”→“狂人形象”→“虚构世界”的叙事逻辑结构。简言之，两位作家通过对精神病症候的细致刻画，形塑着狂人的艺术形象，并且借助狂人的疯癫话语建构起虚构的叙事空间。尽管由狂人的疯癫话语建构起来的虚构世界显得荒诞无稽，但这种病态的虚构世界本质上是现实社会形态的投影或映射。因此，鲁迅和芥川在小说创作中都没有刻意回避现实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反倒是在由精神病患者的疯癫话语建构起来的架空世界之中，尽情地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三.狂人幻觉与“吃人”现象
《狂人日记》和《河童》都利用狂人的幻觉，巧妙地刻画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吃人”现象，从而隐晦地表达了作家个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鲁迅以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视角，描绘了一幅吃人者横行的地狱图景。最先出现的吃人者是打儿子的女人：“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之后，佃户带来了“大恶人”被吃的消息；出诊的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与大哥合谋要吃我，说“赶紧吃罢！”然而，狂人也懷疑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5]这些不同的人物代表着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都曾经吃过人，甚至不认为吃人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可见，“吃人”现象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无独有偶，《河童》中也有类似的“吃人”情节。当河童国推广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以后，被解雇的工人就要被宰杀掉，而他们的肉也会被当做其他河童的食物。狂人“我”对河童世界里工人的肉会被同伴吃掉的现象，感到异常震惊，表示不敢相信。但是，河童国的查咳却笑话“我”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讽刺地说道：“在你的国家里， 工人阶级的闺女不也在卖身吗？对吃河童工人的肉表示愤慨，这是感伤主义”[6]，甚至还劝“我”把用河童工人的肉做成的夹心面包吃掉。可见，狂人的幻觉中出现的“吃人”世界，本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在河童国的投影，人类社会的工人与河童国的工人一样，都属于被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尽管两部小说都有关于“吃人”现象的描写，但二者的隐喻意义也有所不同。《狂人日记》主要批判的是封建礼教制度对人性的戕害和压抑，而《河童》主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剥削和压迫。
鲁迅对《狂人日记》为何要刻画狂人眼中的“吃人”现象，曾有过明确的释义，即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1935年3月2日，鲁迅在《新中国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如此写道：“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7] 《狂人日记》里所谓的“吃人”，指的是封建的礼教文化、家庭制度摧残人的个性，压制个人的自由发展。鲁迅在《灯下漫笔》这篇杂文中就曾发出如此感叹：“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8] 鲁迅看透了封建社会恃强凌弱的本质，批判了封建等级社会对人性的戕害。
《河童》创作于1927年，芥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1919年以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日本反政府的群众活动不断涌现，革命的、民主的力量迅速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波及日本，使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河童》正是芥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9]芥川借助狂人的幻觉，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吃人”这一具体的意象，赤裸裸、血淋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揭露了资本家为追逐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同胞的罪恶嘴脸。芥川曾经在晚年的著述中解释过自己之所以批判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他写道：“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因为我目睹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罪恶”（《某傻子的一生》）[10]。可以说，芥川通过描写河童国的“吃人”现象，隐晦地表达了个人对资本罪恶的批判。这种批判正是源于芥川对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鲁迅和芥川都借助狂人的幻觉，隐晦地批判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吃人”现象。这种疯癫叙事手法，本身就具有功能性和目的性。他们将正常人一般不会提及的“吃人”问题，通过“狂人”的疯言疯语艺术化地呈现出来，进而揭露了不同社会制度对人的压抑和迫害。
疯癫叙事可以作为探究《狂人日记》和《河童》两个文本同质性与异质性的新的学术生长点。疯癫叙事作为一种文学叙事手法，它不仅帮助两个文本建构了相互比照、对立共生的“理性与非理性”复调叙事话语，还建构了迥异于现实的虚构叙事空间，让作者可以隐晦地表达个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同的是，《狂人日记》侧重批判封建礼教文化对人性的戕害与压抑，而《河童》侧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剥削与压迫。可见，疯癫叙事为进一步探究中日文学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41-47.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4.
[3]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
[5]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23.
[6]芥川龙之介著，段树军译：诸神的微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86.
[7]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39.
[8]鲁迅.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4.
[9]王传礼.《河童》中的芥川龙之介[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119-122.
[10]芥川龍之介全集（4）[M].筑摩書房，19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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