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萍

　　内容摘要：《池塘》中的白人劳森原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他在异域落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不禁令人唏嘘。本文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白人劳森在异域的生存处境和他悲剧命运的成因，并进一步探究群体的种族优越感和非白人群体种族意识的觉醒。从中可以看出在异域生存的白人处境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着美好光明的前景，白人个体在海外也经历了痛苦挣扎。另外，也反映出毛姆对潜在的帝国危机的担忧，他书写的《池塘》的悲剧结局，就是为维护殖民统治秩序，对跨种族婚姻最明显的警示。

　　关键词：《池塘》 种族观念 毛姆 英国文学

　　作者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曾游历数国，其艺术作品中常充满异域风情，不乏对殖民地白种人的观察与书写。毛姆为收集高更的写作素材，1916年曾去到南太平洋诸岛，根据他在南太平洋的经历与见闻，于1921年出版了短篇小说故事集《叶之震颤》，其中《池塘》是其六篇中的一篇。白人殖民者劳森来到南太平洋小岛萨摩亚，不顾周围人劝阻与当地混血儿埃塞尔结了婚，婚后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把妻子和儿子带回了英国。后因妻子不能适应英国环境追随妻子回到了萨摩亚，再次回去的他失去了原来的工作，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新工作也被频频解雇。日渐颓废的劳森经历妻子背叛，白人群体排挤，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意义，最终投湖自尽。本文以毛姆的短篇故事《池塘》为例，分析白人劳森的生存困境，他既无法融入当地环境，又不能回到英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方文论关键词》中，王晓路将“种族”定义为一种区分人类群体的方式。[1]《种族歧视·种族主义·种族和解》中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之间不仅有物理特征之别，更存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进程及其水平，而且自己所属的团体如人种、民族或国家，要明显优越于其他团体。”[2]白人劳森及其周围的白人群体“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根深蒂固，甚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非白人群体对自身的看待，他们也认同了白人种族优越的观念。在与白人的相处中，非白人群体种族意识日益觉醒，反而使白人的主体性日益解构。

　　一.劳森固化的观念

　　（一）二元对立的种族观念

　　劳森认为英国与萨摩亚是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在劳森的种族身份建构中，白人是高等級的人种，土著、黑人、混血儿等边缘人物是应当处于自己之下的，白人天生高贵。“种族主义也是一种思考方式，它认为某个群体的身体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这种身体的固定特征可以被直接地、因果式地联系于他们的心理特征或智力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区分出‘优等的和‘劣等的种族群体。”[3]劳森将自己的白皮肤的生理特征同自己的白人身份的社会特征视为了一体，其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

　　在初到萨摩亚时劳森担任银行经理的职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性别、种族、阶级，都符合自己高高在上的白人身份。直到他与混血儿埃塞尔结婚，看到儿子的偏黑的肤色，便本能地担忧起了孩子的生存处境。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将妻子埃塞尔和孩子带回了英国。此处体现了劳森二元对立观念，认为黑皮肤是卑劣的，并力图攀附白人文化。回到英国期间，他暴露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允许埃塞尔说她的本族语言萨摩语，“看在上帝的份上，请用文明的语言说话。”[4]164“语言像阶级和国家一样，也存在着社会等级。”[5]语言是文化和文明的承载，劳森对埃塞尔语言的贬损即是对南太平洋文化的贬损。他认为英国文化是处于南太平洋文化等级之上，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等级建构将劳森禁锢在了白人文化之中。

　　（二）白人至上的等级观念

　　劳森自身的优越感和对原宗主国的归属感使他难以融入当地的生存环境，在与埃塞尔结婚后，他仍然保持种族高贵的妄想，这种内心观念与现实处境不对等的冲突，使他必然在现实世界中受挫。“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交流总是居高临下的，征服性的，带有同化意图与霸权主义逻辑，因而是不平等、不对等的交往。在这样的跨文化情境下，白人殖民者挟带着自闭、自傲的文化优越感，盲目拒斥文化身份的杂糅与兼容，必然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6]劳森的生存困境就是从再次回到萨摩亚，不能恰当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始的。在被迫追随埃塞尔回到萨摩亚时，因以前的工作职位不再为他保留，他不得不再寻找新的工作。此时，劳森的白皮肤已与白人身份的光环产生分离，但他仍放不下自己高高在上的身段。“他完全生活在当地人和混血儿之中，但再也没了白人的威望。他嫌恶他们，而他们也痛恨他那种高人一等的态度。既然已经成了当地人中的一员，他们不明白他还摆什么架子。”[4]155劳森曾说过，“哪怕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为一个黑鬼干活。”[4]154最后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终极羞辱。内心自尊自大观念与现实世界的巨大落差，是导致其颓废的重要原因。

　　（三）物化女性的父权制观念

　　劳森对殖民地女性存在被动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初见埃塞尔时，劳森对她的印象是“像池塘中的精灵”[4]136“她迷人又纯真”[4]139“像林中幼小的动物那样轻盈曼妙”[4]141。他将对殖民地女性的美好想象投射在埃塞尔身上。在英国期间，劳森对埃塞尔则是另一极端化的印象“懒洋洋”[4]145说不文明的语言、狡猾、女学生般的字迹，写什么东西总是很费劲[4]150。埃塞尔的两极化印象，都是劳森对埃塞尔的想象性物化建构。“所谓女性的物态化，就是指女性全部或部分失去做人的尊严，从而沦为男子的一种附属物，这是一种人性的弱化。”[7]其中的一种表现特征便是服侍角色的扮演。在去到英国后，劳森认为妻子在家里收拾家务马马虎虎是不合适的，似乎收拾家务是妻子的本分。并且在回到萨摩亚后，劳森因怀疑妻子背叛，把混血儿妻子当做出气筒与泄欲工具。他的暴烈引起妻子的激烈反抗，只剩下暴行之后的懦弱与懊悔和妻子对他的鄙夷，劳森对殖民地女性的想象性建构和物化崩塌。

　　二.种族群体边界的维护

　　（一）白人群体：强化种族边界

　　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扩张取得了经济优势，使得白人对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体现在去到其他殖民地国家的白人群体身上。白人聚集在旅店，一起喝掷骰子喝酒，或是在俱乐部打台球，较少与当地人往来。他们与其他种族群体刻意保持着距离，与非白人通婚则会破坏他们的统治秩序。当劳森表示要跟混血儿埃塞尔结婚时，殖民地白人群体包括查普林、米勒、尼尔森等都表示反对。“我完全赞成找女孩子寻欢作乐，不过要是跟她们结婚——那绝对不行，这一点我可以明言相告。”[4]140“查普林太太跟两三个白人女士谈过，但她们也只是说上一句“真遗憾”而已。”[4]141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跨种族婚姻的地址和种族边界的维护。

　　白人不与混血埃塞尔交往也是划界的体现，英国白人与她刻意保持距离。虽然她与劳森已婚，来到了英国，却仍无法被当地白人接纳，被排除在界限之外。举行小型聚会时，英国女人们唱着客厅里播放的情歌，其他男人们则一言不发，脸上洋溢着温厚的笑容。埃塞尔则害羞地远远坐在一边。除此之外，当埃塞尔因思念家乡到河里游泳时，老医生在劳森面前状告她行为的不妥。“欧洲有种族主义结构，黑人-坏人的传说是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8]69文本中的白人将埃塞尔他者化，通过主导话语权，以显示对埃塞尔的行为的不解和怪异，体现自身的优越性。

　　（二）劳森：边缘化的处境

　　生活于南太平洋小岛的劳森爱上了当地混血儿埃塞尔，其个人情感身份与社会情感身份之间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他作为生活于当地的现实的个人，难以放下对混血儿妻子埃塞尔的情感迷恋；另一方面作为英国白人群体种族中的一员，他难以放下白人至上的种族情节，认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存在着等级上下的尊卑关系。劳森与埃塞尔的婚姻打破了种族身份的边界，他生存处境也开始发生变化。

　　白人与非白人之间有着严格的种族界限，越界则有不被认可的风险。“到了后殖民时期，世界上的空白领地基本被开发完毕，对领土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种族界限的划分更加精细地法典化，外籍精英成员可接受的行为标准也更加严格。”[9]“殖民地的女士因为这桩婚姻早就对他不理睬，单身时的朋友白朋友见面双方都会倍感局促，用过分的热情来掩饰自身的尴尬，他们的妻子与埃塞尔屈尊俯就打招呼，劳森总免不了一顿嘲笑，聚会也不再邀请他。”[4]142白人群体对劳森的排斥使劳森的生存处境发生了变化，他感到与白人群体的疏离。他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白人，却不被白人群体所认可，融入土著群体是他所不甘愿的，以至于陷入无所归依的境地，开始自我放逐，最后甚至连当地人也看不起他，成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人。

　　三.混血儿埃塞的种族意识觉醒

　　（一）对白人下意识的谄媚

　　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者对被殖民地的控制，使被殖民地人民仍有种自卑感。他们在潜意识中承认白人的优越地位，以白人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的一切。最初的埃塞尔也对白人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表示认同，她的潜意识中存在有自卑感，认为白人是上等人，高人一等。埃塞尔接受的是英国教育，在劳森第一次来家里做客时，穿着短衫和裙子头发梳成欧洲人的样式，向劳森行英国的见面礼。她对英国衣着习俗等的模仿，暗含着自己的目的，即博得劳森的喜爱，能够做白人的女朋友或妻子。像《黑皮肤，白面具》中的提到的马伊奧特一样“她不索取什么，不要求什么，只不过在她的生活沾点白色。”“埃塞尔很高兴让朋友们看到自己有个白人崇拜者伴随左右。”[4]139“在听说要去英国时她兴奋不已，这算是她向上跨了一个等级，到了那就是英国人了。”[4]144这些都是埃塞尔对英国文化的向往，对殖民者的讨好与谄媚。

　　（二）对白人种族观念的解构

　　作为非白人的埃塞尔种族的从一开始对自己不适应英国环境想法的隐瞒到对殖民意识形态话语的反驳，埃塞尔在两人的矛盾冲突中解构了劳森的种族优越感。在真正到达英国后，埃塞尔所崇拜的观念中的想象世界与现实的环境发生了冲突，不习惯周围环境的她情感由欢快向往变成了失落悲伤。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埃塞尔在两种文化交互冲突中自我的种族身份意识愈发清晰。这种意识的清醒表现在对自己种族文化的坚持，包括语言、穿着、习俗等方面。她和孩子用萨摩亚语说话，穿自己民族的服装长罩衫，保持着以前去池塘洗澡的习惯等。当劳森说一些贬低当地人和海岛的话和住在英国的好处，她阴沉着脸：“身为半个当地人，有什么可羞耻的？”[4]147埃塞尔对劳森话语的反驳体现了她对劳森种族身份优越感的否认与质疑。“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并非只是简单颠倒二者原有的对立位置。根本的问题在于：解构主义认定，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10]种族统治秩序的权威就在二人的矛盾争吵中被解构，白人没什么可优越的，非白人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只是种族肤色有所不同，而无高下之分。埃塞尔对劳森话语的反驳消解了他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渗透。

　　（三）对等级秩序观念的颠覆

　　在劳森所处的欧洲西方观念中，建构了西方与非西方、男人与女人、主体与他者、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等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而且前者优于后者，是更高等级的存在。德里达认为，“要解构二元对立，在特定的时刻，首先就是要颠倒这种等级秩序。”[10]在两人的文化冲突交锋中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被颠倒，之前埃塞尔对劳森的迎合逐渐变成了劳森对埃塞尔的卑躬屈膝。埃塞尔因不能适应英国环境，思乡心切，某天趁劳森不注意悄悄带孩子回了家乡。劳森无奈紧跟着妻子回到南太平洋，两人的高下地位发生“置换”。回到南太平洋的劳森心神失宁，虽然他行为上做了妥协而种族观念没有发生变化。劳森仍认为自己是高等级的人种，英语才是文明语言，想要和当地人保持一定距离。他三番五次想和妻子搬出去单独住，都被埃塞尔拒绝。埃塞尔回到南太平洋后便和父母住到了一起，给孩子脱掉了英国衣服，换上长罩衫，说当地话，一如往常喜欢去池塘游泳，完全以当地人的方式肆意独行。其话语地位由从属上升到了主体，而劳森则相反。埃塞尔对自己种族文化的追求和劳森的种族身份迷失颠倒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观念，从中也体现了西方种族话语的虚伪性，某些品质并不是固定在白人身上。相对于劳森的边缘化，埃塞尔逐渐走向了中心地位。

　　小说《池塘》中劳森的种族观念固化是导致其精神困境与肉体的消亡的重要原因，其在个人情感与行为上选择了与混血儿埃塞尔，而他的白人群体种族主义观念依旧深蒂固，仍然妄想保持高高在上的身份地位，不能适时地融入当地环境，加之白人群体的排挤和埃塞尔对其种族优越感的解构，劳森陷入了无所适从的痛苦境遇。去到殖民地的白人个体，诱使他们“堕落”的并非殖民地环境和被殖民者，而是他们自身居高临下的固化的殖民主义种族身份建构，这种自我封闭不合时宜的身份建构在后殖民语境下也必然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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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