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女勇士》中，汤亭亭通过书写母女矛盾的产生与化解，展现流散主体两种文化身份由对立冲突到融合共存的动态过程，由此指出少数族裔主动建构混杂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同时，她采用中西结合的叙事策略，赋予文本独特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是创造混杂文化的实质努力。作家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跨文化观也在小说的文学主题与艺术表现形式中得以呈现。
关键词：《女勇士》 流散 母女 文化身份 混杂
“流散”（diaspora）源于希腊语diaspeirein，其中dia表示“跨越”（about， across），speirein表示“播撒”（to scatter），原指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后犹太人被迫流亡海外、散居各地的现象。随着全球移民浪潮和族裔散居现象日益加剧，“流散”概念的内涵逐渐扩大，现泛指在母国之外寄居的人或族群。生活在两种或多种文化圈交叠的阴影空间，流散者在多重文化语境中挣扎、彷徨，往往经受着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对抗。正如霍尔（Stuart Hall）指出，身份是“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257）。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历史的、流变的、主观的，与特定的生存语境、阶段的生命体验、个人的文化选择息息相关，始终处在建构中。因此，流散主体的文化身份是不确定的、分裂的，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再定位自然成为流散研究的核心和文学书写的焦点。
就华裔流散者而言，一方面，他们远离母国，浸染西方话语，与源文化产生隔阂；另一方面，作为外来的少数族裔，他们始终被主流群体排斥，并受制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难以完全认同西方话语，位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1940-）的《女勇士——一个鬼魂中长大的女孩的记忆》（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正是华裔流散经历和身份焦虑的书写。书中，汤亭亭围绕代际间矛盾的产生与和解，刻画了流散者游离两种文化、精神无归属的生存状态，以及华裔构建族群身份、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此外，汤亭亭借助中西结合的叙事策略，使文本具有混杂性特征，体现出其构建文化对话空间的实质努力和独特的文化观。
一.文化冲突与身份缺失
生于美国的第二代华人移民接受美国教育，学习英语，理所当然地视自己为白人，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生活在家庭与社会的夹缝中，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受环境影响，在唐人街流传的民谚、父辈讲述的故事中，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尽管如此，第二代移民在中文世界依旧 “失语”，无法理解相关的文化概念。在他们看来，父辈讲述的汉语词汇只是一堆内涵模糊、晦涩难懂的怪异符号，传授的中国生活经验也真假难辨。此外，由于地理限制，父辈关于母国文化的口头叙述成为华裔获取间接经验、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个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也藏于家族记忆。但是，为帮助二代移民更好融入美国社会，父辈往往选择隐藏自身的民族特征，让孩子接受主流教育，学习美国的文化和行为准则。例如，每逢传统节日，勇兰（Brave Orchid）总是偷偷祭拜祖先，独自举行仪式，刻意向孩子遮掩相关的禁忌和习俗，使中国文化蒙上了神秘色彩，导致他们无法深入了解。二代移民受限于沟通障碍和不可靠的间接经验，对中华文化一知半解甚至存在误读，认为“汉语是一种拥有千奇百怪故事的语言”（汤亭亭，1998：79），中国是由神仙鬼怪组成的，是一个邪恶诡秘、荒诞不经的遥远国度，只在想象中显出影影绰绰的轮廓。
立足主流社会的客观需要与个人的主观情感让第二代移民无法认同自身的中国性，而初代移民身处异国他乡，感受到强烈的异己与不安，深深眷恋着故土与民族文化。两代人文化认同态度的差异造成家庭内部的隔阂与冲突，母女矛盾实则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母亲勇兰“一直遥望大洋彼岸的祖国”（汤亭亭，1998：53），遵循旧有传统，常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教导子女。给“我”讲“无名姑妈”的故事时，母亲刻意渲染村民“戴着白色面罩”，向家中“扔污泥和石块”的暴力场面（汤亭亭，1998：2），旨在以传授生活经验的方式，告诫“我”要展现传统女性气质，不能做出格的事让家族蒙羞。然而“我”深受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影响，追求平等与自我实现，无法理解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我”有意将母亲口中不守妇道的姑妈重塑为一个反抗封建压迫，勇敢追求爱情，渴望自由的“女勇士”，表现出对约束人性的中国传统规范的抗拒。
“我”排斥母亲口中裹足绞脸、买卖女孩、招魂驱鬼的行为，抗拒母亲讲述的“无名姑妈”抱子跳井的悲惨故事、“疯女人”被村民砸死的血腥场面，抵触在这些叙述中显露出的矇昧落后、暴力野蛮的中国。民族文化在以“自由、科学、平等”为核心的美国文化的映衬下愈发落后。在美国，女孩接受科学教育，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得到尊重和荣誉，而在充溢着封建迷信和性别偏见的华人社区，女孩无法逃脱被贱卖或嫁为人妻的命运，“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成为了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个性发展和学习能力被理所当然地忽视。同时，中国文化中说反话的传统导致“我”深受母亲的话语影响，认为自己没有存在价值，自卑自弃。因此，“我”迫切希望逃離压抑的家和华人移民区，主动切断与源文化的联系以融入主流社会。
虽然“我”渴望被主流社会接纳，却无法逃避华裔身份招致的种族歧视，在构建美国身份时屡屡受挫。表演班级节目时，夏威夷老师会把华人学生单独留在教室里；“我”被美术用品店老板称为“黄鬼”，也曾因华人身份被开除。同时，华裔无法通过模仿主流融入社会。“我”反感中国人随意喧哗的行为，“一直想把自己转变成美国女性”（汤亭亭，1998：9-10），认为这样便能得到旁人的喜爱。在美国人眼中，这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他们仍然视黄皮肤、黑头发的华裔为异类，认为中国人发音古怪、声音难听。而华裔在模仿的过程中，非但无法增强自信，反倒被主流审美同化，在以西方眼光自我审视时，愈发觉察自身与主流的差异，产生更强的自我厌恶，主体性被进一步削弱。
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危机体现在双向“沉默”中：在中文世界，第二代移民不会说汉语，代际交流受阻，与母国始终存在隔阂；在英语世界，华裔遭主流社会排挤，怯于反抗不公，丧失自我表达的机会。华裔被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同时抛弃，处于精神无根状态，身份建构举步维艰。
二.文化融合与身份建构
美国华裔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含混不明。虽然他们无法完全认同父辈的处世原则，想要逃离华人社区，但往往不自觉地被中国传统观念束缚，与主流文化产生距离。同时，模仿主流的失败让华裔意识到正视族裔特征是摆脱自卑的唯一方法，也是被美国社会接受的唯一前提。重新梳理中国记忆，依靠族群文化，才可能找到精神归属，并借助差异扎根美国，对抗文化霸权。在不断调整文化身份定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冲破固有偏见的桎梏，理解了母亲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不但“以西方视角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管勇，2011：105），而且接纳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观照美国现实困境，进而实现文化身份的融合共存。
流散语境下，身处边缘的社会状态让“我”摆脱文化霸权的掣制，较为客观地审视中美文化的特性与缺陷。“我”认识到自己眼中的国家形象由话语建构，与政治、文化环境为互动关系。于是“我”开始质疑主流话语的权威，批判美国社会存在的弊端与不合理现象，并重新想象中国：在美国，城市改建时会随意推翻洗衣店，工作会被莫名其妙地剥夺，“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拖着扔掉（汤亭亭，1998：48），“疯女人”也存在；在中国，政府也许不会强制没收土地，不会滥杀无辜，每个人都有工作。“我”想到中国去，弄清楚他人口中的故事是否真实，这代表着“我”摆脱既有话语限制后对中国的重新认知。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母亲口中的中国是她旧有观念中的母国，并非真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是僵化的、静态的、历史的，而解放后的中国禁止奴役女孩子，已经取消包办婚姻，妇女也拥有工作的机会。
此外，故事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归属。在基于此建构的理想精神世界中，华裔得以遥想母国，延续与源文化的联系，消解敌对情绪。在中国时，母亲没有拿着丈夫寄来的钱享受阔太太的安逸生活，而是选择去广州学医。在医学院读书时，她勤奋努力，用优异成绩维护个人尊严，并敢于独自与鬼魂抗争。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后，她不仅养育6个孩子，还在洗衣店辛勤劳作，与丈夫一起分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因此，从母亲的自述中，“我”认识到她不单有封建、迷信、愚昧的一面，更有勇敢、坚韧、独立的一面。我开始理解她多年来的付出，在其自立精神的指引下，“学会了怎么样识别敌人”（汤亭亭，1998：44），获得反抗歧视的勇气。
代际冲突的化解也体现在“我”与母亲的床边谈话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母亲希望晚年子孙满堂，劝“我”留在家中，“我”却认为自己属于那些没有鬼的地方，更想按美国方式独自生活。母亲妥协，时隔几年后第一次亲呢地称“我”为小狗儿，表示尊重“我”的想法。最终，“我”与母亲达成双向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合力创作“羌笛野曲”的故事。“我”的叙述中，蔡琰被擒获后，与匈奴一起生活了12年，始终坚守汉族的语言文化。她和着羌笛，用汉语唱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找到了与异族情感的契合和共鸣。由此诞生的《胡笳十八拍》便是两种文化交流、融合、共存的产物。
“我”与中国文化和解，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从沉默走向发声，主动建构新故事。单向灌输转为双向互动，即“我”从母亲故事的聆听者变为共同的叙事者，从抵触自身的中国性到接受族裔特征，从忍耐现实到批判不公。“我”虽然对自己的身份仍然存在疑问，“不断地想理出个头绪来”（汤亭亭，1998：189），但已放弃早期“白虎山学道”时相对天真、偏激的生存策略，采取主动融合的友好姿态，以期在西方社会找到自我定位和归属。
三.混杂策略与跨文化观
通过呈现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流散经历与文化认同的流变过程，汤亭亭点明少数族裔主动建构混杂身份的重要性。正如巴巴（Homi K. Bhabha）指出，“今日的文化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边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in-betweenness）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Bhabha，1994：1）也就是说，全球化语境下，多种文化在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彼此混杂，纯粹的文化不复存在，本质论的文化身份观也已失去效用。移民仅坚守民族文化身份，则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类，成为永远的“异乡人”。但排斥中国文化、全盘西化又会使他们难以“确立自我的对立面和‘他者”（Said，2003：332），无法在矛盾与差异中建构、表达自我。因此，二代移民不能一味抗拒父辈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更应凭借“居间”优势，调和中美文化差异。融合两者特质，找寻共性却又维持民族性，才有可能将双重文化下的阴影区域转化为互动空间，从而在文化渗透、融合过程中，定位族裔形象。这也体现了作家希望通过建构混杂文化身份，缓解身份焦虑，融入主流社会的个人愿景。
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离，生长在美国的汤亭亭并未系统接受中国文化教育，与陌生遥远的母国存在隔閡。她未到过中国，听母亲用广东话讲述中国故事和阅读部分英译中文学作品是她了解中国文化仅有的方式。同时，美国社会认为汤亭亭是少数族裔群体的一员，刻意误读她的作品。汤亭亭指出，“约三分之二的西方读者仅以‘异国情调、‘不可理喻、‘神秘的东方色彩这些刻板概念为参照，衡量其创作价值”（Kinston：1982，55），忽略她是美国作家的事实。她渴望融入主流社会，得到认可，却始终游离于双重文化。因而，在此情况下诞生的作品《女勇士》是她在现实中创造文化对话空间、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实践产物：汤亭亭借助中西结合的叙事策略，以中国民间传说和文学经典为原型，掺杂美国文化的观照，模糊文化间的分界线，赋予作品独特的美学魅力、文学意义与实际效用。《女勇士》取得的成功也证实了构成流散身份的异质文化源头达到融合共存的可能性。
首先，汤亭亭借“我”之口重新诠释母亲讲述的花木兰故事时，嫁接中西文化元素，在跨文化再创造中实现不同文化符号的互动。例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诱导爱丽丝进入地下世界的兔子变为木兰在山上修炼时遇到的白兔。由此，“佛教‘太子舍身饲虎和‘尸毗王割肉喂鹰的佛生故事被作者化为‘白兔纵身篝火舍身献肉的故事”（卫景宜，2002：66）。东方武术与西方魔法，封建传统中的冥婚习俗与西方婚嫁礼仪中黑色刺绣的婚礼服，中国神话中的仙女与西方文化中的天使……不同的文化意象和谐共存、相互交融，一起组成一个兼容并包、奇异瑰丽、充满浪漫色彩的文学世界。
其次，作家在保留中国经验的鲜明特征（如文化意象与故事的大体框架）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移植到美国文化土壤，塑造了拥有杂糅特质的全新文学形象，成功建构美国华裔神话。中国民间叙事中具有淑女气质、忠孝观念的女儿摇身变为作家笔下饱含西方女性意识、个人主义思想的勇士。传统意义上的花木兰本是闺阁女子，遵循忠孝观念，被迫披上戎装，替父从军。《女勇士》中，花木兰上山修炼是出于逃离收山芋、割草的庸碌生活、自我实现的渴望。同时，汤亭亭对木兰习武、征战平反着墨较多，并挪用“岳飞刺字”的典故，有意将她刻画为英雄式人物，增强其女性力量。与传统形象不同，木兰虽然经历怀孕生子，仍能冲锋陷阵，异常英勇强劲。而作者在建构木兰形象时也保留了其原本的中国特质，使人物具有混杂性气质：一方面，木兰斩杀皇帝，解放妇女，明显具有否定父权统治的思想；另一方面，她在山中艰苦习练15年，后惩治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拯救许许多多家庭”（汤亭亭，1998：29），颇有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韧之风和心怀天下之意，是作家心中理想的华裔女性形象。
此外，身为华裔作家，汤亭亭借助中国传统叙事和英文书写，获得表达空间和话语权，使中国传统在美国土地上得到呈现和延续的同时，吸引了主流注意，为族裔身份得到社会认可创造前提。“混杂（hybridity）颠倒了殖民主义否定的后果，使他者‘被否定的知识进入了支配话语，并离间了它的权威的基础”（Bhabha，1994：114），是被殖民者颠覆殖民文化霸权的手段。按照这种策略，主流话语压制少数族裔的声音，建构权威；边缘群体在模仿主流话语时也能够掺杂异质成分，消解其纯洁性，动摇二元对立。作者没有使用纯粹、正统的英语文学表达华裔诉求，而是自创（如鬼“Kuei”）、借助英文，添加并阐释中国的文化概念，利用该语言媒介影响西方观念。借此，她使英语成为自己书写族裔生活经验、重现集体记忆、构建共同历史的工具，英语在这过程中也不断被重塑。此举既填补了文化缺位，又篡改了西方话语权威，使“东方和西方具有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朱立元，2014：375）。
汤亭亭的书写主题和叙事策略都折射出她作为美国华裔作家的独特文化观。她的流散背景使其拥有自觉建构身份的意识和开阔的视野，得以杂糅中美文化，颠覆西方话语权威。她不与西方话语合谋，也未建构单一的民族认同，而是通过挑战东方与西方、强势与弱势文化的对立，创造了一个“第三空间”（Third Space）。这个空间“不單属于自我（the One），也不属于他者（the Other），而是居于两者之外的中间位置，混合两种文化的特征”（Bhabha，1994：28）。在这个既接纳共性又包容差异的混杂地带，二元对立被颠覆，两种文化的平等交流、协商得以实现，混杂文化得以形成。这种文化既不是对中国传统的照搬，也不是对美国价值观念的全盘认同，而是居于两者之间，又超越了两种文化的束缚，以共存与融合为特征。
社会与家庭的（即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双重生存语境使美国华裔游离两种文化，产生身份焦虑和认同障碍。而边缘化视角与代际传承又使流散者能够与主流话语保持距离、相对理性地审视中美文化，在反思和接纳的基础上，吸收两者的有益成分，构建混杂文化身份，得以自洽。这就是汤亭亭为流散文化身份建构提供的答案。同时，汤亭亭借助独特的混杂性叙事策略，融合两种文化，书写美国华裔神话，意在勉励身处困境的华裔重拾信心、反抗霸权的同时，推动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促进文化交流。此外，汤亭亭调和了文本的民族性与普适价值，使《女勇士》既书写美国华裔的生活经验、探讨族裔形象建构，又观照广泛存在的成长困境和无归属感，更具有普遍意味，展现了美国华裔流散写作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2]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Selected Writings on Race and Difference， edited by Paul Gilroy and Ruth Wilson Gilmo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57-271.
[3]Kingston， Maxine Hong. “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edited by Guy Amirthanayagam， Palgrave Macmillan， 1982， pp. 55-65.
[4]Said，Edward W.Orientalism. Penguin Modern Classics，2003.
[5]管勇.散居族裔身份建构的策略本质主义——以当代美国华裔流散写作为例[J].求是学刊，2011（02）：104-106.
[6]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7]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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