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晚清学术大师俞樾的年谱相关著作共有俞樾、尤莹、周云青、徐澂、陈乃乾、干人俊、董朴垞、郑振模、马晓坤所撰九种。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对“周谱”、“徐谱”、“董谱”作对比研究、校读勘误,以厘清三谱的撰写脉络和特点及各本优劣。
关键词:俞樾 年谱 比较研究
年谱是以时间为顺序编排谱主一生活动与经历的一种特殊史书,具有个人史和编年史的性质,也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1]。年谱在反映谱主一生兴衰的同时,也有助于后世学人从中一窥时代形势与背景。年谱这一形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盖肇宋时——自明继踵——入清更炽”[2]的过程。晚清学术大师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以及教育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很广,关于俞樾的年谱也代有著作。本文拟对几种《俞樾年谱》作比较研究,分析各个版本的优点与不足、撰述特点、体例体裁等,以期对将来《俞樾年谱长编》的编著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一.《俞樾年谱》相关著作的版本考述
要对《俞樾年谱》作比较研究,必须要厘清几个问题:有多少种关于俞樾的年谱?分别撰于何人之手?它们的版本留传情况如何?学界对此已有相关考录和记述,但较为分散且由于创作时间较早以致不够全面、详细。笔者将其梳理如下。
首先来看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此书中考录的《俞樾年谱》共有六种[3],按照撰述时间分别为清代俞樾自著《自述诗》(1889年)、清代尤莹所著《俞曲园先生年谱》(未成)、近代周云青所著《俞曲园先生年谱》(1929年)、近代徐澂所著《俞曲园先生年谱》(1930年)、近代陈乃乾所著《俞曲园先生年谱》(未刊)、近代干人俊所著《俞曲园先生年谱》(未刊)。
再看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见知录》。此书记述的《俞樾年谱》共有4种[4],相较于前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少了尤莹、陈乃乾、干人俊三人的著作,多了一本新出版的马晓坤所编《俞樾大事年表》,并且每本年谱之下有编者对于该谱的评介。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的《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四十七册《俞曲园先生年谱·提要》中也撰述了相关内容:
俞樾年谱计有多种:尤莹、周云青、徐澂、陈乃乾、干人俊、郑振模等皆有撰述。但通行于世者均较简略,故今收录周、徐二种,以为互补。……此外,郑振模所撰《清俞曲园先生樾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八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达四万余字,记修学进德之迹较详,可作参考。[5]
这套丛书收录《俞樾年谱》共有三种:俞樾自著《曲园自述诗》、周云青、徐澂分别撰著的《俞曲园先生年谱》,但在该书提要中罗列了六种:尤莹、周云青、徐澂、陈乃乾、干人俊、郑振模等皆有撰述。相较于前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见知录》二书所考,新增了郑振模所撰《清俞曲园先生樾年谱》一种。
近期,随着董朴垞相关著作手抄本的陆续整理出版,《俞樾年谱》又增一本著作,即是董朴垞于1947年所撰《俞曲园先生年谱》。该谱全书177000余字,采用纲目体,先简缀俞樾生平事迹为正文,再附以原书材料作注,复录其琐事及考证如疏,内容详实、材料丰富、考证精确,对于俞樾一生行事撰述记载较为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董朴垞在《俞曲园先生年谱·自序》中对《俞樾年谱》的相关版本也作了简要介绍:
至于俞氏年谱,本有尤莹之作,未见(尤又欲作《全书目录》)。近人周云青所编甚略,载《民铎杂志》中。闻尚有陈乃乾作《谱》。[6]
董朴垞在自序中罗列了三种《俞樾年谱》:尤莹之作、周云青所编、陈乃乾作《谱》,这几种与前述学界考录相同。
综合以上,可以对《俞樾年谱》目前所知各种版本的编著作者、创作时间、留传情况有一个充分而全面的了解。目前笔者未收集到尤莹、陈乃乾、干人俊、郑振模四人所著《俞樾年谱》,且由于俞樾自著《曲园自述诗》、马晓坤所著《俞樾大事年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年谱,因此本文就周云青、徐澂、董朴垞三人所著年谱进行比较研究,为便于行文,以下分别简称“周谱”、“徐谱”、“董谱”。
二.三部年谱的对比
“周谱”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俞樾年谱》,最先发表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铅印本《民铎杂志》第九卷第一号,约4000余字。“徐谱”最早于1930年发表,约12500余字。“董谱”于1947年创作完成,约177000余字,该谱尚未公开发表,笔者以陈哈清抄本进行比较分析。“董谱”创作时间较晚,在内容上借鉴参考了前二谱的研究成果。以下笔者从编修体例、创作内容、文献征引等方面对三部年谱作对比。
(一)编修体例对比
从全书整体结构来看,“周谱”单刀直入谱文,前无序、后无跋,简洁明了,仅在谱文前有数行“编者按”,简要介绍谱主俞樾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徐谱”文前著有一篇序论,总述谱主俞樾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董谱”文前也著有一篇自序,介绍了年谱这一形式的发展历程和种类、创作目的、创作过程、谱主俞樾的生平简介及学术成就、前人编撰《俞樾年谱》的概况、年谱体例、创作背景等相关内容,文末有附录四种:章炳麟撰《俞先生传》、《艺风堂集》及《续碑传集》中关于俞樾的传记、《清史稿·儒林前传》中关于俞樾的传记、《春在堂全集》各卷篇目。相较而言,“徐谱”比“周谱”完备一些,而“董谱”又比前二谱更加完备周详。
从谱文撰写体例来看,“周谱”与“徐谱”都采取“年份(年号、干支纪年)+年龄+事迹”的体例撰写,并无引文与按语(“周谱”仅在最后一条“俞樾卒年”的谱文末加了一条按语,并非其常规体例,而属特例)。如“周谱”:
道光四年甲申,四岁。是年先生由旧居德清东门之南埭,迁居仁和之临平镇。[7]
与“徐谱”同年的谱文:
道光四年甲申,四岁。仪伯公以乡居无师教子,遂由德清县南埭迁居仁和县临平镇之史家埭。先生生母姚太夫人为临平人,乃依外氏居。[8]
形式基本一致。“董谱”则采取“年份(年号、公元纪年)+年龄+事迹+引文+按语”的体例撰写,如同是俞樾四岁的谱文:
四年甲申(一八二四年),先生四岁。
是岁先生家从德清南埭,迁仁和临平镇,赁史家埭戴氏之屋以居。距外家姚氏赭山港,不一里,先生时往与群儿戏嬉。
《诗编》二:“余家自甲申岁,迁居临平之史家埭,余甫四龄耳。后又他徙。至今二十二年,复迁居史埭旧屋,则寅儿亦四龄矣。漫书四十字。《诗》云:‘故是童时地,重来觉有情。儿年同我小,门户似前清。暂作鹅笼寄,终输燕垒成。一椽犹未定,何况此浮生。”(按:在道光乙巳。)
《自述詩》云:“四龄迁徙到东湖,为苦乡居闻见无。从此尘封南埭屋,至今先业总荒芜。…其六。”
按:潘家桥在史家埭之西,史埭以史翰林得名,史名尚节,康熙丙戌翰林。潘桥则不知所始矣。见《随笔》十;并可参看戊子年《临平杂诗》,亦皆记童时事也。[9]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以此来看,“董谱”又比“周谱”、“徐谱”更细致周密,考据详实,更符合来新夏所谓“一般年谱在选材体例上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即(1)谱主字号、里贯、生卒和得年,(2)谱主科名、仕历或经历,(3)谱主的功业,(4)谱主的创作成就和学术造诣,(5)当代大事,(6)交游及有关人物的生卒、简况,(7)家事,(8)恩宠和哀荣,(9)附录。”[10]的通谱编修体例。
(二)创作内容对比
在年谱的正文中,“周谱”更为纯粹地关注俞樾的就读、受业、应试、授徒、科举、著文、校刊、编书、出版等学术相关的活动,至于其他如家事、交游等与学术关系不大的生平事迹则极少着墨,有也是一笔带过。经笔者统计,在“周谱”的86条谱文中,只有10条是完全记载家事而与学术活动无关的,其中还包括2条生、卒年谱文。“周谱”在俞樾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关注《春在堂全集》各部分的著述与刊刻,基本围绕着著述完成的先后时间进行胪述,对于《春在堂全集》中“春在堂”一名的由来,《群经平议》与《诸子评议》、《春在堂诗编》、《古书疑义举例》、《湖楼笔谈》以及《春在堂词录》、《宾萌集》、《曲园杂纂》、《俞楼杂纂》的前后告成与刊刻记载最详。经统计,在“周谱”4000余字的全部谱文中,记载俞樾著作著述情况的共有2800余字,占全谱的70%多。可以说,“周谱”是一本纯粹的著述年谱。
“徐谱”也是主要关注俞樾的学术活动,但除此之外也记述了与俞樾有关的时人生卒以及其兄仕历、交游等相关情况。其中对于交游人物的生卒年情况记载尤为丰富特色,如马新贻、李鸿章、王引之、王念孙、张之洞、翁同龢、孙诒让、阮元、曾国藩等人均有记载。据统计,记载相关人物生、卒年的共有45人,这其中多是与俞樾有学术联系之人,或是有学术往来,如孙诒让、翁同龢等;或是其学术渊源,如阮元、王念孙等;或是因某人的关系有了相关的学术活动,如马新贻邀请俞樾主讲诂经精舍、以“花落春仍在”受知于曾国藩等。这些人初看与俞樾学术并无关联,细品之下可以发现其实是与俞樾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徐谱”也是一本学术性年谱,且较之“周谱”的学术逻辑更加严密通畅,学术上的内容更为广泛与详尽。
“董谱”在内容上则是综合性的,其参考了“周谱”、“徐谱”两本著作的学术性特点,对于俞樾的学术活动做了记述。如俞樾著作《春在堂全书》各部分的撰成和刊刻情况、俞樾学术交往人物的生卒年记载等便是继承自前二谱的特色内容。除此之外,也记载有俞樾的学术活动、交游经历、家人家事、亲子朋友、宴饮唱和、迁住移居等。在这些内容中并不特别偏好某一部分,而是根据《春在堂全书》的记事,选取相对重要的事件按年、月编定,均匀适当,平铺直叙,顺序清晰,对于了解俞樾的一生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三)文献参考、征引对比
在文献的征引上,毫无疑问《曲园自述诗》、《补自述诗》是三部年谱的重点征引对象,也可以说是所有撰写《俞樾年谱》的学者必须重点参考征引的著作。除此之外,三部年谱也不同程度地参考了《春在堂全书》这部俞樾的大部头著作,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三部年谱有一部分主要的参考文献是《春在堂全书》中各部分著作的序言和目录,如俞樾完成《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曲园杂纂》、《俞楼杂纂》,三谱花了一定篇幅介绍这些著作中的分卷情况,“周谱”载:
同治三年甲子,四十四岁。先生所著作《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告成。《群经平议》则继王氏经义述闻而作:凡《周易》二卷、《尚书》四卷、《周书》一卷、《毛诗》四卷、《周礼》二卷、《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考》一卷、《仪礼》二卷、《大戴礼记》二卷、《小戴礼记》四卷、《春秋公羊傅》一卷、《谷梁传》一卷、《左氏傅》三卷、《春秋外传国语》二卷、《论语》二卷、《孟子》二卷、《尔雅》二卷、《诸子平议》则窃附《读书杂志》之后:凡《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庄子》三卷、《商子》一卷、《韩非子》一卷、《吕氏春秋》三卷、《董子春秋繁露》二卷、《贾子》二卷、《淮南内经》四卷、《杨子太玄经》一卷、《杨子法言》二卷。[11]
三谱这方面的记载大致一样,不同的是“周谱”“徐谱”记载在谱文中,而“董谱”却将这一部分内容记载在附录中。除此之外,三部年谱也参考了俞樾其他记事性著作,如三谱均重点记述的“俞樾受知曾国藩”之事,便在《春在堂诗编》、《春在堂杂文》、《宾萌集》、《春在堂随笔》、《俞楼杂纂》等著作中皆有记载。
三部年谱参考的文献对象大致相同,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周谱”、“徐谱”因其主要记载学术活动,因此侧重参考俞樾各部著作的序言和前言;而“董谱”由于其综合性,重点参考的是俞樾的记事性著作,其中以《春在堂诗编》、《春在堂尺牍》、《春在堂随笔》、《曲园自述诗》等征引最多。据统计,“董谱”中引用《春在堂全书》各部著作的情况分别为:《春在堂诗编》79处、《春在堂尺牍》62处、《春在堂随笔》61处、《曲园自述诗》47处、《春在堂杂文》47处、《宾萌集》35处、《春在堂词录》15处、《宾萌外集》13处。其他著作征引相对较少。
除此之外,三部年谱的文献参考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如“周谱”最后一条记载俞樾的卒年: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八十六岁。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卒于苏州寓庐。(云青案:章炳麟-太炎-谓“先生三十三年卒”,非是。)[12]
此处参考了章太炎所著《俞先生传》,对其中记载作了考证并得出作者自己的结论。“董谱”在附录中也参考并征引了章太炎所著《俞先生传》全文,以及引有《艺风堂集》、《续碑传集》、《清史稿·儒林前传》等其他著作。
从文献的参考征引上来看,“周谱”、“徐谱”二谱大致相当,主要侧重《春在堂全书》各部著作特别是《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曲园杂纂》、《俞楼杂纂》四部的序言和前言;“董谱”主要参考引用《春在堂诗编》、《春在堂尺牍》、《春在堂随笔》、《曲园自述诗》等记事性著作以及一些他人撰著。总地来说,“董谱”在文献征引于参考上较之于“周谱”、“徐谱”更为广泛和丰富。
经过校勘,发现三部年谱都存在一些错误。“徐谱”参考并一定程度继承了“周谱”的一些成果,“董谱”又参考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二谱的一些成果,因此有些错误是“周谱”中有而在“徐谱”、“董谱”中得到校正,有些错误是“周谱”、“徐谱”中都有而在“董谱”中得到校正,但有些错误是三谱皆有。内容的取舍。三部年谱的编撰导向并不相同,因此记载了不同的年谱内容。而在各自的编撰导向下,三部也存在内容上取舍的问题。“周谱”的编撰导向是著述年谱,以胪清俞樾《春在堂全书》各部分撰述时间为主,但其中也记载了几条与著述无关的事件。若说婚娶姚夫人、送母姚太夫人南还、父亲身殁、长兄科举等事还尚且与谱主关系密切,提及一二也说得过去,但“光绪十年甲申,六十四岁。十月,嫂孙夫人卒。”这一条就令人迷惑不解。在“徐谱”同一年的记载中有俞樾之孙俞陛云县考第一府考第二、日本井上陈政远来受业、俞樾撰墓志铭和写诗的活动,“董谱”同一年的记载中有俞樾长子卒逝与长女下葬等活动,而“嫂孙夫人卒”这一事,既非俞樾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学术活动,也不符合其谱的编撰导向,“周谱”录入其中,有突兀之感。“徐谱”作为一本学术性年谱也存在类似的内容取舍问题,譬如曾国藩、李鸿章、王念孙等与谱主学术联系比较紧密或者名气比较大,记载这些人的生卒年倒也无可厚非,但勒少仲、吴平斋等与俞樾学术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也非当时的著名人物,记载这些人的生卒年是出于什么考量?又如俞樾为很多人撰写过传记和墓志铭,也为很多著作撰写过序,“徐谱”中只记载了部分,又是出于何种考量?这些内容的取舍标准并不十分清晰明确。可以说,“周谱”、“徐谱”在俞樾学术或者生平事迹等某些内容上的取舍有不严谨之处。相对而言,“董谱”内容上取舍适当,综合全面,编次有序,颇为严谨。
三.俞樾的年谱编修思想
要对三部年谱作一个评价,那么俞樾本人对于年谱的编修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和参考系数。《俞樾全集》中暂未发现俞樾关于年谱编修的专题论述,但是通过俞樾撰写的《吴绛雪年谱》以及《曲园自述诗》,也可以窥见一二。
《吴绛雪年谱》收录在《俞樾全集》中的《曲园杂纂》卷四十六,是俞樾撰写的一本关于清朝奇女子吴绛雪的年谱,全书共2800余字,篇幅短小精悍,考据严密细致。
首先看該谱的编修体例。年谱前有一篇序论,简要介绍了谱主吴绛雪的相关事迹,“吴绛雪以国色天才,从容赴义,以全永康一邑民命,亦昭代一奇女子也”[13];接着论述了吴绛雪相关的研究综述,分别有许楣为其作的《传》、黄韵珊创作的《桃溪雪传奇》以及陈其泰的相关考证;继而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评述与考据,认为“《传奇》中事实,多以意为之,盖院本体裁固如是。农部之《传》,颇足征信,而其年则弗详。海盐陈君其泰又考之绛雪遗诗,论定其年。表章之意,亦云至矣。然亦有不能无误者”[14];最后是撰写年谱的目的,“百年寿者之大齐,绛雪仅得其四之一,天既促之,人不宜更夺之也。故作《吴绛雪年谱》。”[15]而该谱谱文的撰写体例是标准的“年份(年号、干支纪年)+年龄+事迹+引文+按语”模式,如:
顺治七年(庚戌),吴绛雪生。
许农部《传》云:“名宗爱,永康人教谕士骐之女。”
黄韵珊《桃溪雪传奇》云:“父骥良公。”
吴康甫云:“绛雪之父娶于应氏。”
按:集中《招素闻》诗自注:“余姊妹三人。”又《归家有感》诗自注:“时二姊已适人。”则绛雪行第三也。然诗中屡及翠香二姊,而不及伯姊,疑远嫁,或前死矣。
又按:集中《同心歌》云:“妾身少坎壈,襁褓失家慈。”不详殁于何岁。然其《送次姊》诗,自注云:“先慈辞世已二十年。”而其诗首云:“定省思姑舅,艰难别老亲。”老亲谓其父,则其父犹在。至《闻琵琶》诗云:“忆九岁从先君之秀水。”又云:“今十二年矣。”十二加九,为二十一。是绛雪二十一岁,父殁矣。《送次姊》诗,盖作于二十岁。然则母殁,即绛雪生年也。[16]
而从该谱的文献征引也发现,除了有谱主所著《遗诗》,还有后人所著的谱主《传记》、研究文章甚至还有《传奇》这种文学作品,其参考文献不拘一格,形式多种。
《曲园自述诗》以及《补自述诗》都是俞樾自己撰写的关于其生平经历的诗集。前作共199首,创作刊行于1889年,其时作者69岁;后作共80首,创作刊行于1903年,其时作者83岁,两部《自述诗》统共279首七言绝句,以年月为顺序,胪述了作者从出生到83岁之间的相关生平事迹,对于研究作者俞樾以及编撰作者相关年谱具有首要的参考价值。《自述诗》虽无年谱之名,却有年谱之实,也是研究俞樾年谱编修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如:
秋风一病太郎当,孤负槐花此度黄。病榻惟看《日知录》,零星笺注不成行。
庚子秋闱,余以病不应试,病中惟以《日知录》自遣。今《曲园杂纂》中有《日知录小笺》一卷,始于是时也。[17]
这其中,“庚子秋闱”即是年份;“余以病不应试,病中惟以《日知录》自遣”就是谱主事迹;“秋风一病太郎当,孤负槐花此度黄。病榻惟看《日知录》,零星笺注不成行”相当于引文;“今《曲园杂纂》中有《日知录小笺》一卷,始于是时也”等于按语。可以看到,《自述诗》的撰写体例与年谱本质上是一致的,形式和编排顺序不同而已,都遵循“年份(干支纪年)+事迹+引文+按语”的基本编修体例,也说明这是俞樾本人赞同和认可的年谱编修模式。而文献征引方面,《自述诗》除了参考征引《春在堂全书》,还参考了作者祖父、父亲、兄弟以及夫人等亲属的相关诗文著作,如:
先大夫时在京师,有《誌喜》诗曰:“春风吹喜气,千里到幽燕。”[18]
先大夫赐诗云:“汝生从未识离愁,突作三千里外游。”余此行也,兄戏改其语以赠云:“汝生从未识离愁,突作江南境内游。”[19]
先祖南庄府君有《四书评本》…[20]
“彩衣何日拜慈姑”,内子往年在大梁使署所作诗也。[21]
以及其他非谱主撰述的相关著作,诸如同里《沈氏家谱·序》、宋朝陈元靓《岁时广记》、杜甫诗集、韩昌黎《师说》、邵伯温《闻见前录》、李斗《扬州画舫录》、萧统《文选》、张岱《琅琊文集》、苏轼诗集、宋朝岳珂《媿郯录》、明朝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史记·货殖列传》、《汉书·货殖列传》、宋朝程大昌《演繁露》、周少隐《竹坡词》、国朝韩泰华《福斋随笔》、《顾亭林文集》、徐琪《名山福寿编》、阮元《校勘记》、叶梦得《避暑录话》、《莲社高僧传》等,可见征引之广泛。
综上,俞樾的年谱编修思想大致有这么几点:一是年谱前要有序论,包含谱主简介、研究综述、编撰目的和背景等内容;二是谱文编撰体例使用通用的“年份(年号、干支纪年)+年龄+事迹+引文+按语”模式;三是谱文的考证要严密详实,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要甄别到位,其中讹误之处加以考证分析,以得出正确或者说接近真实的结论;四是文献的参考和征引要广泛丰富,从谱主本人的作品到亲朋好友的著作再到古今文献,有相关内容而可取的都可以参考引用。
经过以上梳理、分析以及体例和内容上的对比,对于三部《俞樾年谱》的著述情况、各谱之间的异同已有详细的了解。综合来看,在年谱的形式上,“董谱”采取序论+谱文+附录的模式,在谱文的编写上采取“年份(年号、公元纪年)+年龄+事迹+引文+按语”的体例,无疑比“周谱”、“徐谱”更加完备周密;在内容上,“董谱”的文献征引与参考上较之于“周谱”、“徐谱”更为广泛和丰富,“董谱”的谱文是综合性的,选取相对重要的事件按年、月编定,均匀适当,平铺直叙,顺序清晰,详实可信,便于很好地了解俞樾的一生;在思想上,董朴垞在年谱编修结构、编撰体例、谱文撰写等方面所強调的“综合全面、考据严谨、征引广泛、材料丰富、与时俱进”等思想比周云青、徐澂二人更加先进与全面,董氏的年谱编修思想对于新时代编修年谱以及个人史学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三部年谱的意义可以作一个总结:“周谱”短小精悍、主题明确,是一本著述年谱简编;“徐谱”逻辑严密、编修简练,是一本学术年谱短编;“董谱”涉及面广、记事丰富、考据精当,是一本综合性年谱中编。前二谱比较适合在研究俞樾的学术活动时作为工具书查阅使用,后一谱则适合于对俞樾及其学术作综合研究时查阅使用。
通过三部年谱的对比分析,对于将来要编撰《俞樾年谱长编》是一个前奏和很好的参考,从中可以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和取长补短,优化升级。在编撰体例上,自然采取通用的“年份(年号、干支纪年、公元纪年)+年龄+事迹+引文+按语”体例最合适,对于现代学术来说,细节上还需要按照年月日的格式编次;其次是年谱内容,长编必然是需要对俞樾的一生无论是学术活动还是交游往来以及仕途经历等只要是与谱主相关的事件,事无巨细,应载尽载,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三谱中出现的内容取舍问题;在文献的参考和征引上,除了《俞樾全集》,还需要参考俞樾亲朋好友、同年同门、师长学生等同时代有交集联系人物的相关著作文集、书信日记等资料以及相关地方的方志、相关部门如诂经精舍和紫阳书院等课艺资料。在信息时代编撰年谱,对于资料的搜罗和掌握务必要穷尽。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对于庞大资料的处理和编次并非易事,这既是时代和技术带来的优势,也是困难所在。
注 释
[1]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见知录·原印本代序》(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891-901页。
[2]董朴垞:《董朴垞著作集第六册·俞曲园先生年谱·自序》,陈哈清抄本,第1页。
[3]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第九卷·清代》,中华书局,1992年,第555页。
[4]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见知录·卷五·生于道光时期人物》(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406页。
[5]《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四十七册《俞曲园先生年谱·提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6]董朴垞:《董朴垞著作集第六册·俞曲园先生年谱·自序》,陈哈清抄本,第1页。
[7]周云青:《俞曲园先生年谱》,《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四十七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
[8]徐澂:《俞曲园先生年谱》,《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四十七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9]董朴垞:《董朴垞著作集第六册·俞曲园先生年谱》,陈哈清抄本,第27页。
[10]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见知录·原印本代序》(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895页。
[11]周云青:《俞曲园先生年谱》,《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四十七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12]周云青:《俞曲园先生年谱》,《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四十七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13]《吴绛雪年谱·序论》,《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9册《曲园杂纂》卷四十六,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85页。
[14]《吴绛雪年谱·序论》,《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9册《曲园杂纂》卷四十六,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85页。
[15]《吴绛雪年谱·序论》,《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9册《曲园杂纂》卷四十六,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86页。
[16]俞樾:《吴绛雪年谱》,《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9册《曲园杂纂》卷四十六,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86页。
[17]俞樾:《曲园自述诗》第17首,《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30册,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18]俞樾:《曲园自述诗》第2首,《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30册,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页。
[19]俞樾:《曲园自述诗》第10首,《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30册,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页。
[20]俞樾:《曲园自述诗》第128首,《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30册,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21]俞樾:《曲园自述诗》第139首,《浙江文丛·俞樾全集》第30册,赵一生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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