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靖

　　内容摘要：《B·华兹华斯》是英国移民小说家V·S·奈保尔早期创作的短篇故事集《米格尔街》中的一篇。故事主人公华兹华斯是20世纪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岛上普通民众的典型代表，他以乞丐诗人的身份孤独生活，承受世俗伦理与殖民文化的压力，以审美追求谱写了荒诞英雄式的生存诗篇。从存在主义视角对故事主人公华兹华斯的分析，为解读奈保尔小说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关键词：奈保尔 米格尔街 B·华兹华斯 存在主义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年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1950年，奈保尔赴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并在几年后开始文学创作。当时的欧洲尚未完全走出二战的阴影，知识分子往往消极颓废，崇尚个人主义、关注自由的存在主义气息弥漫于大学校园。曾有学者指出，“奈保尔作品中的许多意象与用语出自加缪、萨特与海明威等早期存在主义作家”[1]。

　　《米格尔街》写于奈保尔创作生涯中的“学徒时期”，作品由17个彼此独立又略有关联的短篇故事组成的，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全景展示了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岛20世纪上半叶各阶层、人种的生活风貌。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也特别提及《米格尔街》，认为该作品以“短小精悍的故事，把契诃夫式的幽默风格和特立尼达民间克里普索（calypso）小调糅合在一起，确立了奈保尔作为幽默作家与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2]。作品描写的人物生活充满荒诞、焦虑的意味，“自我”与“他者”表现出紧张的疏离关系。此外，作品也体现了人物做出重大决定并为之采取行动的时刻，反映了殖民地人民坚持自主意志，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景，颇具存在主义意味。曾有评论者针对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与《自由国度》展开存在主义解读，但尚未有对《米格尔街》的类似评论。

　　《B·华兹华斯》是《米格尔街》的第六篇，呈现乞丐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与叙事者“我”的交际。华兹华斯贫困潦倒，乞讨为生，却梦想完成最伟大的诗篇，而最终又孤独死去。笔者认为，华兹华斯的故事构成了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图解。本文将借助海德格尔、萨特与加缪等哲学家的理论资源，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B·华兹华斯》。

　　一.孤独而神秘的个体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在观点和思想倾向上不尽相同，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不容置疑的是，存在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3]克尔凯郭尔首先确立存在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个人。他认为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无法由语言、理性和逻辑揭示，人的真正存在因此被遮蔽。海德格尔认为，个体受“公众意见”与“科学技术”双重异化，被抛在世上无家可归。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进一步提出，在“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人是作为“一种神秘而孤立的实在”[4]。由此可见，存在主义者认为现代世界遮蔽了情感与个性的表达，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个体陷入不被理解的孤独与痛苦境地。故事中的乞丐诗人华兹华斯就是这样一个孤独而神秘的个体。

　　华兹华斯的神秘首先表现在其作为乞丐，却偏离了乞丐的一般形象。华兹华斯一出场，奈保尔就点评其为“特别奇怪的乞丐”。乞丐给人的惯常印象是衣着不整，以他人钱财食物为生，华兹华斯却“穿戴整齐，头戴礼帽，身着白衬衣和黑裤子”[5]45。午后，华兹华斯非但不乞讨，反而等“我”放学，主动邀请我去吃芒果。

　　其次，华兹华斯的故事鲜有人知。故事从“我”的视角展开叙事，一切有关诗人的信息都由其与“我”的对话透露，而华兹华斯也刻意有所隐瞒，这让读者对华兹华斯了解地极为有限。华兹华斯透露自己在写一首最伟大的诗，一个月只写一行，并号称这是个天大的秘密。即便面对“我”，华兹华斯也从未主动分享诗的构思与内容，仅在“我”提问时告知某一个月写的一行诗，从此便再没有分享过任何一个诗行，只说“就好了”。读者关心华兹华斯如何谋求生计的问题，诗人仅以唱卡里普索小调一笔带过，对于“我”提问写诗能否让其暴富的，华兹华斯又避而不答。

　　神秘与孤独是一体两面的。诗人的神秘让他难以被理解，因而格外孤独。华兹华斯到处转悠着卖诗，却没有一个人买过。不过他依然继续转悠，因为他渴望遇见一位诗人。他爱的女诗人不幸离世，爱情夭折，唯有真正的诗人才能与他建立心灵的交流。在多数情况下，华兹华斯的个人情感无法得到外部世界的任何理解与包容。正是出于满足情感需求的目的，华兹华斯才会选择主动邀请我去吃芒果——敏锐而情感丰富的诗人发现了有成为诗人潜质、富有同情心的“我”。

　　此外，《米格尔街》中的故事往往前后勾连，时常在一个故事中涉及对另一故事主人公的描述与评价。而此篇则是个例外，在该故事中出场的人物完全不涉及故事集中的其他主人公，其它故事中也未曾有人提及华兹华斯，这是对诗人的孤独与神秘的印证。

　　故事尾声，“我”前去看望变得苍老衰弱的华兹华斯，他安慰“我”曾经说过的故事都是假的，这样的前后转折无疑会让读者重新评判诗人叙事的可靠性及诗人的话语真伪性。他还要求“我”以后再也别去看望他，叙事者也信守承诺。当一年后“我”再沿着阿尔贝托街漫步时，“却再没看到诗人房子的丝毫踪迹”，“就好像B·华兹华斯先生从未出现过”[5]54。叙事层面的大面積留白显得诗人的身世愈发扑朔迷离，也衬出其孤独离世分外凄凉。他的死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他生活的印记也在死后一年被全然抹去。这是对全体现代人的隐喻，人存在的荒诞性在此得到凸显——孤独的人生而必死，劳而无功。

　　二.个体与他者

　　个体与他者及外物的关系也是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克尔凯郭尔认为，自我“不仅是个人一己的自我，而是社会的、公民的自我”[6]。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此在的人不断与世界和其他此在发生关系。在他看来，此在的基本状态的“在世”，而“在世”的“在”的基本特征，即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就是“烦”、牵心与操劳。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只要此在是‘在世的在，他就彻头彻尾地被烦所支配，‘在世打上了烦的印章，这烦与存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7]。萨特认为，他人作为相对于个体的另一个自为，其一经出现就构成对个体的否定。个体与他者都企图将对方对象化以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于是，个体与他者始终处于紧张的冲突关系中。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作为认识主体，我尽力把否定我的主体性并规定我为对象的那个主体规定为对象”[8]。萨特在《禁闭》中用文学语言将自己的哲学思想整合为“他人即地狱”，意思是他人是个体实现超越过程中必须冲破的枷锁。不难发现，从克尔凯郭尔至海德格尔再到萨特均对个体与他者的关系有相似看法，即个体与他者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冲突对立，形成矛盾式的纠结关系。故事中华兹华斯与他人的关系大都呈现存在主义式的对立冲突。

　　一是华兹华斯与世俗伦理的冲突。这种关系集中凸现在诗人与母亲、警察二人的交流中。华兹华斯提出想看“我”家的蜜蜂，但母亲并不友好，颇有顾虑，要儿子在诗人看蜜蜂时盯着他，生怕他做出逾矩的行径。后来诗人要用四分钱卖“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母亲却称华兹华斯为“该死的家伙”，要他“赶快夹着尾巴离开我的院子”[5]47。面对行为举止怪异的陌生乞丐，母亲没有给予丝毫同情，也不愿开展任何个性化的私密交谈。此后，在某天出游中，华兹华斯与“我”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面对警察的询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华兹华斯却答非所问：“四十年来，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5]49。警察的话语在世俗伦理意义上生效，华兹华斯的答复则指向哲学美学层次。此外，故事中还透露，华兹华斯的诗从未卖出去过。华兹华斯与母亲、警察的关系是诗人与他者关系的缩影。华兹华斯作为诗人主体性的实现必然建立在他对世俗规则的违背、对他者主体性的否定之上。然而，悖论的是，华兹华斯的成功不得不依赖金钱的衡量与世俗的认可。在时下的环境中，他的主体性无法實现。个体与他者处在互相否定的紧张对抗关系中，米格尔街实际上成了华兹华斯的“地狱”。

　　二是华兹华斯与殖民文化的冲突。故事中还有一层隐而未彰的关系，即华兹华斯与英国殖民者的关系。“我”初与乞丐诗人对话时，多次提及他“英文流利，几乎可以说做作”，“说话缓慢，而且字正腔圆”[5]46。这一方面反映作为诗人对语言文字的谨慎考究，另一方面却折射了殖民地人民丧失本族语言文化，在争取文化身份认同时极力模仿殖民者的挣扎境地。《米格尔街》的多个故事都呈现了殖民主义影响下，以考取英国学校文凭、获得英国人认可的社会风尚。对文字最为敏感的诗人反而落入殖民者的语言“地狱”，成为被彻底他者化，禁锢在规训下而无法完全实现本真性的存在。

　　在对立冲突外，故事仍不乏温情。华兹华斯曾向“我”隐晦地谈及自己动人而凄凉的爱情。妻子怀孕后却意外离世，肚中的小诗人也随妻子而去。花园原是喜爱花草树木的妻子照料的，自妻子死后一直保留下来，其中草木恣意生长。于是，华兹华斯一直渴望重新遇到诗人，而他终于发现“我”就是他要找的诗人，便多次同“我”出游、交流，两人彼此需要。华兹华斯与妻子和“我”的关系是诗人间的关系。这是奈保尔尝试为存在主义者对个体与他者关系悲观认识提供的解决方案，他仍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理解。

　　三.荒诞英雄

　　存在主义者针对在世的人的痛苦提出了应对之策。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他从现代伦理悖论出发嘲笑康德主张的要永远把人当成目的而非手段的伦理学说[9]，指出“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10]。他主张人要勇敢做出自由选择，承担选择的后果，从而实现超越。加缪则继承康德的启蒙思想，要求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抗命运，他认为：“征服者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11]118，征服者的典范是荒诞英雄。萨特与加缪的观点哲学基础迥异，精神上却相通。他们要求在世的人以积极、昂扬的姿态对抗荒诞的世界。华兹华斯作为荒诞英雄的存在以尊严、善良为前提，并最终体现在其审美追求上。

　　小说介绍华兹华斯前，先铺垫了三个乞丐。他们每天“准时”来米格尔街上找热情好客的人家讨钱。在鼓励自食其力的社会，乞丐们往往过的是了无尊严的寄生虫生活，仰赖他人的仁慈苟活。而对米格尔街上的这几个乞丐而言，讨钱已然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仿佛人们对其有所亏欠，这是在低三下四的生活状态浸淫下生发出的无耻。华兹华斯则与这几个乞丐形成巨大反差。他穿戴整洁，言辞考究；他乞讨并不讨钱，而是要用四分钱卖自己的诗；除了卖诗，他每年在卡利普索的季节去唱小调。这几处细节折射了华兹华斯的身份认同——尽管叙述者称其为乞丐，但华兹华斯只认同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诗人深邃的想象、浪漫气息和精神追求都非缺乏文化趣味的苟且偷生者所有，是反抗的必要性格因素。身为诗人的尊严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屹立于华兹华斯心中，支撑其超越、征服的行动。

　　华兹华斯疲倦衰老，令“我”颇为伤感。华兹华斯却在此时说此前关于男诗人与女诗人的故事、要创作一首最伟大的诗歌的故事都是编造的，并要求“我”以后再也不回去看望他。或许华兹华斯自己已遭病痛折磨，仍希望叙事者能振作起来。这让整篇故事更添温情，也构成诗人善良的注脚。纵使个体与他者间冲突激烈，人们虚荣地渴望被关心、铭记，诗人的胸怀却不希望有人为自己而痛苦。诗人摆脱了对外界的情感需求，恰恰反映其丰沛的内心世界能够摆脱他者的束缚，独立自主地选择、超越。

　　华兹华斯实现自我超越、成为征服者与荒诞英雄集中反映在他的审美追求上。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超越世俗功利而满足人更高层次上的某种需求。华兹华斯与“我”看了约莫一小时蜜蜂；他声称自己就是爱看，可以一整天看蚂蚁；他邀请我去吃芒果；他时常思考看似奇怪的问题，例如星星离人们有多远；他做任何事情都像是第一次，像参加教堂的仪式，这让“世界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5]50；对于“我”将钉子扔进水里能否浮起来的提问，他答“这是个奇妙的世界，你扔下去试试，看看会发生什么”[5]51。华兹华斯的生活穷困潦倒，却依然关注生活中的美，从蜜蜂、蚂蚁、芒果树、星星里发现美，并渴望与他人分享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饱满的仪式感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行动与想法。华兹华斯对生活的态度是审美的，这种审美的态度来源于其诗人的尊严与身份认同、来源于其丰沛的情感与同情心，用四分钱衡量一首诗只是无奈迫于生计。贫穷没有剔除华兹华斯心中对美的追求，更显出他追求的可贵，这正是德国诗人里尔克“一棵树长得高出它自己”的人文精神。

　　奈保尔描绘的米格尔街区贫困、闭塞、肮脏，毫无希望、令人窒息，然而华兹华斯等一群小人物却仍然在有滋有味地生活。这里的生活从来没有真正绝望过——他们用诗意的激情、痛彻骨髓的悲悯和对人肉体的热切关心在荒诞世界中生存，他们是现代人无奈而豪壮的隐喻。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米格尔街人在审美意义上一次次推石上山，纵使无功而返，因为“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11]139。

　　参考文献

　　[1]Roldan-Santiago，S.Pessimismand

　　Existentialism in V.S.Naipaul[J].Journal of Caribbean Literatures，2008，5（2），153–167.

　　[2]阮学勤.瑞典文学院二〇〇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J].世界文学，2002（01）：133-134.

　　[3]陈静.《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存在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7（05）：97-102.

　　[4]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56.

　　[5]V.S.奈保尔·米格尔街[M].张琪，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6]刘象愚.康拉德作品中的存在主义试析[A].文美惠.超越传统的新起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87-211.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43.

　　[8]萨特.存在与虚无[M].王宣良，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306.

　　[9]王洪琛.荒诞的人：论加缪及其《西西弗神话》[J].国外文学，2009，29（03）：70-75.

　　[10]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熙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1]加缪.西西弗神话[A].加缪全集[M]沈志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8，139.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