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朝鲜通信使 日本 文献 外交使节
一.通信使概说
历史上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朝鲜朝建立的十五世纪之后，有关两者往来情况的文献记载开始系统地出现。从《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来看，朝鲜朝成立之初，就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双方往来甚为频繁，此后逐渐发展成一种规范化的国家间外交使节的往来活动。
笼统地说，通信使是朝鲜朝向日本派遣的外交使节，朝鲜朝时期主要的赴日行使达77次，其中，日本江户时期的庆长十二年（1607年）到文化八年（1811年）间的使行往来共12次。这12次行使，历来被日韩学者视做日韩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可以说，这是狭义上的通信使。朝鲜朝派遣通信使的原因各有不同。在日本室町时代，主要为禁止倭寇入朝之商谈以及祝贺日本将军世袭，而在江户时期的12次中，前五次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有战后修好、俘虏刷还等原因，后七次则主要是为了祝贺日本将军袭位。这样的使节团，多则近500人，少则200多人。当时日本各界对于通信使的来访给予了多方关注，他们设有专门接待的驿站宾馆，从饮食、住宿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准备，欢迎远道而来的外国客人。朝鲜使臣到达江户后，日本方面会专门选择吉日，在日本诸大名列坐时行聘礼、献礼物、而日本将军则向朝鲜三使予以慰劳。在诸藩客馆及江户本誓寺、本愿寺等地，大批日本文人墨客、学者、医师涌向那里，与朝鲜使臣会面，交换各类信息、讨论学问、诗文答酬等，进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二.文献研究
1.中国方面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朝鲜与越南的燕行文献也开始被学界注意。然而，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却极少被徵引、分析和参照，至今在中国学界几乎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其原因，大概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通信使文献是外国史料，与中国史研究的关系不大。尽管日本与韩国学界对通信使文献有颇为深入的研究，但他们也始终不曾从中国历史研究的角度上，关注着部分文献。中国方面的研究状况概括如下：（1）通信使文献价值的意义。王金磊和葛兆光，徐毅，张伯伟等四位学者分别整理韩国、日本的研究状况，并且谈到了研究通信使的研究价值及意义。（2）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礼仪。金禹彤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分别从日本丧祭礼俗、日本衣冠服饰礼俗、日本宾礼仪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礼俗文化。（3）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器物形象。朴在玉、徐东日通过日本器物，谈到了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
纵观中国国内的研究，有关朝鲜通信使的相关研究甚少，并且研究日本形象时所参考的文献，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甚少。
2.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
朝鲜通信使文献的研究，最初是作为日朝外交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资料被使用，因此，最初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外交史，政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而且相当多研究论著都出自日本学者之手。但是，由于这批文献数量相当巨大，内容也十分丰富，因此，1980年代以后经过在日韩籍学者的推动，通信使文献的研究在日本和韩国逐渐形成一个专门领域。
日本有关朝鲜通信使文献的研究最早是由日韩外交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者推动的，他们研究外史和交流史，所以，较早关注了通信使文献。例如，曾经在朝鲜总督府担任过修史官的中村荣孝（1902--？），早在1934年就出版了《江户时代的日鲜关系》。二战之后，他重新整理与扩充，在1965年、1967年和1969年相继出版了《日鮮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三册。其中，下卷第三章《江戸時代の日鮮関係》、第四章《朝鮮の日本通信使と大阪》等，讨论了朝鲜通信使及朝鲜通信文献，应该说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又如，作为日韩外交关系史领域的专家三宅英利在有关朝鲜通信使的研究领域，曾发表诸多论文，如《近世李朝通信使の九州視察》、《天和朝鮮通信使考》、《徳川政権初回の朝鮮信使》等，先后发表在《北九州大学文学部紀要》（B系列第一巻1-2号，1967--1968年）《資料論集（対外関係と政治文化·第一）》（吉川弘文館，1974年）等刊物上。在1970--1980年代，日本有关通信使历史与文献的专门研究潮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则是有一批在日韩籍学者推动和带动的。2
通信使文献研究的重大进展，是在1985年前后出现的。1985年片野次雄则出版了《徳川吉宗と朝鮮通信使》（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5年）。也正是在这一年以后，日本方面有關通信史文献的研究越来越多，1986年三宅英利出版了长达677页的巨著《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東京，文献出版，1986年），其中，有不少篇幅涉及朝鲜通信使文献。2000年之后，这一领域仍然出现了不少研究论著，但是，大体上还是延续着1980-1990年代的研究传统，虽有不少新的发现和新的进展，例如对于保存在日本的笔谈、唱酬、绘画资料，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对于东亚诸国的政治交涉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更细致的研究。但总的来说，问题意识，论述方式，切入角度均没有太大的变化。
日本方面的研究基于著作及论文内容，从通信使文献研究、人物、文化、日朝关系、其他等5个方面，进行了分类及归纳。具体如下：（1）通信使文献研究。三宅英利和荒野泰典的《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涉及到通信使文献;姜在彦的《海遊録：朝鮮通信使の日本紀行》，这是《海遊録》的日文译注，对申维翰的《海遊録》做了详细的解读和翻译。3李进熙则追踪朝鲜信使从对马、一歧、下关到大阪、京都、江户的行迹，在《季刊·三千里》上连载文章，并编成一集《李朝の通信使》（東京，講談社，1976年）。4另外有姜在彦的《室町·江戸時代の善隣関係》、明石善之助的《福岡と朝鮮通信》、仲尾宏的《京·近江と朝鮮通信使》、贯井正之的《通信使、威張りをゆく》、李元植的《通信使の遺墨》、李进熙的《「李朝の中の日本」を歩いて》、大瀧晴子的《江戸っ子の見た朝鮮信使》。李元植的《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思文阁，1997年），这是目前最有分量和最有深度的研究著作之一。此书厚达700多页，前面的《序论》是对通信使研究的学术史，文献与方法的全面回顾。仲尾宏的《朝鮮通信使と徳川幕府》（東京，明石書店、1997年）。这是一部概述性质的历史著作。片野次雄《善隣友好のコリア史：朝鮮通信使と吉宗の時代》（东京，彩流社，2007年）。这部书基本上是在1985年出版的旧书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专门讨论了第九次，即1719年以洪致中为正使、黄睿为副使，李明彦为从事官，前来祝贺德川吉宗承袭将军的那一次通信使团的情况，综合了很多资料，用了按时间顺序叙述故事的方法，对这一次使团的一路行程做了详细的描写，也涉及了申维翰、雨森芳洲、新井白石等文化和政治交涉方面的重要人物。
（2）人物方面的研究。例如上垣外宪一、松本健的《日韓中を結ぶ雨森芳洲の思想》（知识第95号，1989.11）;上垣外宪一.的《雨森芳洲（古典学者の群像―古代から近世までー近世における古典学者）》（国文学第57卷3号，1992.3）;岩奇允胤的《新井白石と斬新な視野の拡大―付雨森芳洲―》（大阪经济法科大学论集第61号，62号，1995年9月，11月）;上垣外宪一的《雨森芳洲（特集日本人の見た異国·異国人―古代から幕末までー近世の異国·異国論）》（国文学第61卷10号，1996.10）;姜在彦的《雨森芳洲の誠心の交わりー朝鮮との交隣外交を支えた対馬の儒者》（FRONT，2002.8）;石川忠久的《新井白石と朝鮮通信使（岳堂詩話15）》;盐村耕的《雨森芳洲と新井白石（特集近世文学の越境）》（文学第3卷第3号，2002，5）。仲尾宏在《朝鮮通信使をよみなおすー“鎖国”史観を超えて》（东京，明石书店，2006年）里，第一章以人物为焦点，讨论了当时迎接通信使的各种日本人，第二章从近世日本外交史的角度，重新讨论并且克服了所谓的“锁国”史观;第三章则是《地域文化与朝鲜通信使》，通过具体史料了解当时日本各国地域与通信使的关系。
（3）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文化交流、笔谈、唱和方面的研究。有李元植的《朝鮮通信使の訪日と文化交流》，片野次雄的《徳川吉宗と朝鮮通信使（改订版）》。这部著作叙述的是从朝鲜的汉城出发经过釜山等地，到达京都，最后到达江户，第九次朝鲜通信使的制述官·申维翰，这两人的接触、交流为中心，讲述了从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的战后处理到两国文化的交流。
日朝关系方面的研究。李进熙在《江戸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講談社，1987年）这部著作里，讨论了作为对马岛生命线的日朝贸易、日朝友好交往的轨迹、朝鲜通信使团的船只在濑户内海之航程，有关生丝和银子的交流朝鲜通信使在东海道的影响、通信使赴日的盛况，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也在最后指出了这种看上去花团锦簇的外交交往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诚信之破绽”。仲尾宏的《朝鮮通信使の軌迹--前近代の日本と朝鮮》（東京，明石書店，1989年，増補本，1993年），此书在《序章》之外，分为第一部分《修好の軌迹》以及第二部分《征韓論の虚妄》（共三章，主要讨论近代日本与朝鲜之关系）。仲尾宏的《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乱―日朝関係史論》（东京，明石书店，2000年），这是专门围绕“壬辰之役”前后通信使团活动，以及日朝关系的研究。另一部著有《日朝関係史論：朝鮮通信使の足跡》（东京，明石书店，2011年）。仲尾宏是通信使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这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讨论室町时代与壬辰之乱时的日本与朝鲜关系;第二部是“江戸時代の日朝交流”，讨论了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对“壬辰之役”的认识，朝鲜通信使在日本文化上的影响;第三部则是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留下的各种文化遗迹，包括碑誌、匾额、文书、绘画、笔谈等等。4
（4）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倭馆，日本观等方面的研究。仲尾宏在《朝鮮通信使と江戸時代の三都》（東京，明石書店、1993年）里主要讨论的是，与朝鲜信使活动最为活跃的江户、京都和大阪。②上田正昭编《朝鮮通信使：善隣と友好のみのり》（東京，明石書店、1995年）。这是1993年高丽美术馆“朝鮮通信使”讲座的彙编。③李元植·大畑笃四郎·辛基秀·田代和生·田中健夫·仲尾宏·吉田宏志·李进熙.《朝鮮通信使と日本人―江戸時代の日本と朝鮮》（学生社.2000年9月），这部由8人合著，各自负责一个章节，分别从朝鲜通信使的意义、朝鲜通信使的作用、江户时期的交易、朝鲜使节所看到的江户和人们眼中的通信使、节日里留下的通信使列队、江户幕府的外交和对马藩、通信使和画家的交流、朝鲜通信使所留下的遗墨、国书、别幅及日本和韩国的相互认识。
在以往有关通信使文献的研究中，日韩学者多数聚焦在这样几个领域内。如作为历史资料的通信使文献之整理;用按时间顺序叙述故事的方法，对使团的一路行程做了详细的描写，也涉及了申维翰、雨森芳洲、新井白石等文化和政治交涉方面的重要人物;15-19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及其交流;15-19世纪日朝关系，日朝贸易往来等;15-19世纪之日朝外交关系与制度，以及日本和朝鲜的互相认识。
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课题
通过中国的相关研究与日本的相关研究，不难看出，关于朝鲜通信使方面的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得到重视，并且，未曾从中日韩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日本方面的研究也局限于日朝关系（除夫马进）及诚信交邻，忽略了中国的影响及作用。
大多数朝鲜通信使文献保存在韩国，而笔谈、唱酬、绘画等，由于是通信使在日本出使时候的作品，大多留存在日本。这些文献是研究日本与朝鲜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有关通信使文献的整理，韩国有正续编《海行总载》，日本整理过《（善邻と友好の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8册。但是，这些文献资料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朝鮮通信使文献中，也有不少直接涉及中国的资料，毕竟在东亚，明清中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葛兆光先生说，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主要看到的是日本与朝鲜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但也看到了中国的文化存在，应当说，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就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因此，认为通过朝鲜通信使史料，从中国历史研究这个角度上，研究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朝鲜人眼中的日本，以及中国的影响，颇具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文学遗产2008年01期.2008年
[2]夫马进.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复旦学报2008年第4期.2008年7月
[3]徐毅.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南通大学学报第27卷第5期.2001年9月
[4]王鑫磊.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文献价值的再发现.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2013年7月
[5]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6月
[6]〔日〕片野次雄.徳川吉宗と朝鮮通信使（改订版）.诚文堂新光社.1996年7月
[7]〔日〕李元植·大畑笃四郎·辛基秀·田代和生·仲尾宏·吉田宏志·李进熙.朝鮮通信使と日本人―江戸時代の日本と朝鮮.学生社.2000年9月
[8]〔日〕仲尾宏.朝鮮通信使江戸日本への善隣使節.NHK人間講座.2001年4月
[9]〔日〕杉洋子.朝鮮通信使紀行.集英社.2002年8月
[10]〔日〕朴都暎.朝鮮通信使の研究に関する史学史的考察.大阪学院大学国际学论集论说第24卷第1·2号.2013年12月
注 释
1.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2.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3.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4.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作者介绍：李美花，文学硕士，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中日文化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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