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

　　内容摘要：复仇起源于人类初民时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恩怨，是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情感与现象，也是中外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写作母题。然而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文学作品中有关复仇的书写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基督山伯爵》与《赵氏孤儿》是中西方文学中复仇母题的代表作品。本文在梳理中西方复仇情结的基础之上，以《基督山伯爵》与《赵氏孤儿》为例探究中西复仇母题书写中存在的差异。

　　关键词：《基督山伯爵》 《赵氏孤儿》 复仇母题 比较研究

　　“复仇是人类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根源于原始人类以暴抗暴的正义性，同时复仇又是以超常态的、极端性方式为特征的人类自然法则的体现。”①人类的复仇情感根植于种族集体无意识之中，起源于人类初民时期的部落恩怨，由于部落时代尚未形成健全的法制与凌驾于氏族之上的公共权力，所以氏族部落之间为了解决争端，大多采用私相复仇的方法。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复仇之风，初皆起于部落之相报，虽非天下为公之义，犹有亲亲之道存焉。”②复仇作为一种人类情感，是各国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写作母题。

　　一.复仇母题的中西书写

　　西方文学中对复仇的描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以及古希腊戏剧之中。在《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因好友帕特罗克罗斯被杀，他全心全意投入到对赫克托耳的复仇之中。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之中，主人公美狄亚的复仇更是违背了伦理道德，因为遭到了丈夫伊阿宋的背叛，她不惜残忍杀害自己的孩子来报仇，在父权制观念的社会当中，只有杀子才是最佳的复仇手段。美狄亚也曾有过情感上的挣扎和反复，最终母性的温存败给了复仇的信念，让伊阿宋永远处在懊悔之中。美狄亚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也赋予了这幕复仇别样的情怀，这也是西方复仇文学的一大特色。

　　中国的复仇文学可以追溯到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中以直报怨、正义复仇的原则当中。班固《白虎通义》卷八《宗族》称：“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农耕生活中，在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的强化之下，形成了以仁爱、正义为核心的复仇文化，也奠定了复仇文学的基调。

　　《论语·子路》中指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社会法律制度不健全，人民无处伸冤的情况下，复仇就被视为正义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甚至是逃脱法律的。孔子强调“以直报怨”，反对一团和气、泯灭是非善恶的观念，主张要对世人遭受的恩怨加以严格的区分，“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③所谓的以直报怨就是主张公正不阿、严循正义，支持个体伸张正义的主动奋争精神。孔子认为以德报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鼓励、助长、怂恿恶的产生。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爱、中庸和孔子所提倡的复仇观是不矛盾的，复仇的动机及行为体现出儒家文化求真务实的特性，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和使命感。

　　先秦儒家不仅要求复仇的动机目的要是正义的，而且复仇的手段及方式也要是正义的，须报之以礼，胜之以武。《论语·泰伯》中讲到：“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孔子强调礼的约束，要通过礼的规范使复仇具有一定的谋略。

　　法国吸收继承了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精髓，复仇文学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基督山伯爵》是世界通俗小说的典范，也是法国复仇文学当中一部重要的作品，作为一部百万字级别的小说，《基督山伯爵》构思布局巧妙，情节跌宕起伏，尤其是主人公当泰斯遭人陷害，含冤入狱，在决定复仇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惩恶扬善的行动，可谓是大快人心，也因此为读者津津乐道。

　　《赵氏孤儿》是元代剧作家纪君祥从春秋时期的《左传》与《史记》中取材创作的剧本，也是中国复仇文学的代表作品。《赵氏孤儿》蕴含着儒家传统文化的“以直报怨”与惩恶扬善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晋国公主自缢封口、韩厥将军自刎身亡、程婴牺儿挺身走险的情节描述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中国以及欧洲各国的读者，其蕴含的舍己为人、匡扶大义、家国天下的意识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先公后私、集体至上的思想价值取向，以及以小我换大我、以小家换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

　　二.复仇母题的中西差异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时代，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学生活的产物，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途径之一。中西文学作品对于复仇的书写是一个共同的话题，但是两者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又存在着千差万别。? ?首先，《基督山伯爵》与《赵氏孤儿》的创作背景不同。大仲马所处的时代极为复杂，出身军人家庭的他先后参加了七月革命、二月革命等征战活动，出身和生活的经历使大仲马养成了追求自由与正义的性格特征。当然这也无不体现在《基督山伯爵》的故事背景与情节之中，《基督山伯爵》以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及七月王朝时期为故事背景，通过描写主人公当泰斯遭人陷害并最终复仇的故事，表现个体为自由和尊严进行的抗争，其中也体现出人道主义思想。

　　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作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在对秦汉时期成型的复仇故事加以改造的基础之上，丰富了戏剧内容，使得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融合、大聚居的朝代，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相互碰撞中交流融合，社会主要矛盾是由于汉民族不满自己建立的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遭到蒙古族统治者的破坏。《赵氏孤儿》通过描写赵盾与屠岸贾之间的矛盾，赵家三百多口人死于屠岸贾手下，最终赵武成功复仇的故事，折射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与仕途的险恶。《赵氏孤儿》虽然是以春秋晋灵公时代为剧本的背景，但暗指的却是元代的社会现实，体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忠义伦理与以直报怨的思想。

　　其次，中西文化根源不同。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发源地，是后世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资源环境，使得古希腊人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向外扩张的生存模式，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生，在这其中个体的能动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也促使西方逐渐形成了个人本位的文化。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作为文艺复兴策源地的佛罗伦萨打破了人们对教会的盲目崇拜，才有了但丁那句“人的尊贵，超过了天使的尊贵。”在个人本位思想基础之上，西方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模式，所有的行为都以个人的利益为中出发点。因此西方的复仇文学就形成了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模式，西方复仇文学往往是出于维护个体的尊严和荣誉，注重复仇者作为个体的行为动机。

　　在《基督山伯爵》中，善良的当泰斯遭到三个仇人唐格拉斯、维尔福尔与费尔南的陷害，在监狱中呆了14年之后，他变身为基督山伯爵，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其复仇行为完全是出于维护个人的尊严与人格，包括他最后选择的宽容也是他和自我和解的结果。就像大仲马曾经在自己的雕像下刻的那一行字“我愛爱我的人。”后世又有人补充了一句：“我恨恨我的人。”从《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故事中充分体现出西方人的个人本位思想。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中国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精耕细作、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模式，家庭被视为最小最核心的社会结构，生产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自家生活的需要。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生存，致使中国人民养成了沉稳内向的性格，待人宽容友善。家庭作为个人生存的保障，是最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单位生存的中国人就形成了群体本位的文化，他们更加注重血缘，当家庭成员受到威胁与侵犯时，个人就会采取更为极端、狠毒的方式展开复仇，血亲复仇不仅是维护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纽带，更是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发自人类骨肉血亲的情感，在儒家文化仁义道德的熏陶下，得到了更为强化的巩固。

　　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中有关复仇母题的作品就形成了和西方文学截然不同的景观，因为群体本位的文化，因为儒家仁义道德文化的熏陶，舍弃亲子、甚至付出生命都是中国复仇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在《赵氏孤儿》中因为二人政见不和，屠岸贾心怀愤恨，将赵家三百多口人被满门抄斩，在众人的保护之下，赵氏孤儿免于一死，还认屠岸贾的为干爹，可当他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就做出了“亲自杀那贼去”的决定，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情在那一刻化为乌有，而赵氏孤儿的复仇行为也完全是替死去的父亲母以及赵家三百多口人复仇。从《赵氏孤儿》的复仇故事中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群体本位思想。而其中的韩厥、程婴、公孙杵臼在面对生与义的艰难抉择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舍生取义，这背后蕴含了儒家文化的义利观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人家国天下的意识、积极入世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

　　再次，复仇方式不同。在《基督山伯爵》中，当泰斯采取的复仇手段是精神折磨，是让人在一种长时间的精神折磨之下逐渐崩溃。法老号在返航途中，老船长不幸病死，当泰斯被委以重任，要去给拿破仑党人首领瓦尔蒂埃送信，结果在其举行婚礼之际，由于当格拉尔与费尔南的陷害，他被捕入狱。代理检察官维尔弗尔发现收信人竟是自己的父亲，害怕事情暴露的他为掩人耳目，便将当泰斯打入死牢。当泰斯在伊夫堡度过了暗无天日的14年，在侥幸越狱之后，他先设计从卡德鲁斯那里了解自己被陷害的实情，报答当年的恩人莫雷尔先生，让其摆脱了破产危机。8年之后，当泰斯才改名基督山伯爵，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对于情敌费尔南，他将其背叛恩主、卖友求荣的秘密刊登在报刊上，并在决斗时亮出自己的身份，逼得费尔南妻离子散，开枪自杀。对于仇人当格拉尔，伯爵布下陷阱，让其亏损严重，变为穷人，最终落得个妻离子散的下场。他最大的仇人是维尔弗尔，他故意向其妻子传授制毒秘方，毒死了维尔弗尔的父母和其私生子，最终她毒死儿子后自尽，维尔弗尔也因此发了疯。

　　正如当泰斯所说：“这个人毁了你的一生，使它充满了痛苦、悲惨或者耻辱，这个让你头脑疯狂、心里绝望的人，难道你用匕首刺穿他的胸膛，把子弹射进他的脑袋就会以为自己报仇雪恨了吗？算了吧！……对那种缓慢的、深沉的、无限的和永恒的痛苦，只要有可能，我就会让对方也经受我所经受过的痛苦，正如东方人所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④

　　而在《赵氏孤儿》当中，赵氏孤儿采取的复仇方式不是长久的精神折磨，而是快刀斩乱麻似的肉体毁灭。由于屠岸贾与赵盾二人在官场上政见不和，屠岸贾便有了杀赵盾之心，欲用西域神鬣了却他的性命，随后又将赵盾三百口人赶尽杀绝。还假传晋灵公的命令，将赵朔其妻及未诞下的孩子灭口，试图斩草除根，甚至不惜全称三百个婴儿的性命，要亲手将赵氏孤儿剁成三段才算了却了平生所愿。而赵氏孤儿在程婴那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后，他采取的复仇方式也是亲手诛杀仇人，用及其残酷、迅速、激烈、血腥地方式报仇雪恨，用抽筋扒皮、千刀万剐、粉身碎骨的方式置人于死地，达到一种大快人心、惩凶除恶的效果。

　　正如《赵氏孤儿》中的描述：“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剥了他花来簇几套服；把麻绳背绑在将军柱，把铁钳拔出他斓斑舌，把锥子生跳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把钢锤敲残他骨髓，把铜铡切掉他头颅。”⑤

　　最后，复仇描写的侧重点不同。在《基督山伯爵》当中，大仲马侧重于对复仇过程及人物心理活动进行描写，其中大量的篇幅都在描写当泰斯如何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如何让仇人遭受折磨，以及在复仇过程中他的性格和心理变化。“在孤独的牢房里，在思想的荒漠中，他无法重新编织逝去的岁月，唤醒灭亡的民族，建造昔日的古城……十九个光明的岁月，恐怕要在无穷尽的漫漫长夜中回顾了！”⑥千帆过尽，最终当泰斯选择了宽容，找回了自我。

　　《赵氏孤儿》一共五折，全剧只在第五折对赵氏孤儿的复仇过程进行了描写，重点描写的是屠岸贾如何谋害赵氏全家，公主、程婴、韩厥、公孙杵臼如何不惜丧命要保全赵氏孤儿，以及程婴如何设计将赵家与屠岸贾的矛盾告知赵氏孤儿，对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性格变化着墨较少。最终在赵氏孤儿亲手杀了屠岸贾且复了本姓之后，他的复仇行动才算完成，替赵家和无辜死去之人报了仇。

　　对于复仇母题的书写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由来已久，但是由于民族性格、时代环境、价值取向的差异又使得中西文学对于复仇母题的书写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基督山伯爵》与《赵氏孤儿》作为中西复仇母题的两部代表作品，同样讲述了复仇故事，但因为两部作品所属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两部作品在表现复仇母题的书写上存在诸多不同：在创作背景上，大仲马处在19世纪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的法国，《赵氏孤儿》成型于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元朝；在文化根源上，《基督山伯爵》根植于个人本位的西方文化，复仇行动往往是出于维护个体的尊严和荣誉，《赵氏孤儿》根植于群体本位的中国文化，复仇往往是由于家族血亲受到了伤害；在复仇手段上，西方倾向于对仇人进行长久的精神折磨，中国则侧重于对仇人实施快刀斩乱麻似的肉体毁灭；在对复仇的描写上，西方侧重于对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性格变化进行描写，关注复仇者的复仇过程，而中国则侧重于对复仇前的情节进行描述，较少关注复仇活动实施的过程。

　　注 释

　　①杨经建：《论中国文学中的“复仇”叙事》，《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

　　②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2页。

　　③程树德：《论语集锦》卷十三《宪问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17页。

　　④⑥亚历山大·仲马：《基督山伯爵》，孙桂荣，一峰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第102页。

　　⑤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参考文献

　　[1]姜亚楠，罗长青.复仇与爱情的双向性——人性视角下的《基督山伯爵》[J].景德镇学院学报，2018，33（02）：47-51.

　　[2]孔丽波.蕴含人性的复仇者——试析《基督山伯爵》男主人公唐太斯形象[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06）：45-46.

　　[3]韦文华.《基督山伯爵》复仇主题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S1）：210-212.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3.s1.009.

　　[4]陈海燕.《基督山伯爵》和《赵氏孤儿》复仇主题的异同比较[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34（06）：49-54.

　　[5]杨振宇，韩慧.《基督山伯爵》：观照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4）：84-85.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