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

　　内容摘要：在科幻小说中，对灾难主题的书写一直存在。而《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曾说过，他的创作受到日本作家小松左京《日本沉没》的影响。同样是描写灾难场景，双方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书写。但同时由于双方国家的科幻文学发展的脉络不同，传统文化也不同，在英雄形象的刻画以及灾难的应对上也显出了不同。

　　关键词：《三体》 《日本沉没》 比较研究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各种各样的灾难也一直伴随始终。灾难的发生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破坏，但同时也促使人们思考灾难的意义，而文学家则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

　　刘慈欣的《三体》是在中国进入千禧年之后通過想象未来灾难而形成的小说。这种通过科幻的手法来写灾难场景，在中国的小说创造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其故事的发展又没有脱离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在想象的基础上进行写实性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自然灾难的描写也一直贯穿始终。1973年，由小松左京执笔创作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将“灾难”主题飚至极致。日本是否真的会因为地质变化而沉默，引发了日本社会广泛的争议与思考。

　　灾难主题一直伴随着中日两个民族，而由于两个民族又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相同文化的影响，因此背景较为相近。刘慈欣在采访中也曾多次谈到《日本沉没》带给自己的影响，国内还并没有对这两者之间进行相关联的研究。而探究这两部灾难题材的作品，有助于探究两国在文化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增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灾难主题”的接受与继承

　　（一）现实主义色彩

　　在描写灾难性的场景中，以及对灾难发生后，日本和中国社会机构所做出的反应。都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刻画灾难发生的具体场景，借助文字的“形象性”的优势，来为读者创造一种极为逼真的灾难降临的场景。

　　《三体》与《日本沉没》两部作品在在灾难场景的创作的相似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传媒学的角度出发，二者都借助新闻的真实性、亲历性和传奇性的手法来展示灾难发生的场景。通过逼真的视觉效果来展示灾难降临时，人类社会所产生的种种反应。《三体3》中程心在弗雷斯老人的家中从电视中知道外面所发生的情况，此时的地球因为威慑失败而彻底沦为了三体舰队的殖民地，三体人制定了殖民的计划，要将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赶到澳大利亚居住。程心正是在这里通过电视的全息转播看到了灾难降临后，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悲惨生活。“镜头向地面拉近，可以看见抢到食品的人又面临着周围人的争抢，那一袋袋食品像蚁群中的米粒一样，很快被撕碎扯烂，然后人们又争抢散落在地的东西”[1]通过新闻传播的方式来展示灾难发生的种种场景，可以增加灾难事件的真实性。

　　在《日本沉没》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比如当日本政府确定日本国土即将面临巨大灾难时，其通过转播首相卫星讲话来增加事件的真实性。“‘日本首相的讲话，通过配有同声传译的卫星实况转播，传送到世界各国的电视及收音机中，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吧……中田小声这样说着的同时，不由得笑了。”[2]从这一段可以看到，虽然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是作者们在描写灾难场景时，纷纷采用了媒体来进行渲染。

　　2、从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逼真的场景来描写自强不息、不懈斗争的英雄形象。并从中体现人们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社会精神。当灾难降临时，最为珍贵的就是人类重新团结一致的精神。在《三体》中，当得知三体文明将要入侵地球的时候，整个人类世界开始空前的团结在一起。此时的人类文明社会，已经不再以国家为界限，民族为阻隔，整个人类社会在宇宙的世界里，成为一个民族。而《日本沉没》中，在面临本土沉没的日本人，也快速的团结在了一起。

　　3、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在进行场景描写的时候，也进行人物的心理描写，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与内心世界的主观描述，更能体现出在灾难降临时，外部世界的崩塌给人类内心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在《日本沉没》中，作者在展示小野寺家乡时写道：“有好几处大河入海口，由于满潮，海水倒灌，大面积的土地被浸泡在水中，工厂、仓库和房屋都进了水；在无法排水的废弃的地区，被淹没的建筑饱受海水的缓慢腐蚀和坍塌的侵扰，任凭风吹日晒。”[3]地震给小野寺的家乡带来了永久性的破坏，也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创伤。“小野寺下意识地把眼光移开，去俯瞰下面的景色。他在心中喃喃念叨着，“逃命吧！哥哥。”[4]而在《三体》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描写。“人们发现，在这块拥挤饥饿的大陆上，民主变成了比专制更可怕的东西，所有人都渴望秩序和强有力的政府，原有的社会体制迅速瓦解，人民只希望政府能给他们带来食物、水和能放一张床的生存空间。”[5]家园毁灭后，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建立在资源充沛基础上的民主制很快瓦解，为了集中资源而生存，专制极权制度开始盛行。

　　二.注重科学技术的描写

　　在《日本沉没》中作者对日本海底的地质以及海洋环境作了详细的介绍与描写，并且对相关的探测器、潜艇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比如书中对小野寺俊夫“海神号”的描写，只仅仅介绍海神号就用了两页纸。此类的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田所博士与小野寺俊夫一同在深海中考察，遇到了乱泥流，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将其作为一个科考人员所经历的过程描绘的非常逼真。

　　而在《三体》中，同样也有这种对科技的描写，他聚焦于科学技术本身。在《三体3》中，为人类为了躲避黑暗森林的打击，想出了利用曲率驱动飞船实现星际逃亡就是其中之一。刘慈欣在作品中就对曲率原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宇宙的空间并不是平坦的，而是存在着曲率（曲率为曲率半径的倒数，曲率驱动大表示弯曲程度越大），如果把宇宙的整体想象为一张大膜，这张膜的表面是弧形的，整张膜甚至可能是一个封闭的肥皂泡。虽然膜的局部看似平面，但空间曲率还是无处不在。[6]

　　从这一方面来看，中日两国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都注意到了技术描写的重要性，这得益于两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80年代的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而90年代的中国受到改革开放红利的影响，制造业快速发展。技术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收益，让原本比较落后的国家有了一条新出路。

　　三.展示“灾难主题”的不同之处

　　（一）灾难中不同的“英雄群像”

　　面对灾难，总有一些人，他们无畏牺牲，用自己的行为去守护着地球上的人类。《三体》与《日本沉没》都涉及了英雄群像的描写。《日本沉没》中描写了在灾难发生前社会各界人士对日本即将沉没这一事实所做出的反应。其中作为工薪阶层的平民小野寺俊夫，是整部书最先登场的人物。小野寺原本在一家海底开发公司工作，负责深海潜艇的开发工作。在得知日本即将陷入沉没的时候，小野寺在经历了地震到来时的绝望之后，积极的加入了日本政府为拯救平民的D计划，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代表。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救出了户隐山的一部分登山爱好者。可以说，在这场灾难中，小野寺俊夫起到了带领者的作用。

　　除了带领者之外，还有就是以田所博士为代表的“学者”的英雄形象。作为一个与“学院派”针锋相对的“在野派”研究人员。田所博士始终敏感的关注着日本各岛屿的异常活动，在日本即将沉没之时，他拒绝了同其他人一起撤离日本，而是选择留下来，以“自杀式”的举动来与日本国土共存亡。

　　除了平民与学者之外，政界人士拯救日本的形象也在书中有着比较全面的描写。一个是以日本绪形首相为代表的日本政府，运用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和外交手腕，来为日本人民提供了尽可能的向海外移民的选择。除了日本政府，还有就是笼罩在日本政界的神秘力量。那就是以渡边老人为代表的隐形势力，他早在日本“学院派”学者对田所博士的研究成果嗤之以鼻的时候，就敏感的意识到田所博士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

　　在《日本沉没》中，作者进行英雄人物的刻画时，出了其为拯救日本生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英雄人物所作出的个人价值的牺牲。当集体利益遭受巨大的灾难时，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公”与“私”的问题，始终是《日本沉没》中所有英雄人物所围绕的核心。

　　《日本沉没》中，当“公”与“私”发生冲突的时候，牺牲“私”成全“公”，成为其刻画英雄形象的显著标志。而在《三体》这部小说中“公”与“私”之间的冲突，同样也是作者所思考的问题。但是相比于《日本沉沒》中比较单一的英雄群像，《三体》中对英雄形象的刻画更加具有多面性。三体三部曲中出现了多个英雄人物形象，在《三体1》中的警察史强，《三体2》中的罗辑、章北海以及其他三位“破壁人”，《三体3》中的云天明、程心等，他们在得知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都努力的用自己的行动来保卫地球的安全。

　　个人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刘慈欣的英雄形象刻画中也有所体现。其中在第二部的罗辑的身上就体现的比较深刻。罗辑本是一名将“宇宙社会学模型”作为噱头来包装自己的一名功利主义者。他在事业上靠迎合大众来获得学术界的青睐，在爱情上，他渴望完全不负责任的相处模式，对于地球即将面临毁灭这一事实他漠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只有自己快乐与否。后来联合国为应对三体入侵制定了“破壁计划”，而罗辑成为其中一员。外来的这种压力，并没有直接的造成罗辑的觉醒，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体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无助与焦灼，他并不想承担起拯救人类这样历史重任。真正促使他觉醒的，是妻子与孩子，他们让罗辑意识到自己的必须要承担拯救地球的责任。为了个人利益的长存，必须要暂时服从于集体利益的需要。可以说，在刘慈欣笔下的英雄罗辑，其牺牲个人价值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将来能够再次获得家庭的幸福。这种牺牲是始终是出于人物个人的考虑与决定，其分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守护“家园”这个目标。由家园衍生出的责任感，促使人们放弃已有的自由，通过自我的牺牲来促使人类种族更好的繁衍下去。

　　将《三体》与《日本沉没》对比来看，虽然二者在描写的时候，都涉及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是在《日本沉没》中更倾向于将个人价值的牺牲完全归于维护集体的利益之中，在灾难面前个人的牺牲是为维护集体利益所必须要做的牺牲。而在《三体》中，个人的牺牲是暂时性的，作者探讨的点在“道德”与“生存”之间的问题。

　　（二）对待灾难的反应不同

　　《三体》与《日本沉没》都同属于科幻小说，且以灾难的降临来作为描写的背景。两部小说发布之后，都在本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与传统的西方灾难类型的科幻文学作品不同，刘慈欣的《三体》在面临地球即将面临灭亡的时候，并没有执著于探讨“他救”还是“自救”的问题，他更多的是在探讨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之间的关系。从“黑暗森林法则”到云天明所讲述的几个小故事。刘慈欣在望向星空的时候，一直在询问“地球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文明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这也是书中罗辑所研究的宇宙社会学的内容。在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上给“关系”一词给出的定义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7]

　　这种对社会关系的研究，与中国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是分不开的。伦理就是人理，就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之为人之理，也是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社群国家“在一起”之理。[8]在《三体》中，作者虽然看似探讨的是地球要如何应对三体人入侵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两个不相同的文明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沉没》中，在面临灾难时，尽管有像渡老人这样的人来推动制定计划，来进行营救。但是与《三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英雄来探寻生存的叙述方式不同，当田所博士得知日本即将沉没的事情的时候竟然希望“让更多的人和日本……这个岛屿一道……一道灭亡……”[9]因为在他看来离开日本岛的日本人将不再是曾经的日本人，这种将文化与地理生存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具有日本特色。尽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但是对于集体主义的强调以及“耻文化”的发展却是依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敏感而注重细节的日本民族。因此当赖以生存的国土失去后，许多日本人陷入一种惊慌失措的境地，即便到最后也没能制定自救的任何计划。

　　在科幻文学中，灾难书写一直是许多科幻作家所青睐的。中日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在刻画灾难场景时力求现实性、真实性，注重对科学技术的描写。但是在灾难书写中也呈现了不同的描写方式，体现出各自独特的文化特点，比如对英雄形象的刻画，中国的英雄形象刻画类型较多，注重探讨伦理之间的问题，而日本的英雄刻画则从社会阶层的不同去刻画。在对待灾难的反应中，可以发现刘慈欣在《三体》中一直在探讨文明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而在《日本沉没》中，日本在面对国土的消失之后，失去了天然的生存屏障，将以幼童的形式，将自己投入到世界中去寻找新的生存环境。

　　参考文献

　　[1]王嘉悦.《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D].吉林大学.2016

　　[2]刘慈欣：《三体3 死神永生》[M].重庆出版社.2020

　　[3]小松左京：《日本沉没》[M].译林出版社.2020

　　[4]孙绿江：《道德的中国与规则的日本》[M].中华书局.2000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6

　　[6]樊浩.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J].东南大学学报.2021（23）

　　注 释

　　[1]刘慈欣：《三体3 死神永生》[M].重庆出版社.2020.第157页

　　[2]小松左京：《日本沉没》[M].译林出版社.2020.第258页

　　[3]同上，第300页

　　[4]同上，第326页

　　[5]刘慈欣：《三体3 死神永生》[M].重庆出版社.2020.第162页

　　[6]刘慈欣：《三体3 死神永生》[M].重庆出版社.2020.第300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6.第478页

　　[8]樊浩.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J].东南大学学报.2021（23）：1

　　[9]小松左京：《日本沉没》[M].译林出版社.2020.第486页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