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圆

　　内容摘要：周涛是新疆文学的代表和领袖，他把新疆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让新疆这个美丽的地方熟为人知。《西行记》是他在诗文、散文方面的另一大成就，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其创作手法独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显示出作者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本文以周涛《西行记》为切入点，通过对周涛作品的深层内涵的挖掘，揭示了他对生活困境的书写，对生命的反省和对理想的坚持，从而揭示了作品的内在内涵和人性关怀。

　　关键词：周涛 《西行记》 内在意蕴 文学

　　从某种角度而言，用文学来反映社会生活有它的合理之处，甚至可以将文学看做是某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最终产物。鲁迅用“我仍然坚持十年前的“启蒙主义”，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这一观点对《西行记》这部小说进行了自我考量。而恰巧周涛很欣赏鲁迅的写作风格，因而受其作品影响也较为深刻。新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新疆文学比现代文坛的深层文学发展得更慢，但这并不能否定新疆文学的继续发展和进步。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部分，新疆文学特点居多和魅力强大且值得研究与探索，从而用来揭示其独特性和审美影响力。周涛在新疆生活了很长时间，吸收了新疆独特的自然和文化魅力，并且他的作品受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精神的影响，从人类生活的空间中探索人类行为，并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他所处的文化，从而使他的作品超越了新疆地域的界限，宽广的胸襟让周涛有一种非凡的胸襟和远见。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将小说创作的注意力引向对生活的探索和思考，从而重新思考了人生的两难处境和社会关系，这些都使得周涛的作品充满了自己的审美体验、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一.对人生困境的书写

　　从《西行记》的角度来看，姬书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迷失了方向，也失去了自己的选择权。他的处境很困难，他的父亲在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党籍，从而使他的入党之路举步维艰；他被安排在了喀什噶尔最偏远的地方（英吉沙县）工作，得到这个工作的原因也在于自己会打乒乓球，但后来就算当上了乒乓球队教练对于他而言也仅仅就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后来，他因为体力好而成为共青团的书记，但现实是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于是，“写作”便成为姬书藤扭转局面的出路，他打算用这种途径来改变目前的现状，[1]由此，他将要写一本有关于《石頭是如何成长》的长篇小说。

　　姬书藤通过不断认识自己，锲而不舍地寻找生命道路，他在面临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自身成长等诸多问题时，也曾有过一段困惑期，但伴随着自身的成长，他对这个时代和对自我有了更加深刻的的认知，对“根”的坚持也渐渐成为心灵上的寄托，因而使生活压力得以缓解。我们可以看出，周涛所描述的人物生存状态的改变，与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没有能够自由地选择工作和生活的纪书藤来说，他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所决定的。精神困境在生存困境之后相继而来，精神困境对姬书藤的折磨不亚于生存困境，精神上的迷茫与孤独是更加难以承受的，姬书藤陷入了二者的双重逆境之中。在1970年代的中国，许多人像姬书藤一样离开家乡去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最初感到不适应和不自在，家乡因而成为他们可以依靠的思想和精神堡垒。后来，即使他们居住地有所改变，但是对故乡的记忆也没有改变，故乡对其的影响也仍然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微妙地、广泛地、持久地存在着。故乡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我们能够理解、领悟和接触世界的唯一基础。[1]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大而广阔。所以，故乡可以被视为一种爱的根系，它使人从一个点上散开，最终到达世界的每个角落。姬书藤在喀什噶尔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八年，但对他而言，这仅仅是一场“大梦”，只是一个过渡，并不存在多少爱和归属感，一旦出现离开的机会，他便会仅仅抓住。实则北疆才是他内心深处真正意义上存在的家，“钢蓝色的博格达峰守护的蓝天之下……才是他的摇篮、故宅和归宿”。[1]他坚守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渴望优秀的古典传统文化能够为自己在面临困境时指明光明方向。他非常尊重古人的写作风格，当遇到问题时，他会回忆古书上的内容，想象过去的哲学家和圣人是如何处理同样的问题的，并把这些细节内容作为自己的榜样和行为准则，从而体现出他对古典主义的追求和愿望。他希望通过古典文献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心灵寄托，并以此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在古代词汇的森林中，去找寻可以看到阳光的路”。[2]姬书藤肯定了苏轼在仕途中大起大落后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常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无论自己身处何境，都要以豁达的心态来面对困境。

　　姬书藤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自己的文化根基念念不忘，试图通过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精神土壤。这表明，《西行记》中的姬书藤面临着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他的生命自主性已经被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否定。《西行记》描写了姬书藤漫长岁月和磨难后的成长历程，周涛在早期的作品中，人类的生存问题是作者的主要写作点，而在《西行记》的写作中，却在前期作品的基础上，不断反思，经过长时间的文学探寻，他认为对包容性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坚守可以成为其文学作品的创作基础和精神支柱。实际上，姬书藤对这种表面疏离心灵的态度和做法，也在为自我寻找一个出口，那就是“自我的坚守”。

　　二.对生命的自省

　　小说对人物本质和人生进行反思，展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思考和探寻。姬书藤在《西行记》中，经常与部队里的一些老领导、机关干部打交道，通过与他们的交往，学会了如何“对待他人”。姬书藤在了解程墙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的敌意，到后来的敬佩程墙的遵守承诺，再到后来得知他跳崖自杀后的悲愤。与司马义的相识，是因为司马义在大学里替自己受过，觉得他很有正义感，后来在喀什工作，两人又有了交集，姬书藤渐渐明白了他对文化的尊重和人生格局，对其愈发敬佩。“一个人怎么能在岁月里显现他的影子呢？就像程墙对自己承诺的坚持一样，让姬书藤意识到因为环境，时间等因素，有时候是无法看见别人的优点的。[3]而要想在这个社会中保持住自己对人性的坚守，只能在极端的环境中，才能看出，在这段时间里，他也不得不走出自己的内心小世界，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他渐渐认识到，虽然自己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和别人，但是也应该一直坚守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坚持自己内心的善良，让自己的本质不会被改变。所以，在批评屈铭的事上，姬书藤选择了沉默，没有因为一己之私，而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听到程墙的自杀，他没有半点幸灾乐祸，反而能理解自杀者的悲伤，就像是一个舍生忘死之人。得知文远死于非命后，他悲痛欲绝，心情复杂。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迷茫和不知所措，但又对生命怀有强烈的自省意识，他逐渐认识到生命独特且珍贵，从而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姬书藤在“对待自我”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两次生死危机。一种是思想上的改变，一种是生子的危机。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他没有对自己的信念产生强烈的质疑，在经历了身心的危机后，他开始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周涛以《西行记》来展示“文革”对人民的冲击，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在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以及对人生状态的深刻反思。时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周涛就是一个站在历史大事件边缘的小人物。他们各式各样的生活状况“显影”，就是周涛在反思自己、分析自己、认识别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他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了坚持人性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都不尽相同，对于生活的选择也各不相同。

　　三.对理想的坚守

　　“从20岁起，我就下定决心，要靠文学的船把自己的人生完整地奉献给这个世界。虽然只是一艘破旧的小船，但却可以让你度过余生。”[4]周涛如此说道。面对时代的艰难，我们怎么才能保持自己不随潮流而动，不丧失对人生的期望？而在理想和现实有差距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西行记》中姬书藤以其代表人物的身份，将时代背景和自己的理想相结合。但是，姬书藤却是经过了漫长的探索，才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目标，他以自身的经验与体悟，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身心的改变。文章中多次提到了周涛有关于他对生命理想的论述，首先，第一次是他与屈铭探讨如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文学理想。第二次，他与成志敏就文学、政治、从文、政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三次，就要不要继续攻读研究生这个问题他与王镰展开了深刻的讨论。姬书藤通过感受文学带给他的影响愈发认识到，人的一生必须要有自己的理想，对文学的追崇便是他的理想之一。在小说的结尾，有一次很有代表性的乒乓球友谊赛，这与小说的开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姬书藤的进步与是显而易见的。他终于确信，他终于坚信只要那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创作者才是他真正崇拜的仰慕者，恰好他真正所要寻求的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姬书藤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在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和军区创作组的选择上，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一个人的人格，一定要有一种永远忠诚于他自己的感情的坚强和坚定。”姬书藤的人格魅力，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文学理想的执着。[5]姬书藤的人格魅力，也源于其不屈不挠的文学理想。一盏灯可以照亮一间黑暗的房间，一盏灯可以照亮一个人的未来，[6]，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中写到，如果他有文学天赋，就一定要在未来继续写作。在姬书藤的一生中，“文学”并不肩负起化解国家危难、重塑民族性格的重任，仅仅是普通人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依托。那么姬书藤凭什么来完成他的人生理想？

　　首先，因为他有一个明智和理智的生活态度。周涛对成功有着非常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要想赢，就得有战略思维”，他的话非常诚恳和直接。姬书藤的“战略思维”既是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也是对现实的考虑，他以现实的历史背景来看待自己的理想。周涛对婚姻的态度受他这一观点影响尤为明显，他也在《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中承认，他对婚姻有“政治上的考虑”，他认为只有较为稳固的事业和社会地位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的生活和安全，而爱情仅仅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而已。就像他选择庄延作为他的伴侣一样，庄延在书外的现实生活中也有着自己本家的目的与想法。姬书藤的“战略思维”似乎与他不切实际的文学理想相冲突。然而，这正是他能够坚守自己文学理想的原因之一，而过分张扬的“人文理想”在这个特殊时期就更不现实了。

　　其次，姬书藤表现出一种“谦虚”的态度。随着对世界了解的加深，他逐漸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现实与现状，政治上的不足导致他过着懦弱的生活。于是一旦陷入困境，他就会试图通过文学来缓解自己的痛苦，但回归现实生活，他又会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一个无人能看到的虚拟世界，然后创造、推翻、重建。为此，与他周围的人相比，他对这个世界的印象相当消极。然而，曾经风光无限的柳司理也逃不过最终被杀的命运。而程璧，如此伟大的一个人物，如今却被关进了监狱。这些“强者”的命运使姬书藤看到了人生命的时过境迁，同时也使他坚持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同样，喀什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色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喀什是中国最西边的城市，远离大陆，有着质朴的城市气息和多元的文化面貌。对周涛来说，具有民族性的维吾尔族美食、建筑、交通或情歌、十二木卡姆、刀郎文化、下乡考察时的礼仪都使得他的生活变得更具吸引力。此外，被称为“死亡之海”和“生命之源”的沙漠以及“新疆时间”的存在[9]，使得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场面以慢镜头式地得以展现，让人痛苦的改造也变得轻松，政治风暴变得柔和，人们的感情因彼此的命运而更加融洽[7]。新疆传达了一种对时间的疏离感，对姬书藤来讲，文革后的新生活无论在天时、地利还是人和方面都为其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之前，他的身体、生命似弹簧般被压制了许久（长达十年）。而如今，他终于能够释放出这种被压抑的能量啦！[8]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一场雷雨将姬书藤从沉睡中唤醒，他回到了乌鲁木齐，重获新生，之前的失落感和迷茫感得到了烟消云散，他的个人理念也与时代主题相符合。

　　周涛在晚年写的《西行记》是他风格的延伸，是他多年来培育的梦想的升华，更是其对新疆文化的深入探索，他向世界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的喀什噶尔，从而来直面今天的生活。周涛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价值也体现了一个超越地域界限的漫长而独特的时期，在作者的作品中，人们总是坚持着美好的理想，他们的坚韧体现了他们精神的独立和人性的温暖。“作品是作者的气节，而文学是时代的气节”，周涛的作品强调人文关怀，同时，他凭借书写人生困境、反省生命的意义、以及对坚守理想的重要性思考，无处不在地体现了其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和追求，充满强烈的现实关怀情感。

　　参考文献

　　[1]周涛.周涛品味文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65.

　　[2][3][4][8]周涛.西行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166.

　　[5]周涛.人是怎样在岁月中显影的——<天厚集>序，天厚集[MJ.王怀玉，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11：1.

　　[6]周涛.《西行记》：文学是我一生的信仰和依靠[EB/OL].[2019-04-26].

　　[7][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307.

　　[9]刘亮程.新疆时间[J].天涯，2005（4）：48.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