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琬晴

　　内容摘要：《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具有丰富的文本意蕴，从科尔哈斯的奋起反抗中，我们能看到人文主义精神的张扬、个体主义与契约精神的彰显。但同时，科尔哈斯的反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个体的无限膨胀导致将他人视为工具，使得人文主义精神走向了悖谬。

　　关键词：克莱斯特 《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 人文主义 悖谬

　　一直以来，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一文的研究角度，尤其是国外，主要集中在暴力、正义与法律上，对于其中的社会契约的问题化、法律阐释与正义标准、人类行为应如何规范等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少有研究者将《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与人文主义关联起来，对于《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一书的人文主义精神尚缺乏挖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马贩子科尔哈斯反抗行为的内核，发掘其中的个体主义与契约精神。同时从反面论述其中人文主义的悖谬。本文的撰写旨在完善对克莱斯特作品的论述，更好地建立人文主义与西方文学的关联。

　　一.选题理由及观点论述

　　小说《米歇尔·科尔哈斯》描写了16世纪勃兰登堡的马贩子科尔哈斯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后，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上诉无门，走上暴力反抗之路。后在路德博士的调解下解除武装，最后却因破坏治安的罪名被捕并判处死刑。

　　这部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蕴，如马塞洛·巴克斯（Marcelo Backes）在作品后记中提出的那样：“《米歇尔·科尔哈斯》是一扇敞开的解释之门，宽广而难以捉摸。它的矛盾是极端的，每个人都从英雄身上读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文本中插入最适合他们的想法”[1]。

　　对于这篇小说历来有诸多不同的解读，但多集中于人物形象和法律正义方面论述，较少提及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实际上，《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贯穿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它彰显着个体主义与契约精神，同时具有思辨性，包含了对人文主义走向悖谬的反思。

　　本文将从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即个体主义和契约精神两个角度对科尔哈斯的反抗行为加以论述；同时，基于科尔哈斯在反抗中表现出的暴力与对他人权利的损害，论述其人文主義的悖谬。

　　二.人文主义的彰显——马贩子的奋起反抗

　　所谓人文主义，核心就是个体主义和契约主义。小说《米歇尔·科尔哈斯》明确的体现出了这两种核心观念。

　　（一）个体主义

　　何为个体主义？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谈到了个体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个体主义的特质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即是不人云亦云，能够独立地思想，二是要敢于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2]

　　科尔哈斯身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个体主义，他是一个为了信仰不顾一切的人。科尔哈斯的“信仰”，就是他被容克夺走的两匹马，他要求“容克·温策尔必须亲自喂养他的两匹黑马，直至它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还给他。”为了这一目的，他敢于反抗权威，哪怕最后被判处死刑也在所不惜。

　　不少评论者认为科尔哈斯过于执拗偏激，为了区区两匹马就掀起一场几乎颠覆整个统治的风暴。但若通读全文，我们会发现，主人公的反抗并不仅仅是因为两匹马，那被夺走的马匹只是一个引子，促使科尔哈斯奋起反抗的原因还有很多，如他那因马受伤、被容克手下鞭打得奄奄一息的仆人、前去送申诉书而死去的妻子、不断失败的诉讼、无法保证人民合理诉求的法官、狂妄自大的容克、科尔哈斯本人被践踏的尊严等等。在两匹马的背后，是被损害的正义与权利，而这些正义和权利在科尔哈斯看来，都是作为人、作为一个合法公民本应拥有的。可以说，那被夺走后被折磨地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马不仅展示了容克贵族的专横，更向科尔哈斯揭示了他所处社会的不公——这正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马贩子平日所难以察觉的。这两匹马让科尔哈斯看到，他处在一个多么糟糕的境地之中——这是一个“无人愿意保护我的权利的国家！”尊严的被践踏与不断的受辱让科尔哈斯感到愤怒与痛苦，最后他喊出：“与其为人与其受人践踏，宁愿为狗！”[3]

　　当愤怒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小人物就迎来了彻底的爆发。这种爆发就是科尔哈斯个性觉醒的时刻，面对所有的不公和压迫，他不再延宕，而是毅然举起了反抗的利剑，“有如判决的天使自天而降”[4]，把愤怒的怒火喷向傲慢的容克。在一连串快节奏的反抗中，“人”的意识觉醒了，马贩子从习焉不察的被损害、被奴役的状态中跳出，人文主义的旗帜得到了高扬。

　　（二）契约观念

　　早在1794年，普鲁士就已经颁布了《普鲁士国家公法》，其中确立了保护个人、反对压迫、反对不平等的权利等原则[5]，但很显然，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从文中可以看出，萨克森的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贵族可以随意践踏法律、为非作歹，作为平民的科尔哈斯只能处于求告无门的窘境。

　　面对个人权利的损害，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科尔哈斯做出了反抗。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主人公明显具有双重视角，一方面文本中的科尔哈斯是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马贩子，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来自19世纪的启蒙思想，是一个已被启蒙的公民。

　　科尔哈斯具有较强的契约精神，在他与路德博士的对话中，这种观念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科尔哈斯不认同无条件的服从——“我说的斥逐……是指一个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人！……谁要是拒绝给我这种保护，那便是将我流放于荒漠之地，也就是将大棒交到我的手中，让我用以保护自己，这难道您能否认吗？”[6]

　　他慷慨激昂地指出，国家若不以法律保护个人，那么国家就是将个人斥逐于社会之外，就是将反抗的大棒交与个人。这样的言辞具有浓厚的契约精神，铿锵地宣告了公民不是奴仆，而是国家的契约方。科尔哈斯的话体现了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中“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7]的观点，以及洛克的《政府论》中国家应维护公民自由与财产权的观点：“当政府背叛了人民时，革命不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自由与财产权是自然法赋予人的权力，国家政权的根本义务是保护之”。[8]另外，科尔哈斯的反抗中也带有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影子。总之，科尔哈斯的自我辩护是建立在十九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之上的。他相信，当不公正的权威与合理的诉求相对立，当法律的有效性得不到保障、个体权利被肆意碾压时，个人就应当勇于打破这种不公的境况，高举自己的反抗权。

　　科尔哈斯的反抗彰显了契约精神，是对个人权利的呐喊。他的反抗足以为当时狂妄的容克贵族敲响警钟。科尔哈斯破除了以权力为本的意识形态，他的反抗是英雄性的、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

　　三.人文主义的悖谬——对暴力的反思

　　科尔哈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进行了反抗，他的奋起反抗是对个体主义和对契约精神的维护，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彰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反抗的过程中，他的剑刃不仅指向了容克·温策尔，也指向了符腾堡和普莱森堡等众多无辜的群众，他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在损害着他人的合法权益。

　　从文中可见，科尔哈斯在追捕容克的过程中发布了各种通告， 如其“科尔哈斯通告”宣称：“要求每一个居民都不得为虎作伥，他对容克温策尔·冯·特龙卡的斗争乃是一种义战；如若有谁，容克的亲友亦不例外，对容克援之以手，其身家性命就会难保，其财产也会化为灰烬。每个人都有义务将容克引渡给他[9]。”科尔哈斯自称是“大天使米歇尔的地方执行官”，声称他要维护正义，严惩所有支持或偷藏容克的人，他标榜自己为正义，斥责容克为邪恶，要“用火与剑铲除人世间的邪恶”[10]。

　　科尔哈斯下令让所有人追捕容克，他将自己的私人抗争定义为一场正义战争。通过宣言，科尔哈斯把自己的特殊正义提升到了法律的水平。从通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实现这一正义，科尔哈斯采取了武力和威胁的手段——“我，科尔哈斯，放火焚城；如不将容克交出，将玉石俱焚，使城池化为一片废墟，使我无需隔墙便能将容克擒拿归案[11]。”科尔哈斯在以暴力立法，在这种暴力的语境下，法律实际上变为了奴役和专制。这是一种强加于公民的“个人正义”，是一种任意的、专横的武力压迫行为。

　　显然，由暴力是无法产生道德的，如卢梭所言：“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12]。科尔哈斯这种以强力来把个人意志加于他人的行为无疑是错误的，暴力只能带来命令与服从，而非权利与义务。当科尔哈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將私法当作公法，正义便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最初的人文主义诉求也变成了个人的宣泄。于是，原本只针对容克·温策尔一人的复仇行动，逐渐扩大为一场令社会恐惧的战争，其中出现了破坏、纵火和奸淫抢掠等一系列暴力行为。科尔哈斯的众多手下在起义暴动的过程中打着“解决案子、维护公平”的名义四处为非作歹，他们并不关心最终的判决结果，只是兴奋地制造混乱，并在混乱中为自己谋利。如文本中提到的：“他们在四面八方同时放起火来。他的兵丁在城郊劫掠”，他们极大地损害了符腾堡和普莱森堡等居民的利益，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不到三个小时，便有四十二幢房屋、两座教堂、多处学校、修道院以及总督府化成了废墟和灰烬[13]”。这些图谋不轨的暴力行动早已背离了科尔哈斯起义的初心，也使得人文主义走向悖谬。

　　科尔哈斯的行为可以用伊孔尼科夫手稿中的一段话作注释：“那些为自己个别的善而斗争的人，力图赋予善以全民性的假象……以便证明自己同所有对他来说是恶的人作斗争是正确的[14]”。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个人的正义扩大化，是使得这场原本正义的反抗走向暴力与压迫的深层原因。

　　有学者认为，科尔哈斯的反抗是一场以法国革命为范本而虚拟的暴力革命，其目的是揭示法兰西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5]。科尔哈斯的暴力反抗的确有法国大革命的影子，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法国大革命与科尔哈斯的反抗两相对比，更能突出一种深刻的反思——当自以为掌握世界规律的人以极端暴力来实现理想、将他人视作实现目的的工具时，所谓的正义就变成了邪恶，反抗者从受害者变为施暴者，人文主义也因此走向了它的悖谬。科尔哈斯通过暴力来树立自己的威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暴力又实实在在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

　　在反抗逐渐变质的过程中，个人的、契约的人文主义消失殆尽，科尔哈斯膨胀为“人神”，而其他人则沦为了他实现复仇目的的工具。康德曾有“人是目的”[16]的名言，他指出，人不是手段，每个人都应该将他人和自我视作目的，要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从康德的角度看，某种程度上暴动中的科尔哈斯已经把自己当作了掌握世界规律的“神”，而将其他人一律视作世界的客体、视作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代价。当他所谓的“正义”在无限膨胀时，人文主义就被扭曲、走向了它的反面。

　　从科尔哈斯的奋起反抗中，我们能够看到人文主义精神的张扬，其反抗将个体主义与契约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对于个体权力的呐喊与追求。但同时，科尔哈斯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个人的正义扩大化，最终使其反抗在后期走向破坏与暴力，也导致了人文主义走向悖谬。

　　参考文献

　　[1]黄燎宇.《北大德国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罗琛，罗曼.彷徨与毁灭——评克莱斯特的《马贩子米夏埃尔·科尔哈斯》[J].长沙大学学报，2010

　　[3]徐畅.《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与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改革[J].外国文学评论，2017

　　[4]（俄）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严永兴、郑海凌译，工人出版社，1989

　　[5]（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M].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6]（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

　　[7]（德）康德.《道德形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57

　　[8]（奥）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日记：1912-1914》[M]，邹露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

　　[9]（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企芳译，商务印书馆，1997

　　[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

　　[11]（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注 释

　　[1][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米歇尔.科尔哈斯》，里约热内卢：巴西文学出版社，2014，第157页。

　　[2][中]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64页。

　　[3][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袁志英译，见《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52页。

　　[4][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袁志英译，见《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60页。

　　[5][中]徐畅：《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与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改革，外国文学评论，2017（04），第20页。

　　[6][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袁志英译，见《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82页。

　　[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第100－101页。

　　[8][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企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第4页。

　　[9][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袁志英译，见《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63页。

　　[10][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袁志英译，见《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75页。

　　[11][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袁志英译，见《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68页。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第40页。

　　[13][德]海因里希·克莱斯特：《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袁志英译，见《O侯爵夫人：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70页。

　　[14][俄]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严永兴、郑海凌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第492页。

　　[15][中]徐畅：《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与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改革，外国文学评论，2017（04），第18页。

　　[16][德]康德：《道德形上学探本》，唐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第43页。

　　（作者單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