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笑月

　　内容摘要：《少女小渔》是严歌苓早期的移民小说，其中存在明显的个人经历印记，她通过记录九十年代海外移民的生活状况和孤寂压抑的情感冲突，来表达自己对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严歌苓 《少女小渔》 跨文化 移民 身份认同

　　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传播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海外华文作家受到关注，新移民文学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严歌苓是新移民中的一员、典型的留学生作家，她本身就具有对“文化认同”产生的焦虑，这必然体现在她的创作中。①她不仅将海外华人的经历在字里行间中体现出来，同样也充当了多元文化的记录使者。《少女小渔》是严歌苓早期移民题材的代表作，小说中的人物经历是九十年代中国移民在大洋彼岸的生存状况的缩影。

　　一.仁慈的“地母”形象——小渔

　　《少女小渔》是严歌苓的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小说讲述的是小渔为了拿到绿卡，在男友江伟的安排下被迫跟六十多岁的意大利裔老头结婚，她的善良和隐忍改变了洋老头，两个人的情感在这种日积月累的相处中产生了微妙变化，小渔小心地处理自己与男友、老头之间的关系，在一年期限快到时，老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小渔选择离开江伟照顾老头。

　　此时一个善良、温柔、坚韧、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渔形象跃然纸上，严歌苓是偏爱小渔的，在她身上赋予了东方女性的很多优点，当命运的拳头向她袭来时，这个弱势女子才能坦然以对。

　　小渔身上闪耀着圣母的光辉，她懂得所有人性的黑暗，却依然保留一颗纯净的心。她会因为同情病人而献出童贞，因为江伟的抱怨而掩藏自己的委屈，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江伟和小渔同处在弱势文化位置上，小渔和洋老头假结婚明明是由他一手安排的，最后却是他在发泄情绪。尽管小渔只是个年轻女孩，但却展现出了比江伟多得多的成熟体贴，尽力去安慰这个懦弱无力只知道表达不满的男人。

　　小渔颇富有母性的爱心。她总是牺牲自我，体谅一切人，却忘了自己才是那个最年轻、本最应该得到照顾的人。西美尔认为母性是“一种绝对女性的现象或者象征”，“女人在自己的存在中比男人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事物的产生、活动和彼此对立造成的不安以及生活本身的不安，较少触及女性存在的实质性基础，较少波及女人自身。女人更沉稳、更深入地驻留在自己特别本质的最终环节中。”②小渔身上就有一种沉稳的地母气质，她用感受的方式了解世界，宽厚而博大。在这里，严歌苓以中国人的东方视角，呈现出她笔下典型的一味隐忍、退让、宽容的地母形象，流露出“母性是最高境界的雌性”的观念。

　　但小渔又与传统的地母区别开来，在性道德观念上表现出更野性的意味。一般来讲，女性更具有道德感，在性的问题上也更谨慎。小渔第一次和人发生关系，对象是一个喜欢她一年多，快死的病人。按照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不能理解她这种行为的。但小渔给出的理由是这个病人样子痛苦又可怜，就以牺牲自己身体为代价去缓解病人的痛苦。西美尔认为：“女人是更献身的生物。献身本身是同紧密的统一性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生物因素，另一方面，人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一个女人最完整的献身也不会勾销自己灵魂隐蔽的自我归属和自体自根。”③正是因为如此，她才會觉得良知卧得远远的，没有惊扰它。小渔是大胆的，又是纯洁的，她无视女性所谓的贞洁，内心又充满纯良。

　　这类地母形象是近乎理想型的人格，严歌苓青睐于这类形象的创造寄托了她消解种族二元对立、促进异质文化交融的美好理想。小渔以“地母”特有的宽容、母性、完美人性，坦然面对自身的不幸，真诚关怀他人，即便对方是伤害过她的人，以德报怨来证明“恕”是人性中的最高境界。这也是她“雌性”写作的最终旨归。

　　二.小渔的身份认同和选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元文化主义（biculturalism）在跨文化研究中备受推崇。受这一观念的影响，研究者采用二元对立结构对跨文化交往进行探索，在这场非此即彼的博弈中，旅居个体被鼓励习得并发展对东道国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的出现被视为文化涵化的最佳及最终目标。但是，全球移民形式的日益复杂性对二元文化主义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其特点是多种文化相遇的时候出现的混杂性。换言之，跨文化交往可以混杂的形式产生融合的身份认同，这既不同于旅居个体原有的身份认同，也不是东道国身份认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身份认同。

　　体现在文本中的，就是移民局熟悉的“典妻”套路，小渔是华裔，老头是意大利裔，这个异国对他们而言都是东道国，两人就一起糊弄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但有所区别的是，意大利老头在这个国家是被承认的有身份的居民，小渔身上则有更强的旅居者的气息。作为移民，对于东道国普遍有一种心理上的矛盾感，既渴望融入，又下意识疏离。从这个自传性的文本中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初到美国的不适应、孤独以及逃离故乡的自我矛盾。

　　不少学者认为要在特定的背景下分析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并关注在交往过程中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小渔和江伟是异质文化中的边缘人，他们在异国总是纠结于这种“边缘人”身份带来的异样感觉，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他们一直在寻求身份的认同感。小渔和江伟刚到国外时，两人都要半工半读，见面的时间很少，短暂的交流时刻谈的总是一个话题——身份。这个“身份”，毋庸置疑就是移民获得认同感的载体。

　　“海外华人女性，具备现实与文化身份的‘三重性：她们是东方男性世界中的女性、西方男性世界中的中国女性和西方世界中的中国人。”④小渔身上的三重身份具有典型性，而洋老头作为西方男性，这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但严歌苓设置的洋老头角色穷困潦倒、气质龌龊邋遢，就弱化了这种冲突。移民漂洋过海来到异国，适应一段时间后也基本能触碰到融入异国文化的门槛。当小渔逐渐适应了这种文化，严歌苓驱使她以仁慈的“地母”气质感化了这个西方男性，典型的中西方为人的不同和冲突，在尊严和真爱面前，种种的文化冲突又变得微不足道。

　　在身份和认同方面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个人身份认同是在与“他者”互看的镜像效应中形成的，⑤对自我的认知其实是来源于他者的反馈。小渔首先是缺乏自我认知的，小说刚开始就以路人为镜像观察小渔，在路人眼中，小渔和粗拙、凶悍，平底鞋，穿家常宽松衣裳在市场抢便宜菜的女工属于同一类人；以熟人为镜像，她能吃苦劳作，心地善良，连笑都“笑得毫无想法”；除了性格上的认知，小渔连最基本的审美认知也是模糊的，当以江伟为镜像，她才发现自己“是漂亮人，漂亮得了不得。”

　　小渔从最开始的与病人发生关系，江伟的近距离接触，通知她出国，与洋老头假结婚……小渔只有最后的选择是主动的，才显示出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赢得最终话语权。小渔通过不同的镜像认识自己，最终得以获得个人身份认同。

　　文学作品总是历史现实与作者意识形态相互融合的结果，不是历史现实的翻版再现，而是作者在自身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对历史的加工和创造。严歌苓的小说同样无法脱离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她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可以表现历史，而通过人物得以窥见的又不仅仅是历史，还有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小说中小渔寻找身份认同的背后，是身为作者的严歌苓从自身出发进行的心理投射。

　　今天，许多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认为，“我們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这种身份观强调的就是移民身份的不确定性，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点之外的差异性。严歌苓浓墨重彩的人生经历和常年的异国旅居史，使她同样具备了这种流动的身份观。

　　海外的文化融入和自我保留，是华人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也是严歌苓一直追求的目标。纵观她赴美前的人生经历，毫无疑问东方传统文化为她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由此培养了稳定而深厚的东方文化价值观。严歌苓到美国后接受了专业写作训练，或多或少习得了西方文化的一些价值判断。旅美华人作家虽然有对西方文化认同的趋向，但是他们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却常常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自身文化价值坐标体系。⑥

　　三.文化差异与人物心理的落差

　　毫无疑问，文化差异对人物性格和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90年代新移民文学中的主人公，无论是留学还是移民，都想以此实现淘金梦。而现实给了他们重重一击，他们远走他乡，等待着的却是生存困难和物质窘境，生活条件的落差和西方社会的诱惑成为他们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少女小渔》中的文化冲突表现得很明显，曾以为海那边象征着自由平等、希望新生，结果等真正出国了，还未享受到第一世界的繁华，就被生存逼迫到异国社会的底层。为了实现绿卡梦，他们大都能忍辱负重，经受被孤独和失落包围的感觉。

　　（一）江伟和洋老头的文化代表性

　　江伟和洋老头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代表。

　　华人男性在海外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感情也容易受挫，导致他们期盼一段能重塑自信的际遇。江伟把东方文化语境中的男权和父权专制移植到了中西文化语境的狭窄空间里，⑦对小渔颐指气使、肆意发泄不快和委屈，甚至连小渔移民国外和与洋老头假结婚都是江伟的决定，希望从小渔身上重塑男性的主体意识。

　　到了洋老头这里，作者甚至故意忽略了他的名字。他与小渔在证婚处初见，小渔就觉得他可悲，对其产生同情。老头对生活丧失信心，在生存边缘挣扎，严歌苓在这里将老头化为西方文明中腐朽、堕落的代名词，随之安排了中国传统文化去拯救他。

　　虽为刻意安排，但假结婚还是伤害了江伟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他将愤怒转嫁到小渔头上，对此小渔默默忍受。小渔是东方文化中浓浓真情的代表，在与老头的相处中，小渔认真生活、热爱生命的态度，让原本自暴自弃的老头也重新焕发出生机。在东方文化语境中女性是弱者，男性是强势，而到了西方语境中置换了。⑧小渔作为东方女性的代表，用真诚的关心融化了东西方壁垒上的坚冰，使颓废的洋老头回归人性，成为一个大家眼中的正常人。

　　（二）文化冲突造成的心理落差

　　江伟在国内是蛙泳冠军，一出场振臂高呼。出国后，要半工半读才能维持生计，房子也是和别人合租，与在国内时呼朋唤友的热闹场面可谓天差地别。他急于融入西方却苦苦觅不见入口，内心的焦躁与女友和他人假结婚的无力交织在他心里，以及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懦弱使他脾气越来越不好，急于证明小渔是自己的所有物，对小渔身体有着极强的占有欲。虽然江伟在海外的文化语境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弱势的东方男人仍对东方女性具有支配权力。在他的意识里，小渔应对他保持绝对的忠诚，依附于他。体现在细节处，江伟对小渔的不关心，惺惺作态，也看出了他们虽然是男女朋友却并不平等的关系。

　　在刚开始的生活中，洋老头的形象猥琐龌龊，对小渔耍心眼，但小渔相信洋老头对她毫无不轨之心，他的眼神里不带侵略性，洋老头和瑞塔的相处在小渔看来也是动人的。小渔在江伟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作为西方人代表的洋老头却让小渔实现了自尊，找到了清晰的自我。

　　文化的差距是移民难以跨越的鸿沟。针对东西方的碰撞、冲突，严歌苓在文本里给出的答案是用真情感化。严歌苓将这部作品称作“弱者的宣言”，诚然，小渔代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女性，但她以自己的“爱”包容了文化碰撞，以一种淡然的态度得到了身份认同，同时建构起一个独立真实的自我。

　　华人移民的身份使他们很容易形成“边缘人”，这也导致他们最易拥有审视多元文化的边缘立场，这种立场使他们能够用一种更为冷静和理性的姿态思考异质文化和母国文化⑨，而这种“边缘状态”也成就了他们的文化创造，并构建了文学创作的独特空间。与此同时，夏志清提出的“中国执念”的概念，表明这些边缘人身后担负的是极具历史厚重感的中国。严歌苓在此着力展示了移民的心路历程和现实境遇，带有一定的“中国执念”去建构东方的文化优越性和完美人性代表。

　　《少女小渔》展现出华人为了移民实现美国梦产生的种种困难，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进行自我建构，最终以善良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严歌苓描写移民生活的初探，小渔更多展现的是一个新移民形象，在严歌苓随后的创作中，这一类形象得以建构得更立体、饱满，而她们面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时，或许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文化差距是移民难以跨越的鸿沟，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锋之中，如何在两者看似对立的文化之间找到平衡， 以获取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心理的建构， 或许是《少女小渔》试图探讨的问题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①董娜.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5.

　　②西美尔.刘小枫选编，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③西美尔.刘小枫选编，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④刘艳.海外华人女性视阈的文学书写——以於梨华和严歌苓为例[J].理论与创作，2009（01）：73-76.

　　⑤夏萌.新移民叙事文学的民族叙事和身份认同[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02）：126-132.

　　⑥王亚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D].陕西师范大学，2012.

　　⑦张强宏，张素娣.异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与救赎——以严歌苓华人移民小说《少女小渔》为例[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3，31（02）：39-40.

　　⑧张强宏，张素娣.异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与救赎——以严歌苓华人移民小说《少女小渔》为例[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3，31（02）：39-40.

　　⑨王亚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的焦虑——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J].江汉论坛，2013（04）：99-102.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