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室生犀星于1937年4月前往中国东北地区旅行，他将视线从风土文化移向人情社会，以这个历史独特期的东北为题材依此创作了《骆驼行》、《哈尔滨诗集》、《大陆之琴》。正值国策文学在日本文坛盛极之时，犀星在同时代充斥着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之声中毅然逆流而行，以独特的细腻笔触描绘了剥去政治外壳下的东北。这三部作品中，现实中的越境体验逐渐浓缩为思想中的漫游体验，又在想象中的魔幻体验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有力反映了犀星对东北的认识与思考，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彼时的东北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室生犀星 《骆驼行》 东北体验
室生犀星出生于金泽市，是日本近代诗歌史上的诗坛宿将，曾被赞誉为“最前卫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家”。[1]1937年4月，室生犀星开启了为期十九天的中国东北之行，并依此经历分别创作了《骆驼行》、《哈尔滨诗集》、《大陆之琴》三部作品。
日本评论家川村凑曾在《异乡的昭和文学》一书中指出，日本文学中对占领下的东北描写不仅展现了一个充斥着日本“个人幻想”的世界，同时也是一面映射着日本人自我幻想的镜子。[2]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日本侵华扩张战争规模时期，战争文学甚嚣尘上，许多作家或受邀为满铁大肆宣传，或在战场助力于军国主义的煽动鼓吹。不同于这些作家，犀星拒绝书写战争文学，选择“拿着自己的钱去旅游”，并在文章中明确写道：“我还是不太想做这种并不适合我的事”[3]。室生犀星的弟子伊藤信吉曾在其评传中称他为“避战的作家”，他的三部作品《骆驼行》、《哈尔滨诗集》、《大陆之琴》作为特殊时代背景下极少数较少受意识形态桎梏的东北书写，为我们揭露了犀星眼中未经粉饰的“素颜”东北及其东北认识，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存在大量空白，《骆驼行》往往受到忽视，且尚未有论著和研究论文从作家的东北体验和文学创作结合的角度将这三部作品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并展开论述，应当引起关注。
一.现实中的越境体验——以《骆驼行》为中心
《骆驼行》是犀星在旅途中创作的纪行文学，直观详细地记述了他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他徘徊在大街小巷，沉醉于名胜美景，邂逅了故友同乡，但孤独与不安也始终如影随形。“越境”一词原指非法出入国境，也有越过禁止出入的境界的意思，随着全球化愈发深入，“境”已经由地理概念转换为了文化概念。土屋勝彦曾指出，“越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多元化的跨文化体验。”[4]这次跨文化体验也令犀星深刻意识到内心深处对归属感的渴求，并最终通过现实中的越境体验反观了“自我”。
随着旅程开启，漫山遍野的铁路成为最早牵引犀星进入东北现实空间的重要媒介。此时满铁的势力随着铁路越过山河迅速扩张，让犀星尤为印象深刻的并非铁路旁刚出新绿的垂杨柳、“化妆镜”般的水塘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关注旷野中伫立的日军士兵。[5]走入街道，犀星注意到有“让人移不开目光”的日本女人，还有让人“感到内心被治愈”的俄罗斯少女，但是却从未见过有中国美女“走在这样乱哄哄的街上”，[5]暗示了对充斥着黯淡、混沌等令人不快的元素的东北街道的厌恶与蔑视，从而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身为日本人的“优越感”。入住旅馆后，担心设备存在的火灾隐患让他备受煎熬，更换房间后又反复亲自与社长交涉，他在文中提到正是1936年的银座火灾让他如此焦虑。日语中“火灾”往往用作战争的代称，这正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时期，前一年刚刚爆发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叛乱行动“二二六事件”，同年7月的“七七事变”正处在一触即发之际。可见对火灾的恐惧再次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避战性”，由“优越感”向“避战性”的回归也构成了犀星矛盾的战争认识。
随着旅程的进行，犀星参观了许多历史遗址。在旅顺的二零三高地，望着“安静”、“洁白”的旅大堡垒，让他仿佛置身于彼时日俄战争的惨烈战场，与这些逝去的“英魂”交谈作别。而在沈阳的北陵公园，目睹作为曾经至高皇权的象征的石兽如今的衰败景象，印象中的泱泱大国形象的破灭令他百感交集，以异国者的身份迈入异乡的历史空间也促使他形成了多重的文化认识。直至旅程接近尾声，犀星通过与故友同乡的邂逅交谈意识到对于他们来说，寻求归属与依附已经变成一种奢望。与此同时，当地一首名为歌曲《ああそれなのに（啊就算那样）》的广泛流行引起了他对社会情绪的关注。目睹这群怀揣梦想来到东北的年轻人与难以自抑的乡愁为伴，在贫困不安的生活中艰难挣扎，却只能无奈地哼著“あ、それなのに、それなのに、ねえ、怒るのは、怒るのは当たり前でしょう（啊就算那样，就算那样，该生气肯定还是会生气的呀，对吧）”，他尖锐指出在军国主义宣扬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假象之下，这些年轻人“不过是在用大好青春进行一场豪赌”的真相。与此同时，通过对迷失了“自我”的泡沫社会的怀疑与批判，犀星也更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自始至终的“外来者”身份，深刻的越境认识促使他更加笃定地走上反抗一切的文学创作道路。
正如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人们只有使用在自己的‘文化行李中携带着的工具才能去‘看异国。”[6]对于犀星来说，此次跨文化体验促使他不自觉地以一个“旅行者”的姿态，逐步完成了一次由地理空间转向心理空间上的“越境”，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战争认识、文化认识、越境认识，这一切在游记《骆驼行》中得到了具象化体现。
二.思想中的漫游体验——以《哈尔滨诗集》为中心
在完成《骆驼行》的写作后，犀星以旅行体验为素材创作了数篇长短各异的诗歌。关于“漫游者”这一概念，最初由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指出，他“可以是一个厌倦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痛苦的人”，[7]在瞬息万变的都市中漫步追寻着永恒的美感。在异乡街头迷茫彷徨的犀星化身为一位“漫游者”，用感性细腻的笔触为这些岁月染上了一丝别样的孤独与哀愁。
犀星在东北的城市之间漂泊并观察着异国的奇妙景象，如旅顺“洁白如宾馆般的堡垒”伫立的二零三高地、“未像黄龙那样吼叫着流过/日复一日浑浊的波浪”的松花江、哈尔滨的咖啡厅“整天扭动着肥臀”的俄罗斯女郎、丹东的墙根下点缀着连翘“新生的淡黄小花”，历史的沧桑与生命的蓬勃在笔下流淌。同时空间上的巨大转变让犀星强烈意识到与家乡和过去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从而通过怀旧与幻想的方式捕捉传统的遗留物上的浮光掠影。最长的一首《石兽》中，诗人想象中“古时候的麒麟/怒目圆睁/鬃毛皆立/似要一跃而起”的石兽与现实下“石兽的/沉重的肌体/随处可见/古老岁月憔悴的痕迹”的反差令人尤为印象深刻。《古老俄罗斯》中，在摆放着断了指针的俄罗斯老式钟表和刻着皇帝头像的铜章的哈尔滨古董店里，犀星忍不住“踮起脚尖/享受着古老俄罗斯的气息”。[5]这些幸存下来的时代象征物浸染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促使诗人跨越漫长的岁月，反复在虚幻与现实中徘徊穿梭，思考并感受着毁灭与新生并存的东北魅力。
他不动声色地凝视着街道上形形色色的人群，尤其对生活于都市底层的群体展开了深度观察，试图探索埋藏在东北最深处的禁域地带。在《鳖》一诗中，他漫步在东北“最大的黑暗街”傅家甸，从街头卖王八的小贩叫卖声中读取到的单薄与凄凉让他因远在异乡而脆弱不安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共鸣，“仿佛在附和着这悲凉的声音，心中也在叫喊着‘王八、王八”。同时他注意到妓女这一被人群间歇“抛弃”的主体，在《石炭箱》中，他望见“清晨的床上，女人仿佛死了。石炭箱的夜渐渐亮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屋内的冷寂与屋外的热闹形成了强烈反差。在《山查子》中，他看到“没有了笑的欲望，丧失了悲伤的能力，整日行淫乱之事”的她们，他叹息道，“我应该说点儿什么，亦或是帮助她们点儿什么”。[5]目睹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边缘人群如行尸走肉般空虚腐败的生活，让他在对都市现代性的怀疑与批判之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无力感。
不同于《骆驼行》中身体的体验，《哈尔滨诗集》中更像是一次思想的漫游，犀星以“漫游者”的姿态游走于东北的都市之间，从熟悉的语境挣脱出来，观察着二零三高地、松花江、俄罗斯女郎等周遭景观的变化，以北陵石兽和古董店里的物件等旧物为媒介，在幻想穿越时空的过程中感受着新旧交融的双重体验。他漫步在大街小巷，与小贩、妓女等处在都市边缘的人群相遇又分别，在这忧伤而又热烈的漫游体验背后，是他对“古老东北”的怀念与憧憬以及对“现代东北”的无力与抨击。
三.想象中的魔幻体验——以《大陆之琴》为中心
犀星随后就开始了《大陆之琴》的创作。日本作家三木卓认为，该作能够唤起当代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尤其是哈尔滨的浪漫想象，同时巨大反差下肮脏杂乱的社会现实也让他们倍感新奇。[5]这部作品以同时期的中国东北为背景，围绕多个日本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中西达治曾指出这里囊括了“先住者”、“移住者”、“旅行者”三类群体。[8]而这些虚构人物充满魔幻色彩的东北体验，同样也反映了作者对东北社会的全部认识与思考。
其一为以日俄混血儿白崎蓝子为代表、从小在东北长大的“先住者”。从小在哈尔滨出生长大，有着“白皙”肌肤、漂亮端庄的蓝子永远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在不同男人中间，她不喜东京街头日本人脸上“受到挑衅的压迫感”以及插花茶道等繁琐冗长的“旧式交际”，却深爱着“让人心平气和”的哈尔滨。[5]混血儿身份的不稳定性和双重性让她始终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窘，而东北体验促使其形成了坚韧聪慧的个性，无异于一次成长的救赎。犀星借助对其异于传统日本女性的“野性之美”的有意刻画，凸显了“内地”与“外地”的隔阂，为“蓝子”这个角色增添了一定的异质性色彩，亦是一种对“五族协同”的无声抵抗。
其二为以宝田欣三、庄屋力三、大马专太郎为代表、后到东北长期工作的“移住者”。无论是以娼妓生意为生的宝田和庄屋，抑或是从事机密工作的大马，东北早已成为他们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们彻底看清了四处充斥着肮脏恶俗、痛苦折磨的社会现实，早已失去了追求纯真美好的勇气与能力。犀星将目光集中于东北社会，剥去光鲜体面的外壳，宝田和庄屋不得不遭受外界异样嘲讽的目光，大马也唯有放弃心爱的人奔赴边疆，多年如浮萍般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他们习惯于忍耐身处异乡的孤独与寂寥。从中亦可以窥见，此时犀星对东北社会“泡沫”本质的认知更加深刻，而这些移住者的人生写照正是他在冷静地论述自己对这个动荡不安而又残酷野蛮的社会的怀疑与批判。
其三为以兵头鉴、石上让、早濑莓子为代表、前往东北办事或观光游览的“旅行者”。兵头辗转多个孤儿院依然未能寻得多年前被自己遗弃在东北的亲生孩子，但他通过此行最终与多年的心魔和解，勇敢追求蓝子并将其带回了日本。原是高官子弟、举止优雅的石上为追求蓝子来到东北，然而嫉妒与执念让他对蓝子由爱生恨陷入疯狂，这里过度的“自由”令他再无法压抑人性的欲望与丑恶，整日沉溺于妓院的温香软玉，甚至染上了鸦片，唯有靠偷盗和借钱勉强度日。莓子受兄长之托到东北的店里帮忙，在备受贫困折磨的日子里并未像其他女孩那样选择出卖身体，而是依然不卑不亢地坚守着底线，克服重重阻碍大胆追求爱情。作者犀星正属于这一群体，在他的笔下，这片神秘的异土可以令人恍若重生，亦能够令人走火入魔，国家与民族间的交错纠葛仿佛注定了这里“内地”与“外地”、“纯血”与“混血”、“善良”与“邪恶”混杂一体的乱象特质。
伊藤信吉曾指出，犀星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即是为了让内心深处的“古老俄罗斯”得以“重生”。而《大陆之琴》显然浓缩了犀星对中国东北、尤其是哈尔滨这座充满俄罗斯风情的多元化城市的全部想象，在这个虚幻世界作为一个“幻想者”，他借助对“先住者”、“移住者”、“旅行者”三个群体的东北体验想象，为我们构筑出一个多元共生、复杂多变的魔幻世界，而最后混血儿蓝子回到日本也暗示了“五族協同”注定破灭的结局。正如刘晓芳和孙萌指出的那样，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炮制出大量二元对立性话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帝国主体身份的建构中与排除“异己”的过程中画出一道鲜明的分界线，以支撑和巩固帝国主义的自我界定。[9]显然，犀星也未能摆脱这一思想枷锁。
犀星在小说《大陆之琴》中曾表示有想写过一些为国颂歌的战争文学，但最后还是写成了符合个人风格的作品，这也使得他一系列相关作品在同时期东北书写中更显独特与纯粹。从《骆驼行》作为“旅行者”眼中的“泡沫东北”，到《哈尔滨诗集》作为“漫游者”眼中的“忧伤东北”，再到《大陆之琴》作为“幻想者”眼中的“魔幻东北”，作为“外来者”的他通过接触东北的现实空间不断观察外界、审视自己，将目光聚焦于越境群体以及都市边缘人群，借怀旧与幻想的方式体验东北毁灭与新生共存的双重魅力以及背后潜藏的无奈与忧伤，这一切促使他试图利用自己对于东北的全部想象创造出一个充满异质色彩与魔幻色彩的虚拟空间，但最终仍然无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为排除“异己”打造的重重枷锁。
参考文献
[1]中村真一郎.「詩人の肖像」，日本の詩歌？15？室生犀星[M].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396.
[2]川村湊.異郷の昭和文学[M].東京：岩波書店，1990：23.
[3]永吉雅夫.2015.室生犀星の昭和十二年前後：小説『大陸の琴』を中心に[J].アジア学科年報，（9）：1-25.
[4]土屋勝彦.2003.共同研究報告 越境の文学[J].名古屋市立大学人文社会学部研究紀要，（15）：254-257.
[5]室生犀星.哈爾浜詩集.大陸の琴[M].東京：講談社，2009：17-41，251-266.
[6]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7.
[7]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8]中西達治.2006.室生犀星『大陸の琴』の世界[J]，金城学院大学論集（人文科学編），3（1）：72-87.
[9]刘晓芳，孙萌.溢出与回归：《枣》中的异质性景观与“混血”体验[J].东北亚外语研究，2022，10（04）：42-53.
基金项目：本文系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立项“室生犀星的中国东北体验与文学创作”（YJSCX2022-016）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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