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刘保昌的专著《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研究，打通了现代与当代，避免了时间的割裂，尊重了文学发展的连贯性；将湖南和湖北合并为整体感觉文化区，打破了僵化的省域划分标准，强化了地域人民的文化心理认同，打开了文学讨论的空间。面对两湖地区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作者采用了截取历史横断面式的三大板块结构，在时空坐标中精准定位，深入开掘两湖地域的文化心理及其历史流变，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以及作家独创性的文学史价值，系统地分析了两湖地区现代文学的美学风格和思想价值。
一.民族本位的研究立场
自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层出不穷，而刘保昌的新著《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注重历史传统的赓续，从文本出发展开文化阐释和文学解读，发掘民族文化的精魂与地域文化的现代价值，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中国化”立场。
首先，该书避免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西方理论中的“现代化”被定义为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社会变革历程，这种现代化实际上是建构在时间概念之上的，传统被视为旧的、落后的，现代的被视为新的、先进的，这种线性的逻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将优劣的评判标准单一化了。此外，现代化的发生是先从西方开始的，所以，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所垄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话语陷阱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刘保昌并未将目光放在线性时间的角度去梳理两湖地区的文学，也没有按照历史进化的逻辑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是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切入，横向比较地域文化下所呈现出的异彩纷呈的文学现象，这样一来，就有效规避了“以理论牵引文学现实”的失当，同时，也面对丰富灿烂的地域文学书写发掘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和民族文化记忆。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基于当地的气候、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民俗、文化等人文要素，这就决定了在地域文化视野中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诚如樊星先生所言，“相对于变幻的时代风云，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有时甚至是永恒的）意义。——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1]当现代化的浪潮冲击着传统文化之时，是地域文学扛起了守护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大旗。刘保昌守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探寻出了两湖地区现代文学中贯穿的一条“楚文化”的根脉，并在两湖文学的现代性转化中总结出这条“楚文化”的根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演化出了两个精神方向：一个是“热心向洋、九死未悔的外向进取精神”，一个是“冷眼观世、思辨自适的内向掘进精神”，这两种精神共同影响了两湖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及民族情感表达。两湖的现当代文学延续了以屈原为代表心忧天下的入世文化和以老庄为代表的清心自适的庄禅文化这两条文化脉络，一方面是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则是追求自然、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楚地文学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热切进取、上下求索、冷眼观世、思辨自适的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强化着楚地人民的文化心理认同和民族共识。可以说，刘保昌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实际上也是在探索文学书写塑造与显扬民族文化品格的可能。
该书没有简单地把文学作品处理为文化诠释的样本，而是追求文学解读与文化阐释的深层互渗。该著基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对人们文化心理所造成的深刻影响，进而分析其带来的具有独特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学审美取向。刘保昌立足于文学文本，做了大量文本细读的工作，分析了地域文化特性给作家创作带来的影响，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审美意蕴和精神文化内涵与地域文化间的关联，还深入探讨了地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的相互作用与互动关系，乃至地域文化对现当代文学转型的作用等问题，力图构建一部两湖地区的现当代文学史。地域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不仅提升了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还增强了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度，凸显了两湖现代文学的民族特色。
二.整体性的文学史观
在确定研究范围时，刘保昌将湖南和湖北看成一个整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感觉文化区”这一概念，突破了地域文学研究形成的传统，既避免了按照省域行政区来划分的机械与固定，又弥补了按照南北方或者东西方划分的泛化与笼统，打开了文化研究的视野，形成了新的研究框架。“整体感觉文化区”概念的提出，充分反映出了刘保昌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与开阔的研究视野。
“整体感觉文化区”不同于自然地理区劃和政治行政区划。地理事物的变化非常缓慢，沧海桑田的流转放在人类历史的坐标轴中是相当漫长的一段，因此，自然地理区划具有固定性。相对来看，王朝的更迭瞬息万变，历史的发展一刻不停，人为设定的行政区划也随之不停地发生变化，因此，行政区划则具有多变性。而“整体感觉文化区”既不是按照大山大川这样的自然地理要素进行划分，也不是按照人为的管辖与统治进行划分，而是按照人们的文化心理共识来划分的。所以它的边界也不是明确和清晰的。此外，“整体感觉文化区”还要区别于根据文化特征划分的形式文化区和根据政治、经济等社会功能划分的功能文化区，感觉文化区是根据人们的文化心理认同而划分的。“由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文化的、社会习俗的等层面的共性，凝聚成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认同，才是构成整体感觉文化区的核心精神”[2]。因此，感觉文化区的边界是模糊的和相对稳定的。
刘保昌将楚文化的总体精神提炼为了“热心向洋、九死未悔的外向进取精神”和“冷眼观世、思辨自适的内向掘进精神”，这些精神在两湖区域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革命小说和历史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楚文化中的巫术、民俗、传说、方言等也渗透到了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两湖人民的文化心理认同。虽然从地理区域划分的角度来看，感觉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的范围大致重合，但是感觉文化区这一概念更加强调人的心理感受，而非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这也体现了学者以人为本的学术立场。
湖南和湖北之所以能被划定为同一个“整体感觉文化区”，就是因为以楚文化为主导的湖湘文化凝聚了两湖人民的文化心理共识。两湖地区从历史上就共同属于楚地，积淀了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让人们产生了文化认同感。湖泊星罗棋布，群山层峦叠翠，共同的生存空间带给了两湖人民依山逐水而居的生命体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论是口啖之食，还是目及之景，不论是地方风物，还是民间风俗，它们都让同一地区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生存共同体”。当这些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相似的生存体验进入到文学文本当中，就会呈现出一幅幅带有浓烈地域色彩的风情画，正如樊星教授说的，“地气不同，则民风有异；民风有异，则文风也迥异”[3]。可以说，两湖的地理风貌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地域文化特性的生成，同时也决定了作家的“见”与“不见”，决定了作品中自然意象的选择与呈现，这也使得两湖文学具有了共通性的审美呈现、精神内涵和思想表达。
三.具体化的文学批评
尽管两湖文学在文化心理认同上具有一致性，但是楚文化主导下的两湖地域文化始终不是均质的，是存在内部差异的。刘保昌在两湖文学的整体关照下又注意到了其中的特殊性，他意识到了两湖地域的历史文化是丰富且复杂的，于是根据文化形态的差异，将其分为了西部、中部、东部三个不同的文化区。此外，不同作家对同一地域的书写在文本风格、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等方面也千差万别，而刘保昌极为关注两湖作家的艺术个性，着重探索地域共性表象之下“众声喧哗”的文学个性化现象。
两湖西部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少数民族众多，风光旖旎，其中桃花源的传说为众人称道，这一地域的文学书写以沈从文为中心，呈现出自然、野性的文学审美特征。在这一部分，刘保昌选取了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一众少数民族作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特点及文学史价值展开了论述。刘保昌尤为关注沈从文创造出的“边城世界”，认为他在文学作品中营造出了武陵地域独特的审美空间，再现了自然生命的形态，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开创了抒情小说这一文体。李传锋擅长在动物形象中寄托人文主义关怀，关注当下发展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女作家叶梅则走出了一条乡土文化小说写作之路，其作品中充满了土家族的民间传说和民族文化符号，极具民族特色。孙健忠在将魔幻现实主义融入到民族书写的道路上不懈探索，力图构建一个土家族的神魔世界。與之相对的蔡测海则以土家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素材进行小说创作。黄永玉的《朱雀城》沿袭了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打造了一个记忆中的“故乡”，一个虚空的幻象。虽为土家族作家，田耳却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展现自己的民族身份，反而有意淡化其民族性，他的“边城书写”继承了沈从文唯美抒情的传统，表现出了沉静内敛的叙事风格。回族作家马笑泉的散文和小说将巫地传奇融入其中，极具想象传奇色彩。古华笔下的芙蓉镇和叶蔚林的笔下的木兰溪都颇具瑶族地方风情。
两湖中部的地域书写虽然少了一份边地的奇幻与神秘，但是却传承了自古而来的楚文化的精髓。黎锦明的小说中“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4]。叶紫的小说“是一种源于生命内在体验的青春书写”[5]，对地域文化风景的描写让小说呈现诗化的审美风格。周立波小说的最大价值则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乡土风俗，创作出了我们时代的一部风俗文化史。晓苏着力将油菜坡建设成自己的“文学根据地”，他对油菜坡的叙写不仅闪耀人性温暖的光辉，同时也揭露了世情的悲凉，体现出国民性批判意识。此外，晓苏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突出价值在于他对民间故事文体的创造性转化。刘保昌还细致地关注到先锋小说家吕志青作品中的地域空间结构，这是基于其生活环境所设置出的三层空间组合，呈现着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困境。陈应松的突出特征是跨地域书写，不同的地域文化面貌在他的笔下融合，形成了具有共性的精神故乡。刘继明书写乡村、书写底层，其中饱含着他无处安放的乡愁。刘诗伟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以民间传奇的话语方式书写了江汉平原的社会风俗史，蕴含着哲学的思辨，揭示着历史的真相。同样也是书写江汉平原的地域历史，达度的作品却更具真实性与现场感，是对江汉平原水乡生活整体性、全景式的再现。
两湖东部的地域书写既包括了洞庭湖、汨罗江、黄梅、大冶等地区的乡村书写，还包括了武汉和长沙的城市书写。刘保昌依据“文化根据地”的不同对作家进行划分，发现其作品中独特的审美风格。彭家煌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洞庭地方色彩，彭见明的作品展现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风俗画卷，讲述了地域人物传奇故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寻找的是汨罗这一文化之根，废名则在黄梅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着蕴含佛禅文化的诗意写作。从大别山到圣天门口，刘醒龙寻到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打造以小镇为中心的楚文化精神空间，诗人田禾则在大冶创造了一片自己的诗歌乡土。女作家林白在小说中构建了“王榨”这一文化地域符号，呈现该地原生态的人、事和历史，其创作美学风格也由于书写对象的地域转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池莉的武汉市井书写分别以里份、大院和吉庆街为据点，展现武汉的市民精神和民间风俗文化。何顿与何立伟的长沙书写则刻画了一批长沙“新市民”形象，展开了一幅长沙市民的生活画卷。
从大的文化空间上看，刘保昌没有将楚文化主导的两湖地域文学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细化出了三个局部的文化小空间，总结出了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西部边地文学，传承楚文化精髓的同时又深挖现代精神困境的中部文学，以及融合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的东部文学。从作家个体的文学创作上看，刘保昌充分关照了创作主体的个性化表达。同样是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构建了一个魔幻的土家族世界，而蔡测海则呈现土家族的现实世界；叶梅的作品中充斥着土家族的民族符号，而田耳则有意淡化土家族的民族色彩。同样是书写江汉平原的历史，刘诗伟运用传奇式的话语揭示历史的真相，而达度则用真实的语言书写着生活的现场。刘保昌将每位作家和他们的“文学基地”关联起来，针对作家知人论世，展开具体化的文学批评，深入论述了地域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以及作家赋予地域的文化色彩。
四.鲜明的历史意识
刘保昌以时空交织的知识架构开展两湖地区现代文学的研究，扬弃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常见的以时间发展为顺序的编排体例，转而用文化空间来划分文学版图，进行了一次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实践，打通了时间与空间，史学与文学的通道。作者对两湖地域进行了历史溯源，关注文化基因的流变，寻找两湖文学的历史根脉，发现了两湖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呈现。同时，他还尤为关注现代作家如何看待和书写历史以及透过历史如何关照当下，展现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困境，具备学者的时代关怀。
刘保昌先对构成两湖地区现代文学共同根基的楚文化进行了历史溯源。从上下求索的屈原到理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再到“开眼看世界”的魏源，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经世致用的精神薪火相传、一以贯之，成为了楚地的文化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两湖地区作家的文学创作。其次，传统的楚文化进入到现代文学以后，又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近代以来，楚文化的精神又被灌注到了两湖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在经由现代文学观念和现代审美精神的打磨以及表现场域和意义空间的重塑以后，实现了传统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作品中同时呈现出了热切进取和冷眼思辨的精神张力以及神秘而瑰奇的楚地巫风色彩。
在梳理五四时期以来两湖地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时，刘保昌拉出了一条从政治到文化再到人性的线索，由外而内地探寻人的心灵皈依，这契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走向，反映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意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20世纪40年代，两湖地区的历史书写中政治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作品中总是不约而同地出现屈原这一典型的文化形象，以此来宣扬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怀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鼓舞人们投入到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去。政治形态下两湖现代文学的历史书写既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现代化演绎，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以文学报国的文化实践。1950年代开始，以李六如的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为界，两湖现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从政治形态开始向文化形态转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传递先进思想文化的作品，其中尤以历史文化散文为甚。进入21世纪以后，两湖地区的历史书写进入了人性形态，作者更多关注人性的力量与人性的变化，逐渐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到个体的命运和生活经验，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发掘人性光辉。
刘保昌在研究两湖地区的历史书写时，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宏观上铺展开两湖文学历史书写的整体面貌后，作者又集中选取了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从微观上切入，具体分析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他指出了映泉的《鸟之声》在历史小说文体创新方面的独特价值，将《故事新编》的文体模式引入到历史小说中，采用了民间化、平民化的史识观念去重述楚国史，塑造了一批生动的楚国人物群像。他还对比分析了伍子胥题材的多个文本，得出了“题材选择上的‘重复，正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历史总是如同云遮雾罩的匡庐，等待着有志者一逞身手作‘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崭新阐释”[6]的结论。熊召政的《张居正》着力还原了明朝历史的真实面貌，其中丰富的背景知识和精彩的地域文化呈现值得称道。唐浩明的《曾国藩》则饱含作家真实的人生体验，具有强烈的两湖文化认同感。
五.发现性的学术视角
不同于其他的地域文学的研究，刘保昌的《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更加注重文本的审美价值和作家独创性的文学史贡献。作者关注到了一些既有文學史中鲜见的文学现象，立足于文本展开实证性的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发现性地挖掘作品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开拓了学术研究的视野，突破了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某些“陈见”。
首先，该书打捞起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和偏远山区文学等边缘性文学，丰富了两湖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样性。从李传锋的《白虎寨》中，可以看到深山野寨中土家人的真实生活，在《活丧》中能够了解到了跳活丧这一土家族的传统民俗。叶梅的《歌棒》《青云衣》等小说还保留了许多诸如山歌一类的民间口头文学，这对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意义重大。这些边缘性文学涉及了边远地区的地理风光、自然风物、民风民俗、传奇掌故、方言歌谣等方方面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风光旖旎的地理山水图和一幅幅情态各异的地方风俗画，让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一个地域的风景、历史、文化，乃至当地民众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浓厚的地域色彩增添了文学艺术表现的独特性和内容呈现的丰富性，给读者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审美体验。
其次，作者分辨了具体文本中关于地域文化的经验性书写与想象性书写，挖掘了巫文化中的想象性元素，发现其审美价值。叶梅的小说带有浓厚的巫文化底蕴，将其中不乏对跳丧、山歌、女儿会、梯玛法事等民俗事项的描写。在叙述覃老大的故事时，叶梅灵活地将他死后灵魂的“后设”视角和“现时”视角交织使用，这与巫文化中的生死观息息相关。热烈而狂放的楚骚文化在丰富瑰奇的想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浪漫情调的艺术感染力，读来大胆、狂放、强悍，如同奔流的汨罗江一般激昂澎湃。楚地民间长久以来奉行神秘莫测的巫文化，万物有灵、天人交通、同感迁移等思维方式已深深刻入楚人的文化基因中，而这种巫性思维直接影响到了楚地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民间传说、歌谣、谚语、民俗事项中呈现出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最后，刘保昌从城乡视角、市井视角、生态视角等新的视角介入，重新发现了两湖地区作家作品的文学价值。比如，在论及沈从文的文学价值时，刘保昌发现了《三三》中体现出的城乡二元对立，这与沈从文以往构建的唯美的湘西世界大相径庭。“寻根”文学代表韩少功的文学价值也不仅仅在探寻民族文化之根上，作者注意到了他的散文《山南水北》中所展现的农民的生存智慧与生活哲学，以及从国民性批判到乡土写作的转型。刘保昌在“新写实”的视角之外，还发现了池莉书写的市井传奇带有武汉粗俗又直爽、洒脱的城市性格，呈现出了武汉地域书写的新面貌。两湖作家中不乏书写城乡变化的“有心人”，刘保昌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切入，关注到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生态环保问题。他探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边缘地带，让那些“藏于深山”的文学创作走进我们的视野，论析文学作品中对地域文化精神的重释与重塑，让那些日渐式微的民间风俗和民族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总体而言，《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纵向梳理了两湖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流变史，总结出了外向进取和内向掘进的两种文化精神；横向比较了两湖具体区域的文化精神差异，归纳出了武陵、中部和东部三个地域文化板块。在时空交织中，作者把总论与个案分析相结合，选取了极富两湖区域特色的作家和文本，通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展开评论和研究，勾勒出两湖地区现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谱系，向我们描绘了文化底蕴深厚，风土人情各异的两湖地区现当代文学地域版图。刘保昌的《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为地域文学的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窗，同时，也为当前地域文学研究和文学史阐释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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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晓静.地域文学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实践——评刘保昌《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J].学术评论.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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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J].文学评论.1996（04）.
[2]刘保昌.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3]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J].文学评论.1996（04）.
[4]鲁迅.现代小说导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6页.
[5]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6]刘保昌.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0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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