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六祖坛经》是中国禅宗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禅宗乃至日本禅宗的思想渊源。日本临济宗始祖明庵荣西在论证禅宗思想时，既参鉴了《六祖坛经》的内容，同时又力证禅宗与台密二教的兼修性，荣西这种新旧兼容的做法为日本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荣西 《兴禅护国论》 禅宗 《六祖坛经》 慧能

　　禅宗是中日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是六祖慧能。慧能之后，一花开五叶，慧能的弟子创办了禅宗最主要的五大流派，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禅宗初传日本，可追溯到奈良时代（710-794），但在之后的四百余年里，禅宗始终未能传承下去。禅宗在日本得以弘扬，始于镰仓初期的僧侣明庵荣西（1141-1215）。1187年，荣西入宋访师学禅，参禅学法四年后便归国开始传授临济宗的教义，并积极从事著述工作，其代表作有《兴禅护国论》、《日本佛法中兴愿文》、《金刚顶宗菩提心论口诀》等，其中《兴禅护国论》一书详细地阐明了荣西的禅学思想和兴禅主张，同时该书也是日本最早的禅学著述。众所周知，中国禅宗创始于六祖慧能，《六祖坛经》是由慧能大师讲述，其弟子们集录而成的一部经典，它记录了慧能大师遇法、求法、得法的经历以及开示弟子的言教。中国唐宋以来的大部分禅宗语录都可以在《六祖坛经》中找到思想渊源，荣西的《兴禅护国论》也不例外。本文欲在分析荣西对《六祖坛经》的引述的基础上，探讨荣西的禅学思想以及对当时日本新旧佛教的兼容。

　　一.荣西入宋学禅

　　明庵荣西，俗姓贺阳，字明庵，出生于备中（今冈山县），13岁出家至比叡山受戒学习天台宗。比叡山别称天台山，被誉为镇護国家的圣山，自传教大师最澄（767-822）由唐朝求法归国后，比叡山就一直系日本佛教宗派天台宗山门派的总本山。而后荣西又师从千命法师学习密教，受密教灌顶，因此荣西兼通显密二教。荣西得知日本虽早有祖师传禅，然而并未能传承下来，他在《兴禅护国论》中对奈良至平安初期的短暂的禅宗史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回顾：

　　日本国天平年中。唐道璿在大安寺以禅宗授行表和尚传教大師谱文云。谨案某度缘云。师主左京大安寺传灯法师位行表其祖璿和上。自大唐持来来写傳。达摩大师法门。在比叡山藏。延历末向大唐国请益。更受达摩大师付法。大唐贞元二十年十月十三日。天台山禅林寺僧翛然。传授天竺大唐二国付法血脈。並达摩大师付法牛头山法门等。顶戴持来安叡山其后今及四百年也。荣西慨此宗绝。[1]4

　　荣西的这段话基本勾勒出这段短暂的禅宗传播史。唐代僧侣道叡将禅宗的北宗禅法传入日本后，传授于行表，行表是传教大师最澄之师。因此，荣西将奈良时期的禅宗传承世系进行了定义，即由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至五祖弘忍，五祖弘忍之后历经神秀、普寂、道叡、行表、最澄，然而禅宗并未能连续传承。传教大师最澄曾经接受牛头禅法，但由于平安时期天台宗、真言宗（密宗）等宗派盛行，禅宗的发展受到了制约。“荣西慨此宗绝”[1]4，遂产生了在日本兴禅之念。1168年4月，荣西入宋求法，同年9月归国，他求得了《天台山新章疏》30多部60多卷，并将这些经书献给了日本天台宗座主明云。此次入宋虽然未能访师学禅，但宋朝禅宗兴盛的状况无疑是深深震撼了荣西的内心。1187年，荣西再次入宋，他前往天台山万年寺拜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法嗣虚庵怀敞为师，而后怀敞禅师迁居天童寺，荣西随师同往。1191年，怀敞禅师授荣西法衣、临济宗传法世系等，同年，荣西学成归国。关于其入宋学禅的经历，荣西在《兴禅护国论》中写道：

　　从虚庵禅师于天台天童两山之际有年矣。亲入其室传佛心印。禅门之事悉皆授受。立明庵号。及辞欲东归。禅师自书偈语数十纸。以赠而证之。乃海东佛心宗流通附属在于斯矣。[1]1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怀敞禅师对荣西委以重任，嘱咐其在日本将临济宗发扬光大，同时依据法脉可以看出，荣西成为了临济宗黄龙派第九代法嗣。荣西在《兴禅护国论》中撰写了“宗派血脉门”一章对自己的传承法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追溯到慧能大师、达磨祖师以及初祖佛陀。显然，荣西的这种以中国禅宗正脉自居的说法有自我标榜的目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欲在日本弘扬临济宗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荣西对《六祖坛经》的引述

　　荣西入宋师从虚庵怀敞，受临济禅法，直接从中国引进临济宗的教义，其禅学思想与六祖慧能以来的中国禅宗大致相同。中国禅宗以祖师的言教为主，其中，《六祖坛经》是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语录集，可以推断，《六祖坛经》是荣西学习禅法思想的教典之一，他归国后撰写的《兴禅护国论》里有不少引述和参鉴了《六祖坛经》的内容。众所周知，《兴禅护国论》是荣西禅学思想的集大成，既被收录于1934年刊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又被后世研究者收录于荣西的禅语录里。对比《六祖坛经》和《兴禅护国论》，不难窥见荣西对六祖慧能语录的参鉴与传承。

　　参见表一可见，在荣西的心中，《六祖坛经》有着崇高的地位。众所周知，六祖慧能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提倡顿悟法门，创建了南宗禅，成为了中国禅宗的根源。不立文字，就是不经由语言文字来传授教义、不执著于经书，因为佛法最深刻的义理在佛经的文字之外，禅宗讲究以心传心，理解契合，传法授受，因此禅宗也称为“佛心宗”。六祖慧能的禅宗思想的核心是关于成佛的依据、途径和方法的学说，概括起来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2]，因为心是人成佛的关键，心是佛法的根源。对比《六祖坛经》和《兴禅护国论》不难看出，荣西对南宗禅的禅理教义有着非常透彻的领悟，其禅学思想继承了南宗禅的核心教义。

　　其次，值得关注的还有荣西对《六祖坛经》的引述方式。荣西对《六祖坛经》的引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引用个别词语或语句，如“佛法只在行住坐卧处”、“本来不动，无物可得。是谓佛法。”、“所谓无念等者，是此宗之意也。”另一种引述方式则是对《六祖坛经》的提炼与归纳，如“直指心源以成佛”、“不滞教文，只传心印。离文字亡言语。”等。由此可见，荣西在阐明自己的禅学思想时，并没有大篇幅地引用或转录《六祖坛经》内容。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荣西出生于平安时代末期，活跃于平安末期与镰仓初期。这个时期战争频发、政权更迭，以天皇为首的贵族阶层没落，而以将军为首的武家崛起。在宗教方面，虽然镰仓初期出现了以法然、亲鸾为代表的净土宗、净土真宗等新宗派，但此时以京都为中心的天台、真言两个宗派的势力和影响仍然很大，“天台、真言二宗虽然总体上呈衰退之势，但仍经常对新宗派进行压制和迫害。”[3]33也恰恰是此时，荣西从中国引入了临济禅法。在荣西之前，大日能忍的达摩派就一直受到打压，其影响甚微，因此，荣西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让日本社会接受禅宗。“禅宗要得到日本僧俗的认可，就必须依附于强势的天台宗。”[4]或许是荣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其著述《兴禅护国论》里对临济宗的禅法思想进行阐述时，着重于介绍临济禅的要旨，同时融合了旧宗派的思想。也就是说，荣西决定依附当时强势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密宗），这一点在荣西的其他著述中也可以看出。荣西以兼容并包的精神，主张在弘扬禅宗的同时兼修台密二教，正因如此，荣西为禅宗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赢得了空间，荣西之后，禅宗慢慢地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

　　三.荣西对日本新旧佛教的兼容

　　为了将禅宗合法化，荣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出“兴禅护国”的口号，日本自奈良时期起就有以佛法镇护国家的观念，荣西继承了这一传统观念，打出“护国”的旗帜，成功地获得了镰仓幕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禅学思想和禅修方式上，荣西提倡的是“兼修禅”，也就是说，荣西用兼修的方法弱化了来自台密二教的抵制。他在《兴禅护国论》的序中写道：“唱佛心宗。学徒云集。习禅修定。广流菩萨大戒。兼修台密事业。”[1]1荣西认为禅宗是综合性的佛教，与其他宗派并行不悖，是可以兼修、融通的。荣西在入宋学禅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兼通台密二教的高僧，因此，处于社会变革、新旧交替之际的荣西，并没有将禅宗独立出来而排斥其他，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著述《金刚顶宗菩提心论口诀》中也可以窥见一二：

　　荣西者显密兼学，然而以习禅房阿阇梨喜好为正师。（略）于时荣西入唐毕，召于大唐寻师于诸方，无有其人，唯所兴禅宗也，仍传禅门。又唐禅师问密教义理，荣西随问答之。禅师随喜而可受灌顶法（云云）。仍榮西灌顶式授唐禅师，归朝之后，喜好以件印信终授荣西毕。[5]32

　　这段话记载的是怀敞禅师与荣西之间的对话，怀敞禅师问荣西何为密宗的宗旨，而荣西的回答则让怀敞禅师觉得密教的宗旨与禅宗的宗旨是相通的。荣西自幼学习天台宗，真言宗（密）的教义，对台密二宗的经典早已谙熟于胸。这一点在《兴禅护国论》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兴禅护国论》中有不少引用自台密二宗的内容，尤其是在第三章“世人决疑门”里，荣西多次引用天台宗的经典来论述禅宗的合法性和戒律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荣西为了证明禅宗与日本佛教因缘深厚，还写了以下一段话：

　　佛弟子有三类，谓禅师律师法师也。今诸宗中，以何宗为何师。答禅宗天台宗真言宗悉为禅师也，自余诸宗皆为法师也。然此三类师，见昉法师十轮经略疏者也。問，彼禅宗为是何宗。答，其宗非八宗摄也。问其宗教相如何。答禅宗金刚般若经，维摩经，为所依。即心是佛为宗，心无所著为业，诸法空为义。始自佛世衣钵授受，师资相承。更无异途。具出传记者也。问此宗谁将来耶。答山上先先入唐求法大师等亲承此道而归朝也。[1]5

　　荣西将禅宗、天台宗、真言宗的僧侣都归于禅师，并且说禅宗“非八宗摄也”，意思是说禅宗不为八宗所统摄，“八宗”即“奈良六宗”和“平安二宗”，“奈良六宗”指的是佛教传入日本后在奈良时期形成的六个宗派，分别是：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而“平安二宗”则指平安时期势力强大的两大宗派，也就是天台宗和真言宗。荣西还说禅宗以《金刚般若经》和《维摩经》为依据，而且比叡山的先辈们入唐求法时就已经求得禅法，并学成归国。荣西所说的入唐求法的先辈主要是指弘法大师空海和传教大师最澄。众所周知，弘法大师空海创立了真言宗，传教大师最澄则创立了天台宗，很明显，荣西是想借此确立禅宗的权威性。1202年，荣西在京都建立了传法道场建仁寺，同时融合了禅宗、天台宗和真言宗，主张台密兼修，兼弘禅宗。由此可见，荣西既是日本旧佛教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创新者，他将中国的禅宗与日本的旧佛教进行了融合与折衷，为日本的新旧佛教搭起了一座桥梁。

　　四.结语

　　综上所述，荣西所创立的日本临济宗，融合了禅宗、天台宗和真言宗三个宗派的思想。在镰仓初期这个新旧更迭的时期，荣西采取的是一种新旧兼容的方式，这一点既有其自身的原因，同时又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荣西的禅学思想与实践为禅宗的传播开辟了思想的土壤，荣西圆寂之后，其弟子荣朝、行勇等继承了他的禅法，在荣西及其弟子们的不断推展下，中国禅宗在日本开花结果，而临济宗也逐渐发展成日本禅宗的主流。

　　参考文献

　　[1]大正新修大藏经（80）[M].高楠顺次郎，编.日本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2]慧能.六祖坛经[M].尚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张谷.中国佛教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张文良.日本的达摩宗与中国禅宗[J].佛学研究，2007， （1）：277-284.

　　[5]大正新修大藏经（70）[M].高楠顺次郎，编.日本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本论文为2019年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课题名称：明庵荣西对六祖慧能禅宗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基金编号：J2019014（该项目主持人：蔡超）。

　　（作者介绍：蔡超，韶关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禅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