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丽

　　内容摘要：陕甘宁边区的语文教材通过不断尝试编写修订而成，内容丰富多彩并取得了重大成就。1938年开始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经过三次修订，在内容、取材方面进行了调整；1945年胡乔木编写的《中等国文》正确处理了语文、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严谨的编排体系。陕甘宁边区教材的编写有力地推动了陇东地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为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陇东解放区 中小学语文 教材选编

　　中小学教育有关国家振新和民族富强，是党和人民密切关注的大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密切关注中小学学生的教育，在教材编写、课程教学以及教育政策方面做了不少的改革措施。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自觉，这必定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革命解放区的语文教育，以史为鉴，完善教学体系，优化教育资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陕甘宁解放区的语文课程与教材在一定形式上反应出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形态。当时处于抗战时期，相关的教育政策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制定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化与革命化色彩。

　　一.陕甘宁边区教育概述

　　20世纪30年代，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而位于甘肃省东部的陇东则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地区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教学资源极度匮乏，并且经常受到敌人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复杂的战时环境下，学生的学习千篇一律、毫无规章，因此需要统一的标准使得教育走向规范化，制定严谨的教育政策、编写正规的教材变得迫切起来。这时候出现了董纯才、胡乔木等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的领导者，在没有参考性资料、指导性文件的条件下，教材编写逐步展开。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克服困难和战胜敌人的信心，努力为学生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陕甘宁边区的教材不断进行修订完善，教材的编写以学生为主，教育工作者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积极地丰富教学内容，使得学生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学识和认知，对学生不仅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而且进行了军事技能方面的讲解。总之，教材的编写是董纯才这批优秀的教育领导人原创性的思想，真正扎根于中国国土，真正展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图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与斗争信念，为中国教育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二.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教材研究

　　不論处在怎样的时代，教材始终是是教师和学生的第一手资料，教师围绕着教材教，学生围绕着教材学。陕甘宁边区的教材编写工作一直处于不断地尝试中，主要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编写适合学生的教材。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者尝试编写了各种教材，其中语文教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编撰了三次的小学教材《国语课本》和初中的《中等国文》。

　　（一）小学的三套《国语课本》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各地为了支援战争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这其中就包含教材的编写。陕甘宁教材的编写是对苏维埃文化的继承，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举，强调文化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吸引有知识、有文化的群众投入到抗战中来。同时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培养有思想、有文化的优秀的工农知识分子，唤醒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思想。但是教材的编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的尝试中编写出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三套教材分别呈现出以下特点。

　　1.政治化倾向严重，内容平铺直叙

　　首先，第一套教材教学内容单一，过分宣传抗日，涉及的语文知识相对较少。整套教材围绕着抗日，教材中的一切包括花鸟虫鱼、飞禽走兽、钢铁煤油都成为时代的抗日英雄。人民群众更是如此，“人人去当兵，当兵去打仗”（第一册第一课《出兵了》），所以整部教材相当于一部抗日宣传手册。其次，这部教材故事性不强，内容单一，没有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将书本与实际生活割裂，不适于武装学生的头脑。总的来看，这部教材语文要素包含的极少，过分强调政治，强调抗日，脱离了语文教育的基本原则。

　　2.内容简单化

　　第二套教材在第一套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撰，内容方面数量更加丰富，如第三册《折箭》《野牛抗敌》。但是内容粗浅单一，平铺直叙，如第一册中的《我是小八路》《二哥当炮兵》，还有部分课文题目与内容反差太大，如《妇联会》《扫荡与反扫荡》，题目泛化、空大，课文总体字数少。针对第一套过分宣传抗日的问题，第二套进行了删减，但是删减的力度太大，比如陕甘宁游击战的故事一篇也没有。因此，在这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三套教材的编写。

　　3.取材狭窄

　　第三套教材取材偏重于边区生活，边区以外的新生事物几乎没有，比如反映游击战、自卫战、战争英雄的课文占比较大，并且第二套教材中的一部分优秀课文直接被删去，如《鹬蚌相争》《一个抗日小英雄》《野牛抗敌》等，辛安亭在《谈谈国语课本的使用与补充教材的编选问题》中提出“取材太狭窄，生产材料太多，其他必要的社会和自然知识太少，目前边区的材料太多，外边带有长期性的知识太少”。正如教材中提到的编写时间仓促，又是作为临时课本编写的，因此有缺点在所难免。

　　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学法》中提出：“边区小学校依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办法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2]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背景下，边区加强对学生的培养，使学生对于抗日、爱国、文化等有了清晰的了解，同时教授学生对于基本危险的防卫，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书面知识，而且学会了基本技能。从三次修编国文教材中也可以看出教育工作者对于教育的重视，正是在一步步的试错中才有了更适合学生的教材。

　　（二）中学的《中等国文》

　　“教育为政治服务”一直贯穿于语文教育当中，教材的编写自然离不开政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3]但是胡乔木在1945年主持编写的《中等国文》打破了这种现象，学科的本体功能开始占主导地位。这一教材总共六册，供初中三年制学生使用，在《说明》部分，作者规定了每册的教育内容，第一册是说与写的常识、第二册专注于词和句、第三册是对词与句的进一步拓展等。由此可见编者注重于学生基础知识的把握，希望通过语文知识的学习，不仅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与道德修养。这部教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将语文、政治、文化三者很好的融合

　　如何处理语文、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陕甘宁边区教材编写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胡乔木在《中等语文》中合理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语文教育为主导，其他两方面为辅。一方面顾及学生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顾及学生的间接需要。

　　2.打破了国文教材政治化的倾向

　　这部教材重视语文知识的掌握，包括语法、句法、修辞方面的知识，便于教师培养学生的知识素养，教材提出“汉语汉文规律”的概念，是对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进一步规范。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了国文教材文艺化和政治化的倾向，国文为每个个体服务，方便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国文也因此成为一门人尽皆知的独立的学科。

　　3.形成了严谨的编排体系

　　《中等国语》教材结构完整，包括资料辅助、作业练习、语文知识等。同样，每册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包括基本的字词、常见的概念、不同文体的作文等。教材之中众多因素相互联系，整套教材形成一张完整的网络图，各册之间，单元之间，课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陇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因此陕甘宁边区的教材也适用于陇东地区，胡乔木主编的这一教材很好地展现了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将语文教育这一学科与政治分开，使国语成为一门独立的、为众多学者所熟知的学科。

　　三.边区语文教育的价值及其意义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成立以来，秉持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态度，不断发展教育事业，为人民群众扫清识字障碍，教材的编写不仅对边区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整个新中国后来的教育带来了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

　　（一）有力地推动了陇东地区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陇东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地带，经济相对于沿海城市来说较为落后，教育资源缺乏，教育水平低下。抗日战争以来，以董纯才为代表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先后编写出适用于当时的语文教材，推动语文教育的發展，打破遍地都是文盲的现象。如陇东老区“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只有五所完全小学，初小和私塾总共也只有50多所，读的全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旧书”。[4]随着教材的编写，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学生有了更多的入学机会，能够使用更标准的教材。陇东地区也随之在各个乡镇开始创办学校，使得学校的分布合理、均匀化，只有学校不断的扩大，才能确保更多的孩子有学可上，为想要读书识字的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将学习普及开来。1938年统计：华池县、环县、庆城县等共建小学252所，有学生4877人。陇东地区也创办过研究生教育，但是由于战时环境未能坚持下来。

　　由此可见教材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陇东地区教育的发展。陇东地区的一系列举措值得肯定，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扫清人民群众的识字障碍，提高学生的入学率，解决教员、教材短缺现象，加强对于学生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这一系列举措为中小学教育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支撑。随着教育资源逐渐丰富，教学设施也随之加强完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人民群众指明了方向，为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整个边区呈现出一片文明祥和的景象。

　　（二）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随着陇东分区教育工作的开展，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完善，给整个陕甘宁边区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比如吴玉章，他积极地提倡汉字改革的方案，因此写了《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和《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两篇论文，以求中国走上拉丁字母拼音化的道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吴玉章举办训练班，创办学校，进行文盲扫除运动。虽然文字改革未能继续下去，但是为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陕甘宁边区语文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扫清障碍，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语文新天地。程今吾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他认为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应该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将听、说、读、写统一起来。同时他认为教师与学生应该互相学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相当新颖，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的一言堂模式，促进师生平等交流，主张学生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经历相联系，提高学生的迁移能力。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正是这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扫清了人民群众的识字障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

　　陇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据统计1944年，“陕甘宁边区小学增至1281所，学生增加到 34202名。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数量又增至1377所，学生达到 34004名，民办学校显著增加，统计可知民办小学占全边区小学总数的61%，1945年上升到76%。”[5]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地区教育事业逐渐发展，教材编写逐步完善，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升，扫清了人民群众的识字障碍，带动了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为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奠定了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教材一直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建立起来的，教材的编写充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国语课本》不断修订完善，最终经过三次修订终于完成。胡乔木主编的《中等国文》对后来的教材编订也产生了一些积极意义，比如1946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草案》就是在《中等国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教材最终成为解放初期国语课本的蓝本，其中部分经典性的课文也纳入解放后编写的课本中。

　　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进行中，对于教学方法也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反对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方式，注重学生思维的创新，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操作技能，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互帮互助、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发散学生的思维，将知识活学活用。部分语文教育工作者也创作了语文教学法相关的论著，如董纯才的《国文教学新编》、潘开沛的《国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着陕甘宁边区语文教育前进的方向，对于新中国的语文教育方法也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

　　陕甘宁教材的编写对当时的边区以及未来的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为地处西北贫困区的陇东地区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陇东地区的学生提供了标准的教材，促进了陇东地区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知识青年。

　　陕甘宁边区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教材的编写推动了边区教育的发展，完善了陇东地区教育体系，实现了教育的规范化。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教材编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1938到1945年间修订了三次的小学《国语课本》和1945年胡乔木编写的《中等国文》为陇东地区教育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推动了陇东地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为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奠定了基础。回首陕甘宁边区语文教育走过的光辉道路，在当前的语文教育中，我们应该探索其独特的价值，吸收优秀成果，创造出属于当下的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M].新華书店，1949：37-38.

　　[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1-14.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8.

　　[4]董清治：《陇东老区教育史》，甘肃教育出版社，第2页.

　　[5]梁星亮.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33.

　　[6]魏伊萌.陕甘宁边区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内容演变研究[D].集美大学，2021.

　　[7]李亚洲.陕甘宁边区语文教育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2.

　　基金项目：天水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引导项目陕甘宁边区中小学的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以陇东解放区为重点。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