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虹

　　内容摘要：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江山之助”强调自然山水景物可以给人灵感，使人文思泉涌，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契合了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轨迹，而对这一命题稍加拓展，便可挖掘出它对文学地理学的三个最基本问题的影响：一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助作家养成多样的气质和不同的人格；二是大自然的山川形胜与时令节候助力作品建构出多样的地理空间；三是“江山”助人、助文的同时也会受到人、文的反作用，形成互动关系，实现“双赢”效果。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江山之助” 自然环境 地理空间

　　文学地理学是目前我国学界正在努力建构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革命”尚未成功，但是我国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展示出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和意识，这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对“风土之音”进行整理时，就是按照不同地区和诸侯国进行分类。南朝刘勰谈到文学与“山林皋壤”的关系，提出其乃“文思之奥府”的[1]147精彩言论。唐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比较了南北词人，指出他们的不同在于：“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2]。南宋朱熹《诗集传》在讲诗之前都要对该诗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地理环境进行说明。宋代以降涌现出许多文学流派，它们都是以地域命名的，譬如“江西诗派”、“桐城派”等，这些都表明“古人具有明确的文学地理意识，也会使用文学地理的研究方法，只是他们没有一种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罢了。”[3]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十分具有优势，而在此之前需要弄清楚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即文学地理学研究什么问题。曾大兴教授指出，学界对文学地理学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明确了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什么内涵和特点？它们之间又是如何互动的？这是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解决的三个最基本问题。”[4]

　　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总结可以得出，第一：要让文学与地理环境形成关系就必须借助作家这个桥梁，因为只有地理环境对作家进行滋养后，作家才能创作出文学作品，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要考察作家本身；第二：地理环境与文学形成关系后，文学作品毋庸置疑是表现这种关系的最佳载体，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要分析作品本身；第三：文学与地理环境会产生互动，即地理环境影响了文学，文学也会影响地理环境，要实现这一“反作用”，需要借助文学接受者（批评家和读者）阅读、评价与传播等，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要深入到接受者本身。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种环境固然都重要，但是人文环境的形成也是建立在自然环境基础上，归根结底，我们进行文学地理学研究首先必须考察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417中的“江山之助”就是强调自然山水景物可以给人灵感，使人文思泉涌，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因此，本文立足于文学地理学的三个最基本问题，拓展“江山之助”的内涵，考察“江山”是如何助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

　　一.助作家培养性情

　　钟嵘《诗品序》开篇讲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詠。”[5]1就是说，气候对景物产生影响，而人又与景物相感应，因此人被牵发起的的性情就在歌舞吟唱中投射了出来，这样诗歌便产生了。强调了自然景物对人的性情的影响。自然环境影响人的性情表现在两个方面：气质养成和人格锻造。

　　一是氣质养成。纵观古今学者的言论，他们往往将形成气质的首要原因归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礼记·玉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6]就是说不同的气候、地貌和水文等自然环境会使人们养成不同的气质。这种把自然环境看做影响人气质的首要因素的传统深深影响着后代学者，比如刘师培在谈到形成南北文学家不同气质和迥异创作风格的原因时，就追寻了前人的步伐，认为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培育出来的民众多讲求实际，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擅长叙事、逻辑推理；南方之地“水势浩洋”，受到滋润的南方人崇尚虚无，因而在文学创作上喜好言志抒情。刘师培的这些论述，丰富了文学地理学关于自然环境对文学家气质影响的研究。

　　此外，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体现于“不同水土养同一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去到不同的地理环境将会拥有不同的气质。王维居于辋川，安闲自在，一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表现出他的清幽风格；而出使边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的景色则唤起王维的悲壮情怀和孤独气质。杜甫早年积极向上，勇攀泰山，面对泰山的雄伟磅礴，抒发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壮志雄心，洋溢着朝气蓬勃的奋进气象；杜甫晚期漂泊西南，滞留夔州，本就被颠簸人生所累的他，在看见“气萧森”的巫山巫峡、“孤城落日斜”以及“秋江冷”等景象后更助长了内心的孤独情绪，流露出忧郁的气质。

　　二是人格锻造。中国古代学者喜欢将优良的品格赋予山水，以此来砥砺和鞭策自己，不知不觉中便形成了一个“比德山水”的传统。“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7]就是其代表言论。人与大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久与山林河海相处，人的举止风度，精神性格必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浸润与默化，地杰人灵，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正如《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济和孙楚夸说家乡土地与人物之美好时，一个说，“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另一个说，“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8]52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格精神，同时可与自然景物相媲美的外观，也从侧面烘托出人们内在的高超品格。例如：“轩轩若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等，就是以夸张般的外貌突显出人物高超的人格精神。

　　由上可知，“江山”之美促进了作家气质的养成以及人格的塑造。而作家培养出来的性情将会投射在他们的作品中，从而建构出异彩纷呈的作品空间。

　　二.助作品建构空间

　　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的建构要依托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而人文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作品地理空间建构的首要前提和根本源泉是自然环境。

　　一方面离不开自然环境中山川水文的影响。南方山水钟灵毓秀，不仅滋养了文人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潇洒不羁的人格精神，而且还直接影响文学作品关于山水田园题材的空间建构。比如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就在“江山”的助力下建构出了山水诗歌中异彩纷呈的地理空间。谢灵运一向钟情于山水，恰好永嘉风光旖旎，秀美山水很多，于是谢灵运常常穿梭其中，流连忘返，永嘉郡的各个属县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并且谢灵运对游山登山的兴趣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9]真是“踏破木屐亲山水”，而他诗中的山水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构的：“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描绘的是登江中孤屿后云日同辉、水天一色的场景；“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则创设出傍晚林间沟壑中夜幕逐渐降临，晚霞晕染天际的美丽景象。谢灵运如画般的描绘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他所建构的山水地理空间，就像旅行一般身临其境。

　　另一方面则得助于大自然时令节候的变化与更替。在古代文论中多有提到气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六朝时期尤为兴盛。刘勰“江山之助”的一个内涵就是“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414，强调四季更替形成不同景色，不同景色牵动感情变化，感情变化成就多样文辞。钟嵘认为“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5]7“四候之感诸诗”是“江山之助”的一个具体阐释，即四季气候的变换对文学的影响。这在顾恺之的《神情诗》中可见一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东岭秀寒松。”言简意赅地勾勒出四季轮回、风景变幻，为我们理解、分析气候怎样影响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建构提供一臂之力。比如同是水，春天“江水绿如蓝”，秋天则“共长天一色”；同是山，夏季苍翠欲滴，冬季则“山舞银蛇”。

　　大自然魅力无穷，是万物的源泉和根基，各式各样的山水风物遍布其中，再加上气候的变幻莫测，让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异彩纷呈、韵味十足。

　　三.助接受者反哺江山

　　文学地理学的第三个最基本问题是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问题，而沟通两者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的是人。联系到“江山之助”即是“江山”既能助力接受主体，接受本体也能助力“江山”。接受者有助于江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江山之美有待于批评家的发现，宣气抒怀，文助江山；二是江山之名有待于读者阅读作品或观赏大好河山后，雅逸身心，成就江山。

　　首先是批评家宣气抒怀，文助江山。王安石曾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10]。现在很多名胜风景，在以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甚至偏僻险远的地方，但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多喜爱亲近自然山水，独具慧眼以高超的审美情趣挖掘出了它们的美，抒发情怀，记录在笔，吸引众人前往观赏。

　　宋代诗人李觏比较早地注意到了作家对江山的反向助益作用，其《遣兴》云：“境入东南处处清，不因词客不传名。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11]在这里，作者别出心裁，运用逆向思维，表达作者能“文助江山”的思想。后人通常把李觏的这种思想与“江山之助”相结合，用以表达“江山”与文人的双向助益关系，如李东阳《蜀山苏公祠堂记》中指出会稽东山因谢氏而扬名万里，强调了文人具有促进“江山”名垂天下的重要价值，并对文人与江山的互助作用进行精练概括：“人与地者恒相须以显”[12]。而清人沈德潜则将这种互助依赖的关系提升到相互促进、相生相长的层面。可见，再有才华的诗人，如果失去“江山之助”，总会缺少灵气，打不开格局；同时，秀丽壮美的大好河山，如果没有作家目光所至，妙笔生花，那么它再美也无人过问。

　　其次是读者雅逸身心，成就江山。大自然纯粹、朴真的稚美能让人们忘却人世间的喧嚣与纷争，重拾“婴孩心”接受大好河山的浸润与熏陶，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返璞归真，雅逸身心。正如南朝文学家吴均写道富阳至桐庐一带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能令“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13]。况且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人向往大自然是刻进骨子里的基因。谢灵运云：“山水有清晖，清晖能娱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江山哺育众人，众人雅逸身心收获舒适，于是奔走相告，引无数“自然之子”前往体验，扩大了江山的知名度，彰显出江山的价值，获得净化的同时也成就了江山。

　　世間万事万物都是互相作用的，江山助人、助文，人、文也可以反作用于江山。在文学地理学的第三个最基本问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这种双向助益作用，从而推动文学地理学的深层研究。

　　文学地理学是我国正在建构的一门新兴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中国拥有丰富的与文学地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其次中国疆域广阔，地理环境多样又复杂，奠定了文学地理的产生的空间基础；最后，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为文学地理学提供了无穷的滋养与馈赠，比如“江山之助”，作为一个中国文论史中非常重要的命题，它不仅丰富了文学地理学背后“究天人之际”的深邃思想，即做学问要考究天人关系，要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有广阔的空间意识[14]，而且还助力文学地理学三个最基本问题的解决：一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助作家养成多样的气质和不同的人格；二是大自然的山川形胜与时令节候助力作品建构出多样的地理空间；三是“江山”助人、助文的同时也会受到人、文的反作用，形成互动关系，实现“双赢”效果。同时这三个问题是循坏推进的：“江山”影响人，人接收后将这种影响创造性地投射到作品当中，并与作品一起“反哺”江山，发现它更多的美，扩大它的知名度，这样一来，“江山”实现了自身的升华，从而更好地对人、文浸润与默化。这种循环式发展，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生生不竭的动力与源泉，并且还启发文学地理学在“江山之助”下与其它学科相互交融，共同成长，比如：如何利用文学地理学的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文学地理学如何助力旅游发展等等。以上都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中需要细加考虑的问题，我们要努力挖掘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论中的精华，当然也要汲取外国文学的营养，从而加快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附词语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许嘉璐主编；孙雍长分史主编；（唐）魏征等撰.二十四史全译.隋书[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557.

　　[3]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J].江西社会科学，2012.

　　[4]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03.

　　[5]赵仲邑.钟嵘诗品译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6]（汉）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37.

　　[7]杨伯峻.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66.

　　[8]（南朝宋）刘义庆著；杨牧之，胡友鸣选译.世说新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9]（梁）沈约.二十四史·宋书[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20.

　　[10]（宋）王安石.王安石散文全集[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236.

　　[11]（宋）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34.

　　[12]李东阳.四库明人文集丛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712.

　　[1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上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5.

　　[14]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J].学术研究，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