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暄泽

　　内容摘要：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表意的符号，是文学发挥其社会功用的直接依凭。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滥觞，在思想内涵与形式表达方面的丰富实践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先秦儒道作品为研究文本，从以言传“道”与救世济民、“言以足志”与“道不可言”、逻辑思辨与寓言托志、“文质彬彬”与“信言不美”出发，对其言意之辩、言语突破、文质关系等方面进行剖析，以对其语言的表达功用、运用原则与技巧等建立起一个较为深入而辩证的理解。

　　关键词：先秦文学 儒家 道家 语言之用

　　先秦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哲学、文学滥觞的重要时期。在群英辈出、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的语言也迎来了突破式的发展。先秦“是人们在语言事件中对语言的各个层面不断探索、不断认识的时期”[1]，思想家和文学家们从表意交流、逻辑思维、抒情审美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丰富的实践，为后世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先哲们为更好地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并在辩论与交锋中更胜一筹，无不在语言上狠下功夫，并对言与意、言与德、言与道、言与志、言与象、文与质等语言问题进行了多方探讨。下面本文将从表达功用、言意之辩、言语突破、文质关系等方面，以孔孟、老庄著作为研究文本，对其言意观念及创作实践谈几点思考。

　　一.以言传“道”与匡世济民：先秦儒道文学的言语之用

　　恰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会起飞。”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思想家们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纷纷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勇敢地站出来奔走呼号，追索伦理之道、仁政之道、兼爱之道、无为之道、兵法之道……。

　　对于儒家而言，救世良方的核心要义就是树立起可以重建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而语言在传道中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从国家角度看，孔子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孔子在这里可谓将语言之用推到了极致。对于统治者而言，其金口玉言，无异于政令，实在不能儿戏，会直接关乎到社稷的兴亡。

　　孔子认为语言有着十分明确的表意功能，同时又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因此，十分强调利用语言的“正名”功能来帮助王纲失序的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统治，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句话清晰地阐明了言与名、言与事、言与礼的密切关系，并通过运用顶针的修辞手法强调了好的语言是事与礼的基础。

　　对于道家而言，他给出的救世良方则是自然之“道”，其核心要义在于无为而治。与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不同，无论是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还是他的继承者庄子都写出了流芳百世的著作。《道德经》十分短小精悍，全文五千字，而《庄子》则洋洋洒洒，全文八万多字。《道德经》开篇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老庄哲学的核心概念，老子这里竟然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名词。作为万物的根源，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里“道”的内涵尽管显得恍恍惚惚，难以名状，但老子和庄子还是别无选择地借助语言文字对其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和生动的描述。

　　因此，尽管儒家的“道”与道家的“道”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强调伦理道德，后者强调自然法则，但语言文字的强大表意功能使其成为二者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建言社会、以言兴邦的不二选择。

　　二.“言以足志”与“道不可言”：先秦儒道文学的言意之辩

　　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他对语言的表意功能给出了充分的肯定。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他把“言”与“命”“礼”相提并论，将“言”看作一个人最重要的标签。他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孔子认为有德之人，更要把自己的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发挥好的影响力，这也是一种个人价值实现的方式。又如，孔子还非常重视对弟子们进行语言的教学，他亲自编订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并将它作为重要的“教材”，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中美好的文字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学《诗》可以帮助人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还“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篇》）他认为，《诗经》在很多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语言的教化功能，可以有效帮助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以及服务家庭与社会的能力。

　　当然，孔子也认识到，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有时也是有限的，譬如《论语》中时时有弟子问“仁”，但无论是“克己復礼为仁” “仁者爱人”，还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每每也不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仿佛无论如何描述都难以穷尽“仁”的内涵。为此，“最终选择用较为具体、比较容易认知的语言去解释这种抽象的观念，但是只能解释其中比较浅显的方面。”[2]又如，面对子贡的提问，孔子甚至说“我不想回答了”，因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本就专注于现实生活，而非形而上的命题，此时更是意识到有时候不说话反而能够表达出无穷的意味。子贡为之感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相较而言，如果说语言的有限性对专注于具体现实生活的儒家来说虽然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对以探讨玄妙天道的道家而言影响就比较明显了。老子和庄子对此都有很深刻的体会。老子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面对“道”的深奥概念，常常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无奈之中。尽管五千字的《道德经》字字珠玑，对一个“道”字反复描摹，可始终让人觉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老子甚至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仿佛说的越少，越能保有“道”的本质。而《庄子》呢？八万多字通篇尽管都在言“道”，但也和他的老师一样认为，道“无作为无形迹，可以心传而不可口授，可以体悟而不可看见。”（《庄子·大宗师》）“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为此，所有的语言对于无比宏大深奥的“道”来说都显得难以言表。

　　庄子在“轮扁斫轮”的寓言中借轮扁之口说到：“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庄子认为，斫轮的技术即便教者早已熟烂于心，但也根本无法用言语口耳相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在实践中用心揣摩门道。因此，在孔子那里被认为很重要的用典籍教育弟子的方法，这里也受到了庄子狠狠的否定：“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庄子·天道》）为此，尽管老子和庄子都留下了经典的文字，但始终持有“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思想，对语言的有限性有着更多的倾向。

　　由此，尽管儒家认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道家认为道不可言，意不可传，在言意观上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不同，但细究起来，其实对于语言的有限性都有着一定的认同。

　　三.逻辑思辨与寓言托志：先秦儒道文学的言语突破

　　既然大家都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那么如何对它进行突破呢？我们的先哲给出了不同的尝试。

　　孟子作为孔子的后继者，他的文章与语言精短的《论语》不同，有的洋洋洒洒、慷概激昂，有的娓娓道来，循序渐进。他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十分自信，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并在语言的表意、教化与服务社会伦理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倡导与实践。孟子的语言准确、犀利、精炼、平实，又具有充沛的情感、雄辩的气势，将他的人性本善和仁政思想阐述得淋漓尽致。譬如一次在与齐宣王聊天谈论音乐时，就首先夸赞了齐王喜欢音乐对国家而言是件好事，齐王不好意思地谦虚道自己喜欢的是“世俗之乐”，而非“先王之乐”，而孟子却故意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将话题引入了对“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的思考，在得到“不若与人”“不若与众”的回答后，最后推出“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孟子以循循善诱的方式成功地将自己的民本思想和仁政观念传递给了君王。

　　再看庄子，为了克服言不尽意的问题，他提出了使用“重言、寓言、卮言”三种方法。“重言”就是借助先贤的言辞来表达个人的意图。“卮言”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状态下流露出的语言。而寓言则是通过讲故事的手法来说明事物的道理。庄子一书中有很多寓言，如在《庄子·秋水》中，文章通过河伯看到黄河之水的波澜壮阔而心生骄傲，见到北海的浩瀚无边又自叹不如，阐释了事物的大小都是相对的道理。又通过“井鼋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作比喻，探讨了时空的有限性对于人们认知的束缚。此外象《庄周梦蝶》、《庖丁解牛》《井底之蛙》等等，无不用十分生动的故事讲出了极为深刻又宏大的道理。

　　庄子除了这种讲故事、做“加法”以强化语言表达力的方式之外，还主张做“减法”。他提出了“得意忘言”的主张。他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在这里“筌、蹄”都是手段，而 “鱼”和“兔”才是目的，同理， “言”是手段，而“意”是目的，人只要得了“意”，就不必在意“言”的多寡了。不得不说，这种认识何其洒脱！

　　因此，无论是孟子的循循善诱还是庄子的“三言”手法和得意忘言，都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有效地达成了对语言有限性的突破，使难以言说的抽象道理转化为可以理解的事物。尤其是庄子对语言和含义的这种定位构成了一种“充满暗示性的诗化语言模型，它对整个中国传统语言表达方式起了极其重要的定型作用。”[3]

　　四.“文质彬彬”与“信言不美”：先秦儒道文学的“文”“质”思考

　　内涵与文采是语言的两个重要元素，在处理二者关系的时候，儒家和道家虽有一定的不同，但更多的是一些共识。

　　儒家和道家都认为在“文”与“质”的关系上，质是根本，语言不过是传道和明志的工具。孔子认为“辞达而已矣”，意思是只要语言能充分清晰地表达出内在思想就可以了，不要在形式上过于下功夫，“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譬如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常以极简而含蓄的手法来表达曲折的含义。仅以“杀”“弑”为例，《春秋》中常透过两个字的区别使用，在无形中表达出自己的好恶之情，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是非臧否暗含其中，交给读者自行体会。同样，在《论语·先进》中，文章描写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聆听弟子们谈理想、说志向的场景。孔子对于大家的发言，并没有多加评价，而是点到为止，譬如：“吾与点也”，甚至一言不发，譬如“哂之”，只是用一些表情和动作就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孟子和孔子一样，尽管擅长推理辩论，洋洋洒洒，但是也主张：“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孟子·尽心下》）意思是，好的语言能用有限的文字可以传达无限哲理，君子的语言即使浅显明白，但“道”已自在其中。

　　道家也有类似的认识，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道德经·第十二章），过于华丽的装饰会遮掩住事物原有的本质，令人不辨真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道至简，语言在表现大道之时，自然也无需太多的修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八十一章》），人要不虚言，不妄言，才更能接近道的本质。

　　尽管儒道两家都同时认为语言要简约凝练，但儒家相对于道家来说，在质与文的关系上显得更为辨证一些，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由此可以看出，在语言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上，儒家追求的还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状态。

　　先秦儒道文学的言语观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以言传“道”、匡世济民的根本诉求直接塑造了后世文学“文以载道”的价值观念；其“言以足志”“道不可言”的言意之辩使含蓄蕴藉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审美；其“文质彬彬”与“信言不美”的辩证思考为真纯简约、“文”“质”和谐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重要共識。

　　参考文献

　　[1]刘刚.关于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的几点思考[C]//.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2004：160.

　　[2]杨梅.先秦儒家言意观探析[J].汉字文化，2021（14）：44.

　　[3]邓晓芒.庄子语言观的两个维度[J].湖北社会科学，202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