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琨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很早就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传播到日本，在日本也变得广为人知，影响到诸多日本作家的创作。日本近代文豪芥川龙之介的部分作品，就深深受到我国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影响，小说《河童》便是其中的代表。本文将通过分析《河童》与《桃花源记》两部作品内容的相似之处，结合作者的身平经历，探究《桃花源记》对《河童》的影响。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陶渊明 《河童》 乌托邦文学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与夏目漱石、森鸥外齐名的著名作家，他的一生创作了相当多的作品，包括小说、评论、散文、游记等。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与他自身丰厚的文学素养是分不开的，而芥川的文學素养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他自幼就饱读《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对陶渊明、白居易、王维等人的诗歌也极其喜爱。这些中国文人的诗文对芥川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又以陶渊明的影响最甚。

　　陶渊明对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在芥川创作的汉诗作品中多有体现。芥川曾经多次模仿作为田园诗人鼻祖的陶渊明的诗歌，如他散步时看见“桑叶郁郁葱葱，月华皎皎在地，很想口吟‘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1]。芥川现有三十四首汉诗存世，其中咏唱山水田园的诗就占有十八首，而其中大多数都可以看见陶渊明诗的身影。如芥川在1912年12月30日在给友人小野八重三郎的信中就写道“幽兴一夜书帷下，静读陶诗落烛花”；在1913年12月9日给浅野三千三的信中作诗云“月到纸窗梅影上，陶诗读罢道心情”；在1915年10月11日给井川恭的信中又作诗道“闲情饮酒不知愁，世事抛来无所求。笑见东篱黄菊花，一生心事淡于秋”。前两句诗中，芥川都直言自己在读“陶诗”，足见他对陶渊明诗歌的喜爱。而在第三首诗中，我们则可以看出陶渊明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影子。不仅在芥川的汉诗中，在芥川所创作的小说、随笔中，也有多处可见陶渊明文学的身影。下面笔者就将探讨陶渊明的著名散文《桃花源记》对芥川的代表性小说《河童》的影响。

　　一.乌托邦文学的代表：《河童》和《桃花源记》

　　《河童》是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发表在综合杂志《改造》上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芥川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疯子23号叙述的方式展开：3年前，疯子在一次登山时迷了路，偶然遇见了一只河童，在追赶河童的过程中，自己一不小心落入了一个洞穴，醒来时已经处在一个与人类世界相隔的河童国了。在河童国中，他见识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每位河童在即将出生之际，有权决定是否降生，如果拒绝，那么流产就是合法的。由于科技的进步，许多新机器被发明出来，这导致许多河童失业，资本家因此促使国家通过了一项名为职工屠宰法的法律，依照此条法律，吃掉失业的河童是合法的，而被吃的河童却还感激国家为他们解决了饿死和自杀的麻烦。河童社会还鼓励身体机能完好的河童与身体有缺陷的河童相结婚，以此达到消灭全河童体内的不良因子，实现河童国的繁荣这一目的。在见识到这种种与人类社会价值观完全相反的社会现象之后，疯子23号最终感到难以理解而选择离开河童国。可是回到人类社会后，他却发现人类社会相较河童社会更加的阴暗、丑恶，于是转而又想逃回河童国，却以失败告终，并且被当作精神病人抓了起来。

　　《桃花源记》作为我国东晋时期的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代表性散文，被我们所熟知。其讲述了一位渔人意外发现桃花源，在桃花源中小住之后离开，但再寻无果的故事。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河童》和《桃花源记》都描绘了一个同现实世界不同的异世界，都属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乌托邦”一词起源于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作家莫尔的作品《乌托邦》（1516），起初是“虚构的理想国度”的意思，《乌托邦》也成为乌托邦文学的开端。在这之后，乌托邦文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乌托邦文学的定义，世界上不同的学者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我国学者曾桂娥（2015）在总结研究前人观点后指出：“它（乌托邦文学）既包括描绘更美好世界的优托邦作品，也包括令人唯恐避之不及之社会的歹托邦作品……在内容上，乌托邦作品一般两旗并举，有‘破有‘立，以虚构社会为参照物，对现实社会进行讽刺和批判”[2]。在《桃花源记》中，作者描绘了一个完全优于现实人类社会的理想国度，属于“优托邦文学”的范畴。而《河童》中所描绘的河童社会，则存在着许多和现实社会一样的黑暗、腐烂之处，并不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想象出的那样一个理想国式的大同社会，可以归入到“歹托邦文学”的范畴。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河童社会仍是一个比人类社会更加欢乐、明快的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里的主人公回到现实社会、看到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黑暗之处后，想要再次回到河童国的原因。另一方面，不管是“桃花源”还是“河童国”，作者都意在通过描写“异世界”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讽刺和批判。所以，这两部作品都具有典型的“乌托邦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将其共同归入到乌托邦文学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二.《河童》与《桃花源记》之比较

　　陶渊明作为我国山水田园诗人的鼻祖，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并且其诗文很早就传播到日本。现在学界一般观点认为，陶渊明的诗文最早传入日本是在奈良时代，奈良时代初期的著名歌人山上忆良作有《贫穷问答歌》，一些日本学者指出其是受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影响而创作的。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山上忆良在中国生活过，具有较深的汉文学素养，《贫穷问答歌》也许是他自创。平安时期藤原佐世编纂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了当时传世的中国典籍作品，根据其记载，当时有《陶潜集》十卷流传于世，所以，陶渊明的诗文最晚也应该在9世纪末传入日本了。《桃花源记》作为陶渊明的名篇，想必更是受到了众多日本文人的关注。既然芥川自幼就对包括陶渊明诗文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喜爱有加，在芥川的汉诗、小说、随笔中随处可见陶渊明的影响，那么他创作的这篇《河童》是否也受到了《桃花源记》的影响呢？下面将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的相似之处，来探讨这种关系。

　　1.沿溪逆行：追寻生命起源

　　在《桃花源记》中，桃花源是怎样被渔人发现的呢？文中写道：“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其中“缘”解释为“沿着、顺着”的意思，可知渔人是驾驶渔船沿着河流前行，忽然见到了桃花林，后感到十分惊奇，进一步驶船沿河流前行，直到追溯到溪水发源之地，看见了一小山有口，舍船而入，才到达桃花源的世界。在《河童》中，疯子23号是在攀登穗高山时遇见河童进而进入河童国的，文中写道：“大家知道，爬高穗山只能沿着梓川河溯流而上”[3]，即登山的唯一方法也是沿着河流溯流而行。

　　由此可见，在两个故事中，主人公都是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之后找到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的。逆流而上即溯洄，意为逆着河流向上游走，笔者认为，陶渊明和芥川想通过设置这一沿溪逆行的情节表达这样一层寓意：沿着河流逆流而上的这种行为，象征着追根溯源的意思，是对个人、甚至是全体人类诞生之根源的一种探索。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期，国家战乱不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同样，芥川也是在感受到现实社会的种种危机之下创作了《河童》的。相比于现在这样一个战争不断、充满危机的社会，人类诞生之初的那个的社会才是一个没有战乱、理想美好的社会。陶渊明或许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设置了这样的故事情节，而这一情节的设置也影响到了芥川，被想表达同样思想的芥川在《河童》中所采用。

　　2.洞穴穿行：获得新生途径

　　与此类似的还有“洞穴”这一意象。在两个故事中，“洞穴”都成了连接人类世界与异世界的通道。

　　在《桃花源记》中，渔夫在看见小山的洞口之后，舍船进入，穿过狭窄阴暗的洞穴，才进入了桃花源，文中写道：“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在《河童》中，疯子23号也是通过“洞穴”这一通道，进入河童国的：“可是，我不知道那儿有一个洞，我的指尖刚碰到河童滑溜溜的后背，突然一头栽进了黑暗之中”，待醒来时，23号已身在河童国。

　　在中国古代的道教思想中，洞穴信仰极为兴盛。《淮南子》中说：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

　　由此可见，在道教思想中，洞穴是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地方，如果修道之人进入了洞穴，就可以“通天地”、“反其所生”、并且回到“太一”世界，这就表明修道之人可以通过洞穴进入到永恒的仙界。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时代，正是魏晋玄学逐渐取代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时期，道教思想在此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增强了影响力。陶渊明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道教思想的影响，同样认为洞穴具有通往仙界的功能，所以才在《桃花源记》中设置了渔人穿过洞穴，到达桃花源这一“仙界”的情节。

　　在芥川龙之介的诸多代表作品中，我们也都可以很明显地见到道教思想的影响，例如《杜子春》、《黄粱梦》和《仙人》等，道教的“神仙”、“无为”、“福祸相依”等思想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演绎。自幼熟读中国古典文学，本就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深入了解的芥川，在读过《桃花源记》后，应该不难体会到陶渊明在故事中设置穿行洞穴进入桃源这一细节的深意。因此在创作《河童》时，芥川同样也受其影响，设置了“我”通过“洞穴”进入河童国的类似情节，用来表达道教中的“穿过洞穴，进入‘神仙世界”这一寓意。

　　3.梦乡终逝：难逃现实世界

　　在《河童》以及《桃花源记》中，两位主人公最终都离开了异世界，但是当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想要再次回到身为理想之地的异世界时，却都以失败告终。

　　在《河童》中，“我”在即将离开河童国之际，老河童看着执意要离开的疯子23号好意提醒道：“不过我要事先说好，出去了就不要后悔[4]。”可回到人类社会之后，23号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比河童国还要阴暗的方方面面，他还是后悔了，想要返回河童国，那个对他来说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故乡的地方。但是，在悄悄展开行动时却被警察发现，并被当做精神病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并最终再也没能回到河童国。

　　在《桃花源记》中，渔人在离开桃花源后将桃花源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告诫抛之脑后，不仅“处处志之”，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还带来太守等人一起寻找桃花源，但不论是这些人还是后来的高尚之士，终究还是没有哪一人能再找到那个桃花源了。

　　联想到陶渊明在创作《桃花源记》和芥川龙之介在创作《河童》时的动机，两人都是出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创作了各自的乌托邦文学作品的。《桃花源记》创作的时间为永初二年（421），就在前一年，南朝刘裕杀害旧主而篡位。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本就对刘裕政权极度不满的陶渊明，更加加深了对现实世界的憎恨，面对着现实中这样一个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现实社会，陶渊明只好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与污浊世界相对立的美好世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望。芥川创作《河童》时也正值晚年，此时的他也正面临着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个人层面，就在河童发表的前两个月，即昭和二年的一月四日，芥川的姐姐家里突然失火，姐姐的丈夫因为被怀疑为了骗取保险而放火，于两天后卧轨自杀。姐夫的突然离去，使芥川此后不仅要为姐姐一家的善后事宜奔走操劳，还要辛苦养活自己的家庭，芥川不得不面临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芥川此时的身体状况也在不断恶化，从大正十五年（1926）一月起，芥川就不断被肠胃问题、精神衰弱、失眠等疾病所折磨着，肉体上的衰弱造成了他精神上的烦闷，大大消减了他的创作欲望，进一步使他的生活欲减退，产生了厌世的情绪。社会层面，一九二三年关东爆发了大地震，此后日本政府对各种革命组织进行血腥镇压。一九二七年一月，又因“震灾票据”这一导火索在全日本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军国主义借此机会迅速发展壮大，这一切都使芥川对现实社会充满绝望。于是他也像陶渊明一样，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文学作品中，通过描写河童国这样一个虚构的社会，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讽刺和不满。

　　虽然想象中的那个异世界相较于现实人类世界是更加美好的，但是其终究只是一种幻想，放下手中的笔之后，陶渊明面对的还是这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社会，芥川也同样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与危机，让人倍感不安的现实社会。陶渊明和芥川通过在故事中设置主人公想再回异世界而未果的结局，表达了自己面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无助与无奈，也在提醒着人们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本文通过比较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芥川龙之介的《河童》这两部乌托邦文学作品，基于两部作品中的一些值得推敲的相似点，并结合陶渊明和芥川龙之介个人的人生经历，来探究《桃花源记》对《河童》的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不论是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还是在深层隐藏含义上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河童》的创作极有可能受到了《桃花源记》的影响。

　　注 释

　　[1]林少华，张云多，侯为译：《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曾桂娥：作为“社会梦想”的乌托邦文学——以美国乌托邦文学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62-72页。

　　[3]揭侠，林少华，刘立善译：《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53页。

　　[4]同上。

　　参考文献

　　[1]严明，谢梦洁.朝鲜、日本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37（02）：2-10.

　　[2]肖潇瑶.芥川龙之介《河童》论[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0.

　　[3]小澤純，僕は生れたくはありません：芥川龍之介「河童」における〈存在〉の搾取，G-W-G編集委員会，2020.

　　[4]奥田雅則，芥川龍之介『河童』論： 狂気の聞き手、その存在が示すもの，芥川龍之介研究（11），58-68，2017.

　　[5]楊梦琪.《河童》与《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意象的探析[J].名作欣赏，2020（15）：89-91.

　　[6]王心禹，金湘琳，汪心怡.芥川龙之介汉诗与中国文人关联之研究[J].今古文创，2021（35）：26-27.

　　[7]于丽萍.芥川龙之介及其晚期作品《河童》[J].日本研究，1999（01）：71-74.

　　[8]荚婕.从小说《河童》看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思想[J].黑河学院学报，2020，11（07）：13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