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形象自塑 中国形象 爱国歌词 隐喻图景
一.引言
“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是国家一笔雄厚的无形资产”。从国家形象考量角度出发，国内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综合考量视为物质层面的国家形象认知，将包括对语言或图片在内的心理感受视为符号层面的国家形象认知;根据形象感知塑造主体，中国政府形象可分为他塑形象和自塑形象。他塑型国家形象指他国公民、媒介和政府通过符号塑造的外国形象，自塑型国家形象源自本国公民、媒介、政府通过符号及自身经历形成的对本国形象的心理感受。作为一个抽象开放的概念，国家形象总是随着社会发展、感受主体、塑造方式变化而变化，因此国家形象能够被建构和被想象的，这使得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形象“他塑”而非“自塑”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一些国家误解、丑化、敌视中国的问题。国家形象模糊了主客观的界限，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一个国家队他塑型国家形象是力不从心的，即使外界对一个国家的认知相当主观或者偏见甚至是误解，这个国家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要靠国家自己来自塑”。中国的巨大发展要求学者从全新的历史角度出发，在时空坐标系中梳理、发现、解读并展示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的自塑研究有必要兼顾不同体裁的研究语料。常江认为歌曲中的“中国”比教科书、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更鲜活，也更有生命力，更吸引受众。爱国歌曲与社会现实茎叶相连，切实反映国家、人民精神风貌，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奋勇向前。爬索爱国歌词中涉及的概念隐喻類型，一方面透过歌词语言辅以隐喻图景分析法展现隐喻在歌词言语中的认知作用。
二.隐喻语言与爱国歌词中的中国形象自塑
隐喻语言是概念思维的外在言语形式，是隐喻思维的表达载体。由于概念间发生映射的基础是人的具身体验性，隐喻与体验者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信仰等方面有关，人的群居特性能够塑造近乎相同的思维情感模式。词作者借助隐喻语言表达抽象的爱国感情，透过隐喻这一思维手段认识抽象事物，并把抽象情感投射至具体事物，使得抽象直觉通过具体概念获得理解，因此形成爱国歌曲内容贴近百姓生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等特点，同时歌曲受众对歌词中规约隐喻的理解和使用是近乎一致的，这为透过语言探知思想立意提供了必要且重要的路径条件。
爱国歌曲与国家形象自塑“血脉一体”，隐喻语言对歌词的介入有助于增强国人对国家形象内涵的把握，同时也为外国汉语学习者铺设了解中国的“绿色通道”，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读懂中国、传播国家形象提供强大的媒介支持，也为中国形象具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为国家形象的传播和修正添砖加瓦。
三.隐喻新拓之隐喻图景分析
Lakoff & Johnson提出概念隐喻为认知研究开辟新途，使隐喻逃脱“修辞说”，以思维认知手段形式重焕新生。“概念隐喻理论”主张隐喻是我们概念系统的一部分，主要来源于身体经验，由于人类生活在相似的身体形态中，且从事相似的活动，因此该理论侧重强调隐喻的普遍性，集中探讨规约隐喻。
Kovecses提出“隐喻及文化模式”，即抽象概念的文化模式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也就是说抽象概念由隐喻构成。概念隐喻和转喻对原型文化模式的结构形成和内容构筑起积极作用。系统关联性使人类能够通过概念化的隐喻和转喻将真实的生理行为（如，愤怒）赋予文化模式，在此过程中，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补充了基本图式结构的细枝末节。同时，概念化体验基础和新兴的概念隐喻有助于构建文化模式的基础图式，其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语境能够充实图式细节。
认知文化理论指明在关注人类基于具身体验而形成的普遍隐喻的同时，还须关注隐喻在形成、理解和创新应用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Kovecses于2005年出版的《文化隐喻：普遍与变异》是隐喻研究是转折点，书中内容遵循概念隐喻理论宗旨，但同时对概念隐喻理论做出了两个关键性“修改”以使概念隐喻理论适应文化特定性对隐喻造成的文化变异性：1）强调“真实”文化语境下，真正参与人们思维建构的是复杂隐喻而非初级隐喻;2）引入“主要意义焦点”概念，即隐喻在说话者社群内部获取的某种文化意义焦点由源概念素材组成，该源概念主要投射至特定社团内部的大范围靶域上。
隐喻图景理论认为存在可供隐喻使用者和阐释者选择的多种图景视角，其中可能存在一些非典型或通用的隐喻类型，但每个族群的大多数都会认可该主流图景模式，这样一来文化隐喻认知便与概念隐喻强调的隐喻普遍观相辅相成，消除了两者的对立性。因此，国家形象自塑者通常基于社团共有社会价值体系，巧妙利用隐喻构建主流图景模式。
隐喻图景在构筑国家形象方面的最优点在于国家形象自塑者能够借用具体实在的隐喻意象切实反映民众心中抽象的国家形象，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构建可视可及的国家形象。
四.发现与分析
通过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内容挖掘系统软件对所研究的文本进行分析统计。由于文本语言为中文，便首先对文本进行分词处理，也就是将整个文本以词组形式对篇章内容切分，之后统计文本单词词汇，从而得到统计词频。
建国初期（1994年-1966年）涉及10首经典爱国歌曲（其中《青春舞曲》属于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于1939年抗日战争结束时期创作，可大体归为新国初探期），共2050字。
去掉虚词后，根据出现频次依次排序，实词排名前十的词语是：革命（16），祖国（15），胜利（14），花儿（11），太阳（10），亲爱（10），10山歌（10），繁荣（8），歌唱（8），阻挡（8），歌声（8），从今（8），朝着（8），方向（7），富强（7），青春（6），人民（5），大路（5），飘扬（5），母亲（5），领导（5），鞭子（4），土地（4），走向（4），毛主席（4），洪流（4），响亮（4），五星红旗（4），气势（4），共产党（4）。
高频词反映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题，高频词排名前五有：革命、祖国、胜利、花儿、太阳，表明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行社会革命，人民期待新中国在各项事业中取得革命性胜利。
类符总数前五的概念隐喻类别是：旅程类（83）、自然类（70）、战争类（61）、拟人类（38）、音乐类（20）、。而形符总数位居前三的概念隐喻类别是：自然类（33）、拟人类（21）、战争类（16）、旅程类（15）、拟物类（12）。
类符数与形符数相乘所得隐喻共鸣值排名前五的是：自然类（2310）、旅程类（1245）、战争类（976）、拟人类（798）、拟物类（168）。
无论是从类符数、形符数或是隐喻共鸣值方面考察，战争类及自然类隐喻始终高居前三，原因在于初期的新国家摆脱战争苦难不久，人民的意识中仍清晰保有战争的概念，隐喻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具身性”，因此人们更愿意用熟知的战争类话语概念化未知的社会改造，同时借用抗战的胜利寓意期许新社会改革的胜利，起到鼓舞全体社会人民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作用。自然类隐喻共鸣值较高说明该类隐喻在新国道路探索期爱国歌词中的覆盖率较大，验证了在歌词这一语言表达形式中，语言使用者仍会选择为民众所熟悉的事物来阐释、表达抽象情感。
通过对建国初期爱国歌词隐喻范畴进行划分，全面勾勒呈现建国初期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之派，全面把握隐喻在新国道路探索期爱国歌词中的图景分布。图景将表面看似稀疏无关、散乱无序的隐喻群无缝拼接、捏合并置，摹绘出完整的隐喻图画，图景各部分逻辑紧密、互搭互衬。新国道路探索期爱国歌词隐喻全景图中有阳光雨露、贫困落后生活的抗争者、成功抵御外敌入侵的勝利者、建筑物及建设者、道路指引者、大海及舵手、悦耳的音乐等，这些图景相互交织、互相作用，表现了人们抗战胜利后的开心、建设新生活的信心、战胜贫弱难的决心、依靠共产党的放心。
词作者借助隐喻图景自塑“艰苦奋战站起来、埋头苦干促生产、跑步建设新中国”的新国形象。
五.结语
本文梳理建国初期（1994年-1966年）爱国歌词，采用图景分析法探究隐喻类别与国家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隐喻图景与国家形象之间的映衬关系。隐喻全景图全面细致展现特定历史阶段隐喻类型分布及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全息再现中国发展，反射自塑国家形象宏观展现新中国万象发展，对当前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Kovecses，Z.Metaphor in Culture：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36.
[2]Lakoff，G.&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常江.流行歌曲与中国形象的跨文化认知：基于对苏丹青年群体的深度访谈 [J].新闻界，2017（06）：37-43.
[4]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3.
本文系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课题名称：认知隐喻视域下爱国歌词中国家形象自塑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SYB2019095
（作者介绍：陈田园，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隐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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