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静冉

　　内容摘要：《怀风藻》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汉诗集，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国文学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从儒家思想受容的角度，对诗集的命名、序文、侍宴诗、诗语“智水仁山”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确认，以期为厘清“三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轨迹全貌提供参考。

　　关键词：汉诗 《怀风藻》 儒家思想 智水仁山

　　在日本文学中，“汉诗”是指日本诗人用汉字创作，以四言、五言或七言为主，遵循平仄、押韵规则的诗歌形式，是相对于“和歌”而言的一类诗歌题材。

　　《怀风藻》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汉诗集，完成于公元751年，收录了从天智天皇时代到奈良时代64位作者，共计120首（其中4首有题无诗）的诗作，兼收汉诗作者小传9篇、诗序6篇等。诗集开篇配有序文，关于编撰目的，序文中记述曰：“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怀风”一词见于王融（南齐）的《咏琵琶》：“抱月如可明，怀风殊复清。”“藻”为辞藻，陆机《文赋》中有“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的描述。“怀风藻”即为“缅怀先哲遗风之藻也”。

　　《怀风藻》中收录的作品是用汉语创作的韵文，从内涵到形式，都与中国文学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它的成书年代相当于中国的盛唐时代，但对其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不是仅仅唐代文学，而主要是秦汉六朝文学。“略以时代相次，不以尊卑等级”，诗集中作品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以养老年间（712-724）为界，前期作品受六朝诗影响较甚，后期则受初唐诗风影响较大。

　　日本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出现了文籍激增的现象。奈良朝廷出于使统治制度正当化的需要，发起了规模宏大的文书编辑工程。在浓厚的修文气氛中，汉诗不仅是律令国家统治下文籍膨胀的副效应，同时也是发扬和加强天皇权威的手段。《怀风藻》中大多数汉诗是在朝廷宴会时应景而作的。

　　一.《怀风藻》序文与儒家思想

　　编撰诗文集无疑是为了实现时代的诗学理念，编撰者多通过诗集的序文直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怀风藻》的编者在其序的末尾简要地叙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编撰当时的心情、收集的环境、收集范围、总诗数、总作者数、编撰方法、编撰意图以及命名的由来、编撰完成的时间等。诗集的编撰目的和文治理念在《怀风藻》下面的这段序文中，都有所体现。

　　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開帝業。弘闡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爲。調風化俗。莫尚於文。潤徳光身。孰先於學。爰則建庠序。徴茂才。定五禮。興百度。憲章法則。規模弘遠。夐古以來。未之有也。於是三階平煥。四海殷昌。旒紘無爲。巖廊多暇。旋招文學之士。時開置醴之遊。當此之際。宸翰垂文。賢臣獻頌。雕章麗筆。非唯百篇。但時經亂離。悉從煨燼。言念湮滅。軫悼傷懷。

　　“调化风俗，莫尚于文”，通过“文”来改善风俗、教化民众，而此“文”即指儒教的各类经典文章；“润德光身，孰先于学”，要养德立身，则必须学习和精通这些经典，具备相当的学问。“文”与“学”合二为一，成为儒教文化圈的第一要义。在我国汉代，“文学”一词被当作“儒学”一词的同义语而广泛使用。上述序文中的“文学”盖指儒教经典意义当中的“文学”之意。当时的日本“四海殷昌”，一副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朝廷多有闲暇，便广招天下文学之士，时常开游设宴，天皇由自咏出诗文，天下贤士和而赞之，汇集了不下百篇的修辞精美的诗文。

　　《怀风藻》序文中描绘的，在礼仪制度健全的太平盛世背景下的诗赋兴起时代在我国汉代亦能看到先例。班固《两都赋序》当中有如下描述：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及至汉代武、宣两帝之时，才有礼乐祭祀、振兴学问思想的“文治”理念，司马相如等文学之士和董仲舒等公卿大臣之间掀起了兴作诗赋、论文之风。

　　在典章制度、宫廷礼仪乃至生活规范无不刻意仿效中华文明的近江、奈良朝，朝廷注重“文治”，提倡汉诗、频办诗宴，正是体现其“文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日本近江朝汉诗文的兴盛，是为了健全礼仪制度的必要一环，其目的在于彰显朝廷政治上的成功。而这一文治思想的背景中，也有很多以唐朝以“文治”为理念的国家姿态为根基的成分。

　　二.侍宴诗与儒家颂德思想

　　冈田正之在《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一书中，按诗题内容将《怀风藻》中的汉诗进行统计分类：侍宴从驾（34首）、游览（17首）、闲适（8首）、赠与（6首）、凭吊（3首）、恭贺（2首）、临终（1首）、讌集（22首）、述怀（9首）、七夕（6首）、咏物（5首）、忆人（2首）、释奠（1首）。

　　其中侍宴从驾、游览诗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应朝廷之诏而从驾、侍宴，君主在侧，诗人们往往不可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心声，而“扬君颂德”的文字仿佛才是最应景、是君主所喜闻乐见的。例如“难言湛露恩”、“皇恩沾万民”、“俯仰一人德，惟壽万岁真” （万利康嗣《侍宴》）；“适遇上林会， 忝寿万年春”（田边史百枝《春苑应诏》）；“叼奉无限寿，俱颂皇恩均” （大石王《侍宴应诏》）；“帝德被千古，皇恩洽万”（息长臣足《春日侍宴》）；“皇慈被万国，帝道沾群生”（ 背奈王行文《上已禊饮应诏》） 等，其中不乏夸张谄媚的成分。

　　这一类型的汉诗因为特定的创作环境而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首先从诗的结构上看，这类作品往往先用大半篇幅描写眼前所见景物，随后“即景兴感”，抒发躬逢盛世、普天同庆的感恩戴德之情。《礼记·经解》曰：“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天子之德可以配天地、媲日月，《怀风藻》中赞扬天皇品德的作品与此有极其相似之处。另外，如上例的作品在《文选》中也可以找到如：“伏惟陛下，德像天地，恩隆父母。”（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睿哲惟晋，世有明圣。如彼日月，万景攸正。”（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皇圣昭天德，丰泽振沈泥。”（颜延之《和谢监灵运》）等相似的用例。

　　其次，從诗歌内容上看，这类作品多融合儒家故实、化用儒家章句，反映出典型的儒家思想倾向。例如他们在“扬君颂德”之时，往往将天皇比作尧、舜、殷汤、周文等备受儒家推崇的圣贤名君， 如“天德十尧舜，皇恩沾万民”（ 纪麻吕《春日应诏》）;“帝尧叶仁智，仙跗玩山川”（伊与部马《从驾应诏》）；“论道与唐侪，语德共虞邻”（比良夫《春日侍宴应诏》）；错缪殷汤网，缤纷周池萍”（藤原总前《侍宴》）等。尧舜、周公在儒学经典中都是“仁德”的代表，如《论语·泰伯》篇云“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描写出尧、舜、禹伟大崇高的人格，而周公的品德，同样也是儒家学说所推崇的：“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文选》中也能看到称颂尧舜周公的诗句，如“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尧心。”（沈约《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等。

　　有趣的是，有关儒家始祖孔子的种种故实也常常被直接运用到作品中。例如：“远伶时穷蔡， 吾衰久叹周。悲哉图不出，逝矣水难留。王俎风萍荐，金垒月桂浮。天纵神化远，万代仰芳猷。”（藤原万里《仲秋释奠》）诗的前四句通过对《论语》中典故的引用，概括了有关孔子的一系列故事，最后两句表达对万世师表孔子的尊崇敬仰之情。这表明当时的缙绅阶层对儒家经典相当熟悉， 对儒家思想也有较深领悟。

　　《怀风藻》64位作者从皇族贵胄皇到官吏僧侣，多为当时身处上层的知识分子。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创作汉诗不仅是文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文学修养，同时也具有文化交流的作用。贵族文人通过汉诗酬唱歌颂天皇仁政、赞美海内升平，尤其是在涉外交流的场合，汉诗水平的高低更是与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成为东亚各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由于当时的汉学还未得到大面积的普及，具有赋诗能力的大部分是高官显贵或是天皇身边的宠臣，因此出现大量的侍宴应诏诗并且以“颂德”为主题进行创作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奉儒守官，扬君颂德”是《怀风藻》侍宴诗的典型内容特征。

　　三.“智水仁山”诗与儒家思想

　　通过赏玩山水景物以感悟自然哲理，是我国六朝山水诗的一个大主题。山水诗不仅是对自然原风景的单纯描写，诗人们更看重的是通过诗歌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和自然哲理。《论语·雍也篇》中说：“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自此，“智水仁山”作为熟语典故被文人们应用于诗歌、散文当中。如六朝、初唐诗中可见“仁以山悦，水为智欢”（晋·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寺园诗》）、“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梁·应璩《百一诗》，吕向注曰“仁智谓有山水也”）、“暂游仁智所，萧然松桂情。”（初唐·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 第十九首》）等例。此外，“智水仁山”也广泛见于赋、赞、祭文等各类文学体裁中，如范泰所作《祭嵩山文》、薛道衡所作《祭江文》、魏文帝所作《祭济文》等。以上祭文创作在以儒教的“仁智”观为底蕴的国家祭祀活动中，辰巳正明认为文中“智水仁山”的用例不仅仅是诗歌领域中惯用的“诗语”，更是根植于儒教思想的语言体现。

　　《怀风藻》中有许多描写山水之美的作品，其中有“智水仁山”表现的作品多达13首，含“山水”的作品有6首。纵观《怀风藻》中 “智水仁山”的作品，多为述志抒怀之作，或为侍宴应诏、赏玩山水之时所作。日本学者波户冈旭将《怀风藻》此类“智水仁山”的作品分为三类：（一）为表现山川与其本身趣味的“仁智”：如“欲知得性所，来寻仁智情。”（释智藏《秋日言志》）；“留连仁智间，纵赏如谈伦。”（犬上王《游览山水》）；“渚性临流水，素心开静仁。”（藤原史《游吉野》其二）；“只为仁智赏，何论朝市游。”（大神安麻吕《山斋言志》）；“惟山且惟水，能智亦能仁。”（中臣人足《游吉野宫》其一）等。（二）为表现天皇至德的“仁智”：如“望山智趣广，临水仁怀敦。”（巨势多益须《春日应诏》其一）；“帝尧叶仁智，仙跸玩山川。”（伊与部马养《从驾应诏》）等。（三）为表现贤臣的“仁智”：如“湛露重仁智，流霞轻松筠。”（安倍首名《春日应诏》）等。

　　中西进认为汉诗作者们在作品中描写、赞颂的并非山水美景本身，而是受中国山水诗影响的“类型化的赞辞”。应诏诗3首，从驾诗3首，吉野游览诗4首，15首诗歌中将游览山水和赞美天皇的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兼有诗人和官人双重身份的作者们，在我国诗歌中“智水仁山”诗语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将天皇塑造为兼具“仁德”和“智德”的儒教理想圣人像。

　　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与深入，这部跟中国文学颇具渊源的汉诗集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例如王晓平（2000）《〈怀风藻〉的山水与玄理》，宿久高、尹允镇（2005）《〈怀风藻〉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马骏（2012）《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著作中有关《怀风藻》的部分等，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综述性研究成果。

　　本文在中日学者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诗集的命名、序文、侍宴诗、诗语“智水仁山”等几个方面，对《怀风藻》作品与儒家思想的受容关系进行了粗略的梳理、确认。但纵览先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可知，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受容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佛、道思想的受容更是历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以“三教”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想与《怀风藻》影响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梳理，以期为厘清“三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轨迹全貌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王晓平，《怀风藻的山水与玄理》[J]，《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58-66

　　[2]宿久高、尹允镇，《怀风藻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3期，57-63

　　[3]钟荣英，《从<怀风藻>的“侍宴应诏诗”看“颂德”思想》[J]，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1年会论文，1-13

　　[4]马骏，《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

　　[5]波戸岡旭，《侍宴詩考―作品構造とその類型（上代漢詩文と中国文学）》[M]，笠間書院，1989年11月

　　[6]辰巳正明编，《懐風藻 日本的自然観はどのように成立したか》[M]，笠間書院，2008年6月

　　[7]中西進，《万葉集の比較文学的研究·下》[M]，講談社，1955年6月

　　基金信息：2021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1SJA1424）：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中的"儒、佛、道”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