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艾馨

　　 内容摘要：寻根文学立足于民间土壤，致力于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挖掘，与民间诙谐文化不谋而合，在大量的寻根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发现民间诙谐文化的文本形态。根据巴赫金的民间诙谐文化理论，本文将从诙谐化的语言、人物和民俗活动，分析韩少功《爸爸爸》的寻根意识。

　　 关键词：巫楚文化 寻根意识 怪诞现实主义 祭祀

　　 寻根小说兴盛于于八十年代前期，当时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文革结束后，原有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不断地遭受冲击和变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家对于所处环境有了更深刻地思考。出于对前十七年的政治压迫和“人”的异化的反拨，部分文学家开始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展开对民族和历史的反思。在此契机产生的寻根小说，对民间生存方式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学的思考，从民间角度出发，拥有了较强的“寻根意识”。民间诙谐文化作为基于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情感价值取向而形成的文化形态，与寻根文学小说家将自己的作品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不谋而合，因此也被大量运用到寻根文学作品中，作为寻根意识的话语表征之一，促成了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和鲜活生命力。

　　 1984年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預测》的会议上，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挑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并创作了多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寻根文学作品。其中以《爸爸爸》最为突出，是寻根文学的抗鼎之作。作者基于社会意识形态和自身的湘西文化背景，创造了一个独立封闭的地域性社会，强烈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成为了寻根意识和民间诙谐文化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也将从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诙谐文化形式出发，探讨作品中的寻根意识。

　　 一.诙谐方言的运用

　　 寻根文学是对地域文化的寻根运动，方言是则是对地域文化的集中展示。在经历一百多年的社会运动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彻底地改变，残存的地域文化也被挤向了边缘，道路越来越窄。韩少功曾表达：唯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因此，韩少功在《爸爸爸》中引用了大量的楚地方言，挑选极富表现力的词汇，融入小说中，营造了浓郁的湘西文化氛围，成为对地区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生动展示，在其作品《女女女》《归去来》《马桥词典》中皆有体现。

　　 《爸爸爸》并没有采取传统雅正的语言进行小说创作，对于粗鄙的词语并不避讳，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皆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语言为主。语言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展现了鸡头寨人对于世界的直接感知，摒弃了抽象化的叙述，侧重于语言的具象化。诸如“死人相”“粪门”“砍脑壳”、“撒尿”、“哄鬼”等。物质因素的强化，肉体、排泄物地细致刻画，也就导致意义的降格，那些悬浮于物质上层的内容再次落入泥土里，对于事物形而下的追求，在语言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全民性质的狂欢。例如：

　　 “侧边的裤缝胀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白肉······”

　　 “婆娘的腹中落下来的肉囊，有血腥气，在晒席上翻来运去地，晒出一条条皱纹，恰似一个个鬼魂，令人须发倒竖。”

　　 此外，文中引用了大量具有巫楚风格的民歌，既有令女人面红耳赤的风流歌，也有肃然起敬的“简”（内容以历史和祖先为主）。“诗言志”是对于诗歌起源的最早阐发，当“志”解释为个体情感的抒发时，小说中的一些风流歌，直白地展现了当地人对人事情欲的自然渴望，尽管难入大雅之堂，却可以在民间野蛮生长。当作为“记录”讲时，“简”则体现了鸡头寨人的原始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当地人不相信史官，只相信“简”。红白喜事或是祈神祭祖，歌手一个接一个地唱，数日不停，祖先崇拜沉浸在鸡头寨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当地精神文化的重要来源。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当地人认为族人自东方而来，在凤凰地指引下，向西迁移，这与楚国人尊凤尚东的信仰不谋而合。此外，根据一些史学家研究，楚人崇凤尚东的信仰与东夷人有很大的关联，[1]民歌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二.诙谐化的人物

　　 通过对鸡头寨人怪诞行为模式地描写，作者塑造了一个被固有文化所压抑的社会，如同一般死水，遵循着一些老祖宗的规章典制，缝缝补补。只有极少数人走进了象征现代社会的千家坪，却依旧无法逃脱原生社会带来的挟制。

　　 怪诞形象以有关人体整体及这一整体之边界的特殊观念为基础。[2]根据小说的描述，丙崽具有人类的基本形态，四肢健全，眼鼻无异。但作者通过扭曲丙崽的身体，使其脱离“人”的普遍形象，从物质角度模糊了“人”的界限，达到了一种“是人非人”的状态。侏儒的身体、畸形的脑袋和怪异的举止，从生下来后就只会说两句话：“爸爸”、“X妈妈”，成为了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这个符号基于小说的历史语境，成为表现社会状态和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

　　 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突然间变为甲虫，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人的异化和虚无;《尘埃落定》的傻子少爷拥有先知能力，俯视以土司为代表的藏文化的坍塌，用愚蠢消解历史、消解英雄。[3]它们在作品中往往根据社会背景和文化习俗被特殊化，赋予了更多的解读空间，呈现出开放性和永恒性，更为关注整个人类生命形态的延续和发展。[4]同样，丙崽的身体呈现出一种被压缩矮化后的状态，丧失了生长和繁衍的能力，头脑昏聩，智力低下。以“爸爸”“X妈妈”的二元对立思想成为鸡头寨精神文化的重要表征。自给自足的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停滞不前，思想封闭落后，个体陷入集体的圈套，最终丧失了前进的能力。

　　 除丙崽外，村寨中的许多人许多也具有诙谐怪诞的色彩。民间诙谐历来都与物质肉体下部相联系，诙谐就是贬低化和物质化。[5]仁宝因为性欲被压抑后产生怪异行为，对动物生殖器的试探、偷看女娃洗澡;仲裁缝想殉古道，桩尖对准粪门，做桩而死;把树和井当作男女的生殖器象征敬以香火。对于人类肉体直白形象的描写，将肉体因素放大，展露出最直接的身体部位，从而带给人感官刺激。从人的生理本能，放弃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将神圣复归于粗陋。

　　 三.诙谐化的民俗活动

　　 “南郢之邑，沅湘之间”是巫楚文化繁盛之地。《汉书·地理志下》概括楚国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深山密林、蚊虫瘴虐的自然环境，为当地人奇诡荒诞的幻想创造了条件。直到近代，敬鬼信巫的习俗依旧长盛不衰，《爸爸爸》的民间诙谐文化也具有浓烈的巫楚色彩。在“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的信仰下，对付岔路鬼、挑生虫、放蛊等迷信巫术，带有原始主义色彩，具有浓厚的远古意识和初民思维，成为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连接点，也成为作家艺术思维和叙事特征的标识。[6]

　　 以祭祀为代表的集体性活动，则在加强族人团结和祈祷繁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巫祝仪式为主的群体性活动成为纽带，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强化了集体观念和民族意识。[7]祭谷神、砍牛頭、吃“枪头肉”等，成为强化族人“同仇敌忾，生死相托”的仪式。个体在此过程中消融于集体，等级秩序的压迫消失了，个体的自由意志也会被集体意识所压倒。

　　 以“血肉”为祭，众人食之，个人因为处于集体中获得了永恒，生与死交织、相替、延续。在上面的祭祀活动中，皆包含一种向死而生的转换。当地人企图通过人或动物作为祭品，实现绵延族群的目的，这种生死的双重性，也被提炼为巴赫金狂欢节的内核。它描述的是世界的变态，世界的面貌变化，从老到新，从过去向未来的转变。这是一个度过死亡阶段而走向新生的世界。[8]在这种以血肉为主的祭祀活动中，死亡的恐惧和新生的亢奋激发出人们的原始欲望和先民精神，人神鬼似融为一体，民众呈现癫狂的状态，理性精神让位，由此进入全民性的狂欢。

　　 但是，鸡头寨人的祷祝并未灵验，基于腐烂文化的自救运动，在严肃的外表下呈现荒诞的内核。鸡头寨人被迫继续向西迁移，临别仪式上，在一排新坟前磕头三拜，各自抓一把故土，揣入自己的襟怀。他们又一次逃避了现代化的机会，固守着自己的文化，潜入深山之中。

　　 在原有文化遭到破坏，现代文化还未塑成时，面对精神的彷徨，韩少功立足于乡土文化，将对于先民的记忆融进了鸡头寨，曾在《文学的根》中表明“（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的对象化的表现”。但显然，荒诞诡谲的鸡头寨并未带给读者舒畅的阅读体验，对于肉体和行为的病态描述并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而是非规范化的民间意识，所用语料多以诙谐怪诞为主。以“鸡头寨”为象征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是粗鄙原始的，痴迷肉体、愚昧麻木、敬神祭祖、血性刚硬等。在这种结果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审视又成为了一种精神荒原。[9]在结尾的最后，鸡头寨怀着对“根”的思念去向不明，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失落和迷茫。

　　 参考文献

　　 [1]陈文利.楚国崇凤习俗研究综述[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7，37（02）：109-113.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M]，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3]黄玉娟.飞舞的精灵，寻根的回望[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马琳.怪诞躯体论[D].山东师范大学，2005.

　　 [5]同[2]，第25页.

　　 [6]秦登超.试论韩少功小说创作中的神秘色彩[J].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4）：52-54.

　　 [7]张卫华.浅析湘西苗族巫术文化的特性[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02）：43-45.

　　 [8]同[2]，第479页.

　　 [9]王蕾.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湖南师范大学，2020.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2020年大学生创新计划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20102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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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