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聪

　　内容摘要：作为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的創始人之一，叶圣陶不仅致力于刊物的创办，也身体力行创作新诗并发表诗论。他早期的诗论所述与其自身同时期的新诗创作，达到了言行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他早期在新诗创作方面所强调的三个重点：一是观察人生，潜入生命；二是挣脱桎梏，舒展情思；三是善感童心，融汇成篇。虽然叶圣陶早期的新诗创作并不算高产，但其创作实践与理论却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至今也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叶圣陶 新诗创作 为人生 情思 童心

　　叶圣陶早年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学研究会的十二名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1日，他参与创办《诗》月刊。虽然该刊在1923年5月16日便已停刊，但它为处在“筚路蓝缕”的时代的新诗提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创作园地[1]，为中国新诗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叶圣陶对于中国新诗发展所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创办《诗》月刊上，还体现在他此时期创作的大批新诗作品和诗论上。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89年5月出版的《叶圣陶集》第八卷中的《时间集》为其新诗作品集合。《时间集》中的四十五首诗歌按照创作时间来看，时间跨度较大。其中收录的《春雨》到《忆》这三十二篇新诗创作时间为1919年1月至1927年9月26日，为叶圣陶早期新诗创作。本文旨在通过对叶圣陶早期的新诗作品进行理解、赏析，联系其同时期对于文艺创作的一些观点，探究其早期新诗创作观。

　　一.观察人生，潜入生命

　　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为文学主张。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叶圣陶在文学创作上也秉持着“为人生”的态度。1921年3月5日至6月25日，叶圣陶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多次提到文学要为人生。如《文艺谈·三》中，他写道“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2]再如《文艺谈·六》中，他将人比作花草，将文艺比作雨露，“当我们执卷欣赏之际，虽然不过是联缀着的许多文字送入眼里，而实际却在认识人生。”[3]

　　作为“人生派”文学的倡导者，叶圣陶主创的《诗》月刊的基本精神也是强调诗歌要为人生服务。在为《诗》月刊出版预热之时，他用一则短诗写成《<诗>底出版底预告》。这则预告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刊载了三天。他在预告中强调新诗既能指导人们，又能安慰人生。1921年11月1日，他又以“佚名”的化名在《文学旬刊》第18期上发表《盼望》：“我盼望《诗》能尽他的责任，一方向人家宣告什么是诗，一方向进取深造的方面努力……”[4]从《<诗>底出版底预告》到《盼望》，不难看出叶圣陶之所以要创办《诗》月刊，是为了让新诗发挥“为人生”的作用。

　　叶圣陶热烈呼吁同样认为新诗应该为人生服务的作者多多投稿，他自己在此时期也身体力行进行新诗创作。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诗创作，多取材于现实人生，从多个方面描写当时中国社会之面貌，涉及“政客”、“地主”、“儿童”、“农人”等多个对象。在《我的伴侣》中，叶圣陶对他的伴侣——“政客，官僚，军人”进行了耐心的劝导，他希望唤醒这群人的“微妙和爱的心灵”，让他们明白自身也有“承前启后影响社会的责任”。[5]他看到了这些人深陷在“物质、政策、威权、兵器”的泥潭中苟活的现状，他祝祷他们能从泥潭中早日跳出来，早日认准真正光明的前程。在《人力车夫》中，叶圣陶又写下自身乘坐人力车的经历和感受，表达了对人力车夫命运的同情，并对自己乘坐人力车的行为感到不安，体现了诗人敦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叶圣陶提倡诗歌要体现对于现实人生的观察。这份观察，不能仅仅停留于外，还应深入于内。《文艺谈·九》中，他就提到：“文艺家的眼光，心灵的眼光，常是光芒四射，烛照万有。……文艺家不得不于外面的观察之外，从事于深入一切的内在的生命的观察。”[6]外面的观察只是浅显的，内在的生命的观察才能体现文艺家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引人深思的文学作品，从而起到为人生服务的作用。

　　观察不能仅限于人，世间万物都应该是文艺家观察的对象。“所以真的文艺家一定抱与造物同游的襟怀，他的心就是宇宙的心。”[7]叶圣陶在1921年1月17日作的《锁闭的生活》就体现了他“与造物同游的襟怀”。在这首诗中，叶圣陶将一只开在乱草中的蔷薇作为了自己观察的对象。这株蔷薇虽然开的正艳，姿态尚好，但是却陷在了“不遇的幽怨”之中，最后只能“寂寂地谢了，萎了”。诗的精华在于中间的两小节：“红襟鸟在空际歌唱，/也许是赞美伊的姿色；/但伊认为转薄的嘲笑，/猜疑的心使伊涨红了脸。”“小孩子嬉笑着赛跑，/无心地，衣角在伊旁边拂过；/但伊认为故意的侮辱，/愤怒的心便充满伊每一个刺。”[8]诗人揣摩着蔷薇的心情，写出了蔷薇的幽怨和多疑，同时也指出了封闭自己最后只能是走向死亡，体现了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入思考。

　　二.挣脱桎梏，舒展情思

　　在1923年5月10日所作的《诗与对仗》一文中，叶圣陶提及“诗的厄运”：“自六朝人作诗欢喜讲对仗，谐声律，便开了唐律的先声。这实是诗的一个厄运。此风一开，凡是传染到的诗篇，大部分由随便拾一些材料，杂凑而成，很少有一气呵成，于下笔之前先已有凝集的‘诗感的。”[9]所谓“诗感”，就是诗人作诗时的思想感情。“文艺的本质是思想情绪”[10]，“真的文艺品有一种特质，就是‘浓厚的感情”[11]……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之中，就是诗的情思。诗歌是否能够展现诗人的情思也就成了叶圣陶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之一。

　　诗情诗思既然如此重要，理当成为诗人在创作时要予以保护的东西。但是，诗的形式又时常对其造成桎梏。这份形式的桎梏主要来自于旧诗创作习惯。为了鼓励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应该精良摆脱形式的桎梏，叶圣陶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努力。1921年11月，他因不满学衡派试图复兴文言诗话和旧体诗的行为，以“斯提”的笔名发表《骸骨之迷恋》一文，将旧体诗的形式比作“骸骨”，称旧诗之所以成为“骸骨”的原因在于：“一、用死文字，二、格律严重的拘束。”[12]在1923年6月2日，他又发表《形式的桎梏》一文，再次强调了诗的形式便是诗的桎梏，同时指出新诗运动的兴起的共同主旨在于“在精神上则要摆脱旧诗所犯的毛病，在形式上则要夺回被占的支配权，要绝对自由地驱遣文辞。”[13]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所说的“绝对自由地驱遣文辞”，并不是说要绝对禁止诗歌存在形式，也不是禁止句尾押韵，而是说不能舍本逐末，即因为形式而破坏诗的本质——诗的情思。这从他在此时期对于其他诗人的诗歌评价中可以看出。在《新诗零话》中，他就称赞戴望舒的《雨巷》呈现出来的错综的新的形式表达了旧的形式所不能表达的，“其韵律合着雨的声音，有音乐的效果”，“朦胧地展开一幅寂寥的景，有绘画的效果。”[14]由此可见，叶圣陶对于形式并非是全盘否定，他所否定的只是受困于形式而伤损诗情诗思的做法。

　　正是出于不为形式所累，展现情思为重的诗歌创作观点，叶圣陶的新诗呈現出多种样式，且总是将展现自身情思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原则。他既创作了极短的短诗，如《不眠》和《黑夜》，也有长达三百二十行的长诗《浏河战场》。在上述两首短诗中，诗人只是将自己失眠的难受保存笔端，没有刻意去迎合字数、行数、节数及韵脚。在长诗《浏河战场》中则能明显感受到韵脚，但叶圣陶并没有因为要去迎合韵脚而创作诗句，即使是有韵脚的情况下，他的情思还是完整的。这里摘录诗歌中的一小部分以作赏析：“啊，精美的田野，/暗绿的树林，/白云鱼鳞般衣裾般漂浮在天上，/岂不是童话里的仙乡？/那些摘棉花的人们，/望去模糊，徐徐来往，正如仙乡里的仙人模样。/哪知道童话里的仙乡/刚作过血肉飞舞的战场！/哪知道仙乡里的仙人/正负着家破人亡的创伤！”[15]这一小部分读起来朗朗上口，且情感层层递进，将诗人想要表达的对于军阀混战的憎恶和受难人民的命运的同情展露无疑。惋惜、悲痛、愤懑，溢于言表，跃然诗中。

　　承认形式的存在，但是却强调不要被形式所拘束，从而扰乱情思，让情思如花瓣般在诗歌之中舒展开来，这便是叶圣陶早期所提倡的一个新诗创作观点，也是他所身体力行的。

　　三.善感童心，融汇成篇

　　在1923年的《文艺谈》中，叶圣陶曾借柏格森的“直觉”观点论述自身的文艺观点：“柏格森认为唯直觉可以认识生命之真际，我认为唯直觉方是文艺家观察一切的法子。”[16]“直觉”在他看来对于文艺家是十分重要的。凭借着对于儿童的关注和观察，他又发现“儿童的心里似乎无不是纯任直觉的，他们视一切都含有生命，所以常常与椅子谈话，与草木微笑。”[17]儿童身上的这种“童心”，在叶圣陶看来就是“文艺家的宇宙观”。但是儿童不能自己书写自己的直觉，这一份“童心”就成了文艺家尚未开拓但是又确实能称得上是最美妙的世界。如何开拓这片最美妙的世界呢？他给了文艺家两个建议：一是观察儿童内在的生命帮助其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开拓“童心”的目的；二是文艺家摆脱物质、机械的限制，永葆自身的赤子之心。本着开拓“童心”的目的，叶圣陶在其早期的新诗创作中也创造了不少以展现“童心”为主题的诗篇。

　　叶圣陶早期的新诗创作中，有部分诗歌是将与自家大儿子（叶至善）的生活趣事融汇成诗的。如《拜菩萨》中他就记录了自家大儿子与自己互动的一件趣事。诗歌虽然没有写出来孩子将父亲扮作的菩萨推倒之后如何，但是细细品味，却仿佛能够听到诗歌之外，父子互动之后的爽朗笑声。《儿与影子》则更加生趣盎然，画面感很强，能够让读者一下子就联想到小孩子教影子做操的可爱场面。诚然，这两首诗歌呈现出来的感觉很平淡，缺乏起伏，太偏于叙事，但是诗人能够将日常所见奇妙的童心入诗，在当时也实属难得的尝试，能够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

　　在叶圣陶看来，永葆自身的赤子之心，这也是文艺家对于“童心”这片美妙的世界的一种开拓。“本来人人有文艺家的资格，终乃不能人人为文艺家，我想也可算人类的大缺陷。”[18]庸人的可悲，在于自己放弃了这份成为“文艺家的资格”，那么，对于仍旧想要保存住这份资格的人，他给出了何种建议呢？他强调有志向成为文艺家的人应当要修养自身：“文艺家当扩大己之心灵，与万有同体；他于一切生命同其呼吸，合其脉博；他心的耳目比肉体的耳目聪明；他永葆赤子之心，而更为发展，至于无穷；他不为物质所限制，不为机械所牵挚，常常超然遨游于自由之天。质言之，他以直觉、情感、想象为其生命的泉源。”[19]所谓“于一切生命同其呼吸，合其脉博”就是说文艺家要有博爱的胸怀，不能只顾自身的安心和自在。所谓“不为物质所限制，不为机械所牵挚，常常超然遨游于自由之天”即强调虽然物质和机械为生活所必需，但是不能因为这些而迷失了自身真正的自由。比起自身物质的充裕所带来的一时自由，为了祖国的未来，同胞的幸福而努力获得的安定社会才是最应该追求的真正自由。

　　综上所述，虽然叶圣陶早期所作的新诗大多呈现出语言朴实的特点，少有火花般绚烂的诗句，但他的诗歌贵在情真意切，部分诗歌中展现的奇妙的表现力和微美的思想也很值得玩味。且这些新诗完美契合了叶圣陶在同时期所作诗论中强调的三个作诗重点：一是观察人生，潜入生命；二是挣脱桎梏，舒展情思；三是善感童心，融汇成篇。叶圣陶早期的新诗创作观点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新诗的发展，于今日之诗歌创作也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集：第八卷[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2]叶圣陶.叶圣陶集：第九卷[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商金林.叶圣陶传论[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4]商金林.叶圣陶与我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6）：100-107.

　　[5]陈辽.叶圣陶在“五四”时期的新诗[J].诗探索，1981（03）：108-110.

　　注 释

　　[1]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243-253页。

　　[2]叶圣陶：《文艺谈·三》，《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6-7页。

　　[3]叶圣陶：《文艺谈·六》，《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12页。

　　[4]叶圣陶：《盼望》，《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82页。

　　[5]叶圣陶：《我的伴侣》，《时间集》，《叶圣陶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50页。

　　[6]叶圣陶：《文艺谈·九》，《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19页。

　　[7]叶圣陶：《文艺谈·九》，《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21页。

　　[8]叶圣陶：《锁闭的生活》，《时间集》，《叶圣陶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65页。

　　[9]叶圣陶：《诗与对仗》，《论创作》，《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187页。

　　[10]叶圣陶：《文艺谈·二》，《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6页。

　　[11]叶圣陶：《文艺谈·三》，《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7页。

　　[12]叶圣陶：《骸骨之迷恋》，《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85页。

　　[13]叶圣陶：《形式的桎梏》，《论创作》，《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191页。

　　[14]叶圣陶：《新诗零话》，《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108页。

　　[15]叶圣陶：《浏河战场》，《时间集》，《叶圣陶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87页。

　　[16]叶圣陶：《文艺谈·九》，《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21页。

　　[17]叶圣陶：《文艺谈·十》，《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21页。

　　[18]叶圣陶：《文艺谈·十》，《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22页。

　　[19]叶圣陶：《文艺谈·十》，《文艺谈》，《叶圣陶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