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寄居者》，塑造了华人移民和犹太人这两类离散者群体形象。一方面，作家延续了边缘化的女性人物与具有英雄气质的男性人物的书写策略；另一方面，女主人公玫因为拥有复杂的社会、文化身份，其在爱情与国族之间的心理游移，也有着文学的真实性与必然性，体现出了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混杂性”矛盾状态。作家通过彼得与杰克布的对照书写，实现了对殖民话语的反叛。彼得与杰克布是玫主体精神的外在投射，分别召唤着玫的自我主体性的确认。玫在两人之间的爱情抉择，实质上也是玫对于自己最终精神归属的抉择。杰克布的命运书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着深刻的体现。
关键词：严歌苓 《寄居者》 异乡人 精神建构
《寄居者》是当代作家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籍第三代华裔女子玫跟随大学教授父亲从美国唐人街回到上海，与刚刚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彼得·寇恩相识相爱。然而，约瑟夫·梅辛格针对犹太人的“终极解决方案”即将实施，为了彼得的安全，玫去美国蒙骗了同时犹太裔的杰克布·艾德勒来上海。最终，玫将杰克布的护照偷给彼得，使彼得成功逃到美国，自己则与杰克布一起留在了上海，为抗战贡献力量。
严歌苓接受采访时提到，《寄居者》的故事原型来自柏林墙的展览馆，反映出了战争时期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寄居者》在空间构建，复现出了孤岛时期混乱的上海。此时如同孤岛一般的上海，正遭受异质文明的强烈冲击，呈现出中国历史进程中截然不同的社会风貌。这使《寄居者》即可归为新移民小说之列，又具有一定的新历史小说特征，拥有丰富的叙事内涵。小说中玫的人生价值观的重塑、主体精神的重建以及对祖国大地的归属感受也使得该小说在政治纷争重现，移民旅居话题热议的今日，有着长久、深远的意义。杰克布最终留在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个人、民族与世界的多维度的崇高正义之举。在这个意义上，《寄居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有着深刻的体现，具有时代价值。
一.社会身份：边缘者与离散者
（一）玫
作家严歌苓始终对女性人物保持边缘化的写作策略。她认为移民者是处于一种“错位归属”、“无所归属”的状态。作家自身开阔的文化、历史视域和真切的移民、旅居经验，使她既能够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审視着身处历史洪流中的移民群体;同时能又依托自身经验，深入关照多重压力下移民女性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她在其移民题材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寄居者”女性人物，如《扶桑》中的扶桑、《少女小渔》中的小渔等等。“边缘人”是她们面临的共同处境，她们在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夹缝和边缘中辗转浮沉，对个人的身份认同有着深刻的内在焦虑。《寄居者》的女主人公玫也有着相似的处境和焦虑。玫是美籍第三代华人移民，其社会身份具有多重边缘性。她自小生活在唐人街的洗衣房，童年时期已体会到种族主义对寄居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也在祖辈的话语中了解到初代移民者的艰辛。玫跟随父亲回到故土上海后，在“藏污纳垢与精致高雅同在”的上海亦是个外来客。玫在美国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与上海也找不到真正欢迎、接纳她的群体。在美国是黄皮肤、象征野蛮落后的东方面孔；在上海是穿旗袍的美国籍女人。这样对两方空间都不认同的心理状态和双向移民的社会身份，使得玫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都无法找到归属感，个人身份认同有着深刻的内在焦虑。区别于当地主流群体的特殊性，是玫的社会身份的第一重边缘性。
玫的社会身份的第二重边缘性，则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她作为“美籍华裔”的政治性。《寄居者》中孤岛时期的上海有着政治性的人群等级划分：“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作……”[1]在这样一个主权被侵蚀，国籍、种族歧视问题严峻的年代，玫的美国国籍身份，使她拥有了一定的政治特权。在学校中，玫的雨伞被爱国的学生偷偷藏入反侵略宣传小报，被日军发现并抓走殴打后，玫的身为教授的父亲到处奔走，将她救出。拥有来自二战时期隔岸观火的美国的身份庇护，使玫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中，能够自由地穿梭于上海与美国之间，成为一个社会身份悬空放置的半个局外人。于是她“干什么都凭兴趣”，以高等华人的身份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看待被侵略的祖国和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同胞。在玫被学生“嫁祸”偷藏宣传小报的叙述话语中，“抗日小勇士”、“非自愿传播者”体现出了玫对于爱国学生的大胆又怯懦的行为的讽刺。正因为玫的社会身份具有多重边缘性，所以小说结尾处作者一笔带过玫此后的人生方向——“一同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此后便不再着墨。可以观察出，加入到红色队伍中的玫对于革命的态度也依旧是冷静的，对革命话语保持着审慎的态度，这是该人物一以贯之的精神状态，人物的文学真实性得以确立。
（二）彼得、杰克布
严歌苓对于男性人物的书写则延续了一贯的英雄情结，小说“拯救”的叙事基调也得以确立。《寄居者》前半部分的彼得、后半部分的杰克布，都是具有英雄特性的离散者。离散（diaspora），来源于希腊语，原来是指“古代犹太人被巴比伦人逐出故土后的大流散”，《圣经·新约》中指“不住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籍基督徒”，近代以来尤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是“移民社群”的总称。[2]广义上的离散者指处于失去家园和文化根基、漂泊无依状态的人。《寄居者》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彼得、杰克布是本质意义上的“离散者”，他们来自世界公认的被侵略被迫害的群体——犹太民族，他们的身份标注着历史久远的驱逐、迁移和漂泊。当彼得与杰克布两个“离散者”从先进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来到孤岛时期的上海，相同的是落难的离散者的身份反衬出他们身上的英雄光辉。但彼得植根内心的奋斗意识，和杰克布被激发的反侵略使命感，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导向。
彼得本是奥地利的中产家庭，基于政治嗅觉敏锐，彼得一家流亡至上海求生，成为居住在集装箱中的难民。即使沦落为难民，但小说前半部分的彼得是一个拥有完美修养的具有绅士气质的男性。彼得与玫相遇，是在餐厅中争取一个钢琴演奏的职位，玫对彼得的第一印象是“带有贵气模样的人”。此后，彼得在艰难的生活中依然不忘保持体面，“衣服是旧衬衫七拼八接的，依旧熨烫得笔挺”;对玫带有爱情酸涩的疑问，保持诚实；对待工作认真谨慎，苛求自己能够尽善尽美。这样一种在苦难生活中的倔强的求生心态使得玫在认识到他本质上自私虚伪之前，对他几乎保持一种近乎崇拜的迷恋。
而杰克布则是来自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原本是一个仗着家庭的财富混迹于街头的浪子，犹太民族的信仰和规范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因为欠债和玫的刻意引导来到上海。本来只是在玫的引导下打算到上海淘金发财，但真正到达上海后，却被日军卑劣、野蛮的侵略行径激活了根植犹太民族记忆深处的受难的集体记忆，竟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杰克布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是对正义、尊严的崇高追求。杰克布的英雄主义色彩来自于他真正拥有正义的殉道者品质。
二.文化身份：混杂性矛盾状态
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霍米·巴巴，提出了“混杂性矛盾”概念。[3]这个矛盾本身是叙事主体和叙事指代本身互相产生叙事冲突所形成的状态。也就是，西方中心话语为叙事主体下，东方主体与现权力空间相互交缠的叙事状态，这个叙事同时使得弱势的东方被另一方叙事所主导，而西方话语本身也受到东方话语的叙事反馈，将此作为研究的话语空间。[4]而霍米·巴巴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身份”命题。PaulRicoeur认为“身份认同”有两种类型，一是固定认同，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是叙述认同，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5]在《寄居者》的叙事中，人物的先天性身份（国别、种族）和最终形成的文化身份是有着显著差异的。玫的身上尤其凸显了这种混杂性矛盾状态。玫在爱情与国族之间的心理游移，是有着文学的真实性与必然性的，这是小说故事延宕，戏剧性得以确立的前提。这也使得后期玫的精神主体性的重塑有着深刻的叙事内涵。
（一）异质文明的征服创伤
玫的的身份认同是在地理空间的转移中，在情感的流动中被重塑的。首先，玫带有很深的被强势文明（美国）所征服的文化痕迹，异质文化带给她的是受人歧视的精神创伤，当她带着伤痕，从强势文明走向弱势文明时，又因弱势文明的孱弱，产生一定的心理优越感。正因为玫的祖辈——美国华裔的初代移民者深刻地感受到东方面孔带给他们低下的身份地位，于是玫在祖辈、父辈的强烈要求下，学习能够给予淑女身份加持的钢琴和芭蕾。“钢琴”和“芭蕾”两个具有体面的贵族色彩的娱乐方式，逐渐演变成为了小资产阶级所追捧的文化标签。因此转变前的玫也拥有这种不事劳作的虚幻心理，她“理想的职位是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玫最终的职业选择“要么在高级餐厅弹钢琴，要么去阔佬家教芭蕾舞”。声称独立，坚持走出家庭的玫，在经济问题上却并不具备独立的态度：没有生活费了仍然接受父亲的馈赠。经济的不独立带来的便是心理上的不独立，即使在美國饱尝种族主义下的偏见与歧视的玫，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等级森严，歧视形成大链环的半殖民地社会，反而依仗曾经带给她不美好回忆的美国国籍，拥有了优越感。“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对着日军少佐耸了耸肩”“洋派动作，确实有美国式的无赖”[1]，以及从美国旧货商店的材质良好的衣裙，日常出没的西餐厅，都构成了玫对自己“美籍高等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感。傲慢的表象下被异质文明征服的创伤，从未停止过钝痛。
（二）本族文明的失落疏离
来到上海后的玫对于自己寄居美国时被歧视的经历感到麻木，因此其叙述语言呈现出一种戏谑调侃的态度。这种心理创伤后的自我调侃当然不能构成对于美国身份的完全认同，这促使她一直在寻求”上海话语“的认同感，她以“上海女人”自居。玫的自我认知是“在上海长大的美国女人”。玫的爱情观中有着中国传统较陈旧的文化痕迹——贞操意识。她对于25岁有过性爱经验的彼得表示不满，认为自己的身体“没有被弄脏过”是干净的。但当玫真正面对正在被殖民掠夺的上海社会时，她又巧妙地从弱势话语中抽身，傲慢地看待周遭的一切，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价值判断后的贬低与批评。
《寄居者》对于上海的气味描写，非常独特，与印象中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不同，《寄居者》里的上海充斥着脏、乱、臭。玫对这样的上海心生厌恶，继而鄙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对继母这种“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不会说几句英语却给自己取名凯瑟琳的“典型上海小女人”的继母也充满指责。对美国是创伤后的疏离，对上海是价值判断后的不满，在这种离散的家庭记忆和混乱的社会环境中，玫不断地在美国和上海两地之间辗转，在多重边缘性的社会身份和双重文化身份之间徘徊。这种徘徊的困惑迷茫，促使她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犹太男子身上寻求主体意识的确认。
三.精神构建：在交互中觉醒
荣格在其原型理论中，提出了阿尼姆斯原型。阿尼姆斯是女性心中向往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内在意识的外向投射。小说中身为同族却拥有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彼得与杰克布，便代表了玫的阿尼姆斯的两面，是玫主体精神的外在投射，分别召唤着玫的自我主体性的确认。玫在两人之间的爱情抉择，实质上也是玫对于自己最终精神归属地的抉择。
（一）间性状态下的人物
正如霍米·巴巴在《民族与叙述》指出的：民族的身份是叙述的产物，民族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个跨文化的“矛盾的民族空间”。[6]巴巴从“间性”的角度来谈论文化身份问题，其意图就是消解关于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设定，把文化身份变成一个可以协商的、互动的、非压制性的建构过程，既给身份差异留有一定的余地，又不使各种身份成为彼此绝对不可对话的绝缘体。[7]作家为复刻曾经被殖民话语统治的时代，小说文本中包含一套本质主义的民族性话语。[8]而为了破除这套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民族歧视性话语的逻辑圈套，作家将彼得和杰克布塑造成为“对照组”，以“具体的人”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对殖民话语的反叛。
《寄居者》首先借用了世界上对犹太民族的刻板印象。譬如，犹太群体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异常坚定；极其自律；文化修养程度高以及善于操纵金融业来谋取暴利等等。小说的彼得一家便集中体现出这种刻板印象。彼得拥有无可挑剔的修养，这是他在社会中获得尊严，谋得体面生活的手段，本质上却是绝对的自私和利己。他利用国民党金融措施的不利，与其他奸商一道囤积粮食造成粮食恐慌，随即哄抬粮价，牟取暴利。他为了获得杰克布的护照而默许女友牺牲色相，并且只关心计划是否周全，如果出了纰漏自己该如何脱身。在病人的生死攸关之际，他身为手术医生却与抗日志士谈起价钱，甚至为了遮掩自己走私盘尼西林的秘密，而见死不救。彼得的极端自私利己，消解了作为“离散者”的犹太民族的悲情色彩。但是彼得体现出的这类属于犹太民族的刻板印象的性格特征，恰恰是因为始终被驱逐、无所归依的犹太民族历史。他们没有故土，因此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等一系列能够安居土地的工作，只能通过不需要生产资料的方式获得财富，为了生存不得不“进化”成为一种敛财的中产精英模式。被英格兰迫害的犹太祖先，始创了高利贷。被迫逃亡到上海的彼得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当批评者的目光从抽象的人转向具体的人，便能感受到这套殖民话语的逻辑的脆弱和单薄，人性的真实复杂。当把具体的人还原至历史情境中，个体的无力感也暴露无疑。彼得的自私冷酷的利己主义固然值得谴责，但彼得的存在价值也在于他有着独立的人格与非此不可的理由。
杰克布是彼得的对照组。作家通过這一人物的塑造，实现了对殖民话语的彻底反叛。杰克布在美国唐人街时是一位轻浮浪荡的富家子。他因为欠债和玫的引导来到上海，在见识到真实上海的混乱境况时，并没有因为玫的谎言而埋怨玫，反而入乡随俗，在乱世中活得潇洒乐观。他嬉皮笑脸、玩世不恭，对玫的心意却格外真挚，认真挑选戒指向玫求婚。他刚刚抵达上海就遭受了日本人的侮辱，在那个瞬间，他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他天生有权力迫害另一些人。”[1]此后，他被日军野蛮可耻的侵略行径激活了根植犹太民族记忆深处的受难的集体记忆，竟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渴望着大动作”[1]。杰克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乱世中甘为异国人民舍生取义，他内心深处对尊严、正义和平等的追求被无私奉献给了世界上另一个正在受到侵略遭受苦难的民族。杰克布的蜕变，自然是受到作家的爱国之心的引导，但也向读者展示出了一种与殖民话语中完全相悖的犹太人形象，以极富勇气与英雄主义魅力的人生抉择，讽刺殖民话语的的虚伪。
（二）镜像投射与主体觉醒
拉康提出了“镜像阶段”概念，认为婴儿正是在镜子的影像中逐渐形成建立起与他人相对立的自我主体意识。由此引申出人的自我，实质上也是在与他者的交互关系中建构的。[9]彼得与杰克布都拥有玫的阿尼姆斯的精神品质，也是玫在矛盾的文化身份中生发出的、与自我主体意识互相投射的一体两面。
玫在唐人街受到歧视，又拥有比普通中国人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由此渴望来自优质文明的包容和尊重。彼得所代表的优质、体面，是曾被异质文明征服的玫所想要获得、想要成为的理想“他者”，是玫对自身虚幻的主体想象。但这一体面的人格面具的背后，却是高度自私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彼得走私的利己行径，实质上反激出玫的爱国本能，对试图在中国寻找精神归属的玫造成了心理伤害。因此，在得知彼得见死不救，抛弃奥地利女友之后，玫意识到彼得并不是真正的自我的镜像。真正的她拥有“真诚、热情”，还有对故土对同胞的眷恋。于是在轮船即将发动时，玫选择离开曾经深爱的彼得奔回岸边，主动打破了与彼得的虚幻交互的镜像关系。
杰克布是可以将个人生死、命运抛掷脑后，甘为正义殉道的革命乐观主义英雄。他对玫的打动并不是刻板的感化，而是在镜像关系中来自他者对自我的吸引。“他这人和我有着同样的毛病，自我厌恶”[1]在与杰克布的镜像关系中，玫逐渐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已经存在的性格，想要拥有的人格品质。玫选择回到上海这片臭烘烘的土地时，也终于意识到杰克布才是真正能够打动她、回应她的“他者”。因此，玫离开彼得回到岸边，实质上是玫的个人主体精神重新确立。《寄居者》的引言处，作家写到“我很卑劣，爱情很高尚，因而通过卑劣实现高尚”。[1]玫的爱情故事也使她找到了真正的，哪怕是拥有卑劣性的自我。此外，玫的教授父亲放弃优渥的城市生活去西南联大，患上肺痨，却并不后悔的爱国热血情怀，实质上也促进了玫主体意识的觉醒。
严歌苓的《寄居者》与张爱玲的《色戒》，同属海派文学（移民文学），小说的时代背景重合，巧合的是故事的轮廓、主题也有一定的重合度。《色戒》中王佳芝在挑选戒指时瞬间动容放走易先生，玫选择回到上海与杰克布并肩作战，她们都是在瞬间做出了真正符合个人意志的抉择，是女性主体精神的迸发。戴锦华认为在“救亡”叙事中，一方面民族危亡的大命题将女性整合于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表述中，遮蔽了女性命题的浮现；另一方面，常常在这一男权社会秩序在外来暴力的威胁面前变得脆弱的时刻，女性写作才得以凸显女其真实体验与困境。[10]在《色戒》与《寄居者》的对比中，女性写作的脉络也悄然浮现，不能不称之为一种代际的传承和延续。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今天，移居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生活状态。但对于历史中的犹太群体和初代华人移民来说，寄居是一种饱含艰辛血泪的无奈求生之举。《寄居者》中，作家严歌苓复刻二战时期的历史情境，对人物复杂的身份认同、真实人性的揭露有着高水准的写作。从寄居者这一类边缘人物群体入手回顾抗战历史，使《寄居者》拥有新历史小说的特征，是抗战文学中来自新移民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陆早已获得了和平、解放，但根植于民族记忆中的惨痛的历史经验，也在持续呼唤中华儿女凝聚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统一主体性的决心。抗战小说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民族精神的文化整合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小说中玫的人生价值观的重塑、主体精神的重建以及对祖国大地的归属感受也使得该小说在政治纷争重现，移民旅居话题热议的今日，有着长久、深远的意义。
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徐则臣的《北上》对于异国人在中国的抗战叙事也有着深刻的书写。《北上》中意大利人费德尔·迪马克身上亦体现出来了与杰克布相似的超越国别与民族的人类共同体精神。可以观察到，人类共同体精神也在当代文脉中延续着，回应着全球化的时代主题，也召唤、凝聚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严歌苓著.寄居者[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07.
[2]刘艳.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兼容性问题——以严歌苓、张翎、陈河研究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61-69.
[3]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
[4]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9.
[5]刘惠明著.作为中介的叙事 保罗·利科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06.
[6]Homi K. Bhabha （ed.），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7]贺玉高.霍米·芭芭的杂交性理论与后现代身份观念[D].首都师范大学，2006.
[8]雷礼.后殖民视域下严歌苓《寄居者》中的两套话语[J].文学教育（下），2018（10）：42-43.
[9][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 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
[10]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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