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翻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关键。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为今天的中国文化传播提供借鉴。该书采用了原文意义与译语文化融合的翻译方法。除此之外，其赞助人赛珍珠的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地位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通过分析发现，世界性的文学声名以及原文与译语文化的“融合”足以帮助民族文学作品成为其他文学的一部分，进而进入世界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
关键词：翻译 世界文学 孔子的智慧 融合
文化和文学的全球化在本质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过程。曾经彼此独立的文化和文学被现代科技推入了一个共同市场。莫莱蒂（Morretti，2000：162）把世界文学描绘成一个“有核心和边缘位置的区别、非常不平等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多方民族文化和文学争夺中心位置，胜者被全世界读者阅读，成为世界的文学;败者拘禁于自身疆域之内，甚至其自身也面临着其他文化和文学的入侵。结果，某些文化和文学逐步获得世界的中心位置，而其他文化和文学被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很明显，无论是从文学市场的份额，还是文化影响力，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的文化和文学占据着世界中心的位置。其他文化和文学无法在世界领域与其抗衡，甚至在自身的疆域里都受到其他文化和文学的控制。这就是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面临的现状，也就是中国文学外译的世界文学语境。
在民族文学跻身世界文学的道路上，翻译决定成败。中国文学要迈出国门，进入世界文学的中心位置，自然需要运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熊猫丛书》为代表的前面几十年努力的结果告诉我们，以原文为核心的翻译方式目前尚不可行。“改写”一直是文化输出的必经之路（吕世生，2013），何况本质上“翻译当然就是改写（勒菲弗尔，2004）”。然而如何翻译、如何改写才是最有效的方式？林语堂编译的英文作品《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展现出的翻译的智慧，值得我们再思考。
一.《孔子的智慧》的文本特征
《孔子的智慧》是林语堂根据孔子言论编译的英文作品，于1939年由美国兰登出版社出版，共分十一章，将孔子的言论重新归类，置于不同的小标题之下，在每一章添加了导读，不少地方穿插了译者的评论，并参引《诗经》等其他文献和后世学者的互证说明。例如论语部分就有袁枚的观点“…but Yuan Mei suggests that this was merely a casual remark of Confucius as he and his disciple were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and saw a beautiful calf passing by.”
该书总体上是林语堂对孔子的个人解读，多处不同于传统儒学。比如对“仁”的理解，孔子说“仁者安仁”，林语堂翻译为“A true man is happy and natural in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rue manhood.”反译过来就是“人如果遵循真正的人性原则，就能快乐自如”。后半句可以视作“安”的解释，但“仁者”的说法则与主流意见大不相同。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2006）基本能代表儒学主流意见，他把“仁者”解释为“有仁德的人安于仁（实行仁德便心安，不实行仁德心便不安）”，“仁”的意思，杨伯峻所谓“实行仁德”，指人的作为，而林语堂的“true man”指的是内心的修养，其实是对孔子思想的重新定义。林语堂的这种做法不论对儒家学说的阐释是否存在偏颇，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全书形成了意图的一贯，不会以为转述不同的意见而出现多个对立主题。
林语堂对于文化人物的阐释也是别具一格。
例1：“We have Tselu， the Confucius St. Peter（我们的子路，可视为孔子之彼得）”
“Tselu”即孔子的弟子“子路”。《论语》中记载子路敢于直言孔子，孔子也常毫不留情斥责子路。但是子路却是陪伴孔子最久，最受孔子信赖的弟子。林语堂在其后加了一个同位语“the Confucius St. Peter”，来阐释子路与孔子的關系。“St. Peter（圣彼得）”是《圣经·新约》记录的追随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基督最喜爱的大弟子。在基督殉道之后不久，圣彼得继续老师的信仰，最终被罗马人钉上十字架。若说孔子与基督在各自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弟子追随老师出生入死，这个类比再恰当不过了。
又如下文中把子思比作了“圣约翰”。
“Just as St. John developed the idealistic side of Jesus teachings and added a little of his own， so we see， for instance in the chapter on ‘Central Harmony， how Tsesze developed the philosophic significance of the Doctrine the Golden Mean， of Humanism and of ‘the true self.”
虽然圣约翰和基督之间并不存在孔子和嫡亲之孙子思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老师（孔子算是子思的隔代老师）方面，他们的贡献的确类似。圣约翰在《新约》中不但传播了基督的教义，还强调了“爱”的部分，子思则发扬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所以从对老师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这个方面来说，用“圣约翰”类比“子思”也是恰当的。
大多数译者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趋向于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详细的注解无疑能够为读者提供一定程度的背景信息。但其缺陷及其明显：其一，“音译加注”的形式损害了译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降低了阅读的乐趣;其二，要让读者真正了解文化渊源而欣赏某一文学概念，其所需要的注解空间太大。以“子路”的翻译为例。“音译”的结果不过是在形成陌生化的效果的同时还造成了阅读的停顿与障碍，即使加上注解，它的意义仍然属于原文的世界，与译语读者格格不入，另外一种译法则是采用解释的方法，用简单的语言解释原文的含义。两种方式的共同缺点是使得译文失去了文化根基，意义单薄，从而失去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林语堂的译法给了英文读者St.Peter的线索，让他们能顺着这个线索进入一个庞大的文化背景，产生丰富的文化联想。译文因此重新获得生机。
二.世界文学的视角下的翻译智慧
“世界文学”的概念，历来有两种理解，简单来说，就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文学”，或者“被本族语之外的读者阅读的文学”。本文指的是后者。即，世界文学的形成是民族文学逐步从本族语言区域走向世界的过程。“继歌德首次描述世界文学后，卡萨诺瓦亦认为文学一开始都是在独立、封闭的区域内流行，形成自己的文学资本，而后才通过相互竞争，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世界文学空间（刘岩，2019）。”
世界文学是一个“系统”。这是对伊文·左哈等人提出的个体文学“系统”概念的延伸。用来描述民族文学内部的关系，通过“中心”和“边缘”的概念来描述各种文本在一个系统中的地位，其研究范畴不再局限在民族文学内部，而是指民族文学文本在其语言边界之外的进入、生存、发展的问题。既可以指其在某一个语言区域的位置，也可以研究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语言区域的流通与地位。世界文学的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中心和边缘的位置总是发生着变化。各种文学文本为了获得中心的位置而缠斗。每年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书市上各种创新作品与经典文学的畅销与下架，便是其即时的体现。
文学在由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向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关键靠翻译。这是因为民族文学完全要依赖于翻译才能打破语言的局限，进入世界文学的天地。在此过程中，民族文学是否被其他语言区域读者接受，取决于翻译的一系列因素。译者的资质、观念、策略、方法，译本的文学艺术价值，决定了民族文学是否能成为世界文学。于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就来到了翻译之上。
在世界文学的视角下，汉语文学如何才能进入全球市场，在全球的系统中占领有利的地位呢？《孔子的智慧》给了我们两条启示：世界性的文学声名，以及“融合”的翻译方法。
通过翻译进入其他语言的作品，在文学形式上总会与译语文学的范式格格不入，因而译语读者对外来的东西充满抗拒。某个民族文学内部的经典作品，往往很难在其他语言区域获得同等的地位。例如鲁迅，在国内早就是文学泰斗级的人物，他的经典作品《阿Q正传》“在发表后短短一二十年之内（谢淼，2020）”译成了多国文字，但逐步就销声匿迹了。而且在当时有多大阅读市场还有待考证。相反，一旦某部作品获得世界性的声名，就能立刻消除陌生感，获得读者的追捧。世界性的文学声名不但能扩大了作品的影响，赢得更多的读者。同时能利用“权威”改变读者语言的文学范式——那些来自原文的本不被读者语言所接受的文学形式，在“权威”的光环下被读者认可，甚至成为新的范式。
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光环最盛的文学权威之一。莫言获奖之后，其作品立刻打开了海外市场，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读者对其作品内容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翻译水平的挑剔。林语堂成功同样离不开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本人没有获得这个奖项。但是赛珍珠是诺贝尔文学奖和美国普利策文学奖的获得者，正是赛珍珠的大力推介，以及赛珍珠夫妇的庄台出版社的运作，林语堂才能刚踏上美国，就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如果仔细分析林语堂英语作品的文学成就以及思想深度，很难相信他能如此迅速成功，特别是相对于其后几十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艰辛历程。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对比之下，可以看出诺奖在建立文学作品的世界声名的巨大作用。
世界文学的声名为外来的文学作品消除了敌意，译文处于“读者愿意读”的阶段;如果作品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让读者喜爱”，从而达到最终成为读者文学和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即由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还需要有恰当的翻译方法。
相对来说，译文读者往往无法获得原文读者得到的阅读享受。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意境都与其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阅读过程是读者与文化“互文”的过程。而原文的文化无法在译文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对应。原文作品包含的历史和传统的内容越多，其译文的意义损失就越大。此时译者常处于“归化”与“异化”的两难境地。前者抹杀了原文，后者抹杀了读者。似乎不管如何选择都必有所失。
文学的“民族”性是造就了这样的困境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对这种差异的强调，才在翻译过程中生出“我”、“他”、“异”等标示区别的概念。几千年来，译者总是在“我”与“他”之间取舍，译者也因此成为“奴隶”，套上“枷锁”。一旦文学视野由民族的变为世界的，译者就不必纠缠于差异，而是着眼于融合。译者也因此跃身为作者。
苏珊·巴斯内特在世界文学的翻译转向时，特意提到尼可劳（Nikolau）对翻译的理解“翻译是译者自叙式写作的形式（Bassnett，2011）”。林语堂在编译《孔子的智慧》时，就像自叙式的写作。而他对中国文化传播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于他的翻译使得原文与译语文化融合形成新的互文。
译文阅读和原文阅读一样，都是文本文字在读者心中形成意义和联想的过程。对英语读者而言，“子路”（Tselu）自是陌生的拼写代表的陌生人。他的外形、言行、个性、以及地位全部隐藏在语言的屏障之后，在译文中相当于一片空白。如果译者将他的名字音译出来就到此为止，读者无法在头脑中构建清晰的人物，译文作品因此也变得单薄乏味，自然会失去读者。当译者用彼得和约翰来描绘“子路”与“子思”时，英文的读者就能在自身的文化传统知识中找到参考，立刻就形成了丰满的人物形象，译文作品因此具有文化深度，其艺术价值得到提升，具备了与其他本族语（英语）作品竞争市场以及历史地位的实力。
简而言之，文学翻译的世界文学视角不同与以往的翻译观的地方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翻译观念对于原文与译文在文学和文化上“差异”的过分强调，给翻译行为提出更大的目标，重视译文在各个译语文学系统（也就是世界文学系统）中的生存与成长，
在此视角下审视《孔子的智慧》的成功，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要迈向世界文学，需要好好借助文学权威的影响，在消弭对翻译作品敌意的同时，使译语读者能自然接受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形式;同时，翻译过程中应该注重与译文文学文化传统的融合，使之在译语文化中形成新的历史互文。这样的译文才能占据译语文学市场，从而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心位置。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an. From Cultural Turn to Translational Turn： A Translational Journey （2011）[J]. Edited by David Damrosch.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4.
[2]Morre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2000）. edited by Theo Dhaen， Cesar Dominguez， Mad Rosendahl Thomasen. World Literature--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3]勒菲弗爾.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7.
[4]林语堂.The Wisdom of Confuciu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6.
[5]刘岩.世界文学的建构力量：文学资本、语言与翻译——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评析[J].外国语文研.究2019年第2期.
[6]吕世生.18世纪以来“走出去”的中国文学翻译改写模式[J].中国翻译.2013第5期.
[7]陈鼓应.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J].哲学研究.1989年第8期.
[8]吕世生.18世纪以来“走出去”的中国文学翻译改写模式[J].中国翻译.2013第5期.
[9]谢淼.“世界文学”中的《阿Q正传》早期译介[J].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项目号：江苏省高校哲社项目 2016SJB750024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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