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阔时节”和农历春节是傈僳族与汉族关于年终岁时的节日，寄托着人民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的美好愿景。“阔时节”与春节虽然在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族的年俗仪式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两族年俗仪式，探求两个民族年俗文化的差异性，希冀寻求在现代化语境冲击下的两族民俗文化的出路，以此更好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关键词：傈僳族 汉族 年俗 比较文化
傈僳族，我国少数民族之一，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独具特点的“阔时节”。在傈僳语中，“阔”是年的意思，“时”是新的意思，“阔时”即新年或过新年的意思，“阔时节”是傈僳族人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节时由物候决定，大部分傈僳族人都集中在樱桃花盛开，百鸟报春的这段时间过节，即农历十二月初五到第二年的正月初十这段时间。在节庆期间，傈僳族人都会举行富有傈僳传统文化特色的仪式活动。中原汉族的春节祭祀源于原始农业社会的“腊祭”。“腊祭”是在年终时节举行的一种庆祝农业丰收的盛大的祭礼。腊祭对象的广泛反映了汉族先民的原始泛神论观念和“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①
一.傈汉两族年俗比较
年俗是年节在发展及传承中，以祭祀、团圆、拜年、祈福消灾等各种方式来期盼来年好运的较为固定的习俗。在过年前后，傈僳族人要准备好干柴，杀猪宰牛，碓、磨粑粑，沐浴洗涤;家家户户皆在屋内外撒上松针叶，在门两侧插上新鲜松枝;有的地方还有抢饮“头道水”的习惯。提及汉族的春节习俗，一般也少不了祭祀、吃食与各种活动。大体看来，两族年俗活动包含着四个主题——除旧布新、祭祀祈福、歆享团宴、娱乐庆典。
（一）除旧布新
阔时节前数日，傈僳人民便开始了除旧布新的准备工作。傈僳族人的除尘迎新仪式以村寨和家为单位，交叉进行。按照傈僳族年历计算，腊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各家男主人爬上屋顶，用栗树或者乌木树枝扫尘，扫完屋顶，再打扫屋内，修理生活用具;二十七日清洗衣服、被褥;三十日为蛇日，由村寨颇具权威的老人示意后，各家男主人再上房下屋，用乌木树枝清扫室内外灰尘，扫尘完毕，还要在大门前两侧各竖上一棵青松，并在堂屋和门前铺上新鲜松毛。他们相信这样能祛病消灾，像松树一样四季常青。而后，全家人才开始洗头，洗头时有的地方得面朝东或者东北方向，嘴里念着送旧迎新得吉祥话语。村寨整体的辞旧迎新仪式由尼扒主持，全村寨人集中于提前打扫并铺好青松叶的宽阔场坝，尼扒站中间，吟唱迎新词，迎新词主要叙述先祖战胜自然，祝福新年五谷丰登，吉祥如意。接着全村寨人共同吟唱欢乐山歌，迎接吉祥新年。
从小年起到除夕止，中国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我国汉族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最早的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除尘仪式主要分为对以家为单位的空间的净化以及以个人为单位的人体的清洁。空间净化以打扫房屋场院卫生为主，而对人体的净化更显仪式感，须在岁时前沐浴洗去全身污秽。传统意义上的春联发展到现今纳福迎新的剪纸、灯笼、年历，布新内容日趋丰富，反映了人们顺应时代发展的审美情趣。从古传承至今，人们利用扫尘布新的形式，给予自身心理暗示，实现从生活环境到个体自身的新旧过渡，以迎接崭新的一年。
从傈汉两族除尘布新的仪式中可以看出，两者都给予过年前的扫尘环节高度重视，皆寓意辞旧迎新，期待美好来年。不过，两者清扫单位及其所选用的象征物及其寓意略有差异。傈僳人以村寨和家为单位，注重村寨集体的联结，对个体卫生较为略视;汉族以家和個体为单位，注重个体的高度清洁，缺少团体联动性。傈僳族人取青松之意，四季常青;汉族人民以春联为载，抒写新春福语。
（二）祭祀祈福
每逢除夕，傈僳族老人都会以酒、肉、粑粑等食物祭祀天地祖先神灵，象征物是在火塘的三脚架、门、柱上各沾一点食物。大年初一，公鸡打鸣，全村出动，各家男人烧香祭天地菩萨;女人则争“抢头水”，以取福禄。归家而后，由年长男性主持新年祭祀，将第一块舂出的粑粑放少许在桃树、梨树上祭供，另分出一碗喂狗，因为民间流传是狗把五谷带到人间，有些地方则另分出喂牛，以感谢耕牛的任劳任怨。民俗保留完整的村寨还会举行“送魂”仪式，巫师尼扒歌舞送魂曲在前，青壮年抬着青松扎制而成的大轿随其后，全村人尾随，从村寨爬上指定山岗，送走恶意魂灵，祈求村寨安宁顺遂。
在汉族民间，则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二十三，糖瓜粘”，用糖瓜收买灶王爷以求来年多福。春节期间，修好人与神灵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全国各地祭祀的常见对象非常多，主要有山神、河神、土地神、火神、二郎神、财神等。祭祖也是汉族春节祭祀的另一重要内容，其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祭祀的形式多种多样，最为隆重正式的是宗庙或者祠堂祭祀，常见的祭祀则是在家中进行。祭祖活动一家老小均需参与，由年长男性主持，祭献礼仪包括上香焚纸、献饭酒与胙肉、辞灵叩拜等，因地方民俗略有差异，但都以劝慰亡魂，祈得祖先庇佑为目的。
从古至今，祭祀神秘色彩浓重，不论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祭祀文化在中国一直都是神圣庄严的。在两族的祭祀活动中，发现祭祀的对象多有相似之处，祭祀的功能也大体相同，两族的宗教信仰均是原始的，以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为主。在两者比较中较为特殊的一点是汉族人民“收买”灶王这一行为，其一定程度上是对汉族世俗社会经验的投射，反映出人们倾向于用封建社会官僚体系经验构建神灵世界。另外，关于祭祀祖先，汉族祭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宗族性、具体化的祖辈形象;傈僳族祭祀内容中对于本族始祖及其氏族先辈的涉及面狭小，以笼统取代清晰的宗族谱系，以神灵万物祭拜为主。
（三）歆享团宴
傈僳人民的年饭要有十二碗肉菜，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反映出傈僳人民对于岁时的敬意，家庭富裕的有十二碗至十八碗不等，但必须是偶数，以示吉利。民间流传，年饭里什么都可以没有，猪肉，公鸡，手磨豆腐必须要有一席之地。经过一年辛苦劳作，傈僳人民欢庆佳节，还会自熬玉米糖浆粘连爆米花、米花、核桃仁等食材以制甜食，磨米蒸米糕，自酿苦荞酒、米酒，以迎远客。这些手工技艺充分表现了傈僳人的心灵手巧，对食物的创制自成一法，也侧面反映了平日生活的艰辛不易，更加说明了阔时节对于傈僳人民的重大意义。
年夜饭作为汉族新年到来的重要标志，是家人之间一场欢乐的聚会，更是一场精神的仪式，促进家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与家族凝聚力，彰显着家庭伦理的维系。作为生活富足与幸福的象征，年夜饭的食材鲜美，种类繁多。鸡鸭鱼肉，尤其是寓意“年年有余”的鱼，是不可或缺的。这条鱼既是对过去一年辛勤劳作的肯定，也象征着来年富裕幸福。南北方因地理位置差异，在饮食习惯上略有差异，北方的饺子与元宵，南方的馄饨汤圆。饺子形似元宝，象征招财进宝，“饺”暗寓新旧交替;汤圆寓意团团圆圆。
“民以食为天”是刻入中国人骨子里的经验，家是中国人民最浓厚的传统观念，二者在年味里形成水乳之契，透出满满的仪式感。在各族年俗中，团聚通过食物共享得到直接体现，傈僳族的“十二碗”与汉族的年夜饭，均反映了两族人民勤劳朴素的习惯，暂居安逸的放松，以及来年的美好期盼，符合万物与人体的修养生息规律。同时，年饭也是缓解家人思念，凝聚家庭内部情感的契机，透露出人们对于“家”概念的重视。年饭的内容略有差异，由于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发展限制，傈僳人民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以自产食物原材料以及加工为主，汉族人民相对富足，采买年货居多。相比于汉族人民，过年更像是属于傈僳人民一场食物与时间的狂欢。
（四）娱乐庆典
傈僳人民常说“盐，可以一天不吃;歌，不能一天不唱”。因此，傈僳人民过年，总离不了歌和舞。每逢阔时节，傈僳族人民总会穿上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以示对节日的重视。这些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既表达了傈僳人民对阔时节的感情，又为节日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男士喜鹊衣，女士五彩群，众人齐聚宽阔场地，赛歌赛舞。不论是抒情叙事调“阿尺木刮”、男女互诉衷肠的“切我”还是拥有十余种跳法的《阿尺莫刮瓜其》舞蹈，都随着音乐的戒律融进每一个傈僳人的身体。阔时节期间，福贡、碧江的傈僳族会开展打秋千、跳高、射箭等体育竞技，或者到怒江边的沙滩上进行“江沙埋人”的情人活动;泸水县的傈僳族还有“春浴”的习惯;保山的傈僳族还会举行“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
鞭炮在汉族春节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南北朝驱鬼邪，到现在增添节日氛围，鞭炮经历了一系列的流传演变，种类繁多。噼里啪啦的鞭炮是春雷的模仿，绚丽多彩的烟花是春天百花齐放的预演。逛庙会又是春节期间人们重要活动之一。闻名遐迩的北京庙会，人潮汹涌，富有过年的民俗文化特色和氛围。北方地区扭秧歌，南方地区舞龙灯，妙趣横生。正月十五逛灯会的习俗由来已久，春节便开始，正月十五达到高峰。整个春节期间，花灯满城，热闹非凡。
春节的热烈气氛，不仅充盈着家家户户，也涌到了各个村寨、大街小巷。春节贺春，各地人民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迎接盎然春意。傈汉两族的过年活动都丰富多彩，这些活动都起着活跃节日氛围，增添民俗特色的作用。与汉族人民限于家户和将满足精神文化需要融入集市交易的活动相比，傈僳人民的活动更加纯粹，亲近村寨族人，亲近自然，颇具民族特色。
二.傈汉两族年俗差异探因
傈僳族阔时节与汉族春节在所承载的功能上具有部分相似性，但是年俗仪式却有很大差异，例如傈僳族阔时节是以刀耕火种的游耕文明和采集、狩猎经济为基础，重视村寨与个人联合的节日;汉族春节是根植于华夏中原农耕文明，以家庭内部宗族关系为重的节日。
（一）自然根源
傈僳族与汉族年俗的差异与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我国的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两个自治地方，其余分布在丽江、迪庆、大理等地。聚居区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落差大，气候与土壤种类复杂，可耕面积少，且耕地中坡度大，半山地区占绝大部分。历史上，傈僳人民由于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低下以及自然环境的限制，一直过着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生活。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方式因人口的增和自然资源的匮乏需要不断长途跋涉甚至族群迁移才能满足生活所需。傈僳人民长期偏居西南边陲，为了适应山地地势气候，便于生活，较多亲族同居一个村寨，以村寨为单位，形成了傈僳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亲族聚居的人名共姓，大多以蜂、熊、虎、猴等动物名称为姓。傈僳族阔时节的祭祀儀式或者歌舞活动中都诸多涉及自然万物，感恩自然，敬畏自然，因为自然万物几乎是他们早先时期生活的全部来源，傈僳人民也因此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
汉族人民则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松辽平原及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相较于傈僳族聚居区域，汉族聚居地区耕地条件极好，灌溉条件佳，土壤丰沃，温带季风气候更添优势。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势，中原区域成为世界农业文明最早形成的地区。在上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华夏文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形成自己的农耕文化，以区别于其他的文明特征。自然资源条件较好，使得汉族人民不需要过多依赖集体的力量，而是以小家小户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因此汉族春节祭祀仪式或者年节活动多以家庭为主，较少涉及集体。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春节也成为了人们短时放松娱乐、休养生息的缓冲节点，兼具娱乐以及祭祀。
（二）历史根源
在历史流变的漫长过程中，傈僳族和汉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傈僳族的集体村寨意识与汉族的家庭本位、宗族沿袭的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族的年俗仪式。相较于汉族，傈僳族更重视村民联动性和村寨整体性，这与傈僳族的迁移史密切相关。傈僳族人因为内外因的共同作用，经历过几次大的迁徙。内因是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生活方式，外因是残酷的战争压迫。
14世纪后，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傈僳族受官家剥削。到了16世纪，木氏土司的残酷压迫使得大批傈僳族人在头人木必扒的率领下，渡澜沧江，翻碧罗雪山，自四川迁到云南的怒江地区。在17——19世纪百年间，傈僳族人民不堪忍受清王朝大民族主义的压迫，被迫多次迁移，一部分进入缅甸;一些人迁到老挝、泰国等。②直至清代迁徙还在继续。在迁移过程中，傈僳人民共同跋山涉水，艰难求生，一面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生存资源的匮乏，另一方面是战争压迫的残害，傈僳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卫民族未来。
长期艰苦的群体迁徙培养了傈僳人民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共患难，同欢乐。阔时节作为有着浓厚集体色彩的一个民族节日，节日当天全体傈僳人民同穿民族服装，举行祭祀仪式，载歌载舞，更加印证了深埋每一个傈僳族人心底的民族认同感与集体意识。阔时节期间，举行的射箭骑马比赛也是傈僳先民迁移史中挑战自然、展现自我防御能力的缩影。“上刀山下火海”这一传统民俗，既是为了纪念对傈僳族重恩的古代汉族英雄王骥，也表现了傈僳人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英勇不屈且顽强的民族精神。汉族传统的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因为形成了汉族人比较强烈的家庭本位意识。再到封建社会时期发展起来的宗族关系又成为了凝聚地方社会的主要纽带。春节期间，不论是备年货，吃年夜饭，还是祭祀祭祖祭灶，均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这个小空间内进行，再通过拜年联结到宗亲一族，最后再通过无数的小家庭扩展至整个汉族，共度元宵佳节。傈僳族的村寨集体认识与汉族的家庭本位意识，不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也是造成两族年俗活动不同的历史根源。
不同的自然与历史人文因素共同造就了傈汉两族各具特色的年俗文化。年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给予相应的重视。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是无法丢弃自己的思想文化而独立存在的。在时代大文化冲击下，少数民族更应坚守住自我阵营，对自身文化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积极践行，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各族人民应本着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为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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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李耀丽.汉族“春节”与回族“古尔邦节”中祭祀仪式的文化解读[J].文化学刊，2017（11）：49-51.
②侯兴华.傈僳族历史文化探幽[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215-219.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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