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美林

　　内容摘要：小说《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具有丰富的悖论性，主要包括在三层内涵：“超人理论”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人性善与恶的矛盾以及信仰与理性的迷失。为了更好的表现这三重内涵，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内部的对话来加强其思想悖论的丰富性，而且通过他与斯维德里加伊洛夫两人之间的镜像映射关系来加强其思想悖论的深刻性。对于“如何消融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悖论”这一问题，作者在《罪与罚》中最终给出的答案是“爱”，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探索和追求的道德实践之路。

　　关键词：拉斯柯尔尼科夫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 思想悖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前人主人公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研究并不少，但对于其思想上存在的诸多悖论的研究却不够深入，多只关注其中最明显的“超人理论”或多做“魔鬼与天使”二元对立式的简单化处理，更加忽视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小说中另一人物形象斯维德里加伊洛夫之间的重要关系。

　　一.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悖论的三重内涵

　　（一）“超人理论”与伦理道德的冲突

　　超人理论与伦理道德是《罪与罚》中涉及最多，也是最明显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悖论。

　　在小说中是一个家境十分穷困的大学生，他虽是知识分子，但却处于社会的底层——住在彼得堡贫民区的斗室之中，靠家中母亲的微薄救济勉强维持生活。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中，他将人类分成两种，一种是低等的人，平凡的人，大部分的人类都是这种形式的存在，“只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种则是像拿破仑一样的特殊的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伟大的事业、为了统治社会而存在的。而在他的认知当中，他本质上是拿破仑，所以他急于以杀人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究竟是本就应被统治的“平凡的人”，还是像穆罕默德一样的“天才”？

　　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制约让他不断怀疑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内心的良知与道德在折磨着他，让他变得敏感癫狂，他自愿地“用剪刀把自己跟一切东西和一切人割断了”，i似乎怀揣着对周围一切人和对自己的反感，开始憎恨他们，因为他内心潜意识里传统的以集体性为基础的道德让他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资格与这些“人”为伍。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许多人像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深陷信仰的泥淖之中。他们一方面无法摆脱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无法摆脱人本性对于道德伦理、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又让他们感到迷茫、困惑。跨越原则、不惜流血的“超人理论”和对人伦道德的默许，两种分裂声音的狂人变奏使拉斯柯尔尼科夫陷入真理的泥淖。

　　（二）人性善与恶的矛盾

　　如果说，在决定“要不要杀人”这个问题上，纠缠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是“遵循超人理论还是伦理道德”的问题的话，那么，在杀人这个行为实施之后，当他终于明白自己无法跨越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只是和索尼娅一样的普通人，而不是拿破仑之后，纠缠的他的不是如何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是对“人性善与恶”的迷茫。

　　通过他的梦境和幻觉，我们可以看出他潜意识中将自己的杀人行为判断为“恶”的行为。在他的梦境中，曾经出现一匹年老体衰的驽马，被马夫以年老无用的罪名鞭打致死。拉斯柯尔尼科夫“醒来时浑身是汗，头发都给汗水浸湿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惊慌地欠起了身子。”ii梦境往往是现实的反映，而杀害老太婆的场景曾在他的幻觉中出现了多次，可见他内心对于自己杀人恶行的恐惧。

　　但是同时，无论是在他与索尼娅还是杜尼娅的对话中，他都不曾承认这一恶行，而将他杀人的行为定义为“为了善的目的”。是为了家人的生活不再窘迫，不再被他人所牵制，甚至是为了一种更广泛的善行——拿走老太婆多余的钱，可以解救更多在贫穷中苦苦挣扎的人，杀死一只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虱子，却可以让千万人走上光明的大道——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于自己的“善行”的定義。

　　结合当时俄国的社会背景，其实正是善恶倒行的社会现状，就像在黑暗中永远看不到尽头，才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迷失在人性善与恶的界限中。

　　（三）信仰与理性的迷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对信仰问题的探讨，而在《罪与罚》中，其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同样面临着这一永恒的命题。

　　拉斯柯尔尼科夫曾经质问索尼娅上帝的存在，他试图用理性去评判信仰存在的合理性。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社会还会变得如此的黑暗和不合理，为什么人性善与恶还会颠倒混淆？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于上帝的质疑，也正因为如此，他企图用理性战胜信仰——既然上帝所创造的社会制度不合理，为什么不用理性创造一个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在更完美和更合理的世界。

　　但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却无时不刻不感受到上帝的力量对他的包围，使他陷入深深的不安之中，特别是当他和索尼娅在一起的时候。在他觉得迷茫纠结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向索尼娅倾诉、寻求慰藉。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事实上，索尼娅对于他俨然成了上帝的替代物，是他寻求宽恕的地方。

　　舍斯托夫曾经在他的《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说过：“他（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多少次忘记了自己以及世上的万物而站在可怕的天平面前”“天平的一端盘上放着沉甸甸的不动的‘二二得四及传统的‘自明的全部构成物，他用颤抖的双手急急忙忙给天平的另一端放上‘没有重量的东西——即凌辱、恐惧、喜悦、吉利、绝望、美、未来、丑、奴役、自由以及普罗提诺用‘最受尊敬的一词所包罗的一切。”“并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期待着，看看到底哪一端的重量大。”iii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将理性与信仰时不时地放在天平的两端，并在两者之前动摇，陷入了悖论和危机。

　　二.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悖论的复调展现

　　如上所述，《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的悖论性并非简单的“天使与恶魔”的二元对立，而是以一种多层次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形式展开，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巧的小说艺术密不可分。

　　（一）拉斯柯尔尼科夫自身对话的分裂性

　　《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实施犯罪的整个过程中，心理一直处于十分激烈的斗争状态，不断出现生理、心理上的不适，如出现再次砍击老太婆的头皮，却怎么也砍不掉的幻觉，这些描写都可以看出他潜意识中对于此次犯罪内心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表现主人公这种内心矛盾时，并非像传统作家那样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内部对话，并借助心理描写、语言描写等细节侧面展现，例如我们可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准备前往老太婆家实行谋杀前的心理描写模拟还原成对话形式：

　　（他人：你戴着帽子是不行的！虽然是一个小细节，但是是会影响你的计划的！）“我早就知道了！”他惶恐地嘟囔说。“我也这样考虑过！这糟透啦！这样的糊涂事情，或者一个细枝末节，都会破坏整个计划的！的确，这顶呢帽太惹人注意了……一顶样子很可笑的帽子嘛，所以它引人注目……（他人：那你打算怎么做呢？）我那破烂的一副得配一顶制帽才好，哪怕是一定薄饼样的旧制帽，只要不是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就行。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里外就会引起注意的，在人们的心里留下印象……（他人：在人们心里留下印象又如何呢？）

　　通过补全之前所隐藏的他人话语，不难发现，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实施杀人的途中，不断地在臆想着来自外界的声音，一顶并不起眼的帽子，却让主人公的内心产生了如此大的波澜，在反复与“假想敌”的“拉锯”当中，他时而对自己提出质疑作为退缩的借口，时而又说服自己计划的实际可行，不断地在自己的矛盾心理中找到平衡。正是通过这样内部对话的细节，主人公的思想悖论性也一览无余。

　　（二）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思想的镜像映射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往往习惯力图把所有共存于一时的矛盾，看成为某个统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将所有他能掌握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生活材料，都力求组织在同一个时间范围里，通过戏剧的对比延伸地铺展开来。陀氏观察和思考自己的世界，主要是在空间的存在里，而不是在时间的流程中。iv

　　而在《罪与罚》中，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可以看作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个镜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次杀人事件“跨过去”之后，在未来的映像。拉康说：“事实上，虚的主体，由虚构的眼睛所反观，即我们所说的他人，他人就在此，在他人眼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自我，在我们之外，以人类的形式出现。”v

　　而在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身上，拉斯柯尔尼科夫也确实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曾向杜尼娅阐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而事实上，他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相信“超人理论”，在他们的身上都体现了极端个人主义与宗教道德的矛盾。而他们的不同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无法“跨越”，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则“跨过去了”，他先是利用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对他的爱情，然后直接或间接地害死了她，成为了一个富有的鳏夫，心安理得地利用她的金钱满足自己的欲望，成为“奴隶主”。

　　所以，两者之间所发生的种种纠葛，可以看作是“自我”和“镜像”之间所存在着的一种共时对话关系。从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最终自杀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此时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越过了道德的界限，在将来，他仍将面临同样的困境，仍将陷入同样的关于超人理论与道德伦理、关于人性善与恶、关于理性与信仰的悖论中去，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悖论的深刻性。

　　三.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悖论的消融与审美价值

　　“越不过去”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面临着来自良心、社会道德、信仰的种种压力，而“越过去了”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在未来仍然面临着同样的考验，最终落得自杀的局面，那么究竟如何消融思想、道德、信仰上的种种矛盾，获得心灵的平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结尾这样评价《罪与罚》：“不过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是他逐渐熟悉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新的现实的故事。”vi的確，《罪与罚》中的人物都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在作者所展示的让人窒息、让人无路可走的社会中获得新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经历了极端个人主义与宗教道德的双重标准的折磨下，终于获得了他的新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年9月写给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我的小说还暗示一种思想，即法律所规定的对罪犯的惩罚对于犯人的威慑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设想的轻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vii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选择自首，决不是因为法律对他的约束，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他所蔑视的。相反，他是希望用法律的苦行来减轻他道德上的折磨，这是陀氏贯穿在他的小说中的宗教思想，正如他在《作家日记》中阐述的那样：“俄罗斯民族最主要、最根本的精神需要是不断的、不可遏止的、随处存在的对苦难的需要。俄罗斯人民的幸福中甚至一定存在着苦难，否则幸福对于他来说就是不圆满的，俄罗斯人民似乎在享受着自己的苦难。”viii做苦工叫他感到高兴，但是他却仍然无法“爱生活、珍惜生活”——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而将自己的唯一罪过归结为没能经受考验，没能跨越过去。所以法律并没能拯救他的灵魂。

　　同样的，索尼娅的宗教也没能拯救他。当她跟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来到西伯利亚时，她的宗教却并没有感化他，反而让他觉得厌恶反感。

　　究竟是什么拯救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他借用自己的镜像——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自己做了回答：“我跟您谈谈，一个女人怎么，用您的说法，怎么“救了”我？这甚至就是对您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因为这个女人就是令妹。”ix

　　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可以说是“同一个人”，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获得了新生，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最终则在“阿喀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面前自杀，这是可以看作是对他的“超人理论”的一种讽刺。而造成他们不同结局的原因是——爱。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虽然好色荒淫，但是他对杜尼娅的感情虽然不可否认地掺杂着情欲，却几乎可以看作是爱，当杜尼娅用“你”代替了“您”称呼他，他为自己渴望中的得到的爱情“颤栗了一下”，而当杜尼娅回答永远不会爱他的时候，对于得到爱情的绝望也彻底熄灭了他的心，彻底斩断了他获得新生的希望。

　　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重生也恰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索尼娅的爱情之后，之前没有得到解答的关于理性与信仰之间的问题因为爱而变得不再需要答案，让他感到一切，就连他犯的罪，就连判决和流放都仿佛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生活取代了雄辩，思想意识里应该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x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新生。

　　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作为两个分身共同展示了“超人理论与道德伦理”“人性善与恶”“理性与信仰”等永恒的悖论，又从相反的方向对这一矛盾做出了同一个解答，而这解答不是法律、不是宗教、而恰恰是人性中最真实的爱。

　　法兰西学院的研究者、外交官伏居耶曾经在《俄罗斯小说》中《忍耐的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章中说：人们可以称陀氏为哲学家，圣者使徒，苦恼的安慰者等等，但每一單独称呼都是不充分的；陀氏具有双重性格，那就是“慈善修女的心和宗教大法官的精神”。xi陀氏的救世思想，与其说是宗教，倒不如概括成更有普世价值的“爱”，而这也仍给予当时社会以启迪。

　　参考文献

　　[1]（苏）M·巴赫金，白春仁 顾亚铃.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59．

　　[2]赵桂莲．漂泊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注 释

　　i非琴译，（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ii（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58页。

　　iii董友等译，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iv白春仁 顾亚铃译，（苏）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9页。

　　v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8页。

　　vi（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600页。

　　vii冯增义 徐振亚译，（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viii张羽、张有福译，（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61页。

　　ix（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516页。

　　x（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600页。

　　xi伏居耶：《俄罗斯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第267-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