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乐

　　内容摘要：契诃夫出身卑微却有着极强的自尊心，这与当时俄国的奴性社会格格不入，于是他寄希望于作品，渴望唤起人们的自我与自尊。《在钉子上》、《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是契诃夫经典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皆为官奴，他们有着各自的特性，但又有着共同的奴性心理。在小说中契诃夫采用了一贯的讽刺手法，讽刺了奴性十足的官奴们。研究发现，这些官奴的奴性心理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他们的祖祖辈辈都被沙皇洗脑为沙皇服务，从小受着东正教的熏陶，变成了宗教的傀儡，更为致命的是他们被当下严酷的官吏制度所束缚，想要生存就不得不屈服于权力。

　　关键词：契诃夫 官奴 宗教 官吏制度 沙皇

　　契诃夫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分布于各行各业，有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妇女等，但我认为最富有时代气息的非官奴莫属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沙皇封建专制独裁统治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契诃夫笔下的官奴正是位于这个时期官僚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小官吏。透过契诃夫笔下官奴的现实主义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到官奴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从而了解到等级社会的黑暗。

　　官奴是时代的产物，他们有着不同的躯壳却有着相同的灵魂——封建专制思想。他们是封建专制的守护者，是时代迂腐的象征。本文旨在通过深挖官奴的特点以及官奴产生的原因，更好地理解契诃夫想要透过作品所传达出的“觉醒”。

　　一.契诃夫笔下官奴形象的特征

　　（一）官奴的定义

　　官奴，最早出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在这里的解释是没入官府的奴隶，是指一种古代职业。本文所论述的官奴主要突出“奴”的特性。在此论文的写作中，我称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些小官僚为官奴，他们是封建思想和专制主义的守护者。所以在“没入官府的奴隶”这层意义上我做了些改变，本论文所提到的官奴是一群披着公务员的外皮，被封建专制所奴役的官僚。

　　（二）官奴形象的特性

　　1.奥楚蔑洛夫——见风使舵

　　《变色龙》的起因是狗咬人人断案，但这件极简的小事惊动了警察，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审判戏。

　　奥楚蔑洛夫警官在得知首饰匠赫留金受了委屈后，义正言辞地说要为赫留金做主。[1]看到这里，大家定以为奧楚蔑洛夫是个正义的警察。可故事反转，当有人说这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时，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脱大衣的行为完美诠释了奥楚蔑洛夫的慌张心理，为什么慌张？是因为狗主人是席加洛夫将军，他得罪不起。不过好在他足够“机灵”，立马转变了他的态度，开始质疑赫留金。随着身边的巡警对狗主人的指认，奥楚蔑洛夫的态度也不断的在变化。事件一直持续到了将军家的厨师来才得以结束，不过这个结束也极具戏剧性，厨子一出场直接否定了是将军家的狗，“既然普洛诃尔说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可哪料厨子的话只说了一半，“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奥楚蔑洛夫立刻开始同情小狗“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小说结尾奥楚蔑洛夫还给赫留金留下一句恐吓，与刚开始的义正言辞形象截然不同。在不知道狗主人是谁时，他“正义凛然”；在面对狗主人身份尊贵时，他阿谀奉承。五次态度的转变，揭露了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的丑态。

　　2.切尔维亚科夫——惶惶不可终日

　　打喷嚏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可小说中因为却一个喷嚏引发了一场悲剧。小说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在打喷嚏时不小心把唾沫星子溅到了文职将军的身上，出于礼貌，和将军道个歉是应该的，但三番五次的道歉，反而引起了将军的反感，导致自己在变态心理中死去。[2]

　　切尔维亚科夫的死很突然但却并不意外深。第一次道歉后，“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这种内心的是恐慌一直持续着，“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于是开始了他的第二次道歉，这次道歉虽然获得了将军的原谅，却把将军惹得有些许不耐烦，这时切尔维亚科夫的恐慌也升级了，他开始过分解读将军的表情，他觉得将军眼里有一道凶光，怕将军日后还是会怪罪于他，甚至还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在妻子的建议下他端正了着重，开始了第三次道歉，将军直接称他胡闹，此时的切尔维亚科夫脸色发白，但他还是坚持等到所有人都走了继续和将军道歉，将军哭笑不得，关上了门。第四次的道歉彻底惹恼了将军，切尔维亚科夫也被吓死。故事发展层层递进，将军从不在意到不耐烦到恼怒，切尔维亚科夫也从担忧到惶恐到死亡。切尔维亚科夫完美的演绎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物形象。

　　3.斯特鲁奇科夫——不知羞耻

　　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愉快的宴会，却因为钉子上挂着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和他的同事们两过家门而不敢入。这些帽子意味着什么？会让文官们面面相觑，脸色发白？原来这是他们长官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的妻子长得俊俏，所以吸引来了长官来家里“做客”。当斯特鲁奇科夫第一次见到帽子时，他非常大度的选择离开，和同事去小饭铺等着。第二次见到的时貂皮帽子，他听到了妻子与帽子主人普罗卡契洛夫的对话，“这么一个猬琐的人家里却有个漂亮老婆！”，“痴人有痴福嘛，大人！”。[3]但即便受到这种侮辱，斯特鲁奇科夫还是选择离开。当同事开始安慰他时，他却说他并不伤心，只是肚子饿的慌。最后到家时，面对干瘪的馅饼，冰冷的白菜汤，烤焦的鹅，他却还时吃的津津有味。面对妻子的背叛，长官的侮辱，斯特鲁奇科夫始终不以为然，甚至还把长官的这种“光顾“妻子的行为当作”临幸“自己的标志，除了不知羞耻，或许找不到第二个词语更适合他了。

　　（二）官奴形象的共性

　　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是对于大人物的恐惧，切尔维亚科夫的惶惶不可终日市出于对大人物的恐惧，斯特鲁奇科夫的不知羞耻也是出于对大人物的恐惧。这些看起来性格迥异的小人物有着共同的特点——奴性。

　　在数百年的沙俄专制封建统治下，长期的人性压制，使得奴性在人心中已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官僚等级制度这样一个价值观扭曲，却又早已坚不可摧的体系里，有着它自己的法则：权利至上。作为最底层的小官员和奴隶一样，在庞大而复杂的官僚系统中，他们是需要为高级长官服务的奴隶，他们没有选择权，在他们的世界权力就代表着一切，他们无条件服从于长官，服从于权利。完全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行尸走肉。[4]

　　二.官奴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歷史因素

　　根植于官奴心中的奴性是经过历史沉淀而遗留下来的病态的思想意识。俄国的专制主义在17世纪和18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取代了伊凡三世建立在拜占庭式传统的莫斯科公国政府。专制制度的建立也就意味着权力的高度集中，沙皇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大权集于一身，成了最高权力的象征。[5]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于沙皇，因为他有最终裁决权，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形同与人们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单一的强调服从精神的意识形态对整个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毫无疑问是有益的，但对于人民的人权来说是绝对的轻视。没有人权，人民沦为沙皇的奴隶，政治的奴隶。

　　15世纪农奴制逐步开始发展起来，一些拥有土地的王公贵族逼迫着农民为其劳动，农民被迫陷于被奴役的地位，丧失了自由，并时常受到地主的剥削。到了17世纪中期，俄国农奴制正式确立，它把社会最低层劳动者归类为奴隶。并且为了保护地主的权益，明令规定地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负全责，在领地内可以对农民施加酷刑而不受法律的约束，并且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这样一来，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都依附于地主。到了18世纪中叶，沙皇政府规定地主有权任意对农民进行买卖和赠送，农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权的。

　　18世纪俄国等级制度迅速建立，主要分为四个等级：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等级制度严格地将人分为了三六九等，并且等级的权利世袭，那么对低层次的人来说是很难实现翻身的，正如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出生贵族的作家可以毫不费力气得到东西，平民百姓需要以青春做代价的方式获……”在他的这段话中，明显在诉说着等级社会的不公，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农奴的后代需要“从小受的教育是服从长官，亲吻神的受，崇拜别人的思想”。由此可见，低层次的人民对生活是没有选择权，并且是出生那一刻就注定没有。他们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不难理解在那个时期除统治阶级外，其他平民都被这种等级制度所奴隶。等级制度的确立无疑加深了奴性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严酷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奴性意识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这也导致在制度改革后，还存在一大部分人仍旧无法改变奴性思维。[6]

　　（二）宗教因素

　　早期的俄罗斯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为了巩固政权，避免人民的不满与暴乱，统治者们选择了与宗教合作，利用宗教来统治人民。从此，宗教的毒性开始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他们开始沦为了统治者的奴隶，走上了一条奴性的不归路。

　　东正教是当时人们的必选项。首先，当时的俄国社会大多数都是穷苦，愚昧之人居多，他们的生活看不到希望。于是，宗教信仰变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其次，东正教是那个时期最大的宗教团体，它始终处于垄断地位，因为有沙皇的鼎力支持，给予了教会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面对这样一个有特权宗教，人民没有多余的选择。最后，宗教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人们肤浅地认为上帝是关心穷人，体恤苦难的。把苦难修行看作为对上帝的虔诚，罪孽深重的人只要拜神就可以得到原谅。综上所述，东正教已然是那个时期人们的不二选择。

　　作为政治的附庸，东正教所传达的思想一定是有利于沙皇的。东正教信仰的是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认为上帝统治着众生。同时它所传达的理念是“君权神授”，认为君王是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因此君王的地位等同于上帝，人民应该像服从上帝那样服从君王。所以民间也就有了许多谚语——“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总而言之，宗教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想要人民成为沙皇的奴隶，让这种服从意识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定向思维。东正教对人们思想残害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它反对人权思想。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曾批判了东正教会不给非斯拉夫人人权。东正教将人权视作为一种威胁，它认为人的行为应受宗教道德束缚，过多的关注人权会导致人变得世俗化，进而可能导致人们的信仰丧失，不利于宗教的发展。于是，东正教始终以自己的信仰统治着人们，单一的思想形态造成了人们思想的落后，丧失了尊严、自由和人权，奴性心理根深蒂固。

　　宗教和政治的合体，稳固了政治，却残害了人民。单一的意识形态使他们沦为宗教的奴隶，沙皇的奴隶，制度的奴隶。在他们的宗教意识中，服从沙皇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上帝服务，也为沙皇服务。

　　（三）现实因素

　　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国家机构不断扩展，官员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19世纪官吏数量比人口数量增长快7倍左右。基于这种大规模的增长，国家开始细化公职人员的职能，明确划分成各个管理领域。于是，在1722年1 月24日颁布了《官吏表》，《官吏表》的颁布，产生了一个新兴的贵族——服役贵族，简而言之，每位官职人员都需服从于沙皇。在这样的制度下，渐渐形成了一种君主与奴仆的关系模式：个人的仕途与生命完全依附于沙皇的意愿与恩赐。《官吏表》强调的是服从，对于那些违反制度的人，面临的不只是丢了官职那么简单，还要受到一些严厉的惩罚，甚至是死刑。[6]

　　《官吏表》规定了统一的官阶制度，确立了严格的职位等级。官吏的官阶共14品，不同阶级，他们工资待遇也是不同的。上层官吏的俸禄丰厚，同时还享有租金和各种补贴，并且他们多为大地主，极为富有。而下层官员的工资十分微薄，有的甚至难以维持家庭的生计，无法保障生活。并且较底层的小官员不仅要服务于沙皇，还要服从与他的上级领导，因为上级领导有决定他们的仕途的权力。[7]官吏的晋升与社会等级是相联系的。贵族在晋升中是处于有利地位的，比如从9品升8品，贵族出身者需要8年，非贵族出身者需要12年。这一严格的等级制度让很多平民的晋升变得十分困难，使国家管理的领导权被贵族牢牢把握在手中。当然，文化程度也占有很大的因素，但观察发现，贵族受教育的占比是最大的，所以这其实还是倾向贵族利益的。通过以上这两小点因素可以看到严格的等级倾向。作为大多数的小官员来说，这种等级倾向缩小了他们晋升的范围，所以他们只能在底层游走，也因此他们不得不处处仰人鼻息。

　　同为底层人物的契诃夫总是会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许多共鸣，就像契诃夫所说“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挤出去”，所以他在小说中塑造了无数奴性小人物，他希望通过这些小人物使每个人都能识到自己的尊严，深刻明白血管里的血液是为你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流淌的，而不是奴隶。他把这份渴望凝固在小说人物中，又透过犀利而又幽默的语言诉说着他渴望。

　　宗教的侵蚀，历史的禁锢，现实的打压造就了契诃夫笔下的官奴。他们是一群受封建思想所洗礼，为现实生活所逼迫的奴性小官员，他们丧失尊严，心理扭曲，见风使舵，几乎是当代合格官员的典型反例，但他们却是历史最真实的写照。契诃夫对这类人物的塑造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艺术创作，而是契诃夫对整个社会的讽刺，对自我的向往和对唤起人们心中的那份自尊的渴望。

　　参考文献

　　[1]张建生.《变色龙》的人物形象及讽刺艺术探析[J].语文建设，2016（10）：37-38.

　　[2]孙维新.他在变态中死去--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变态心理分析[J].作品赏析，1995（1）：76.

　　[3]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朱宪生，冯家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311.

　　[4]惠继东.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庸俗主题论——以《醋栗》、《姚尼奇》、《钉子上》和《宝贝儿》中的小人物形象为例[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1）：32-39.

　　[5]冯远.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1.

　　[6]徐金秋.俄国国家机构和官员制度（19世纪一20世纪初）[J].吉林：吉林大学，2008：393.

　　[7]张广翔，刘文山.19世纪俄国官吏研究[J].史学集刊，2001（1）：64-70.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