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雨

　　内容摘要：于1942年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山月记》是日本作家中岛敦久负盛名的作品，取材于中国唐代李景亮的小说《人虎传》，讲述了主人公李徵虽荣登虎榜却因性格清高、不堪屈膝于恶俗的官场，最终因自我撕裂而变成老虎、偶遇挚友袁傪的故事。中岛敦虽然被称作“艺术抵抗派”、坚持文学的自立性，但是仍然能够从行文中发现其对时局的映射，本文试图结合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从“政治与文学”、“战乱与南方”以及“《山月记》的教材化”三个方面来分析该小说中隐含的中岛敦抵抗战争的艺术姿态。

　　关键词：中岛敦 《山月记》 艺术抵抗 教材化

　　《山月记》是中岛敦于1941年4月左右完成的处女作《古谭》4篇（《狐凭》、《木乃伊》、《山月记》、《文字祸》）中的短篇小说之一，于1942年2月同《文字祸》一道发表在杂志《文学界》上。[1]该小说被公认为取材于中国唐代文人李景亮的小说《人虎传》，讲述了唐朝天宝末年主人公李徵虽然荣登虎榜但是因为性格清高、不堪屈膝于恶俗官员而辞官，后迫于生计而再次踏入官场，最终因自我撕裂而变成老虎、偶遇挚友袁傪的故事。该小说为描写中国唐朝题材的传奇小说，与战时日本宣传国策文学的时局显得格格不入，虽然中岛敦被广泛承认为“艺术抵抗派”作家、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但是无法断言其行文中丝毫未流露出对现实的思考。[2]特别是该小说在战后被选作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课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环的举措，因而探究作者在战时体制下的艺术姿态是颇具意义的。

　　一.《山月记》的先行研究概览与问题意识

　　日本的《山月记》研究从1950年代便开始了，包括分析李徵的人物形象、小说的技巧与结构、语言分析、教材化与国语教育、自我与他者、中日比较文学、怀疑主义、作品成立考察等。进入平成以后，考察的范围进一步深化，如天野真美从战争的角度对《古谭》四篇进行分析，将其归纳为与“言论统治”和权力相关的“历史”故事。[3]川村凑与小森阳一等著名学者尝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深度解读中岛敦文学[4]。山名順子通过对时代的考察，分析了《山月记》与战争的关系等。[5]

　　國内的《山月记》研究相对起步较晚，在1980年至2010年期间学术成果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与原著《人虎传》的对比分析、不安意识、他者与自我等方面。其中王新新开始将《山月记》与中岛敦的战争抵抗态度联系起来。[6]2010年后相关研究明显增多，视角呈现多元化，开始出现从文化和历史语境分析文本的倾向。如郭勇注重从文化语境来还原文学文本生成的路径，科学地揭示了中岛敦文学的生成机制等。[7]马英萍从历史语境对《山月记》中的时间设置、不完美诗作及“诗”的含义等方面进行考证，分析了中岛敦在战时体制下追求的文人姿态。[8]

　　由上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对《山月记》的研究都逐渐摆脱作家“自我”的世界，开始以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文学文本，但是结合小说文本对战时体制下中岛敦艺术姿态的分析仍显不足，如马英萍的分析重点为从《人虎传》与《山月记》的互文性，对历史语境的探究尚且留有余地。因此本论文将基于先行研究，结合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从政治与文学、战乱与南方及《山月记》的教材化三个方面来分析《山月记》里中岛敦的战争态度，试图展现更为完整的作者形象与作品世界。

　　二.政治与文学

　　唐朝天宝年间与开元二十五年诏中对文学之士的严格要求不同，诗歌在当时对提高声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学之风盛行，诗赋已成为进士录取的重要标准之一，进一步拓宽了文学取士的仕进之路。[9]曾被誉为“乡党之鬼才”的李徵在诗词方面颇具才华、博学多识，故而能够年纪轻轻便荣登进士。当时由于经济发展，应科举者不断增加，然据记载每年进士及第者不过三十人，且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从进士及第的难度可见李徵出众的能力。虽然进士是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当时出现了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趋势，许多文学之士在时政与史学方面的知识稍显不足，政治事务方面也亟需吏干之才，因而吏干之才相较文学之士更容易获得晋升。且文官多由吏官选举，加之时任宰相的李林甫原本出身吏官，为维持个人权势，有压制文官的倾向，故而文官的晋升之路往往面临重重困难。[10]李徵在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江南尉，即江南县尉。唐朝最高为京县，江南县相对远离政治中心，进一步增添了晋升的难度。县尉为县令的佐官，俗称“少府”，主要的工作任务为催征课税、追捕盗贼等。[11]这些吏官的事务对于以诗文为傲的李徵来说可谓无法尽其才。加之其性格清高，不甘随稗官贱吏之流，不久便辞官归去。从中可以看出，李徵虽然厌恶官场，认为该官职职称过小，但是仍然怀揣一定的政治抱负。奈何高压的时局无法让他在官场发挥自身所长、扬名立万，遂转而一心扑向诗歌创作。然而生活的压力迫使他做出让步，体现出文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给李徵带来的压力。李徵成虎这一戏剧化的情节便是该冲突的具体化和聚焦化。

　　反观《山月记》的创作期，小田切秀雄指出，随着近卫内阁的重组，日本国内便开始实行严格的言论管制，[12]利用文学打响战争宣传战。1938年8月24日日本内阁情报部公布了选派文艺家协力国策的计划，林芙美子等入选的“笔部队”成员前往日军侵华前线取材，为宣扬“圣战”、鼓舞军民撰写国策文学，以狭隘的“文学报国”观念为军国主义服务。而矢内原忠雄等发表反战言论的学者被调查、石川达三等创作出反映日军暴行作品的作家遭到查处，文学界可谓弥漫着白色恐怖。《山月记》正是完成于该时期，其以中国古典小说为原型的“翻案”体裁显然与江户时代上田秋成等“翻案”的读本小说在意义上有很大不同。江户时期，中国传奇小说给日本文学界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在战时体制下，尤其在1938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的魔爪进一步伸向内地，中国早已不再被日本视作老师，“翻案”中国题材的小说一方面与国策文学“文笔奉公”的要求显得格格不入，一方面颇具讽刺意义，“作者刻意接近古代传说的姿态恰恰显示出其对现实的漠视。”[13]王新新认为中岛敦借用中国古典进行抵抗表现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14]在此意义上，《山月记》的创作可以看成作者的一次反抗。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文学成为了被压制的对象、沦为了战争宣传的工具。中岛敦曾批判过“文学报国”的观念：“我从未考虑过在作品中沾染时局色彩，更没想过文学能够为国家服务。”[15]1941年6月28日，中岛敦前往帕劳科罗尔的“南洋厅”担任殖民地“国语”教科书编修书记，胜又浩评价中岛敦在南洋的境遇完全是《山月记》的世界。[16]一方面中岛敦哮喘的病情加重致使工作无法继续，另一方面他虽然为生活所迫担任官职，却对官场作风深恶痛绝，并且无法认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与主流政治形态格格不入，故而无奈辞官。[17]文学于李徵和中岛敦而言是最为重视和引以为傲的存在，虽然也曾为生活所迫而放弃从事文学的道路，但是最终他们不为政治形势所迫、选择坚守初心，这份难能可贵的品质使得《山月记》成为当时文坛中一抹亮眼的色彩。

　　三.战乱与南方

　　天宝末年是本篇小说中唯一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点，交代了全文的时间背景，而以乱世或战争作为舞台也成为《古谭》四篇的共通点，[18]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史之乱始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历来被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据此分为唐朝前期与后期。据考证：“安史叛军从幽蓟南下，所过残杀，致使河南、关内、淮南诸道百姓大量出逃。”[19]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遭到巨大破坏，大量百姓逃往南方避难，南方在战乱的背景下具有庇护和安定的意义。唐代诗人郎士元在安史之乱中避难江南，留下了如下诗句：“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惟有夜猿啼海树，思乡望国意难堪。”其中“避地衣冠尽向南”一句正是揭露了当时赴南避难的情景，“思乡望国意难堪”也道出了因战乱而产生的无法抑制的思乡之情，从侧面表现出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危机。《山月记》文中共提到了4次与南方有关的地方：1次是李徵被任命为江南尉，1次为袁傪从南方归来，还有2次为岭南。“虽为厚颜之请，还望君怜妻儿孤弱，施以援手以使其免于饥冻于途。如蒙首肯，则重恩莫过于此。”[20]（笔者译）李徵嘱托袁傪从南方归来后，尽可能地照顾他的妻儿，以免让他们冻馁于路旁。这一方面展现李徵人性的一面，与变成老虎后残暴的兽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不够安定的社会环境。同时马英萍指出岭南具有极强的暗示意义，将袁傪南下与“南选”联系起来。[21]除此之外，安史之乱中大量逃难者主要涌向淮南、江南、岭南等地的现象也值得注意。“岭南”作为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变动频繁的地点，[22]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作为监察御史的袁傪南下的目的。唐代御史监察机制较为完备，监察御史的主要职责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23]可谓天子的耳目，具有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作用。此次袁傪南下极有可能与战乱人口迁徙后官员变动的情况相关，负有监察地方的责任，这从侧面映射出当时动荡的局面。

　　由上可以看出《山月记》中隐含的战乱与南方的关联。而这两大关键词也与当时中岛敦创作该小说的背景息息相关。郭勇指出中岛敦对南方怀有热烈的向往。[24]红野敏郎也曾提到：“中岛敦的文学有两极，一个是对中国古典的关心，一个是向往南方的梦。”[25]（笔者译）一方面，中岛敦出身汉学世家、汉学素养深厚，关于南方美景的描写可以在其许多作品中找到，如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光风梦》中，中岛敦充分表达了对南洋的向往。另一方面，中岛敦患有严重的哮喘，其病情在1939年进一步恶化并前往热海等地旅游疗养。[26]温暖的南方于他而言不仅是身体上的疗愈之所，而且是心灵避风的港湾，这与他在1941年7月前往帕劳南洋厅有着直接的关联。同时随着日本华北政策阴谋的不断推进，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中岛敦曾怀着热烈的憧憬于1936年8月前往中国南方旅行。在战争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他在游历完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后，留下了和歌集《朱塔》。[27]其中有描写江南美景的部分，如“朝曇り西湖のおもて白々と「西施が淡き粧ひ」をする”（清晨雾蒙蒙、西湖白茫茫、恰如西施带淡妆）（笔者译），也有描写紧张战局中人间百态的部分，如“振り切りて人力車走らする後背より叫び駆せくる乞食の群れ”（奋力奔走的人力车后、紧跟着一群高声乞讨的人）（笔者译）。“昨日今日蘇州爆撃と聞くからにあはれ張氏は如何しつらむ”。（听闻昨日苏州遇袭、不知张氏境况如何。）（笔者译）其中可以看出作者在逐梦南方的路途中，战火给他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侵华战争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不断吞噬中国南方，上海、南京、徐州等地相繼陷落，曾经游历过的江南美景已然被彻底地毁灭在战火之下，联系《山月记》的创作背景，原本在安史之乱中安定的长江以南地区似乎也丧失了庇护的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暗含作者对时局的关切以及对战争残酷性的不忍。

　　四.《山月记》的教材化

　　日本战前与战中的教育方针主要依据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强调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稳定社会与遵守道德，其中体现的皇权至上的思想可谓日本侵略战争中军国主义的来源，该方针于1948年6月被正式废除。日本战后的教育始于1946年3月颁布的《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28]刻上了美国反对军国主义与中央集权、强调个人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烙印。但是相关教育政策实施的基础和主体仍然是日本政府。在该报告中关于国语改革的部分为“提倡完全废除汉字，采用拼音系统和罗马字”。[29]同时，受到该报告的影响，1947年日本出版了《学习指导要领一般编》并于1951年予以修订，贯彻了民主主义原则。

　　日本文部科学省主要负责国语教科书的检定工作。关于国语教科书课文的选择标准，山本真一郎认为主要根据《学习指导要领》等文件，包括语言精准、内容充实深刻、体现教育价值等。[30]即除去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之外，还需要考虑作品的教育意义。同时红野谦介指出：“‘国语课的教育内容对民众国家和历史的无意识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1]国语教科书课文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政府的价值导向，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导致作品价值的脸谱化与畸形化。

　　《山月记》由胜又浩与岛内景二胜向西尾实推荐后，于1951年首次被采用为高中国语教材。[32]该小说与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夏目漱石的《心》以及森鸥外的《舞女》一道被称作“四大固定教科书”，不随时代标准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山月记》采用汉字与和文夹杂的文体且汉字比例远高于和文，整体而言比较晦涩。这与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中的要求恰恰相反，且在《学习指导要领》中专门设置了国语汉字一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汉字在国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日本的“叛逆”意识。

　　关于《山月记》的入选原因，小森阳一强调：“因为中岛敦没有去写所谓的战争协力文学，所以他的作品能够在战后被选作课文。”[33]《山月记》展现出中岛敦在战时背景下“超然”的态度，被称作“艺术抵抗派”，既没有宣传军国主义又没有在作品中直接控诉战争的丑恶。这一方面可以展现日本在教育领域“改过自新”的面貌，另一方面似乎也悄然地为日本淡化罪名。对此川村凑指出日本政府在选择教科书方面对战争的反省还不够深刻。[34]虽然目前日本有部分研究者倡导将社会和历史背景导入文学教材以培养学生的感知力，如日渡正行认为要引导学生思考为何中岛敦要在日本殖民时期将舞台设置在中国遥远的朝代这一问题，[35]从而加强学生对历史背景的反思，但是绝大部分的教案仍然执着于单纯分析文本，将《山月记》限制在单一的文学框架内。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文本的历史，传递着叙述者当下的价值观，当残暴的战争行为不再被撰写时，其犯下的罪行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淡忘。然而，根据历史语境与小说文本相结合的方式还原文学作品的创作环境，我们仍然能够在《山月记》中发现中岛敦反对战争的蛛丝马迹，感受到当时高压的局势给文学家们带来的压力，去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由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不论是政治与文学的冲突，还是战乱与南方的关联，《山月记》中呈现的世界与中岛敦的处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徵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拒绝同流合污的气节反映出中岛敦坚守超然的文学姿态、不屑迎合国策的品质，文中对时局的暗讽也充分展现出作者批判战争的艺术姿态。而《山月记》的教材化虽然表现出日本政府想要宣传和平的意识，但是仍然存在淡化历史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山月记》内涵的分析与探究不仅是为了回顾过去，更是为了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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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野真美.「戦時下の「古譚」――言葉と権力」（『早稲田大学 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国語·国文学）』、1995（44））：p.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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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山名順子.「中島敦『山月記』を読む——時代を見つめる作者の眼（一）」（『川村学園女子大学研究紀要』、2016）。

　　[6]王新新：《中岛敦与日本战时文学“艺术抵抗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7]郭勇：《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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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小田切秀雄.『日本現代史大系 文学史』（東洋経済新報社、196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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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新新：《中岛敦与日本战时文学“艺术抵抗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5]中島敦.「章魚木の下」（『中島敦全集3』、筑摩書房、199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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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郭勇：《中岛敦研究――“越境”的文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9页。

　　[18]赵杨：《太平洋战争下的‘正义之歌――中岛敦<弟子>論》，《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19]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20]中島敦.「山月記」（『中島敦全集1』、筑摩書房、1993）：36。

　　[21]马英萍：《论日本战时体制下中岛敦的文学姿态》，《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2]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23]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24]郭勇：《中岛敦研究――“越境”的文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9页。

　　[25]中島敦、嘉村礒多、梶井基次郎. 「中島敦年譜」（『現代日本の文学Ⅱ7』、学習研究社、1976）：432。

　　[26]中島敦、嘉村礒多、梶井基次郎. 「中島敦年譜」（『現代日本の文学Ⅱ7』、学習研究社、1976）：432。

　　[27]中島敦、嘉村礒多、梶井基次郎. 「中島敦年譜」（『現代日本の文学Ⅱ7』、学習研究社、1976）：432。

　　[28]梁忠义：《日本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2页。

　　[29]梁忠义：《日本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23页。

　　[30]山本真一郎.「教科書と文学」（『日本文学』、2015）。

　　[31]小森阳一、高桥哲哉著，赵仲明、陈高峰等译：《超越民族与历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32]佐野幹.「中島敦「弟子」の教材史研究：「中等国語二（4）」を中心に」（『全国大学国語教育学会国語科教育研究：大会研究発表要旨集』、2010）。

　　[33]转引自郭勇：《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34]川村湊.「「日本語」で書くということ」（『日本文学』、2001）。

　　[35]日渡正行.「歴史·社会を踏まえた文学教材の読解：「最後の授業」「山月記」「舞姫」」（「研究紀要/東京学芸大学附属高等学校」、202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