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妍

　　内容摘要：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在其作品《坠落的人》中描摹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体验中获得最本真的生命体验，以此抵御所引发的精神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所导致的社会效应。唐·德里罗先借用了主流媒体的刻板思维，继而以小说中人物的视角，对精神危机进行了“亲历性”处理，使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事件进行了深度思考。唐·德里罗揭示了“危机”相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感官体验与心理层面的属性。唐·德里罗通过危机书写这一载体，最大限度激发了人类的成长，成功使人物趋向理解、和谐与融合的成长方向，寻求平衡与救赎的反思。

　　关键词：唐·德里罗 后现代现实 精神危机 身份危机

　　2001年，9/11事件使得美国社会陷入噩梦。厄普代克、罗斯、品钦和唐·德里罗等美国作家们在这次袭击事件的背景下写出了一系列的9/11主题的文学作品。而且它们已经成为了21世纪英语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群类，即9/11文学或后9/11文学。在唐·德里罗不同创作时期的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保留着对后现代人类精神危机的认识与反思，而且早在9/11袭击发生之前，他就已经着手书写并挖掘人们的内心世界。他的诸多作品中《坠落的人》被评论界称为是唐·德里罗的9/11小说定义之作。

　　“9/11”事件发生后，唐·德里罗在他的作品里频繁地重申文学的“反叙事”特性。他认为文学创作应“放下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到人性的基本层面，给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包括世贸中心幸存者和劫机犯）以言说和哀悼的权力”[1]。《坠落的人》可以用2个关键词来概括，即亲历性和反叙事特性。危机书写具有鲜明的思辨性和反思性，这正是唐·德里罗的作品在美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不断被发掘被阐释的要义所在。

　　一.创伤与伦理中的精神危机

　　在《坠落的人》里，唐·德里罗竭力描绘了民众的精神危机。这也是袭击之后美国媒体大肆渲染的结果，使得事件之后的人们一直处于精神危机的边缘。

　　在西方文化里宗教一直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9/11事件对人们的影响之一是对传统宗教的冲击，人们开始质疑上帝。在《坠落的人》中有不同的人与上帝对话。人们在传统的宗教信仰里已经无法找到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从而产生精神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并发出灵魂拷问“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上帝到底在哪里？”[2]民众的惶恐与困惑随着9/11事件倾泻而出。人们在悲伤中，精神世界逐渐坍塌。甚至虚幻的认为：“我离上帝更近了，比以往更接近，将要更接近，应该更接近。”[2]

　　小说中基思无数次地不断更迭选择中表现出自己的精神困惑。由于家庭观念的迥异，基思选择与丽昂分手。基思选择了保护家庭利益而放弃自我追求。9/11事件后基思的身体康复了，但精神上一直不稳定，他害怕乘坐电梯，又如强迫症患者般不断地重述事件中的片段。当他以公文包的名义找到了另外一位事件体验者弗洛伦斯女士时，在回忆事件发生时他与她产生强烈共鸣。基思渴望在弗洛伦斯身上找到认同感，其症状体现为自我强迫式的重复，以克服精神危机。基思无可救药地一遍遍听着佛洛伦斯讲诉她在塔楼里的经历，是因为他“试图在那些人群中找到他自己”。[2]和事件中其他幸存者一般，他一直定格在某个无法走出的时间框中，无法找到“他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解答。[2]但基思发现与弗洛伦斯的亲密关系并不能驱散他内心的焦虑时，他选择了打扑克，赌博。麻木的生活也无法把他从噩梦中唤醒，基思总能回忆起“鲁姆齐在浓烟之中，周围的一切正在坠落。”[2]这种失重感带来的精神危机让他感到窒息。

　　唐·德里罗在《坠落的人》里把基思的伦理选择中的纠结与困惑，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通过这种形式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事件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唐·德里罗对事件体验者的描写也暴露出在特殊状况下人与人之间不断冲击的道德冲突。小说中基思在义无反顾地离开妻子和儿子后，迷失在寻找生活目标的过程中。基思最初的精神渴求是对家的归属感，这份初心也逐渐消弭于逃避现实的现状。基思的丧气与妻子丽昂选择积极地勇敢地生活，并找回信心的状态在读者眼里泾渭分明。唐·德里罗用丽昂这个形象引领着人们保有初心和希望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在媒体的层层影响下，民众容易产生莫名的危机感。唐·德里罗借用了这种心理。基思的妻子丽昂听到邻居播放的东伊斯兰传统音乐就神经敏感，焦躁愤怒。丽昂的母亲妮娜的房间墙上悬挂着画有几个错落有致的瓶子的静物画，事件发生后丽昂每次看画居然能隐隐从中看到双塔的轮廓，这即是危机感在作祟。小说还多次描述艺术家戴维雅尼阿克表演空中自由坠落，以不动的坠落形态倒立于空中，再现“9/11事件”中坠楼者的场景，整个表演过程让丽昂联想到倒塌事件。儿子贾斯汀和两姐弟整日里拿着望远镜搜索天空。正是因为信息的缺失，这些孩子们焦虑加倍，危机放大。这种危机表现都是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观念的产物。危机使人失去感官体验。在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中所体现是袭击事件后，人们的个人信仰和身份迷失的危机。唐·德里罗借用基思的口进行大量的叙述，由基思的言行清晰揭示了个人的信仰和精神迷失。

　　二.虚幻与现实中的身份危机

　　在文學伦理学里人的身份起源是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的名片。自我选择是从形式上来解决人的身份问题。而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浓墨重彩地呈现给读者恐怖分子哈马德舍弃日常生活时的质疑和舍弃生命时的焦虑，这焦虑的背后是对自己的身份危机的焦虑。哈马德来自伊斯兰群体，然而他同样是该事件的受害者。哈马德只是一具充满迟疑和理想激情的血肉之躯。他读《古兰经》，他内心尚存良善的“人性”在他的三次伦理选择中屡屡与成为破坏秩序的“施暴者”身份发生直面的冲突，始终让他难以走出进退两难的困境。故事的初始场景设置在德国汉堡的“信徒之家”，组织中的每一位成员必须摆脱个体的特殊性与日常生活的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与精神，从而融入“圣战”集体，变得“意志坚强，心意统一，放弃一切”[2]哈马德在脑海里思索“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真的需要牺牲自己来完成使命吗？”[2]哈马德在得知15年前有人曾用机枪扫射伊朗什叶派男孩时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然而，封闭的训练以及导师阿米尔的教导让他认为伊斯兰文明收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生命的意义已经是被注定了的，自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肩负着这一使命，没有什么所谓神圣的法律组织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这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杀，或者这一单词的字面意义。这只不过是很早以前就写好的命运，我们只是在走一条已经为我们选择好的命运之路。”[2]“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只存在于我们为他们所设计的角色中，这就是他们作为其他的人所存在的意义。”[2]

　　在小说中唐·德里罗将哈马德照镜子设定成是个体认知自我改变、认同自我选择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哈马德对自身身份心理上产生转变的一个具象呈现。在搬进“信徒之家”时，留起长胡子的哈马德在镜子前“观看自己的胡须，心里明白不应该梳理它”[2]。如果说“胡须”是他在“信徒之家”的伦理规范的一个形象名片，那么哈马德在内心接受这个外在形象，完成其伦理的选择。然而，事实上在他的潜意识里凌乱的胡须象征着他对自己的身份与伦理选择的混乱与困惑，“是否应该整理它”的潜台词是哈马德对自己新的身份的质疑。“如果他稍加修饰，他的胡须会更漂亮。但是，现在有规矩，他决心按规矩办事 ”[2]。唐·德里罗对哈马德的外貌描写隐性折射出哈马德的身份危机源自对自己边缘身份的认知以及自己是他者的心理。

　　母亲妮娜的情人马丁，有个双重身份，他的真名叫恩斯特·赫欣格，他曾在意大利待过，是60年代末德国反法西斯反政府组织的成员，看似“性格坚毅，办事头脑敏锐，对她和蔼，对母亲大方”，而他真实的身份“可能是一位恐怖分子，一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恐怖分子”[2]妮娜认识到马丁真实身份后的震撼，结束了两人20年之久的情人关系，这种信任危机让她失去了生活的热情，最终离开人世。失去信仰导向的人必然改变她自身对世界的看法。信仰的缺失在唐·德里罗的小说中可让人管中窥豹，基思的妻子丽昂的父亲拿枪自杀，由此给丽昂留下怀疑的火种。她不相信上帝，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母亲的情人，不相信邻居，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保有疑虑。唐·德里罗犀利的昭示在西方整个宗教文化中出现人类的身份危机其实是在影射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生活在景观社会中的人们有着并需要莫名的生存危机。危机是更深层次的自我意识。在后工业化社会里人们的个体化被放大，逐渐丧失自我意识。唐·德里罗的后9/11小说里对人性的书写，以期试图唤醒人性。在新的文化语境来解读唐德里罗的作品能最大限度激发人类的成长，使人物趋向理解、和谐与融合的成长方向，寻求平衡与救赎的反思。

　　参考文献

　　[1]Conte Joseph M. 2011. Dellilo Dons Falling Man and the Age of Terror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7（3）：559-583.

　　[2]安媛媛，伍新春，陳杰灵，林崇德.美国911事件对个体心理与群体行为的影响----灾难心理学视角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6）：5-13.

　　[3]胡亚敏.坍塌的山巅之城----论唐·德里罗的9·11小说《坠落的人》[J]外国语文，2016，32（3）.

　　基金项目：湖北理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唐·德里罗后“9/11”小说反思特征研究”，项目编号：19XJR03Q。黄石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唐·德里罗后“9/11”小说反思特征研究对黄石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项目编号：2020y263。

　　（作者单位：湖北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