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相关研究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现代汉语诗歌），对语言（现代汉语诗歌）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考察，对其研究成就和遇到的问题进行功能深入的探究，不管是对构建现代汉语诗歌理论，还是对创作新诗实践都具有非常大的启发作用。现代汉语诗歌的主旋律是汉语多音节，更加重视诗歌自身的情景（意境、映像、隐喻等），另外现代诗人通过对西方现代诗歌进行翻译、艺术再创作，能够把西方现代诗歌的优美意境表达出来。我国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受到多个因素（意象派诗论、意象艺术、西方现代主义象征化意象艺术）的影响，广泛应用文本语言（虚词等）是现代汉语转型的一个主要标志，对现代语言（汉语诗歌）有着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现代汉语 诗歌语言 现代汉语诗歌 诗歌理论
现代汉语诗歌在我国生根发芽是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到了8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了诗歌的主流形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国诞生了众多的流派（现代汉语诗歌）。我国学术界和诗歌爱好者随着现代汉语诗歌的迅猛发展逐渐极大了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力度，特别是从80年代开始，我国全面的、深入的开展研究现代主义潮流、浪漫主义潮流和个体诗人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诗歌的具体属性（思维、题材、意象、结构、语言、韵律等），促使我国现代诗歌更好的发展。
一.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我国相关学者主要集中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英美意象派诗论，还有部分专家学者对诗歌（现代）的本土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诗歌中使用了大量的语言（象征主义）和虚词[1]。20世纪以来我国古代汉语诗歌语言逐渐受到英美意象派诗论影响的主要表现：我国诗歌（20世纪）具有意象艺术化的特点、整个创作诗歌的过程中加入了一定的现代化特征等。
（一）诗歌理论（意象主义）在运动（白话新诗）中的应用
新诗运动（五四白话）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他们的新诗（白话）在创作过程中都直接受到了意象派诗歌（美国）的影响。美国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休姆）、《意象主义》（弗林特）、《意象派宣扬》（洛威尔）.诗歌（休姆创作）倾向于具象化（视觉）;弗林特定义了诗歌（意象派）的三个基本原则：形象化的艺术语言、对意境的直接描述、用节奏音乐反复重复短语。
（二）意象诗学运用在新体格律诗中
我国诗坛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打破了旧的格局，那个时期还没有形成新的格局。那个阶段许多诗人（现代）尤其是闻一多等人都在对意象诗学（新体格律诗）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些现代诗人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重视本土化新诗歌意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诗歌表现出来较强的民族性和艺术性，把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侧重体现出来[2]。
（三）意象诗论运用在创作象征派诗歌中
象征派诗人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广泛运用和不断传播意象诗论，这些诗人接纳和吸收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潮，在创作诗歌过程有机结合了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在象征主义轨道中率先融入了意象诗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诗问答》（李金发），该诗歌通过多种表达方式（想象、象征）体现出了诗的“美”，同时表达出了意象行为。
（四）诗歌语言（现代汉语）研究的其他特殊视角
颜同林和陈亮从方言和口语视角研究诗歌（现代汉语）的创作，他们所创作的《方言和现代新诗》和《新诗“口语”理由研究》中强调了本土化诗歌语言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并強调创作诗歌不能仅仅靠煽情。刘永红在研究现代诗歌语言中广泛应用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过程中，认真对比了中俄两国的诗歌（象征语言），细致的剖析了诗歌（象征主义）的表达内容，研究结果的参考价值十分重大。我国诗歌评论家和学术专家针对在现代诗歌语言中应用虚词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如《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与形态研究》（王雪松）中表明诗歌（现代）直接受到修饰语法（欧式）的影响，该语法的主要特点是大量使用虚词。《论女神中的虚词》（富治平）深入研究了在具体文学中使用虚词的特设和手法（修饰）。《冲破严冬阴霾的春燕———论朦胧诗》（刘文杰）中对虚词艺术（朦胧诗）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强调虚词及其句式能够对诗歌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曲折情感表达的重大作用[3]。
二.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和艺术流派
（一）概念
现代汉语诗歌和古代诗歌的主要区别是其受到外部力量（新文化运动、教学改革、报社期刊等）的推动，不管是语言的语音和语汇还是语法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促使诗歌（现代汉语）的表现形式（外部）和技术（语言学）相结合，从而促使的与技术有机结合，进而构建起全新的中国诗歌（现代）语言体系。现代汉语诗歌在语言规律方面的主要转变有：广泛使用汉语双音节、诗歌主旋律为多音节、增加诗歌中虚词成分等。现代汉语诗歌更加重视营造诗歌情境（意境、映像、隐喻等），而创作诗歌的主要手段是使用虚词，对诗歌艺术创作形式（诗歌结构、题材、韵律、节奏、形式建构等）造成影响。诗歌（中国现代）不再拘泥于分行形式（传统的、固定的），发展方向为口语化、多样化、情景化。另外，我国很多诗歌（现代汉语）都是对诗歌（西方现代）的翻译，像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等诗人都对西方现代诗歌进行过翻译，而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艺术再创作，不仅能够体现出优美意境（西方现代诗歌）还能够体现出翻译（现代主义）的精髓。
（二）艺术流派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初），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胡适在1917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最早代表诗歌（现代汉语）的作品《白话诗八首》。该阶段较为主要的艺术流派是尝试派、浪漫主义派（早期）、湖畔诗派、新月派、象征诗派（中国早期）[4]。
第二阶段：现代派诗群（20世纪50年代），起源于1953年纪弦创办的诗歌期刊《现代诗》。该阶段较为主要的艺术流派是中国现代派、七月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新诗运动，代表了朦胧派的发展和演变。该阶段较为主要的艺术流派是朦胧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群（第三代），该阶段诗人借鉴了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原则，该阶段较为主要的艺术流派是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和海上诗派、后现代主义和现代现实主义等。
三.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研究成果
（一）理论研究
从形式、技巧、风格三个方面阐述了传统语言工具对诗歌语言的影响。欧式风格主要研究的方向是表现和创作两个方面，很难拓展相应的研究路径。新时期诗歌（现代汉语）的研究工作受到理念（西方“语言学转向”）的直接影响，逐渐对语言“本体”（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美学、语言理论和语言翻译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最早哲学、语言学领域应用了理论（西方“语言学转向”），“语言”不再只是思想的表达、事物本质的再现。理念（西方“语言学转向”）指明了中国诗歌（现代汉语）研究的新方向。我国学者耿占春是接受哲学思想（现象学-存在主义）最早的人之一，受到该哲学思想的影响其对自身传统语言修饰学和风格学进行了更改，从本体高度探究语言问题，其在《隐喻》中对世界和诗、思、人、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耿占春在论述诗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的过程中融入了诗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思想，他受到了海德格尔观点（诗与思、语言与存在等）的影响。《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中糅合了批评主义（形式主义与社会学），从内部、外部关系方面深入的研究了诗学的文本问题，打开了诗歌语言（现代汉语）研究的新世界。研究（现代汉语）打开了语言本体视域，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美学也从汉语诗性、符号美学、修辞论诗学等方面展开了探讨。《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上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郑敏），该文中作者表达出严重不满语言状态（新诗），提出五四白话文运动策略（“白话”代替“文言”）并不准确。她在本文中引用德里达的语言对汉语进行多次赞美，大力肯定了诗性特点（汉语），明确指出新诗语言出现阻塞、困乏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欧化语的广泛使用，把具有独特魅力的古诗语言摒弃掉，明确指出新诗语言的丰富营养来自于汉语文化之根。语言问题对整个文艺学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转向问题（语言学）。在多种西方诗学理论的影响下，主要有形式主义（俄国）、新批评主义（英美）、结构和后结构主义等，诗歌理论（现代汉语）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受到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为了更好的对诗歌理论（现代汉语）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对诗歌发展和生存现状进行研究[5]。特别要从语言问题角度深入的研究具体诗学，如：林庚在《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中提出了新诗在格律方面的问题。比较、翻译、研究中西诗歌语言的过程中要结合现代汉语自身的生存状态。
（二）文本语言研究
语言理论（诗歌）的研究不能脱离诗歌文本（语言阐释），特别是要对诗歌语言进行整体性研究，在总结诗歌语言规律、演变特征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文学史。《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陈爱中）探讨了语言（新诗）的基本信息（生成原因、架构、形态、特征等），还对语言（新诗）和时间（现代）在观念、实证思维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从新的角度（诗歌现象和现代“阐释”体系）综合研究了诗歌语言。从话语方面研究诗歌语言需要对语言和历史语境二者之间的关系高度重视，《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张桃洲）中从话语角度深入研究新诗，考察了汉语言和中国诗歌语境的变迁，深入探究了新诗历史和现象，同时从多个方面（语言资源、格律声音、语言精神等）探讨了新诗理论，分析诗歌文本的过程中结合了诗歌现象和历史语境[6]。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历史阶段性特征，需要密切关注诗歌语言转型问题（“五四”时期），对诗歌语言（现代汉语）的源头进行梳理。《语言之维：1971-1923年新诗问题研究》（王晓生）深入研究了五四时期诗歌文体受到不断变化的诗歌语言特征的影响，对观念性秩序的旧诗受到新诗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荣光启）中从汉语（新的知识分子追求）的言说方式、创作诗歌两个方面分析了代汉诗发生的语言脉络和形式。随着深入的研究诗歌语言问题，越来越都的人关注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本体。例如：《徐志摩诗歌语言研究》（刘景兰）深入研究了诗歌语言（徐志摩）的资源、实践、影响等，促使了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个案的发展。现阶段不断从新的专题视角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例如：《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颜同林）、《新诗“口语”问题研究》（陈亮）从“方言入诗”、“口语写作”角度来研究现代新诗语言，颇具新意。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从特定角度进行研究，能够对语言的内部问题具体的、深入的研究，避免泛泛而谈诗歌语言。
（三）虚词研究
现代汉语转型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使用“虚词”等特殊词类，虚词对于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型有着重大的影响。新诗语言向着“现代性”方向转型需要来自外部（翻译活动、文化运动、学校教育等）力量的支持，这样才能对新诗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有效的改革，同时转型的方向直接受到诗歌语言自身发生、变化的影响。现阶段语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语汇、语音、语法等，如果把外部研究（新诗语言）和技术（语言学）有机结合起来，能够构建新诗的语言体系[7]。学界也深入研究在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转型中应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语言规律。例如：古代汉语单音节结构转变为现代汉语双音节、多音节结构，增加其他词语（虚词、人称代词、连词）的数量，增加相应的文字（关系性、分析性）等。在语言（新诗）中合理的使用虚词，能够把形态（语言）、逻辑（语义）合理改变，能够把语言结构（古典诗歌）、节奏（韵律）合理打破，能够树立以口语为中心的新诗观念，能够实现“言文一致”。《“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王泽龙）中融合了虚词、西方语法，明确指出语法结构（现代汉语）直接影响选择自由体形式（新诗散文化）。古典诗歌格式直接受到句式（现代汉语诗歌）变化的影响。合理的使用虚词能够对诗歌（现代汉语）的基本信息（语言结构、韵律、文体、节奏、形式）合理改变，直接影响了诗歌（现代汉语）的形式和理论的研究内容和方向。《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许霆）中提到诗歌（现代汉语）使用大量的双音节词、虚词，具有固定的词序。陈仲义认为固定化、格式化的诗歌节奏在不断变化的现代诗分行形式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诗歌在语法方面的变化使其更有灵动性。虚词在诗歌中合理的应用改变了诗歌（现代汉语）的节奏和韵律，如卞之琳深入的研究了虚词的使用对划分音节、押韵的直接影响，林庚研究了虚词的使用对划分词组、节奏（“半逗律”）等的影响。对中国诗歌语言（现代汉语）中使用虛词所具有的特征和功能进行研究，需要分析具体诗歌文本中虚词的实际使用情况，诗歌语言的形态、审美特征等受到使用虚词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进行梳理。例如：《“前五四”的命名及其对考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李金涛）中对《蝴蝶》、《他》的解读，研究了使用虚词打破了传统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
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创作现代诗歌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诗歌评论家开始深入的研究诗歌语言，并取得了很多的教学成果和学术文献。但是还没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和诗学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问题，如语体、句法、诗性、语象、隐喻语意、语感、比较、翻译、语境等，因此，我们要对形式问题（诗学理论或诗歌）进行深入的探究，要广泛的探究研究成果（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要提高诗歌语言（现代汉语）的艺术创新性、实践创作性，从而达到对创作现代汉语诗歌水平有效提升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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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倪贝贝，王泽龙.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2021（2016-1）：23-30.
[4]李心释.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专题讨论）——当代诗歌叙事性的维度[J].2021（2016-3）：120-125.
[5]王雪松，任诗盈.诗歌本体研究的扎实拓展——评王泽龙《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0（1）：1-2.
[6]范云晶.偏离·繁复·精确——论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质[J].2021（2017-6）：74-80.
[7]周敏.艺术语言：彝族现代汉语诗歌的互文性[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1，36（1）：4-5.
（作者单位：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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