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兮

　　 内容摘要：小说《大马士革剃刀》围绕着左门鼻与陈玉伋两个老实街居民，通过剃刀的三赠三还，体现了传统道德在当代的异化，以及人们内心“表里不一”的悖论。本文从“传统道德的异化”、“剃刀式的性格”、“对于传统道德异化的反思”三个层面，探索小说如何展现当代人继承优良传统，又如何找到现代思维与传统观念平衡点的问题。

　　 关键词：老实街 大马士革剃刀 王方晨 传统文化

　　 老实街的老实人真“老实”吗？

　　 作家王方晨曾提出“写小说就是写神气”的观点。小说《大马士革剃刀》尤其能体现出他的这种审美倾向。该短篇小说多次获奖，并入围鲁迅文学奖，小说语言风格舒缓，节奏缓慢，具有古典意象：泉水、老街、古建筑……这多种意象组合，衬出了老济南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老济南的文化性格：“老实”。这正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在传统道德规约中产生的心理。整个《老实街》系列都是在传统道德伦理基础之上展开的。《凤栖梧》是对优良传统的赞扬，但《大马士革剃刀》却是反映的另一种意象。《大马士革剃刀》以陈玉伋与左门鼻这两个居住在老实街的普通人为主体，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在传统文化外壳包裹下异化的精神内核，让人不禁反思：在传统与现实的交互中，如何找到一个现代思维与传统观念的平衡点。大马士革剃刀，剃掉了表面的“道德”，露出了人性之复杂。

　　 一.传统在当代的异化

　　 以王方晨为代表的山东作家受到儒家文化滋养，其作品大多特别重视道德伦理。他们共同关注传统道德伦理与当代产生的关联与冲突。王方晨的独特之处在于，尝试表现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异化。左门鼻与陈玉伋之间的“三赠三还”，我们可看出王方晨对于传统的“礼”的反思。第一次“赠”，是陈玉伋初到老实街，“济南第一老实”左门鼻要表现出对于外来人的欢迎，来充实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当陈玉伋发现这把剃刀的价值时，他十分惶恐：初到老实街就接受如此珍贵礼物，就会显得自己“不老实”，违背“礼”，就产生了第一次“还”;第二次“赠与还”，左门鼻觉得送出去的东西不该再回来，他对于自己在道德上的处境产生危机感，这里与第一次“赠”时的情绪有微妙变化;第三次“赠与还”，德高望重的左门鼻道德上的优越感受到了严重冲击，第三次归还后，这里有一个细节描写：“次日，住东厢房的老王发现石榴树下落了一片石榴叶，树上一根半秃枝子向空挑着，揪的痕迹宛在”。前两次的拒绝可能出于礼貌，但是第三次就会把前两次的积怨全部释放出来，本来送出去的剃刀现在又回到自己手里，这让其他人怎么想？他为自己树立的道德标签岌岌可危。第三次“赠还”，体现出人性隐藏着的“恶”。他做出极端举动：用剃刀剃光宠物猫的毛，左门鼻想让大家知道：我作为一个老实人，将剃刀赠与陈玉伋，但是他让我的猫蒙羞，他不老实。这个情节是情感爆发阶段，左门鼻想通过极端方式挽回“老实”的品格，也让陈蒙羞，以至于后来陈离开老实街，死在老家[1]。文字上读者闻不出一点“火药味”，但细细品来却不禁后脊发凉，此时的大马士革剃刀，是“罪恶”的象征。

　　 妥东认为，左陈二人的矛盾来源于偶发的“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来自“礼”，当繁文缛节的“礼”施加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时，交流就会失去其内在的意义。[2]左之所以与陈玉伋产生矛盾，正因为陈玉伋的“多礼”，陈三番五次推阻左的好意，让左产生不适，并且在左门鼻看来，这也是对他“高尚”道德的挑战。儒家传统文化以“克己复礼”为核心，是“仁”与“礼”，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同样提到“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它不是靠外在权利来实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的敬畏之感[3]。“礼”是乡土社会乃至中国传统社会遵从的无形道德规约。现代社会仍生活在这无形道德之下，王方晨塑造的老实街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他们严格的“克己复礼”，遵从一系列道德规范，在外人看来，这就是“老实”。王方晨的深刻之处在于：这么一个遵守道德的老实街，却為维护“老实”去做“不老实”的事，这表现了传统道德在当下社会的异化，“三赠三还”就是例子。他们真的恪守传统吗？他们真老实吗？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也是王方晨在篇文章里发出的反思。故事结尾，老实街的“老祖宗们”主动签订拆除老实街的协议，这种“老实”已经异化为“犬儒主义”，这是一种与传统道德积极层面的背离。

　　 二.一种“剃刀”式性格

　　 什么是“剃刀”式性格？既是“善恶悖论共存”的表征，也象征着外在与内心不一致。剃刀本是清洁面部，让人保持面子，却也可以化身凶器，伤人伤己。剃刀既可以维护表面的光洁，也可以剃除不真实，让人看到其中的本质。王方晨敏锐的洞察力，让他看到了礼文化的善与恶，也从“面子”看到“里子”，看到了光鲜外表下腐朽不堪的内核。他着力描写主人公表面近乎极致的“好”，实际反衬人性隐藏的“恶”，这构成了矛盾与悖论，这也就是“剃刀”式的性格。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小说中的人物应该具有“多重性”以及“二重组合性”，性格运动则是一种双向逆反运动，不可能是单一化的[4]。显然，王方晨老师笔下的左门鼻就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将左门鼻塑造成了具有“剃刀”式性格的人。他是传统的“卫士”，也是传统的“掘墓人”，他将“老实”体现到了极致，将“老实”作为自己的标签。当他的名誉不保，标签松动之时，他将矛头指向了那只无辜的老猫，将把自己的罪恶嫁祸给别人，这就是“剃刀”式性格中最阴暗与险恶的一面。甚至后来左门鼻又收养了一只流浪猫，跟死去的老猫取相同名字，看似对逝世的老猫的寄托，其实不过是演的一出戏。

　　 雅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写道中国人有着强烈的爱演戏的本能，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规定的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那就会有“面子”。[5]在中国人的性格中，最明显的就是要“面子”，左陈二人都有明显的特征。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面子”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当代心理学家武志红曾提出，在中国，面子就相当于自己的尊严，并且这是一种“自我的破碎”，需要别人认可我们，来达到自己与他人的认同。这是“剃刀”式性格产生的原因之一。如果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左陈二人的做法，似乎很合理了。为了所谓的“面子”，老实街的人们束缚在“礼”之中，不惜勾心斗角，暗中争斗，何其可悲！

　　 另一个原因就是“群体心理”作祟。小说后半部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叙述：当左门鼻新养的小猫爬上纸扎店屋檐上，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左门鼻叫小猫的名字，“我们就那样真心实意地‘瓜’、‘瓜’叫，叫了足有小半个时辰”。看似戏谑诙谐，如果从康德的伦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这就延伸到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的“群体心理”：进入群体的个人会在“集体潜意识”作用下失去自我意识，产生“群体道德”，我们可理解为“从众心理”[6]。小说中“我们”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意识”举动。在“我们”心中，这符合老实街“群体道德”。不看结果，只为动机。王方晨也暗示了这一点：“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像这天一样，好像池塘里的蛤蟆”。文章中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既生活在老实街，若不遵循这一不成文的礼法，断然在老实街呆不下去，必将成为老实街的公敌，而这并非没有先例。” 这句话实际是对上述分析的最好体现。

　　 三.对于傳统道德异化的反思

　　 我更愿意相信，作者从反面探索“人性”、“人的价值”、“生命力量”，这一点是该小说的成功之处。对小说中体现的道德异化，我们应去反思现代社会的“道德暴力”，以及如何传承和解释我们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是指传承下来的品格，我们推崇的礼仪文化不应产生负面效果。我们更应反思的是，如何让传统去适应新时代。当今社会“利益至上”观念面前，我们该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又能正确看待金钱和欲望的影响。同时，拆除了象征着传统的老实街，是不是也拆除了传统文化的弊病？老实街既代表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层面，同时存在着腐朽，夹杂着人性之恶。老实街的拆除，代表着好与恶的全部消失，这象征现代对于传统的无选择的吞噬。所以我们要寻找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如何寻找？这就是王方晨这部小说中所做的努力。此外，人不应该成为“面子”的束缚，我们要勇于祛除传统道德的糟粕。我们不仅要将人生的触角扎在厚重的传统，更应该积极探索人生价值，人的价值不应只体现着道德上。这一点在山东籍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例如莫言的《蛙》通过反思计划生育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张炜的《古船》、《九月预言》表现出对与生命与时代的反思。

　　 回首全文，尽管王方晨写的是济南一角，但“一条街”反映了“一座城”，“两个人”映射了人类社会。“恰恰由于王方晨逃脱了简单哀婉的肤浅感伤主义，其深入肌理的洞见让他的叙述始终具有一种反讽的张力。”[7]也正是因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内部问题，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让“异化”的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契合。老实街的老实人真的老实吗？这个问题，消失的老实街可能会告诉我们答案。

　　

　　 参考文献

　　 [1]参见李掖平：《老实街》：连环兜转的城与人悼亡曲，《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

　　 [2]妥东：《王方晨：老街日常的“变动”与“异响”》，《百家评论》，2020年第6期。

　　 [3]费孝通：《乡土中国》，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4]参见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雅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6]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7]从治辰：《老街的拆毁与叙事的艺术拼接——读王方晨<老实街>》，《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