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涛

　　内容摘要：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的文学形态之一，通过乡土中国的文学描述来完成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陕西作家庞文梓的长篇小说《命运》通过独特的乡土经验表述，艺术化的呈现了复杂的乡村人性图景，塑造了一个不屈于命运安排，奋力抗争，倔强的、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奋斗者形象，从奋斗者精神上无处栖身的尴尬处境中揭示出现代知识分子深层次的精神困顿，体现出作家对于乡土人性的深刻体察和深入的文化反思。

　　关键词：乡土 人性 命运 反思

　　乡土经验在乡土写作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南帆曾指出“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以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对一个作家来说，地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必须转换为某种文化结构，某种社会关系，继而转化为一套生活经验，这时，文学的乡村才可能诞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度，作家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乡土中国的文学描述是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的使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辗转的文学思考及生发的情感、想象，充斥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体现出作家深入生活的文化反思与人性质疑，带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庞文梓的长长篇小说《命运》就是这样一篇力作。

　　一、乡土复杂人性的艺术呈现

　　对于人性本质的探究是文学的终极指向，由此体现出文学作为“人学”的原旨意义和人文关怀。乡土中国作为文学的特殊语境，为人性言说创设了诸多的可能性，与近年来乡村叙事中人性“向善”的主流倾向不同，小说《命运》中人性更多呈现出原生态的面貌，如同未打磨的山石般粗粝，却为更真切的透视乡村人性提供了原始、客观的胚基。

　　小说致力于透过陕北乡村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去探究人性的复杂本质，叙事中作家如数家珍的将陕北乡村的民俗民风、生活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体现出作家对于生活的熟悉程度和坚实的写作基础。小说在童年的记忆中拉开帷幕，在农家院落、豌豆地、枣树林、打谷场、田间小路皆有孩童嬉闹的身影，在偷食豌豆引发的风波、与看护枣林女孩的周旋、打谷场的游戏等事件的叙述中，既童趣盎然，又勾勒出陕北乡村特有的乡野风貌，其中一些细节颇值得玩味。“我”凭借着拼命三郎的劲头和暴力当上了孩子王，“买定”作为“我”的跟班“在我跟前挨打受气，在比他弱的孩子面前，或者是我们和外村的孩子打架，他绝不心慈手软。”小说中成人之间的纠葛也会投射到孩子的世界。“我”因买定的养父王宝忠在分粮时对父母的欺辱，从而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游戏时刻意捉弄买定，甚至于大打出手。

　　与孩童的世界相比，作家用冷峻的笔调不动声色的叙写成人之间的交锋。村民们在利益面前狡黠的算计，赤裸裸的倚强凌弱，乡村的传统伦理在现实功利面前不堪一击。谷场分粮食时“抹斗的人手高，粮食就凸起来，手低，就会凹进去。” ，风头风尾装的谷子质量会大为不同；小说中因建房找“我“帮工的村民暗怀心思“我们家穷，暂时修不起窑洞。他们修第二院地方，我们也修不起地方。他们修第二院地方时，我不帮工，以后我修地方，他们也就不会帮工了。”乡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对于血缘关系尤为看重，费孝通先生认为“血缘是稳固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小说中因血缘择群而居的村民因袭传统伦理不近情理的盲目排外，“我”的父亲因入赘王家寨一辈子忍气吞声，受尽王姓家族的排挤和欺凌。“我”的母亲和舅舅年少时因家族势力单薄备受村人欺凌，母亲因两次丧夫遭受了族人的倾轧和不公正的对待。

　　小说中对于家庭暴力的描述更是触目惊心：“我”的大姐淳朴善良，却在丈夫的拳头下忍辱负重，身心备受折磨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依靠村里的巫神来医治；“我”的哥哥生性懦弱，在两次婚姻中皆遭遇粗鄙妻子的无端打骂，毫无人格尊严可言，最终中年病亡，一生凄惨。贫瘠的生存环境，困顿无望的人生造就乡村人性的丑态与畸形，泯灭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小说中人性的存在有着更为复杂的的形态。主人公对于成熟女性周老师隐秘、压抑的爱恋，交织着疑问、惶恐，是成长之路的重要启蒙，也是主人公一生对于真善美的坚守；以文学为媒的初恋成为青少年时期人生的一抹暖色，呈现理想化的色彩，体现出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文学的钟情。而人生屡次受挫跌入谷底是时父母无言而深沉的关爱成为精神上最大的抚慰，一次次回归与离开，家已成为心灵的疗伤之地，灵魂的安妥之所。故而，主人公在母亲辞世时有着痛彻心扉的刻骨体验，在父亲晚年时竭尽所能的悉心照料，对于故乡的眷恋也主要源于亲情的维系。

　　二、乡土背离者形象的塑造

　　小说《命运》在叙事上采用第一人称的回忆视角，以“我”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将诸多人事联接起来，单线索推进，信息量颇为庞杂，这样的密集叙事在阅读层面会形成较大的压力。但是艺术创作上的得失是相对的，作家这样的叙事策略设计在呈现作品主题，塑造人物形象上具有显明的优势，人物不断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游走，在希望与困境之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辗转，一次次与命运进行抗争，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沿着人物的足迹，一个黄土高原农村少年的成长史徐徐在读者的面前展开，一个不屈于命运安排，奋力抗争，倔强的、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奋斗者形象清晰的在读者的脑海中定格。

　　小说中主人公对于现实的反抗、对于土地的背离源于屈辱的生活处境带给他的强烈刺激，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将离开土地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必經之路，锲而不舍的一次次义无反顾的离开。陕北作家的创作与乡土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他们擅于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呈现土地，用牛马般的沉重劳动去实践创作的神圣使命感和责任感，其中著名作家路遥对于农村奋斗青年形象的书写尤为振奋人心，催人奋进，而路遥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通过离开土地去寻求人生价值的实现。

　　《命运》中“我”背离土地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现实人性的交恶所带来的深深屈辱，凭借着坚韧的奋斗意志应对生活一次次的挫折、打击。高考失利“我”被迫返乡，怀揣着作家的梦想，一边劳作一边写作，遭到村民们无情的嘲弄和讥讽，甚至于父母也不能理解，为此忧心忡忡，“我”已成为父母在村庄抬不起头的根源；当入伍成为改变命运的一丝曙光时，“我”又戏剧性的被部队清退，重新回到乡村，面对的舆论压力更甚；故乡如同心灵的疗伤之地，很快“我”又选择再次离开，在县城戏校做临时教师，期间经历了戏校人事上的龌龊，再度遭遇丑恶人性的折磨，最终戏校解散“我”再返乡村；不甘于在土地上终老一生的“我”最终凭借着对于文学的痴情谋得县城宣传干事的职位，期间经历了一波三折后终于取得了“城籍”，结束了在乡村与城市游走的人生状态。这既是个人的奋斗史，又是陕北农村青年艰难的生存史。城乡的隔阂，文化的差异，物质的悬殊如同一座横亘在千万农村青年面前的大山，沉重而无法逾越。看似不可捉摸的命运，其实是乡土生存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巨大制约，体现出作家对于乡土社会发展批判的态度及对其前景的忧虑。

　　三、“城籍农裔”者的人性之殇

　　“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文学创作总要有点距离，有距离才能唤醒作者的审美情感，建立作者的审美视角，触发作者的审美灵感，才能激发、加深作者哪些或怀念，或沉痛，或神往，或惊悸的感受。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与格格不入，也会引发加深乡土之情，极易造成对乡土生活的返顾，导引作者去写乡土小说。”庞文梓的创作正是作家成为城市一员后逐步开始深入土地的，他身居城市，心系乡村，具有作家和农民的双重身份，现实的背弃与精神上的返乡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割裂和创作心理上的矛盾与困惑，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促使他不断的去书写乡村、守望乡村。

　　小说《命运》中对于人物与土地关系的阐释，是一个基本性的文学命题，其中蕴含着作家本人感同身受的人生体悟。作品中土地是作为人物生存的依托而存在的，却与人物的命运形成了悖论关系，安于乡村生活即是对于命运的屈从，反抗命运必须要背离土地。在黄土地上演绎的这一出悲壮的命运交响曲，潜隐着作家对于陕北农民生存困境的深层忧虑和深刻反思。

　　作品在人物与土地的疏离与回归中演绎命运这一主题，将人生的悲欢离合、五味杂成蕴含其中，表达出作家深刻的人性体察和深入的人生思考；作品中颇耐人寻味的是主人公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城籍”，看似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居于城市一隅的他却成为了精神上的流浪者，无处可以栖身。作品结尾处“我”带着女儿返乡寻根，却悲哀的发现身处“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边缘处境，作为精神家园的故乡已轰然坍塌，正如同“冯凯盈是王家寨的路客”的话语在耳边炸响所带来的震撼一样，故乡究竟居于何处，不只是“城籍农裔”者的阿喀琉斯之踵，业已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危机和精神困惑。正如莫言的感悟：“我無法准确地表达我对故乡那片黑土大地的复杂情感，……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 那里留给我的颜色是灰暗的 ，留给我的情绪是凄凉的……离开故乡之后， 我的肉体生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 ，我的精神却依然徘徊激荡在高密荒凉的土地上。对高密的爱恨交织的情愫令我面对前程踌躇、怅惘。”“归去来兮”的吟叹还会延续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永远的人性之殇。

　　参考文献：

　　[1] 南 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2] [3] [4] 庞文梓：《命运》，《十月》，2016年第3期，第118页、122页、143页。

　　[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6]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7] 莫 言： 《高密之光》，《人民日报》1987 年2月1日。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