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韩国 战后小说 家庭关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的影响下，韩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物资匮乏、思想意识混乱的时代，政治上南北分裂、国家权力失衡，经济上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极度贫困，价值观念上传统的价值体系冲到严重冲击。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它的存在是人们价值观念形成的基本条件。家庭在战乱中受到破坏，家庭关系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伦理道德观念也将受到影响。战争中人民流离失所，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了双重伤害，或在战争中伤亡，或在贫困中颓废堕落，都是悲剧的走向。另外，战争的双方意识形态不同，并形成了各自的意识群体，敌对关系的影响也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本文将通过分析战后文学中家庭关系的特点和变化，探讨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和影响，进而研究战后小说中对于家庭这一概念的认知以及作家意识在作品中的反映。
韩国大家庭制下，子女一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长幼有序，以男子为家长，夫为妻纲。但在战争的硝烟战火和战后的萧条破败中，这一传统家庭观念受到了挑战和破坏，家庭关系出现了诸多异象和问题。下面将通过这些家庭关系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阐述战后韩国家庭关系的特点，进而揭示其问题的本质。
一.大家庭的离散
战乱年代，人民流离失所，韩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受到了挑战，血缘亲情也在人们思想意识分化中变得冷漠而背离。
李范宣的《误发弹》中讲述了哲浩一家的故事，哲浩无力支撑一家人的生计，生活贫困，妻子死于难产，妹妹明淑沦为“洋公主”卖身赚钱，遭受哲浩的鄙视，却也借钱给哥哥。还有哲浩的母亲因分断无法回乡，在战争痛楚的折磨下精神失常，弟弟因抢劫被抓到了警察局，女儿因为极度贫困而营养不良，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变得分崩离析。哲浩虽然看不起妹妹，但也不得不向妹妹借钱，靠着“肮脏的钱来维持生活，自己也失去了家长这一身份。 而妹妹为代表的一部分女性，由于战后社会混乱，经济破败，被迫走出家庭开始了特殊的“职业”，成为了战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哲浩一家是一个典型的战后家庭，战后经济困难，人们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贫困之下女子卖身以谋求生存，男子在家庭的重压下丧失尊严，儿童身体孱弱，家人之间情感淡漠，甚至分道而行。
尹兴吉在《雨季》中讲述了互为亲家的两家人因战争产生的矛盾和对立，战争前奶奶和外婆两家在同一屋檐下关系融洽地共同生活，但在战争爆发后，叔叔加入了朝鲜的游击队，而舅舅当上了韩国的国军军官，两家矛盾由此而生，原本关系和睦的叔叔和舅舅成了互相威胁对方生命的仇人。之后，叔叔失去了踪迹，生死不明，舅舅在战场上丧了命。
这篇小说将战争的影响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一家人由于意识形态的选择不同，而变成了敌对的关系，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战乱时代无论选择何种道路，都不可避免走向悲剧。
除了悲剧家庭，人们对家庭的认知也不尽是完美的，孙昌涉《公休日》中的道一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但他性格孤僻，待人冷淡，不仅对家人冷漠无情，甚至对自己和家人的血缘关系也产生怀疑，把家人视为异类，已经丧失了对家庭的最基本的情感和责任。战争意识下充斥下的社会，家庭个体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自由和权力。
二.父母角色的缺失
孙昌涉的小说中较多地描写了家庭关系，其中《生活》、《旷野》和《少年》中以少年主人公作为线索，讲述了一个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家庭故事。
在《生活》中，女孩顺伊患有肺结核，抱病卧床，一直不停地咳嗽，而她的父亲并不顾及顺伊的病情，只是忙于生计，就在父亲开店的那一天，可怜的顺伊死了。面对女儿的病痛如此冷漠的父亲，不但没有尽到为人父的责任，而且家庭观念淡薄消极，左右他生活的只有自私的生存欲望，这一欲望被当时的战争阴霾衬托得更加突出。作为这一家庭的牺牲品，顺伊的死亡赋予了这一作品更多的悲剧色彩和谴责意识。
《旷野》的胜道和《少年》中的昌勋也生活在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中，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家庭不稳固，家人之间关系隔阂，他们感受不到家人的关爱和温暖。 胜道对继父充满了愤怒和憎恨，因为亲生父亲生前曾经怀疑朴昌圭和母亲的关系。对继父的敌意和报复之心在盗贼闯进家中的那一天终于得到了实现，在胜道假装熟睡的那一刻，盗贼杀死了他所有的家人。胜道的假睡纵容了盗贼的肆虐，可以说是胜道间接害死了一家人。他身上这种已经扭曲的家庭观念，最终把他对家人的愤怒转化成了实际行动，从而造成了悲剧。《少年》中的昌勋从小跟着继母生活红灯区，继母经营着一家酒馆，因此年幼的昌勋一直受到低俗风气的影响，不懂事的他还把酒客给他的淫秽图画在班级里传播。在老师眼中，昌勋本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但生活在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不但缺少了父母的关心和爱护，还在小小的年纪就被污秽思想所侵蚀，进而变成了一个充满反抗和报复意识的问题少年。
上文中提到的顺伊、胜道和昌勋他们都是得不到父母爱的精神孤儿，顺伊在绝望中死去，胜道在报复意识的左右下最终失去了家人，昌勋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走向堕落，一个个家庭由于父母角色的缺失，儿童得不到关爱和保护，走向了更加悲惨的深渊。
另外，宋炳洙的作品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人物，在他的《小李金》中，主人公小李金是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整日在美军基地附近流浪的孤儿，他过早地看到了人世和社会的弊端，童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曾在汉城手提铁桶沿街乞讨过，后来他来到了美军基地当起了美军的听差，经常向美军介绍一些因迫于生计不得不靠卖身过活的年轻女子。就這样，小李金从一个流浪的孤儿成为了美军基地的寄生人员，他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被人们所不齿。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本应在父母关爱中成长，却遭遇了命运的改变，沦为了战争的消极产物，其真正的原因仍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无论是父母双方还是一方，或者在战争中伤亡，或者在贫困中离去，剩下的家人都将面临着永久的悲伤和更加凄凉的命运。
孙昌涉的《下雨天》讲的是一对兄妹的故事，东旭东玉兄妹逃难到了釜山，相依为命，妹妹画画，哥哥去卖画养活他们两个人，也能勉强度日，却在某一天哥哥突然消失了，据说是被拉进了军队。腿有残疾的东玉便落得行踪不明，从他人口中得知东玉是被迫做了娼妓。视哥哥为父母的东玉，在唯一的亲人离开后，在这个连正常人都难以生存的时代，她只能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三.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的失衡
韩国传统家庭中以男子为中心，夫为妻纲。但在战后小说中出现了诸多有悖于传统家庭观念的家庭模式，甚至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在孙昌涉的小说《生活》、《流失梦》和《被害者》中，出现的女性形象颠覆了人们对传统韩国家庭女性的认识。
《生活》中男主人公东周受春子所诱惑与其结为夫妻，春子曾结婚多次，与东周的结合无非只是生活所需和排遣寂寞，而东周性格内向且懦弱，体弱多病，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人。二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夫妻也不是亲人更谈不上是朋友，对于春子这样的开放、势利型女人来说，可以随时与人结合，也可以随时与其分离。
《被害者》的主人公丙俊被一个叫顺实的女子所诱惑并与其结婚，抚养着她与前夫的孩子，并把工资一分不留的交給顺实。而顺实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她从未将丙俊视为丈夫，只把他当作了赚钱的机器，并自述自己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有钱花，而像顺实这样的家庭观念在战后韩国社会中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观。丙俊拿不到工资，害怕被妻子责骂而露宿街头，并企图用自杀来躲避妻子的责问，最终也难免在妻子的逼迫下悲惨死去。
《流失梦》中的姐姐和姐夫也是是悲剧性人物，姐姐经历过好几任丈夫，和现任丈夫结婚只不过是为了生活所需。没有感情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破裂的结局，在姐姐偶遇前夫后，立刻选择了与前夫私奔，一个家庭就这样消失了，动乱时代的家庭关系弹指间灰飞湮灭。
战争年代的韩国，社会动荡萧条，生存的本能淡漠了血缘亲情，不稳固的家庭关系也会随之瓦解。处于弱势的男性群体受到社会上的排挤，胆小懦弱，而女性则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处境，逐渐成为强势群体，在生活中更加积极主动，并成为了婚姻的主宰者。在这样相互作用下的婚姻，便带有了随意性、开放性以及不稳定性，传统婚姻价值观遭到破坏，家庭关系也往往走向悲剧。春子、顺实和姐姐这样的生活态度，她们无视婚姻和伦理道德的约束性，随意摆弄自己的人生，已经背弃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迈进了时代所设置的堕落陷阱，暴露了人性的本质。而与这些女人们相比，男主人公则是被迫放弃了作为男性应有的尊严和权力，纵容了女人伦理道德的丧失，违背了韩国传统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可以说这是战后社会败落在人性上的映射。
本文对战后代表作家的诸多小说展开了详细的分析，从大家庭的离散、父母角色的缺失和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的失衡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述了战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战后贫困的社会状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不仅仅影响了家庭的结构、家庭成员的权利和责任、儿童的成长和命运，也引发了人们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再认识和再思考，反映在作品中，便形成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值得深思的家庭故事，作者赋予小说的意义便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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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倩倩.宋炳洙的战后小说作品浅析.2016
（作者介绍：徐珊，山东大学硕士，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亚非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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