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陈映真 《夜行货车》 象征
《夜行货车》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写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小说以马拉穆国际公司下设的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为背景，讲述了公司财务部三名职员林荣平、刘小玲与詹奕宏之间的爱恨情仇，也展现了特殊历史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当地雇员物质及精神世界的影响。该篇小说发表的年份正值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以文章《狼来了》的作者余光中为代表的一派将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文学视为“工农兵文学”，视为“狼”，以表明自己维护“三民主义文学”，企图在文学方面挑起意识形态的论战。作为乡土文学作家代表的陈映真在被抨击之列，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立场。当地经济乃至文化等对美日等国的依附所造成当地人的精神危机在小说中显而易见。小说从题目到每部分的标题都由带有象征性的名词构成，随着故事的发展、叙事的深入这些带着定语的名词逐渐形成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意象。
一.长尾雉的标本：华丽的死物
小说在J.P.与摩根索先生的对话之中开篇，展开了跨国公司的工作日常。外国管理者肆无忌惮地调笑女职员，说肮脏的笑话，随口骂人，甚至轻蔑地称公司所处的台北营业部为“华盛顿特区”，他们似乎不仅管理这公司，还试图在自己制定的规则里为所欲为，摩根索的身份不仅仅是这个分公司的管理者，他能够决定职员的薪水、升迁，无形之中会形成了一种高级对低级的利益链条。这就使得身处利益链条低端的雇员形成了某种压抑的性格。正如小说中描绘他的外形神情时写道“林荣平无奈地微笑着。他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农家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间，常常渗透这某种轻轻的忧悒。”[1]如同约会情人后离开小热海时看到的那只长尾雉的标本，外表高贵、美艳，实则已经失去生命，只供观赏。
受雇于跨国公司使得他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升，也使得虚荣、自私慢慢膨胀发酵。他想“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跟裕隆不一样”[2]，福特是美国汽车品牌，裕隆则是与日本有技术合作的民族汽车工业，开福特车使得林荣平心中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如果这尚属对汽车品牌的个人爱好，那么接下来的描写中他无法逃避的摩根索先生“放胆的、恶作剧的笑脸”总是挥之不去在将他自卑压抑的心理揭开来。在和谐的家庭背后他有个秘密的情妇刘小玲，在刘小玲因为受到摩根索的骚扰向他求助时，他却懦弱地不敢站出来。对于婚姻他是不忠诚的，对于情妇似乎也只是发泄情欲的对象。为了金钱、地位与事业，他虚伪、自私又懦弱，放弃了心灵中的真，选择一种被物质蚕食的生活，選择做一个死气沉沉的“标本”，即便他西装革履，在财务部有个官衔，却仍是被按压在利益链条底端的孤独个人。
林荣平在跨国公司得到了一定的权力，因此他能够在维系家庭的同时去日本风的小热海与刘小玲约会，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替女秘书安排离职后的去向，过着体面与奢华的生活；同时又受制于赋予他权力的权力，接受摩根索不尊重中国文化的言语刺激。在接待公司稽查长的宴会上，摩根索不屑地用英语贬低国人崇洋媚外的价值观时，林荣平选择了沉默，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想总部说过要让分公司本地化，早晚会把摩根索调走的，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放弃了反抗，甚至还妄图阻拦站起来反抗的詹奕宏。陈映真曾形容过殖民体制下当地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一种生存状态：“逡巡于同化与抵抗之间，对殖民者面从腹背，在现实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内心隐密的角落暗藏抵抗”[3]。像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般，在自欺欺人中依靠公认的社会秩序获得自己存在价值，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安抚自己懦弱、不安的心灵，而实质上还是孤单而可悲的。
二.温柔的乳房：女性的柔韧
小说女主人公刘小玲身上有着“地势坤”般厚德载物的宽容，在职场中焦虑不安的男性在她的温柔里找到些许安抚，而她所经历的过往又是不幸的，面对新生命的降临她喜悦与独立，这样一个近乎浪漫主义的女性角色正是“温柔的乳房”所象征的坚韧的女性力量。
在林荣平要为她安排离职后的工作时她拒绝那男人对她的物化行为，拒绝把她当作事物一样被“安排”。对于她爱的詹奕宏，她温柔地抚慰这个愤世嫉俗的年轻职员，为他准备生日餐，甚至在受到暴力威胁之后拦住醉酒的他不要骑摩托车。怀上他的孩子后，纵然詹奕宏不相信，由于嫉妒与狂躁开始对女人动粗，她拿起锋利的水果刀捍卫腹中的孩子，多次表示她可以独立抚养这个未出世的孩子，让人感受到她对男人的深爱与对新生命的尊重。亲情上，较之名利场上叱咤风云的母亲，她更亲近那个“一年到头一袭长绵衫，秋夏一袭单长衫，诸事不问，事儿弄弄老庄，时而写写字，又时而练练拳，写一些易经与针灸学的关系之类的文章”[4]的父亲。她日日陪伴多时昏睡的父亲，烧毁母亲为她准备的花花绿绿的圣诞礼物，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者，对名利的鄙薄与对亲情的渴望像是天平的两端，她在亲情一端添置了更多热爱与同情的砝码。在对爱与真的追寻里她也曾经堕落与迷茫，任性地在不同男人之间辗转，最终却是清醒的，同样面对外国管理者的轻蔑时她选择追随勇敢反抗的离职者詹奕宏，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同詹奕宏一同乘上了南归的夜行列车。
达斯曼对刘小玲讲解沙漠博物馆能够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去参观沙漠生物的夜间生活时，她那句“But Mr·Dasmann……”未完的省略，代表着一个女性自信地在众人面前谈论自己的观点，这与卑缩屈从的林荣平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也与在场敬畏、局促向西方老板敬酒的Davis形成对比。她的美不仅来源于她“云云的头发”、修身衣裙，更来源于她的知性，与外国人交往的不卑不亢。不同于那个充满生机与生命的沙漠博物馆，刘小玲的沙漠带着她成长的思绪，从中学时代“寂静的、白色的、无边的沙的世界”变得能够习以为常地凝视，也许过去的孤独在她看来已能坦然面对。相较于小说中两个男性角色在性格上的软弱、敏感与纠结，刘小玲反而在柔弱的身躯上迸发着坚韧的女性力量，包括施与男性的安全感、抉择的果断、无畏的母性以及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勇气。
三.夜行货车：和解的归宿
小说的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刘小玲追上了奔出大饭店的詹奕宏，詹奕宏为她带上了准备多时的景泰蓝戒指，在幻想驶向南方的夜行火车中进入尾声。夜行货车是小说的标题，也是贯穿全文的一个意象，文中的描述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现实中他得知刘小玲将要离开她移民美国时他愤怒地走上街道，被平交道的货车拦住去路。这次真实出现的呼啸而过的货车提供了这个意象的形状，长长的、阻挡他冲动思绪的事物。在之后的插叙描写中讲述了他初识刘小玲时一同乘坐夜车回到南方乡下的经历，这里虽然不是货车，却给夜行货车这个意象赋予了黑暗中穿行的状态，在那次坐夜车的过程中车内的灯光是柔和的，两人的对话是悠闲平静的，刘小玲向他坦诚了自己多年来白色无垠沙漠的梦境，他在附和，虽言不及意，却在行驶的列车上慢慢走进了刘小玲的内心世界，那里不再是她感情的流浪，而是一种可以凝视、坦然面对的无瑕归宿。更重要的是过去的那趟夜行火车驶向的目的地是他的故乡，那种结伴而归的幸福是不言而喻的。也因此出现了第二次对意象的描述，詹奕宏在每每思念刘小玲的时候黑色、强大、长长的货车便出现在回忆与幻想之中。它意味着他能与刘小玲结合，离开跨国公司，离开台北，不要去美国，而是回到南部故乡。
刘父是“曾经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过气政客”，来台湾之后却不问世事。詹父曾经在动乱中妄受牵连，开始纵欲醉酒，婚后短暂振作又因金融波动破产，抱怨生活到老。父辈在20世纪40年代都因历史变革遭受挫折与不幸，而三十年后成长起来的后代又同样擁有着烦忧的生活经历。父辈间未能相识、相互理解的遗憾在后辈身上得以实现。正是因为无论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他们有着文化认同，才能在宴会上同时拍案而起。詹奕宏用台语说“在蕃仔面前我们不要吵架”，意在告诫林荣平，也在唤醒屈从于不尊重中国文化的西方老板脚下的畏缩灵魂。这也是刘小玲最终放弃移民去美国，愿意与詹奕宏回南部乡下去的直接原因。那黑暗中行进的货车，与“悬着温馨、豪华的吊灯的餐室”形成对比，尽管夜色深沉夜行货车一定是有清晰的路线图和目的地的——“只有两条小街，一出了小街便衔接一片不大不小的平原的故乡开过去”[5]。故乡纵然平凡，却有文化认同，逃离了压力，获得平静的生活。虽然尾声只是詹奕宏的幻想，或许有人认为这结局富有浪漫主义，《夜行货车》所讲述的更多的是“娜拉的出走”，问题意识的出现，利用跨国公司这个特殊的经济集团形式作为背景，去点醒为了名利而失去本心的迷茫者，使其意识到自己是“长尾雉的标本”，携着那温柔的女性，奔向代表着改变、和解与认同的归宿夜行货车。
参考文献
[1][2][4][5]陈映真.忠孝公园 [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92、93、105、122.
[3]赵刚.战斗与导引：《夜行货车》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6：101-128.
[6]张成德.显示出灵魂的深来——读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夜行货车》[J].名作欣赏，1981，10：65-67.
[7]文达.《夜行货车》的语言艺术[J].当代修辞学，1989，9：19-20.
（作者介绍：卜哲媛，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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