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晴晴

　　内容摘要：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位实力作家，有着清醒的民间乡土意识，一直关注着底层民间人民的生存状况。阎连科在创作中饱含着对底层人民强烈而又热切的情感，创作了一系列呈现民间乡土情景的作品。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他的目光仍紧紧追随着民间的乡土生活，在他的笔下以他从容的想象力展现了民间生活中的无奈与痛楚，以及民间蓬勃的生命力和人们坚守的尊严。

　　 关键词：受活 阎连科 民间文化形态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省嵩山县的偏僻小镇田湖瑶沟，从耙耧山脉中走出来的阎连科，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村土地，他从不说自己是一名作家，而总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对此，阎连科说：“我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说自己是农民，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全部的亲人，今天几乎都还在土地上耕作，几乎都靠着土地生存;二是我虽然以写作为生，是一个专业作家，但是，不仅我的作品几乎写的都是农村、农民，而且我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非常农民化。”阎连科在创作中饱含着对底层人民强烈而又热切的情感，创作了一系列呈现民间乡土情景的作品，如“瑶沟系列”、“耙耧系列”，其中充溢着浓厚的豫西南大地的民间文化气息。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他的目光仍紧紧追随着民间的乡土生活，在他的笔下以他从容的想象力展现了民间生活中的无奈与痛楚，以及民间蓬勃的生命力和人们坚守的尊严。在此以作品《受活》为例，探讨阎连科创作中的民间文化。这是一本呈现民间乡村的长篇小说，展现了梦幻与现实交织中乌托邦式的受活村的生活场景，在近百年的风雨历程中，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农民生存的苦难以及在拼命追逐“现代”步伐后的悲凉命运。

　　 一、走进耙耧山脉，与大自然共依存

　　 耙耧山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各种天灾人祸的侵袭是造成人们贫困与饥饿的主要原因。阎连科在小说中对耙耧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地描写，在其笔下耙耧山脉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山脉，这里贫瘠的土地在《受活》开篇就写了多年不遇的热雪。热雪的到来意味着这一年收成减少，这受活庄的人们要面临饥荒的一年。书中还有关于“大跃进”、“黑灾”、“黑罪”的书写，不仅造成了受活庄的大饥荒，而且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灾难。为了度过饥荒，人们以蚂蚱、乌鸦为食，生吃草根、虫子，甚至人人相食，其惨烈程度令人震惊。

　　 疾病是阎连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阎连科对疾病有着一种特殊的体认，其童年时期父亲就患有哮喘病，而大姐自幼就患上了莫名的腰疼病。中年以后，由于长年累月地坚持写作，阎连科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病，严重时几乎不能站立。疾病的折磨，给予了阎连科对生命的独特体验，使其对生命的感觉更加复杂。在小说《受活》中受活庄里居住的全部是残疾人，瞎子、瘸子、聋子、侏儒、缺胳膊断腿的残疾人。这些残疾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为了适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锻炼出自身与之相适应的能力。但他们在忍受着身体的病痛的同时，还时常遭受着圆全人的歧视和欺负。民间的无奈和无助让人心痛，对耙耧人所承受的种种自然、人为灾难地描写，传达出作家对民间苦难的人道主义关怀。

　　 二、民间文化资源中语言形式的运用

　　 （一）民间方言的运用

　　 《受活》中运用了大量的豫西方言，书名“受活”便是采用了方言，还有书中“当间”“嗑台”“地步”“死冷”“处地儿”等等，阎连科曾说：“写作《受活》的时候，在语言上我做了较大的调整。像对方言的运用。我希望让语言回到常态的语言之中。让语言回到常态中，对《受活》而言，它不仅是写作的手段，而且还有小说本身的含义。”这不同于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家们运用地方语言是单纯为了增强作品的地方色彩，阎连科是有意识地去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他站在耙耧视角讲述这里动人而又离奇的故事，在语言上用一些土的掉渣的方言词汇、俚语来表达这里的风景与人物的塑造。同时，文本中还出现了“入社”、“铁灾”、“大劫年”、“黑灾”、“红灾”等受活人独有的对历史的话语解释方式，“这些方言词语与普通话中相关历史事件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历史想象、程度不同的情感体验。”在这里阎连科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对历史进行一种基于民间意识层面的重现与还原。

　　 再者，《受活》中充满了“哩”“呦”“啦”等语气词以及大量的俚语“可劲儿”“儒妮子”“耳性”等，无形给作品增添了乡土气息与口语化的风格，一扫严肃文学中沉闷的话语风格。这些语气词的使用，使小说叙述“增加了一种特殊的调子和韵味，一种与河南的土地、风俗、人情紧密联系的音乐性。”在《受活》的开篇，作者就像一个坐在田间地头讲故事的老者，用非常柔软的语调向你娓娓道来：“你看哟，炎炎热热的酷夏里，人本就不受活，却落了一场雪……真是的，时光有病啦，神经错乱啦……老天哟，雪是一下七天哩。七天把日子都给吓死了。”这些语气词的使用，不仅使小说的叙述带有一种民间语调，也“传达出耙耧山人的生活状态和心态，也使小说可以直接进入受活庄生活的内部和思维的深处。”

　　 阎连科还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叠词，像：“洁洁素素一世界”，“云后边有汤汤水水的白，似要流出来，却又被云彩堰住了，只有在云缝的稀处才流出银白白的几丝汁水来”。这些叠词的使用，增加了语言韵律感，使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婉转、流畅的民间韵味。

　　 （二）民间戏曲艺术的引入

　　 河南的代表性戏曲豫剧对阎连科影响很深。阎连科曾言自己对河南的豫剧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我一句豫剧不会唱，但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都会坐在那里看豫剧。……自己坐在那看看唱词，欣赏欣赏表演。这些东西说起来简单，但它会给你的创作带来无形的影响。”在其小说创作进入“耙耧系列”之后，对民间戏曲、小调的挖掘和运用成为阎连科增添其小说民间性质素的有效工具。像在“受活庆”时，聋子对外村姑女唱的一段耙耧调，“冬天日出地上暖，两口儿在地上晒清闲。男人给媳妇剪了手指甲，媳妇给男人掏着耳朵眼。村东有一户大财主，有金有银住着瓦楼和雪片，可财主一天把媳妇打八遍。我问你谁家的日子苦呀？谁家日子甜？”（《受活》）

　　这些充满浓郁地方气息的小调，是耙耧人调节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面对辛劳、苦难时的一种达观的态度。

　　 三、民间文化资源在创作表述中的应用

　　 《受活》的每一卷的卷名依次为“毛须”、“根”、“干”、“枝”、“叶”、“花儿”、“果实”、“种子”，这是显示了一个完整的植物生长过程，预示了人的生命轮回，是对中国人“天命轮回”观念的生动展示。此外小说中的时间都采用旧历干支纪年法，六十年一个甲子，时间的轮回也寓意了生命的轮回，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了出发——变形——回归的生命历程，最终回到原点，形成了一个圆形结构。

　　 小说的篇章和页数都使用了奇数，如“一”、“三”、“五”、“七”等，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偶数寓意着吉祥，而奇数则寓意着不祥，作者这样安排，与民间的吉祥喜庆观念形成一种悖反，这种独特的结构安排，显示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具有了超越文本结构的意义。

　　 《受活》的结构深受民间讲故事形式的影响，采用套叠连环式的叙事结构。“所谓套叠式，也就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小故事里套更小的故事。其叙述原型也许是民间故事中的《老和尚讲故事》这一形式。” 阎连科将这种结构形象地比喻为 “中国式套盒”，即指《受活》的故事是一个套着一个再套着一个的讲述方式。为了成功地借鉴这一民间讲故事的形式，阎连科在小说中使用了“絮言”的叙事方式。在《受活》里“絮言”不是作为补充、说明的单个注释偶尔出现的，而是形成了“絮言体”与正文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文本的主干结构。絮言不仅仅是附着在正文的后面，大部分是独立成章的，而絮言之中又经常套着絮言，衍生出新的絮言，透漏出正文故事之外的许多信息。在谈到文本中絮言的大规模使用时，阎连科指出：“这样的结构有它独有的优点。故事外的故事、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俗俚语等等，只要是小说里需要的要素，都可以放入絮言而不对主体叙述造成伤害。”小说正文讲述的是现在发生的故事，县长柳鹰雀异想天开要把列宁的遗体从俄罗斯买回来，建列宁纪念堂，由于缺少资金，于是柳县长组织了受活庄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到各地演出挣钱。而絮言讲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读者从这些絮言中能看到受活庄的发展脉络和受活人的生存史，絮言中的历史对现实构成强大的文本压力。絮言赋予文本极大的时空叙述的自由，在正文与絮言、现在与过去的交织中，在现实与历史的不断闪回、碰撞中，给予读者更多的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

　　 “好的结构，在小说中是一种力量，也是小说的血肉。”阎连科在对民间元素的引入和对民间叙事结构的借鉴创新中，创造出许多新奇的叙事结构，赋予文本以巨大的叙事张力。在对世界、人生、现实的寓言化叙写中，民间生存的艰难及种种人生的哀伤，引起读者的悲悯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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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姚晓雷.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论“日光流年”中阎连科的创作主题转换[J].河南大学学报，2002（1）.

　　 [7]孙桂芳.论阎连科小说民间立场的确立及叙述的困惑[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7）.

　　 [8]包中华.论民间叙事者及其叙事策略[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5）.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