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中提出了对纬书的见解，认为纬书“经正纬奇，倍擿千里”。在他眼里，经书的正确性不用质疑，纬书错误之处就是离题千里。“有命自天”一句，表明刘勰认为纬书的作者既不是承天命而传天训，又假借圣人名混淆经传事实。刘勰对于纬书的理解出自已有的前见，这种理解只是为了为其《文心》所用，故而必然产生误解和偏见，本文试图从阐释学角度来观照刘勰这一理解过程。
关键词：刘勰 文心雕龙 正纬 阐释 阐释学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对于发展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刘勰在书中给出了许多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命题，并表现出了“体大虑周”的体系性，自诞生以来一直得到学界的推崇。但是刘勰受限于时代的背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文心雕龙》还是有许多偏颇疏漏之处。在《序志》中，刘勰表明了他的写作出发点：“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一句也表明了刘勰阐释的基础和过程。
在《文心雕龙》中，“道”是刘勰论文的核心所在，是他一切阐发的基础，是他认为的真正为文的基石，是他认为的文所存在的根基。没有“道”，所有文章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都只是空洞的堆积。那么究竟什么是“道”？道，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有着复杂的意义，但是我们基本可以理解，“道”是刘勰论文的一个前见，是刘勰在进行后续的论证的时候一直持有的一种前见，后续的论证都是从“道”上生发而出的阐释。其次，师乎圣，圣人这个词，在刘勰构建的整个观念结构中承当什么样的作用呢？《说文》中解释“圣”曰：“通也，从耳，呈声”。“圣”或“圣人”，是刘勰推崇的为文之师。圣人承担着传递天命的使命，将上天的意志告知世人。在刘勰看来，所有作文者，都是以圣人为师，接受上天的教化，传递着上天的意志。这种意志如何转化才能为万民所知呢，这便是“经”，经书是圣人上承天命，转达天意的工具。刘勰所作《正纬》，正是在于去除《纬》对于经书的非真实性阐释。“异乎经典”表明刘勰认为纬书有异于他所认为的，作为他自己认识纬书的先验性的前见的“道”。虽然刘勰的“道”有多种复杂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道”这个词从刘勰的角度来看一定是包含了天命神意的，所以刘勰自然要“按经验纬”，对纬书进行阐释。
刘勰总结了他对经书纬书的看法，“经正纬奇，倍擿千里”。经书既然是上天意志的转译，自然有着无需置疑的正确性，而纬书，是后人假借圣人之名，穿凿附会之言，伪称神命之作，自然离题千里了。“有命自天”一句，正是刘勰批评纬书的作者假承天命，假作天训，以圣人之名，混淆事实。所以刘勰眼中，纬书是对经书的附会，尽是穿凿，假托圣人之言。，
纬书起于汉代，是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典，曲解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到魏晋南北朝时，由“前代配经”，进而“风化所靡，学者比肩”，“后来辞人，采摭英华”。纬书被认为是与经书相对的新变之作，但却又被认为它的形成乃是走了“乖道谬典”之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推崇儒家经典的，所以他才要“正纬”，“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实际上，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纬书是对经书的一种阐释，依据所得的经书之意，附会，旁衍，而出新书，并且被认同为一种新变。纬书既然是“乖道谬典”，那么，乖何道，谬何典，如何附会，如何旁衍。学界都赞同纬书是对经书的附会，先有经书后有纬书，那么此处就涉及到对于经书的本意的阐释问题。
阐释学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意为“解释”，即“用某事物来说明某事物以排除歧义”，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一义性。中国文学史、文字学史中所擅长的“注疏”其实就是一种阐释。在西方文学史中，如同中国文学史中的“注疏”，为了阐释圣经、法典的需要，而产生了释义学和文献学。后来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对其进行阐发和深化，形成了现有的阐释学，并使之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门显学。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不仅仅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是‘世界，而且语言也只有在世界中得以表现这一事实中才能有他真正的存在。因此，语言本原的属人性质，同时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的语言性”。
这样的观点表明，语言文字或者文本是过往作者，“在者”，存在的标识；“在者”的历史又只能以语言文本的形式存在。要想了解历史的真实，发现“在者”的存在，只能通过对于语言文本的解读，或者说“阐释”。历史的本质在伽达默尔看来“既非客观的对象，也非绝对精神或生命的体验”，而是不可重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过去与现在的统一，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同时，历史也构成了所谓的理解场域：“前理解”，“偏见”。并且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歪曲真理，实际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是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在通过语言文本对历史的理解过程中，解释者与文本是一个双向对话的关系，也就是说“解释学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解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阐释文本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意义的多样性。伽达默尔又指出，“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因此，我们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至此，阐释学就给出了“阐释”的过程或者说“理解”的过程，在一个阐释者已有的“前理解”或者“传统的偏见”的理解场域中，以语言为媒介，在阐释者与原初文本对话的过程中，通过对文本的不断说明和解释，步步地迫近那个“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
阐释的过程中，首先遵循的是原文本的“本意”，本意一词，在阐释学下就是一个虚指，如同物理学之测不准原理中所谈“薛定谔的猫”。从施莱尔马赫至伽达默尔，他们所兴起的阐释学之后，所谓的本意就再也不存在了。我们在追寻本意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是在不停的阐释，以期能真正靠近原文本本意的本真。而这个本真是永远只能靠近而不能实际掌握的。经书成书之后，本意自是存在的，但后续的读者来读的时候，或者纬书的作者来阐释的时候，本意就隐藏了。因为后来读者的前见各有不同，面对同一文本，基于各自不同的前见会产生不同的视域，视域的不同导致了阐释的不同。
乖道谬典，道，我们可以理解为经书中谈及的宇宙真相，世界真理，典，是为经书。乖和谬二字，实际是一种阐释，但是这种阐释可能是在阐释的过程中由于前见的不同，或者不足，产生了偏离，乖和谬成为了偏离的阐释，因此被定义为附会和旁衍。假设我们认为注疏是一种正确的阐释的时候，乖谬成为了错误的阐释，这是历代大贤所认为的纬书产生的原因。
由是观之，反推注疏，古往今来推崇注疏，对先贤经典由大师或者获得公认地位的学者进行注解，我们推崇为正确，而纬书之流却被反复考证为“伪造之伪”。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谬”。
刘勰为了整本《文心雕龙》写作的必要，提出了对于纬书的看法，在刘勰看来，《纬》之过首先在于它的非真实性，是对天命神意的曲解和误读。我们要注意到，他在不断遵从天命神意的时候，首先就自我设限，建立了一个基于“天命神意”的前见或者前理解场域。“天命神意”本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天命神意由谁来传达，究竟是什么样子，刘勰是没有说清楚的，《原道》中所立之意究竟与原本的真正的“天命神意”是否一致，无法断定。刘勰以自己的理解和建立的论文来对纬书进行评判，充当了裁判者的角色，并用《正纬》篇进行阐述，本身就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误读是永远存在的，刘勰也不能免俗。
他本身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天命神意”，“道”。道在他不断的阐释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基于伽达默尔等人的观点，刘勰其实并不能真正的掌握“道”，道的本真永远存在却永远不能达到。刘勰以自我本身就存在偏差的前见去试图通过解释不断地靠近“道的本真”这个原点，却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偏离。以偏离的原点建立的论断自然并不能真正靠近本真。
刘勰在写作中提出《原道》，以道为基石，以圣人训为规则，来判定前人的经书或者纬书是否正确，圣人训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前理解场域”。圣人的理解成为刘勰继续“论道”的基础。圣人对于天命神意的理解形成了刘勰推崇的《经》，“经”在形成之后，成为了圣人的语言世界，圣人通过立言而证实了自己的存在，而这样一个在者的世界与刘勰的世界是平行的，不能重合的。刘勰通过《原道》、《徵圣》《宗经》所进行的努力，只不过是从自己的理解场域出发，建立一个新的在者的世界，并试图靠近圣人的语言存在世界。在建立了自己的存在世界，找到了自己的历史真实或者历史理解的真实之后，举起大大的旗帜，来评判《纬》的世界。
《纬》的世界同样是《纬》的作者通过不同的前理解场域，不断地阐发，所建立的一种在者的世界，存在的效果历史。那么，可以想见，刘勰通过自己的世界，通过自然生发的误读与偏见，对《纬》的世界进行批判，对《经》的世界进行阐发，评论《纬书》乖道谬典，其实自己陷入了与自己所批判的《纬书》的作者一样的“理解的循环”。以某种偏离的前见为出发点，来看待另一出发点的偏见，得出的结果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误读与偏见”。经书建立的理解场域或者语言存在世界，是否就一定出自“道”的本真，是否就一定不偏离“道”的本真，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刘勰以《正纬》篇来去除《纬》对于经书的非真实性阐释，因为纬书“异乎经典”。
“异乎经典”四个字，指出了刘勰批判纬书的出发点。而纬书本身也是一种阐释，先经后纬。因此，刘勰的《正纬》，只不过是为了《文心雕龙》整体写作的需要，作出的基于他本身先验的，通过阐发，带着历史性必然的误读与偏见，所建立的一个平行于道的本真的，语言存在世界。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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