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内容摘要：阎连科的“耙耧系列”中，作家运用亡灵叙事视角——以一个亡者的灵魂作为视角展开文本叙述，来表达他对乡村权力、人性、城乡文明碰撞与对峙等问题的深入思考。经由这一视角，阎连科式悲悯的绝望，他对乡土既爱又恨、对乡民贫困、愚昧和艰难生存状况的真实呈现以及对乡村美好诗意的绝望式的呼唤都得以展现。

　　关键词：耙耧系列 亡灵叙事 主题呈现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作家阎连科以其特有的酷烈化、极端化的叙事风格，每每给文坛以强烈的冲击。纵观阎连科的整个创作可以发现，亡灵叙事角度其实从他一开始创作就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早期的“东京九流人物志系列”中的《横活》就是先以死去的鲁耀的口吻讲述其在阴间的事，后来又以亡者的身份回忆起他当年在开封开“杠局”时“横活”的一生。随着阎连科越来越倾心于他的“耙耧山区”，越来越在其作品中表现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作品中的亡灵也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

　　“耙耧系列”中写于1993年的两篇中篇《鸟孩诞生》和《自由落体祭》，就是典型的“亡灵叙事”作品。作品分别从鸟孩、春生的死亡写起，用鸟孩的亡灵（一只鸟的怪诞形式）和春生的阴灵来回忆他们（底层人，如凤子、傻男，春生对心爱女人长达25年的等待）在世时的苦难和无奈。《鸟孩诞生》中，小说的开头先写：“鸟孩选择在这一天（三月二十一日）的落日时分，让电车把自己压死在二七广场上。”然后死去鸟孩的亡灵化作一只鸟，落在二七塔的飞檐上，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死去并回忆自己和凤子以及傻男的悲惨往事，恶作剧般的看着骄傲和冷漠的城里人的惊慌和忙乱。《自由落体祭》中，阎连科以春生从房顶跌落时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为切入点，用“死”设计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来窥视生。阎连科在打通阴阳的荒诞式的艺术中烛照人在生死之间荒谬的存在、人性的冷漠、麻木和丑陋，来表达他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

　　阎连科最喜欢用不合常理的超现实的角度来表现现实，这种视点上的荒诞与他作品主题中蕴含的对人类命运荒诞处境的着力表现相得益彰。“耙耧系列”中，除了上述分析的几个中篇之外，通篇运用亡灵视角来展开叙事的长篇力作当属那部艾滋题材的《丁庄梦》。《丁庄梦》以一个死去的12岁孩子“我”的视角展开叙述，讲述丁庄人从大卖血狂潮到染上艾滋病最终走向消亡的历程。对于由于艾滋病蔓延所暴露出的人性的晦暗与社会体制的弊端等主题的表现，这样一种叙述角度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亡灵可以打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仅是丁庄蔓延艾滋病时的各种情态尽收眼底，而且可以随意将城市中“我”爹丁辉的罪恶行为穿插其中。“我”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注视着爷爷、父亲、叔叔和丁庄的村人们，全知的叙述角度使“我”不仅能看到现实，也能看到爷爷的“梦”（作品中十次提到“我”爷爷的梦），而“我”爷爷的梦在作品中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很大意义上，爷爷的梦就是真正的现实。所以，用一个无所不知的亡灵为叙事角度就避开了人们对以往作品中第三人称叙事全能叙事的质疑（亡灵自然能知道所有的一切），这种看起来荒诞的叙述视点超越时空的障碍和限制，“我”不但是小说事件的见证人、旁观者，而且能直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对“我”叔叔和玲玲的心理表现），是一种超现实的全知式叙事视角。另一方面，阎连科用的这个“亡灵”还是一个孩子——孩子的视角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叙事的真实性。孩子是一个不具备价值判断的叙述者，他们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是感性的，浑然天真而又朴素自然，在一个孩子纯真眼光的注视下，艾滋病人的内心世界以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纯净呈现出来，就使整部作品的叙述充满了张力，从安分守己到天堂日子的欲望追求，从死亡的蔓延到丑陋人性的镜照，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一个孩子的眼光中达到一种叙事的真实和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阎连科“耙耧系列”中“亡灵”叙述角度的运用与他作品中主题的呈现息息相关。阎连科对鬼魂世界的描述和亡灵叙述视角的运用，寄予了作家悲悯式的绝望，他对乡村世界的终结想象表现，对乡土既爱又恨、对乡民贫困、愚昧和艰难生存状况的真实呈现以及对乡村美好诗意的绝望式的呼唤都通过这一特殊角度得以展现。对于一个对乡土世界有深厚感情的作家而言，“阎连科对农村的了解、体恤和道德承担之间，产生了精神上的‘紧张，陷入了自我缠绕的逻辑…”这种自我缠绕的逻辑即是指这种叙事与主题之间的充满裂隙的表现。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民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