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等都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
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是如此，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钱德宝，教师，现居河南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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