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即反社会性，他们鼓吹和欢呼动乱，尤其是重大的社会震荡，游民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朝不保夕，身份卑贱，受到其他阶层的歧视，因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社会动荡如大规模的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游民所企及的变革也仅仅是自己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更而已。[1]古有刘邦、朱元璋这样的下层游民发迹变泰，现今我们在《阿Q正传》与《阿Q新传》的比附中，也看到了这个“游民梦想”的再现与重演。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中指出：“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2]横陈这两部作品，无论是《正传》中那个卑贱的游民阿Q，还是《后传》中那个尊贵的阿Q皇帝，都时时游移于这两种性格之间。《正传》中，阿Q对此等技法就是颇为娴熟的，对赵太爷就使出了卑躬屈膝套近乎的奴性，而对和自己一样低下的王胡、小D却像主子一样，欲打欲骂得毫不吝惜。
革命是游民脱胎换骨的法宝，可胜利却只属于一个“独夫”，比如历史上的朱家天下，刘家王朝。而阿Q这个癞头癞脑的下层游民却能在万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一方的Q当家，Q皇帝（《新传》），可以说是与他熟稔的主奴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的。阿Q初在蓝盔甲军（《正传》中阿Q梦中的白盔甲军已落寞了），就以对长官的无人能出其右的奴相赢得了赏识，因此有了显露头脚、步步高升的机会。一旦得势，这种由奴变主，兼而由主而奴的性格就愈加明显了，早先是将在假洋鬼子那得到的屈辱转嫁到毫无反击之力的小尼姑身上，现在作了蓝盔甲军小头目的阿Q则是将上级长官那受到的侮辱，又原封不动的全部赏给了下属。鲁迅先生在《谚语》（《鲁迅全集》第四卷，542）中指出：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中国人似乎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是主子，要么就是奴才。[3]在未庄这片浓重的封建文化的土壤中，不只产生了一个显性的阿Q，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隐性的阿Q，上至赵太爷、假洋鬼子，下至王胡、小D，即便暂时决定了他们的身份或是主子，或是奴才，可一旦时事发生改变，他们性格深处的隐性的羊或是兽的一面就发挥了作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赵太爷不过是发迹了的阿Q，而游民时代的阿Q也只是没落的赵太爷而已。在《后传》中，当阿Q的蓝盔甲军以大势所趋之势占领未庄时，赵太爷的恐慌，赤裸裸的奴相也是可想而知的。
鲁迅先生在《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488）中说：中国人有一种爱“包围”“猛人”的习惯。“猛人”者，权势显赫者如皇帝主子之谓也；“包围”者，阿谀奉承之谓也。[4]赵太爷是未庄的“猛人”时，未庄人就去“包围”赵太爷，一旦阿Q成了未庄“猛人”，未庄人包括赵太爷也都会去“包围”阿Q的。主子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就是因为总是有那么多的奴才包围着他们。
二、革命的续篇：“独夫的家谱”
游民多想通过社会动荡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最高理想无外乎“威福、子女、玉帛”。这绝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也绝产生不了真正的革命成果。鲁迅先生在《圣武》（《鲁迅全集》，第一卷，355）中指出这种变革的实质：“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5]在《正传》中，阿Q在土谷祠中的革命幻想就是为了这些：威福——未庄一伙鸟男女跪下求饶，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还有小D、王胡都该死；子女---来来回回把未庄出名的女子都想了个遍，还包括了邹七嫂年幼的女儿；玉帛——元宝、洋钱、洋纱衫，甚至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通通拿来。这样的革命理想，胜利了的阿Q皇帝会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三卷，17）中说道：“中国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史，是‘独夫的家谱。”[6]即无论谁获胜，天下也不会是普通民众的，而是获胜者的，刘邦得了天下，天下就是姓刘的，朱元璋得了天下，天下就是姓朱的。在未庄，赵太爷作威作福，未庄就是姓赵的天下了，要不阿Q怎么也争着抢着要姓赵，当阿Q受到王胡的奚落时，在他脑子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就是“难道真如世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完全以赵家人的心态在想问题了。在《正传》中，阿Q只是有了一个关于革命的幻想。《后传》中，作者让阿Q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并一步步的为实现土谷祠的畅想而努力着，最终革命理想得以实现，最终成为一方霸主，Q当家，Q皇帝。这部“独夫的家谱”，从此就改姓Q了，阿Q衣锦还乡回到未庄时，大势已去的赵太爷就一脸奴相的先声夺人，连称阿Q是自己的本家，而且比赵太爷还长两辈儿呢。鲁迅先生早已深刻的洞悉了国民性中的这一劣根，“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谚语》）。得势阿Q还下令属下为自己歌功颂德。历代皇帝都善于运用史书将自己一生加以美化传颂，富贵了的阿Q也是如此，又早有一批羊相的奴才在身边，为他涂这改那的，而阿Q 所经所到之处皆身价倍增，受万民景仰了。比赵太爷更胜一筹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些头领们动辄杀戮，比原来的主子更坏。”
鲁迅先生对历来被人称颂的刘邦、项羽式的起义造反都有贬词，在《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532），对类似这种“革命”发出了这样的愤慨：“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7]
三、发迹变泰史：阿Q精神的繁衍与扩大化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序》中：“写阿Q，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的更强烈，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倒像是在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发出反省的道路。”这就是说，阿Q并非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一个国人灵魂的幻化，谁都可以对号入座，谁又都很难对号入座。
在阿Q身上最突出的就是他的奴才相（包括主子相）。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土壤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不论身份高低，都是二者兼具的，只不过这是机动的，随时可以变更的。在《正传》中，阿Q是奴性十足，而主性不足的，可在《后传》中，发达了的阿Q却要时时表露主子的嘴脸了，对下属，对陌生人，而一旦生命受到了威胁，遇到了更加强悍的对手时，又立刻换了一副奴才相了，卑躬屈膝的求饶，打肿脸陪着笑了。
精神胜利法的繁衍。《正传》中，阿Q身份卑贱，却要时时争取精神上的胜利，被人打了，就自称是儿子打了老子，声称自己“先前阔”，就连上刑场画的圆圈不圆，也要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而在《后传》中，这种精神上无休止的胜利却因阿Q的发迹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胜利，不但有一帮趋炎附势的奴才为阿Q撰写“先前阔”的历史，就是阿Q的子子孙孙们都毫无疑问的阔了起来。阔了的阿Q，只有他打别人的份，哪还轮的上“儿子打老子”了。不仅如此，阿Q还时时要从侮辱下属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胜利，而被侮辱的人还会以此为荣，继承了阿Q先前的精神胜利，同时又将这种种的屈辱转嫁给比他们更卑微的人身上，一层压一层，一层胜利压一层胜利，胜利加胜利，所以阿Q的王国里永远没有失败。有的只是自欺欺人的胜利。
阿Q精神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而培养出这种精神的中国文化更是无比能动的。我们永不必哀悼阿Q的死去，因为有无数的国民受到了阿Q精神的浸染，不自觉中也成为了Q家族的一员，Q子孙。从《阿Q正传》到《阿Q新传》，从一部中篇到一部长篇，是一个游民阿Q的发迹变泰史，也是我们国民灵魂的写照和深入的剖析，在我们民族的灵魂某处阿Q远没有逝去。有人曾说鲁迅作品已经过时了，可是当我们将这种自省和自审的精神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时，会发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依然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1]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2、[2][3][4][5][6][7]参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另参见，林礼明，《阿Q新传》，海风出版社，1999年版。
梁晓静，女，山东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06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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