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篇首歌

　　格色津门人称奇，

　　谁有绝活谁第一，

　　位重钱多排不上，

　　请到一边待着去。

　　史上英豪全入土，

　　田野才俊照样活，

　　异事妙闻信口扯，

　　扯完请我吃一桌。

　　万年青

　　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太小太短，没法用，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动了脑子，拿它盖了一间很小的砖瓦屋，不住人，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跑到西马路上买。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过日子还真缺不了这杂货铺！求佛保佑，让它不衰。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早上日出，到下晌日落，一年到头，刨去过年，无论嘛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而且不是一天一月一年做到，还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到，没一天不做到，或者做不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这可是了不得的！谁能一条规矩，一百年不错半分？

　　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招呼。

　　一天，老蔡遇到挠头的事。他的堂兄在唐山挖煤砸断了腿，他必得去一趟看看，连去带回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大栅栏绸缎庄里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这时候，家住西马路一个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名叫金子美，江苏常州人，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没走，不如请来帮忙。他人挺规矩，在天津这里别人全不认识，关系单纯。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实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这北洋大学堂的大学生笑道：“离开这儿，我能去哪儿？除去念书，我什么事也没有。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虽然没当过伙计。但人聪明，干什么都行。一天生，两天熟，干了两天，万年青这点事就全明白了。每天买东西不过几十人，多半是周边的住家。这些老街坊见了金子美都会问一句：“老蔡出門了？”金子美说：“几天就回来了。”老街坊互相全都知根知底，全都不多话。这些街坊买的东西离不开日常吃的用的。特别是中晌下晌做饭时，盐没了，少块姜，缺点灯油，便来买，缺什么买什么；过路的人买的多是一包纸烟；馋了买个糖块搁在嘴里。

　　金子美每天刚天亮就从学堂赶到万年青，开了地锁，卸下门板，把各类货品里里外外归置好，掸尘净扫，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里，有尿就尿在一个小铁桶里，抽空推开后门倒在阴沟里，有屎就憋着晚间回去路上找茅房去拉。在铺子里，拿出全部精神迎客送客，卖货收钱，从容有序，没出半点偏差。他一天三顿饭都吃自己带来的干粮。下晌天黑，收摊关门，清点好货物和收银，上好门板，回到学堂去睡觉。一连三天，没出意外，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从租界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个子很高，下巴上长满胡子，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这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这时放暑假了，学堂里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他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了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这学友跑到了西沽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到城西时，天暗下来。在他走到街口，面对着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有认出来，以为走错了路。待走近了，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人家老蔡。在点货结账时，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人家老蔡了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交代了一连五日小店铺的种种状况，报了太平，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茬的嘴巴子笑了。给子美高高付了几天的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在学堂忽接到老蔡找人送来的信儿，约他后晌去万年青。子美去了，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法找。我虽然帮不了你嘛忙，我这个铺子就是你的，你想吃什么用什么——就来拿！随你拿！”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看着他。好像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快天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气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走掉。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人说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治病养病，老伴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早不知嘛时候没的。再过多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给了一个杨柳青人，开一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一番景象。

　　抱小姐

　　清初以降，天津卫妇女缠脚的风习日盛。无论嘛事，只要成风，往往就走极端，甚至成了邪。比方说东南角二道街鲍家的抱小姐。

　　抱小姐姓鲍。鲍家靠贩卖皮草发家，有很多钱。虽然和八大家比还差着点，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鲍家老爷说，他若是现在把铺子关了，不买不卖，彻底闲下来，一家人坐着吃，鸡鸭鱼肉，活鱼活蟹，精米白面，能吃上三辈子。

　　人有了钱就生闲心。有了闲心，就有闲情、雅好、着迷的事。鲍老爷爱小脚，渐渐走火入魔，那时候缠足尚小，愈小愈珍贵，鲍老爷就在自己闺女的脚上下了功夫。非要叫闺女的小脚冠绝全城，美到顶美，小到最小。

　　人要把所有的劲都使在一个事上，铁杵磨成针。闺女的小脚真叫他鼓捣得最美最小。穿上金色的绣鞋时像一对金莲，穿上红色的绣鞋时像一对香菱。特别是小脚的小，任何人都别想和她比——小到头小到家了。白衣庵卞家二小姐的小脚三寸整，北城里佟家大少奶奶戈香莲那双称王的小脚二寸九，鲍家小姐二寸二。连老天爷也不知道这双小脚是怎么鼓捣出来的。不少人家跑到鲍家打听秘笈，没人问出一二三。有人说，最大的秘诀是生下来就裹。别人五岁时裹，鲍家小姐生下来几个月就缠上了。

　　脚太小，藏在裙底瞧不见，偶尔一动，小脚一闪，小荷才露尖尖角，鲜亮，上翘，灵动；再一动就不见了，好赛娇小的雏雀。

　　每每看着来客们脸上的惊奇和艳羡，鲍老爷感到无上满足。他说：“做事不到头，做人难出头。”这话另一层意思，单凭着闺女这双小脚，自己在天津也算一号。

　　脚小虽好，麻烦跟着也来了。闺女周岁那天，鲍老爷请进宝斋的伊德元出了一套“彩云追凤”的花样，绣在闺女的小鞋上，准备抓周时，一提裙子，露出双脚，叫来宾见识一下嘛样的小脚叫“盖世绝伦”。可是给小姐试鞋时，发现闺女站不住，原以为新鞋不合脚，可是换上平日穿的鞋也站不好，迈步就倒。鲍太太说：“这孩子娇，不愿走路，叫人抱惯了。”

　　老爷没说话，悄悄捏了捏闺女的脚，心里一惊！闺女的小脚怎么像个小软柿子，里边好赛没骨头？他埋怨太太总不叫闺女下地走路，可是一走就倒怎么办？就得人抱着。往后人愈长愈大，身子愈大就愈走不了，去到这儿去到那儿全得人抱着。

　　这渐渐成了老爷的一个心病。

　　小时候丫鬟抱着，大了丫鬟背着。一次穿过院子时，丫鬟踩上鸟屎滑倒。小姐虽然只摔伤皮肉，丫鬟却摔断腿，而且断成四截，骨头又没接好，背不了人了。鲍家这个丫鬟是落垈人，难得一个大块头，从小干农活有力气。这样的丫鬟再也难找。更大的麻烦是小姐愈大，身子愈重。

　　鲍老爷脑袋里转悠起一个人来，是老管家齐洪忠的儿子连贵。齐洪忠一辈子为鲍家效力。先是跟着鲍老爷的爹，后是跟着鲍老爷。齐洪忠娶妻生子，丧妻养子，直到儿子连贵长大成人，全在鲍家。

　　齐家父子长得不像爷儿俩。齐洪忠瘦小，儿子连贵大胳膊大腿；齐洪忠心细，会干活，会办事；儿子连贵有点憨，缺心眼，连句整话都不会说，人粗粗拉拉，可是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又不惜力气。鲍家所有需要用劲儿的事全归他干。他任劳任怨，顺从听话。他爹听鲍老爷的，他比他爹十倍听老爷的。他比小姐大四岁，虽是主仆，和小姐在鲍家的宅子里一块儿长大，而且小姐叫他干吗他就干吗。从上树逮鸟到掀起地砖抓蝎子，不管笨手笨脚从树上掉下来，还是被蝎子蜇，都不在乎。如果找一个男人来抱自己的女儿，连贵再合适不过。

　　鲍老爷把自己的念头告诉给太太，谁料太太笑道：“你怎么和我一个心思呢。连贵是个二傻子，只有连贵我放心！”

　　由此，齊连贵就像小姐一个活轿子，小姐无论去哪儿，随身丫鬟就来呼他。他一呼即到，抱起小姐，小姐说去哪儿就抱到哪儿。只是偶尔出门时，由爹来抱。渐渐爹抱不动了，便很少外出。外边的人都叫她“抱小姐”。听似鲍小姐，实是抱小姐。这外号，一是笑话她整天叫人抱着，一是贬损她的脚。特别是那些讲究缠足的人说她脚虽小，可是小得走不了路，还能叫脚？不是烂蹄子？再难听的话还多着呢。

　　烂话虽多，可是没人说齐连贵坏话。大概因为这傻大个子憨直愚呆，没脑子干坏事，没嘛可说的。

　　鲍老爷看得出，无论他是背还是抱，都是干活。他好像不知道自己抱的人是男是女，好像不是小姐，而是一件金贵的大瓷器，他只是小心抱好了，别叫她碰着磕着摔着。小姐给他抱了七八年，只出了一次差错。那天，太太发现小姐脸色气色不好，像纸赛的刷白，便叫连贵抱着小姐在院里晒晒太阳。他一直抱着小姐在院里火热的大太阳地儿站着。过了许久，太太出屋，看见他居然还抱着小姐在太阳下站着，小姐脸蛋通红，满头是汗，昏昏欲睡。太太骂他：“你想把小姐晒死！”

　　吓得他一连几天，没事就在院里太阳地里跪着，代太太惩罚自己。鲍老爷说：“这样才好，嘛都不懂才好，咱才放心。”

　　這么抱长了。一次小姐竟在连贵怀里睡着了。嘿，在哪儿也没有给他抱着舒服呢。

　　连贵抱着小姐直到她二十五岁。

　　光绪二十六年，洋人和官府及拳民打仗，一时炮火连天，城被破了。鲍太太被塌了的房子砸死，三个丫鬟死了一个，两个跑了。齐家父子随鲍家父女逃出城，路上齐洪忠被流弹击中胸脯，流着血对儿子说，活要为老爷和小姐活，死也要为老爷和小姐死。

　　连贵抱着小姐跟在鲍老爷身后，到了南运河边就不知往哪儿走了，一直待到饥肠饿肚，只好返回城里，老宅子被炸得不成样子，还冒着火冒着烟。往后的日子就一半靠老爷的脑子，一半靠连贵的力气了。

　　五年后，鲍老爷才缓过气来，却没什么财力了。不多一点皮草的生意使他们勉强糊口。鲍老爷想，如果要想今后把他们这三个人绑定一起，只有把女儿嫁给连贵。这事要是在十年前，连想都不会想，可是现在他和女儿都离不开这个二傻子了，离了没法活。尤其女儿，从屋里到屋外都得他抱。女儿三十了，一步都不能走，完全一个废人，谁会娶这么一个媳妇，嘛也干不了，还得天天伺候着？现在只一个办法，是把他们结合了。他把这个意思告诉女儿和连贵，两人都不说话。女儿沉默，似乎认可，连贵不语，好似不懂。

　　于是鲍老爷悄悄把这“婚事”办了。

　　结了婚，看不出与不结婚有嘛两样，只是连贵住进女儿的屋子。连贵照旧一边干活，一边把小姐抱来抱去。他俩不像夫妻，依旧是主仆。更奇怪的是，两三年过去，没有孩子。为嘛没孩子？当爹的不好问，托一个姑表亲家的女孩来探听。不探则已，一探吓一跳。原来齐连贵根本不懂得夫妻的事。更要命的是，他把小姐依旧当作“小姐”，不敢去碰，连嘴巴都没亲一下。这叫鲍老爷怎么办？女儿居然没做了女人。这脚叫他缠的——罪孽啊！

　　几年后老爷病死了。皮草的买卖没人会做，家里没了进项。连贵虽然有力气却没法出去卖力气，家里还得抱小姐呢。

　　抱小姐活着是嘛滋味没人知道。她生下来，缠足，不能走，半躺半卧几十年，连站都没站过。接下来又遭灾受穷，常挨饿，结了婚和没结婚一样，后来身体虚弱下来，瘦成干柴，病病歪歪，一天坐在那里一口气没上来，便走了。

　　剩下的只有连贵一人，模样没变，眼神仍旧像死鱼眼痴呆无神，一字样地横着大嘴叉，不会笑，也不会和人说话。但细一看，还是有点变化。胡茬有些白的了，额头多了几条蚯蚓状的皱纹，常年抱着小姐，身子将就小姐惯了，有点驼背和含胸。过去抱着小姐看不出来，现在小姐没了显出来了。特别是抱小姐那两条大胳膊，好像不知往哪儿搁。

　　欢 喜

　　针市街和估衣街一样老。老街上什么怪人都有。清末民初，有个人叫欢喜。家住在针市街最靠西的一边，再往西就没有道儿了。

　　欢喜姓于，欢喜是大名，小名叫笑笑。

　　这可不是因为他妈想叫他笑，才取名笑笑，而是他生来就笑。

　　也不是他生来爱笑，是他天生长着一张笑脸，不笑也笑。眉毛像一对弯弯月，眼睛像一双桃花瓣，嘴巴像一只鲜菱角，两个嘴角上边各有一个浅浅的酒窝儿，一闪一闪。

　　他一生出来就这样，总像在笑；叫人高兴，可心，喜欢。于是大名就叫欢喜，小名就叫笑笑。

　　可是，他不会哭吗？他没有难受的时候吗？他饿的时候也笑吗？他妈说：“什么时候都笑，都哄你高兴。他从来不哭不闹，懂事着呢。”

　　这样的人没见过。老于家穷，老于是穷教书匠，人虽好，人穷还得受穷。邻人说，这生来喜兴的小人儿说不定是老于家一颗福星，一个吉兆，这张像花儿的小脸仿佛带着几分神秘。

　　可是事与愿违，欢喜三岁时，老于患上痨病，整天咳嗽不停，为了治病把家里的存项快吃光了，最后还是带着咳嗽声上了西天。这一来，欢喜脸上的笑便没了秘密。他却依然故我，总那个笑眯眯的表情，无论对他说嘛，碰到嘛事，他都这样。可是面对着这张一成不变、并非真笑的笑脸是嘛感觉呢？人都是久交生厌，周围的人渐渐有点讨厌他。甚至有人说这个三岁丧父的孩子不是吉星，是克星，是笑面虎。

　　欢喜十岁时，守寡的于大妈穷得快揭不开锅，带着他嫁给一个开车行的马大牙。马大牙是个粗人，刚死了老婆，有俩儿子，没人管家，像个大车店，乱作一团，就把于大妈娶过来料理家务。马大牙的车行生意不错，顿顿有肉吃，天天有钱花，按说日子好过。可是马大牙好喝酒，每喝必醉，醉后撒疯，虽然不打人，但爱骂人，骂得凶狠难听，尤其是爱当着欢喜骂他妈。

　　叫马大牙和两个儿子奇怪的是，马大牙骂欢喜他妈时，欢喜居然还笑。马大牙便骂得愈加肮脏粗野，想激怒欢喜，可是无论他怎么骂，欢喜都不改脸上的笑容。

　　只有于大妈知道自己儿子这张笑脸后边是怎么回事。她怕哪天儿子被憋疯了。她找到当年老于认识的一个体面人，把欢喜推荐到城里一个姓章的大户人家当差，扫地擦房，端茶倒水，看守房门，侍候主家。这些活儿欢喜全干得了。章家很有钱，家大业大，房套房院套院，上上下下人多，可是个耕读人家，规矩很严。不喜欢下人们竖着耳朵，探头探脑，多嘴多舌。这些恰恰也不是欢喜的性情。他自小受父亲的管教，人很本分，从不多言多语；而且家中清贫，干活很勤。尤其他天生的笑脸，待客再合适不过，笑脸相迎相送，叫人高高兴兴。

　　欢喜在章家干了三个月，得到主家认可。主家叫他搬到府上的佣人房里来住。这一下好了，离开了那个天天骂街的车行了。

　　欢喜的好事还没到头。不久，他又叫这家老太太看上了，老太太说：

　　“我就喜欢看这张小脸儿，谁的脸也不能总笑。总笑就成假的了，可欢喜这张小脸笑眯眯是天生的。一见到他，心里嘛愁事也没有了。叫他给我看院子、侍候人吧。”

　　老太太金口玉言，他便去侍候老太太。他在老太太院一连干了四年，据说老太太整天笑逐颜开，待他像待孙子，总给他好吃的。老太太过世时，欢喜全身披麻戴孝，守灵堂门外，几天几夜不吃不睡，尽忠尽孝。可有人说，他一直在偷偷笑。这说法传开了，就被人留意了，果然他直挺挺站在灵堂外一直在眯眯地笑。

　　起灵那天，大家哭天抢地，好几个人看见他站在那里，耸肩扬头，张着大嘴，好似大笑，模样极其荒诞。

　　有人把这事告诉给章家老爷。老爷把欢喜叫来审问，欢喜说天打雷劈也不敢笑，老太太待他恩重如山，自己到现在还是悲痛欲绝呢。老爷说：“你会哭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哭？”

　　“我心里觉得疼时，脸上的肉发紧，紧得难受，什么样不知道。”

　　老爷忽然叫人拉他下去，打六大板子，再拖上来。他半跪地上，垂着头，嘴里叫疼。老爷叫他抬起头来，想来一定是痛苦不堪的表情，可是头一抬起，叫老爷一惊，居然还是那张眯眯的笑脸！

　　老爷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心里明白，这欢喜算得上天生尤物，一个奇人。这个人是母亲生前喜欢的，就应当留在家里，留下对母亲的一个念想。这便叫人扶他去养伤，养好后仍在府上当差，并一直干下去。

　　洋 （杨）掌柜

　　杨掌柜和洋掌柜是同一个人，一人二姓，音同字不同。这因为他有两个店，开在不同地方。在租界那边他叫杨掌柜，店名叫杨记古董铺，专卖中国的老东西。在老城这边他叫洋掌柜，店名叫洋记洋货店，只卖洋人的洋东西。

　　洋人喜欢中国人的老东西，中国人喜欢洋人的洋东西。头一个看明白这些事的是他，头一个干这种事的也是他。于是，他拿中国的东西卖给洋人，再弄来洋人的东西卖给中国人。这事他干得相当成功，不少赚钱。关键是他还有许多诀窍。

　　要想把东西卖得好，首先要把店铺、车马、行头都做得像模像样。租界那边的杨记古董铺看上去无奇不有，老城这边的洋记洋货店看上去古怪离奇。杨记古董铺在戈登堂西边街对面，戈登堂东边是利顺德大饭店，来天津办事或游玩的洋人都住在利顺德大饭店里，走出饭店便能瞧见古色古香的杨记古董铺了。洋记洋货店在海河边娘娘宫前广场旁的一条横街上，到娘娘宫来上香的人很容易逛到洋货店。两边店铺的选址都好，风水宝地，人气旺足，买卖好做。

　　他更着意在自己的行头上做文章。

　　在租界那边，他把自己扮成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一身袍子马褂，缎帽皮靴，材料上等，做工考究，关键是样子一定要古里古气，大拇指套着鹿骨扳指，叫洋人看得好奇。在老城這边，他胸前总垂着一根怀表的金链子，脖子上系一根深红色细绳领带，洋里洋气；洋人看不伦不类，中国人看洋气十足。还有，他身上总冒一股子只洋人才用的香水味儿。这一来，他就成了店铺里最招人的肉幌子。

　　他刚刚干这买卖时，不缺中国古董，就缺洋货。他想出了一招——以物易物。这招很得用。若是洋人喜欢上哪一样中国的老东西，不用钱买，拿件洋东西来交换即可。然后他把这些从租界那边换来的洋货，再拿回到老城这边的洋货店来卖。两边的货源都不缺，买卖都好做。尤其是，洋人不懂中国东西的价钱，中国人也不懂洋东西的价钱。中间的差价全由他随机应变，怎么合适怎么来，这种无本买卖干起来就太容易了。

　　没有几年，他就在粮店前街买了一块挺宽敞的空地，大约六七亩，盖一座两进的大瓦房，磨砖对缝的高墙，石雕门楼，比得上东门里的徐家大院。他还买了一辆新式轿车，去到宫前或租界全都舒舒服服坐在自家的车上。有多少钱享多大的福。在海河两岸上干古董这行的，没人不羡慕他。有人骂他吃里扒外，吃洋饭，卖祖宗，可是你有他这种本事—— 一手托两家，两头赚，来回赚，华洋通吃吗？人家杨老板还下功夫学了几句洋话呢，谁行？再说，在租界里开古董店，人家是第一家，在老城这边开洋货店，人家也是头一号。过去天津人知道嘛叫洋货店吗？都是人家杨老板开的头儿。别听人骂他，这帮人一边骂他，一边学他，也开洋货店。如今在他周边至少冒出六七家洋货店来。这条原本不知名的小街，人人都称作“小洋贸街”了。

　　洋货店多了，争嘴的人多了。做买卖的人都是各显其能，各出招数，渐渐使他的洋记洋货店变得平平常常。同时，租界里的洋人们更喜欢跑到南门外的破烂市上淘老东西，那边的杨记古董铺也不新鲜了。

　　这事难了他，却难不住他。一年后，他忽然在两边店各花一笔钱，各使出了一招，这招别人同样想不到。

　　他从租界花钱请来一个法国人，叫马尔乐。人高腿长，金色卷发和胡须，尖鼻子可以扎人，八哥赛的蓝眼睛，胳膊上长了许多金毛，个头至少比中国人高两头。这种人若是发起疯来，会不会咬人？但是马尔乐分外和蔼可亲，总是迷人地笑着，身上散出一种特殊的既不好闻也不难闻的气味。他用磕磕巴巴的中国话，耐心向买家解释每一件洋货。他还挺会开玩笑，这很适合天津人的口味。

　　洋人才能把洋货说明白。马尔乐的出现，表明只有洋记洋货店里的洋货才是地道的洋货。别的店里的洋货都是靠不住的。于是，杨家的大旗再一次在老城这边飘扬。

　　他租界这边也用了一个奇招。

　　他花钱把杨记古董铺后边一个空仓库买下来，打通了隔墙。这仓库铁顶木墙，高大宽阔，纵深很深。他从老城那边找了三四十个倒腾古玩的小商贩在这里摆摊。待小商贩们把中国人的老东西五彩缤纷、五花八门地一铺开，这仓库就像一个魅力十足的古玩市场。租界里的洋人不用再跑到老城那边去找古玩市场了。它开在了洋人身边，一扭身就进去了。半年之后，这里便成了洋人们来天津必来逛一逛、十分好玩和必有收获的“黄金去处”。杨掌柜一句话切中其中的奥秘：“洋人最喜欢自己来发现。”

　　他目光如炬，能够看透买家的心理，买卖必然是战无不胜了。他还不时把马尔乐调到租界这边来，帮着洋人寻宝淘宝。洋人信洋人，买卖真叫他玩活了。

　　北京那边干古董的，都羡慕他；但那边没有杨掌柜这种人。

　　瓜皮帽

　　自打天津开埠，这地方有钱赚，四面八方的人便一窝蜂往这儿扎。有人说天津卫的地上就能捡到金子，这话不假，这话不玄。当然，就看你看没看见金子。

　　胡四是淮安人，县城里长大，念过几年私塾，家里穷，早早到一家药铺当伙计，他人够机灵，眼里有活，手也跟得上眼。家里看他行，便经熟人帮忙，送到天津锅店街一家老药铺里学徒。

　　那时，由南边到天津都是坐船。胡四上船时，只有一个包袱，包袱里一身换洗的衣服，一双纳好的鞋。脑袋上一顶青黑色的皮帽，给他娘缝了又缝，反正怎么缝也缝不成新的。

　　胡四果然行。凭着干劲儿、拼劲儿、天生的麻利劲儿，很快就在老药铺伙计中站到排头，抓药称药捆药包——比老伙计更老伙计。天津卫药店里捆药包的纸绳都是用上好的牛皮纸捻成的，又细又亮又结实，跟细铁丝一般扯不断，可是在他又白又软的几根手指之间，松紧自如。捆好包，结好扣，要断开纸绳时，随手一挽一拉，“嗒”一声就断了。动作像戏台上青衣那样轻轻一摆兰花指，谁也不知这绝活是怎么练出来的。

　　这一切，药铺老板都看在眼里。

　　天津卫老板都会用伙计，年底算账关钱时，在付给他说好的薪水之外，还拿出两包银子。一包当众给他，这是为了给别人看，激励别人跟他学；一包私下给他，这是不叫别人看到，为了拉拢他。钱在商家那里，是做人情和拉拢人最好使的东西。

　　胡四拿到钱，心里开了花。

　　在老家县城里一年的辛苦钱，在天津卫竟然翻上三番儿。这次回家过年，他决心来个“衣锦荣归”。随即攥着钱上街，先给爹买上二斤劲大香浓、正经八百的关东的黄金叶子，再给娘买两朵有牡丹有凤凰有聚宝盆的大紅绒花。至于哥哥、嫂子、侄儿那里，全不能空着手。桂顺斋的小八件和桂发祥的大麻花自然也要捎上两盒。他走过估衣街时，在沿街亮闪闪的大玻璃窗上照见自己，旧衣破帽，这可不行。混得好，一身鲜，一定要给自己换个门面。

　　他先去龙泉池剃头刮脸，泡个热水澡，除净了污垢，不仅皮光肉亮，身子顿觉轻了一半。跟着去买新衣新鞋。为了省钱，不买棉裤棉袄，只买了罩裤罩褂。从头到脚，帽子最要紧。听人说劝业场那边同陞和鞋帽店有一种瓜皮帽，是酬宾的年货，绒里缎面，物美价廉。胡四来天津已经一年，白天在锅店街的药铺里抓药，晚上就在店后边的客栈睡觉，很少四处去逛。今儿为了买新帽子，沿着东马路向南下去，头一遭来到了劝业场。劝业场紧接着法租界，一大片新盖好不久的大洋楼，五彩灯牌哗哗闪，胡四好像掉进一个花花世界，一时心里生怕，怕丢了自己。

　　费了挺大劲找到同陞和鞋帽店，进去一问，店员果然拿出这种瓜皮帽。不单材料好，做工好，额顶前面还有一块帽正，虽非绿玉，却像绿玉。他的穷脑袋瓜子，从来没戴过这种这么讲究的帽子。只是尺寸差点，大中小三号。试一试，大号大，中号松，小号紧，怎么办？店员说：“就这中号吧。您刚剃了头，其实帽子不松，是您的光头觉得松，过几天头发茬一长出来就不觉得松了。”

　　胡四也是当伙计的，知道这店员能说会道，句句占理，是卖东西的好手。便朝他笑了笑，付了钱，把旧帽子摘下揣在怀里，新帽子往头上一扣，一照镜子，人模狗样，好像换了一个人，像个富人。

　　他美滋滋走出帽店。没几步，忽然几个人上来，把他连拉带拽架进一间大房子。胡四以为自己遭抢，拉他的人却挺客气，龇着牙笑嘻嘻说：

　　“您算赶上了——张寿臣说单口！要不是今天，您想听也没地界儿听。张大帅请他都得看他有没有时候。”

　　进来一看，原来是个相声园子。

　　一排排长凳子，他被安排在前三排中间一个空座坐下，拿耳朵一听，真好。

　　天津人爱听相声。相声园子和酒店一般多。胡四来天津这一年里，没少听相声。刚听时听不出门道，等到和天津人混熟了，就听出来相声里处处是哏，愈听愈哏，想想更哏。

　　现在一听张寿臣，可就一跟头栽进哏里边了。

　　胡四正听得入迷。忽然，觉得脑袋顶子一凉，好像一阵凉风吹在头上。他抬手一摸，好像摸一个光溜溜滚圆的西瓜。光头！怎么是光头，帽子怎么没了？掉了？他回头往地上一瞧，嘛也没有，左右一看，两边的人都在听相声，没人搭理他。他再猫下腰去找，凳子下边干干净净，只有一些脚，都是周围听相声人的，其余任嘛没有。他问身后的人看没看见他的帽子。

　　身后一排凳子上坐着一人。长得白白胖胖，穿得可比他讲究：深黄色袍子上有暗花，黑皮马褂上垂着金表链，头上也一顶瓜皮帽，跟自己新买的那顶一样。这胖人笑着对胡四说：“问我？你又没叫我帮你看着帽子。”然后说，“人多的地界儿，要想别挤掉帽子，得像我这样——”他抬起手指拉拉脖子下边。

　　胡四仔细一看，原来他帽子两边各有一根带子，绕过耳朵，在脖子下边结个扣儿。

　　胖人又说：“这样，别人想摘也摘不去。”说完拉拉帽带“嘿嘿”笑了两声，站起来走了。

　　胡四丢了新帽，不肯花钱再买，仍戴原先的旧帽子回家，心中不免别扭，事后常常和人说起。帽子上安上帽带，以防脱落，固然有道理，可是他当时并没站在大街上，也没挤在人群中，而是坐在园子里听相声，怎么转眼就不见了？这其中的缘故，在淮安老家没人猜得出来。过了年，回到天津卫锅店街，他与药店附近摆摊的鞋匠说起了年前丢帽子这事。鞋匠听了，问他：“你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我怎么会明白，当时只顾听相声，脑袋一凉就没了。周围没几个人，都坐在那儿没动静儿呀。”胡四说。

　　鞋匠哈哈大笑说：“这不明摆着嘛，那胖子就是偷你帽子的！”

　　胡四一怔，说：“胡说什么呢。我可没看见他手里拿着我的帽子。”

　　鞋匠说：“哪会在他手上，在他头上。他头上戴着的就是你的帽子。”

　　胡四：“更瞎说了。他帽子虽然和我那顶一样，可那是人家自己的。人家帽子上有带子，还结在脖子上呢。”

　　鞋匠没接话茬，他从身边一个木箱里找出一根带子，只说一句：“你看好了。”跟着把带子搭在脑袋上，再把垂在脸颊两边的带子，绕过耳后，结在脖子下边。

　　胡四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鞋匠伸过手来对他说：“把你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给我。”

　　胡四把帽子摘下来递给鞋匠，鞋匠接过去顺手往自己的脑袋上一扣。说：“这帽子是你的还是我的？”

　　看上去真像是鞋匠的帽子，牢牢地系在他的头上。

　　鞋匠说：“人家用一根绳，就把你帽子弄走了。”

　　胡四心服口不服，还在自辩：“怪我当时只顾听相声。”

　　鞋匠笑道：“你这段事可比相声还哏呢。”

　　小尊王五

　　保定府的李大人调到天津当知县，李大人周围的人劝他别去，都说天津地面上的混混太厉害，个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天不怕地不怕，那时官场都怵来天津做官。可是人家李大人是李中堂的远房侄子，自视甚高，根本没把土棍地痞当回事。他带来的滕大班头又是出名的恶汉，谁敢不服？李大人笑道：

　　“我是强龙不怕地头蛇。”

　　李大人来到天津卫，屁股往县衙门大堂上一坐，不等混混来闹事，就主动出击，叫滕大班头找几个本地出名厉害的混混镇服一下，来个下马威。头一个目标是小尊王五。

　　王五在西城内白衣庵一带卖铁器，长得白白净净，好穿白衣，脸上带笑，却是一个恶人。不知他功夫如何，都知他死活不怕，心狠没底。在天津闹过几件事，动静很大，件件都叫人心惊胆战，故此混混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作“小尊”。他手下的小混混起码有四五十个，个个能为他担当死千，拿出命来。白衣庵东边是镇署，再往东过了鼓楼北大街就是县衙门。李大人当然要先把身边这根钉子拔了。

　　这天一早，几个小混混给王五端来豆腐脑、油炸果子和刚烙出来的热腾腾的大饼。大伙在院子里吃早点时，一个小混混说，这几天县大人叫全城的混混全要去县衙门登记，打过架的更要登记，不登记就抓。

　　王五说：“甭理他，没人敢来叫咱们登记。”

　　小混混说，县衙门的一位滕大班头管这事。这人是李大人的左膀右臂，人凶手狠，已经有几个混混落在他手中了。

　　王五说：“这王八蛋住在哪儿？”

　　混混说：“很近，就在仓门口那边一条横街上。”

　　王五说：“走，你们带路！”说完，从身边铁器中“哗啦”拿起一把菜刀，气势汹汹夺门而出。混混一帮前呼后拥跟着他。

　　到了滕大班头家就“哐哐”砸门。滕大班头也在吃早点，叼着半根果子开门出来，见是王五便问：“你干吗？”

　　王五扬起菜刀，刀刃不是对着滕大班头，而是对着自己，嘛话没说，“咔嚓”一声，对着自己脑门砍一条大口子，鲜血冒出来。然后才对滕大班头说：

　　“你拿刀砍了我，咱俩去见官！”

　　滕大班头一怔，跟着就明白。这是混混找他“比恶”来的。按照这里混混们的规矩，如果这时候滕大班头说：“谁砍你了？”那就是怕了，认栽，那哪行？滕大班头脸上的肉一横说：“你说得对，大爷高兴砍你，见官就见官！”

　　小尊王五瞅他一眼。心想这班头够恶。两人去到县衙。李大人升堂问案。小尊王五跪下来抢先把话说了：“小人姓王名五，城里卖香干的。您这班头天天吃我香干不给钱，今早我去他家要钱，他二话没说，从屋里拿出菜刀给我一下，凶器在这儿，我抢过来的。伤在这儿，还滴答着血呢。青天大老爷，您得给小民做主。”

　　李大人心想，我这儿正在抓打架闹事的，你县里的班头却去惹事。他问滕大班头这事是否当真？

　　如果这时滕大班头说：“我没砍他，是他自己砍的自己。”也还是说明自己怕事，还是算栽。只见滕大班头脸又一横说：“这小子的话没错。我是吃他的香干了，凭嘛给钱？今天早上他居然上门找我要钱。我给他一刀。”

　　小尊王五又瞅他一眼，心想这班头还真够恶的。

　　“你怎么知法犯法！”李大人大怒，左手指着滕大班头，右手一拍惊堂木，叫道，“来人！掌手！五十！”

　　衙役们一拥而上，把掌手架抬了上来，拉过滕大班头的手，把他的大拇指往架子上一个窟窿眼儿里一插，再一掰，手掌挺起来，抡起枣木板子就打。“啪啪啪啪”十下过去，眼看着手掌肿起两寸厚；“啪啪啪啪啪啪”再十五下，前后加起來二十五，离着五十才一半，滕大班头便挺不住了，硬邦邦的肩膀子赛给抽去了筋，耷拉下来。小尊王五在旁边见了，嘴角一挑，嘿地一笑，抬手说：

　　“青天大老爷！先别打了，刚才我说的不是真的，是我跟咱滕大班头闹着玩呢。我不是卖香干是卖铁器的，他没吃我香干也没欠我债，这一刀不是他砍我的是我自己砍的，这刀也不是他家的是我铁铺里的，您看刀上还刻着‘王记两个字呢！”

　　李大人给闹糊涂了，不明白这个到底是嘛事。他叫衙役验过刀，果然上边有“王记”二字。再问滕大班头，滕大班头就不好说了。如果滕大班头说小尊王五说得不对，自己还得接着挨那剩下的二十五下。如果他点头说对，那就认栽了。可是他手是肉长的，掌心的肉已经打飞了，再多一下也受不住，只好耷拉脑袋，认头王五的话不假。

　　这一来李大人就难办了。王五说他是自己砍自己，那么给谁定罪？如果就此作罢，县里边上上下下一衙门人不是都叫这小子耍了？滕大班头还白白挨了二十五板子呢？如果认可王五说的是真的，不就等于承认他自己是蠢蛋，叫一个混混戏弄了？他心里边冒火，脑袋里没法子，正在骑虎难下时，王五出来给他解了套儿。只见王五忽说：

　　“青天大老爷！王五不知深浅，只顾取乐，胡闹乱闹竟闹到衙门里。您不该就这么便宜了王五，怎么也得给我掌五十！您把刚刚滕大班头剩下那二十五下也算在我身上，总共七十五下！”

　　李大人正有火没处撒，台阶没处下，心想这一来正好，便大叫：

　　“你这叫自作自受，自己认打。好！来人，掌七十五！”

　　王五没等衙役过来，自己已经走到掌手架前，把大拇指往窟窿眼儿里一插，肩膀一抬，手心一挺，这就开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枣木板轮番落下，掌心一下一下高起来，跟着便是血肉横飞。王五看着自己打烂的手掌，没事儿，还乐，好像饭馆吃饭时端上来一碟鲜亮的爆三样。挨过了打，谢过了县大人，拨头便走，把滕大班头晾在大厅。

　　事过一个月，滕大班头说自己手腕坏了，拿不了刀，辞了官差回保定府，整治混混一事由此搁下没人再提。天津卫小尊王五的故事从此又多了一桩。

　　（选自《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