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根

　　

　　

　　

　　雪地里的萧红

　　在飞机上

　　在上一个千禧年的最后的10天，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中匆匆打点行装，决意前往北方的一个寒冷的城市。

　　从福州飞往哈尔滨，空中航程2489公里。这种大跨度的远程飞行于我来说并非首次，但却感到神圣。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上客再次起飞后，继续北行，午后４时，不知道是因为高空的原因还是错觉，此刻的太阳已在机翼的下方，满天燃烧的红霞与地平线上银色的雪国，蔚为壮观，而雪地中迎来又远去的村舍，让我想到机翼下方雪地之中人的渺小。

　　可我为何要作此远行，固执地要去寻找一个半个多世纪前就被冰雪覆盖了的灵魂？这个人与我无亲无故，也无任何的缘分，甚至也不是我的文学研究的对象，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为了这个人天才而短暂的人生。

　　这个人就是萧红。31岁的生命，雪国占据了她的大半生。当她走出这个雪国，便没有再回来了，然而，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却又始终飘洒着雪，她的最精彩的作品最深切的回忆，全在雪国。我最早读到的是《呼兰河传》，记得当时立即被开篇那句话惊呆，说，严冬一封锁大地，大地就满地裂着口。冻裂了的大地、满是裂着口的大地会是一个什么样？这对一个南方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还说，大地一到严冬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混沌一片，而且整天飞着清雪。“清雪”又是一个什么样呢？

　　那时，萧红在南方温煦的香港，病中回望着童年的雪国故乡。

　　哈尔滨的夜

　　哈尔滨的天五点便黑了，时差与我所在的城市２个小时，这让我有些茫然。我在寒冷的夜晚，找不到70年前的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位置，也找不到那个白俄开的“欧罗巴”，只能在可以称之为也是道外的一家酒店住下，这里恐怕离曾经留下过少女萧红求学身影的学校也很远。

　　我对哈尔滨和哈尔滨夜的感觉完全陌生。

　　将近70年前的1932年仲夏６月，那时萧红还未“誕生”，那个叫张迺莹的女子，身怀六甲，被人抛弃囚禁在东兴顺旅馆，万般无奈之下，她拨通了一家报馆的电话，于是引来了她的救命恩人、后来成为患难夫妇并且双双走上文坛的萧军。这个心酸的故事以“英雄救美”的方式流传文坛，画面强烈十分抓人，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们此后在哈尔滨的窘境和艰难。

　　他是一条受冻受饿的犬呀！

　　在楼梯尽端，在过道的那边，他着湿的帽子被墙角隔住，他着湿的鞋子踏过发光的地板，一个一个排着脚踵的印泥。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划褥子可以吃吗……我坐在小屋，象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

　　我再也不能抑止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

　　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适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丢了……从冻又想到饿，明天没有米了。

　　饿比爱人更累……

　　这些文字像冻雪般的洒落在萧红的作品里，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饿》，通篇都写饥饿的感觉，一个又饿又冷的少妇，在哈尔滨的街市在雪地的小屋中，等待一个又饿又冷加上又累的男人的归来。饥饿和寒冷，这就是萧红告诉我的哈尔滨的全部。我的行包中便有萧红这本散文集《商市街》，当然我不用翻阅也能记得清楚，夜的哈尔滨不仅陌生，而且充满了恐惧。我在夜色中走出酒店，我想体验一下萧红的感觉，那时也只有七点多钟，酒店前的街道上只有厚厚的积雪，看不到行人，稀落的汽车一辆一辆地从身边滑过，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雪地冰冷的路面上，脚下的积雪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是不是被我蹍碎了刚刚冻结的冰凌？果然也在下雪，可以从领口钻进我的脖子里的雪，是不是萧红说的清雪？说实在的，我完全没有必要在此时，独自一人走在寒冷的冰雪之中，我只是出于好奇与矫情，想让我的感觉与萧红接近一些。我在走上防洪大堤的时候，冰封的松花江就在眼前，我知道在冰封之下的松花江，隐藏着一些萧红与萧军的故事，但立即浮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大堤的坍塌，汹涌的洪峰冲进哈尔滨，处于道外的东兴顺旅馆立时便淹至二楼，店老板逃走了，萧红被人遗弃留下的一身债务才算被大水冲掉，一只好心的运木炭船将那个大肚子的女人载走……

　　在冰封的大地上

　　从哈尔滨到呼兰县城，便是萧红描写过的冻裂的大地，我现在就行走在这东北松花江岸的土地上，没有萧红说的那种像小刀子般厉害的风，雪却是在不停地下着，没有感觉到冷，为了寻找冻裂的大地，停车走下水泥的路面，走到有泥土的旷野上去，大片大片被积雪覆盖着的土地，就是没有看到冻裂的口子。

　　路上没有见到马车，更没有见到七匹马拉的大车，萧红对在旷野中奔跑的大车的描写，实在是精彩之极，不能见到这个情景？

　　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然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这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即就上了霜。

　　司机说，现在当然是见不到这个情景。只能遗憾！那时，张迺莹上哈尔滨念书，马车在旷野跑着，恐怕也得小半天的工夫，而现在，只有半个多小时的汽车行程。

　　根据萧红的描写，呼兰河的南岸，尽是柳条丛，过了河到了北岸才是呼兰的县城。我从南岸而来，没有见到柳条丛，也许是12月的寒冬，柳条都落叶了，隐退了，见不着它的影子，倒是看到衰枯了的芦苇一大片一大片地倒伏在河的两岸，中间结冰的地方呈白色，冰层下便是呼兰河不息的流水，不知道七月十五的盂兰会，呼兰人还放不放河灯？萧红写夜深三更过后，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的时候，呼兰河那是多么地至静至美：

　　河水是寂静如常的，小风把河水皱着极细的波浪。月光在河水上边并不像在海水上边闪着一片一片的金光，而是月亮落到河底里去了。似乎那渔船上的人，伸手便可以把月亮拿到船上来似的。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有着横渡日本海的经验，所以这里出现了月亮在海上与在河上的比较，现在的河水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纵是没有任何的污染，也是看不到那轮可以落到河底的明月的。

　　1940年的萧红，叛逆了她的家庭，却是深恋着她的故乡。

　　祖母的屋子

　　现在我就站在了“萧红故居”的门前，一座典型的北方大财主的院落，70年前，萧红反抗过的家庭，萧红叛逆了的家庭，或是萧红被开除出祖籍的家庭，我要探访的主人就出生在这个家庭之中。

　　在一列红窗灰墙灰瓦的房子里，在北方的土炕上，这里在1911年6月2日的那天产下过一个女婴，女婴起名张秀环，就是后来的张迺莹再后来的萧红。女婴出生后的100天，在武昌有一个推翻清王朝的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的大革命与北方小女婴的出生，当然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相对的开明的社会环境，比如没有可以接纳女生入学的学校，包括办在呼兰县城的小学与哈尔滨的女子中学等，就不可能有一个作家萧红了。

　　最先进入这一列五间屋子中的东面两间，这是祖母的屋子：

　　我家住着五间房子，祖母和祖父共住两间，母亲和父亲共住两间。祖母住的是西屋，母亲住的是东屋。

　　现在的西屋存列着实物，管理者一概将其标明为文物，并且到处都是用粗重的墨笔写下的“禁止抚摸文物”的警示牌，继承了当年祖母的传统。这里有青花瓶、座钟、太师椅、书案、小炕桌、炕被柜、梳妆台，有枕头顶、烟袋嘴、小铜锁、铜烛台、老花镜、筷子等，还有萧红的父亲穿过的青大襟、兰士林上衣和用过的印章等，就像一个小小民俗馆。在我的印象中，东北的土地改革是很彻底的（我是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得出这个印象的），作为大地主的张家，怎么可能经过那样的一场革命，还能留下这许浮财，这些在当时看来绝对的奢侈品？包括这个大院这座房子，都不分给贫雇农？（后来，我看到一个资料，一如我的猜想，这些实物都是从民间收集来的，这个院子和这座房子是做了大量的搬迁，腾出来后进行修缮的，才有了今天看到的萧红故居）我不知道这里的物件与萧红之间的具体关系，那个小炕桌，那个梳妆台蕭红曾经用过？都有这个可能，但我还是喜欢在想象中再现张迺莹儿时这两间屋里的情景：祖母的屋子，一个是外间，一个是内间，当时的摆设是，外间摆着大躺箱，地长桌，太师椅，椅子上铺着红椅座垫，躺箱上摆着朱砂瓶，长桌上列着座钟，钟的两边站着帽筒，帽筒上并不挂帽子，而插着几根孔雀翎。尤其是祖母的屋子里那两个钟，一个座钟，一个挂钟，座钟非常稀奇，画着一个穿古装的大姑娘，好像活了似的，好像会用眼珠子瞪人，那挂钟就更稀奇古怪，里面有一个长着蓝眼睛的毛仔小人，眼珠子还会转动，这一切对儿时的张迺莹来说，都觉得十分的好奇，４岁的张迺莹５岁的张迺莹，便在这两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对于那好奇的一切，总想用手去触摸，孔雀翎上金色的“小眼睛”、大躺箱上雕刻的穿着古装的小人，可是祖母总是不让沾边，手还未出，便招来喝斥：“不许用手摸，你的手脏。”这让任性、敏感而心灵脆弱的张迺莹十分地沮丧与不甘。一方面，屋子里有无数的好奇，处处都是诱惑，一方面却处处设防，不许触摸不许乱动，理由是你的手脏，若张迺莹洗净了手，是不是就可以随意触摸呢？

　　当时的祖母就像现在保护文物一样，处处禁止，绝不让充满好奇的萧红靠近，禁止的结果，要么是欲望的扼杀，要么就是反抗，儿时的萧红选择了后者，果然也就在这屋子里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的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纸窗给捅了几个洞，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的抢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终于：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一排排捅破了的纸窗，我好像听到了萧红捅纸窗嘭嘭的声响，好像听见了纸窗被捅破时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也好像听出了那一声刺痛的尖叫，被针刺痛了的小指头，从此结下的怨恨，在这间屋子里，在童年的心灵中。

　　我现在就站在屋子里，看着萧红儿时不能触摸的物件，还有那排玻璃窗，窗纸已不在了，小手留下的血的印迹却能感觉得出来。有一个秋天，美籍华人作家李硕儒先生来到这间屋子里，夕阳西沉，残照里，看到有一只桔黄色的蝴蝶扒在玻璃窗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几次挥手也都不肯离去……李先生很快悟到，这可能是萧红灵魂的化身，为此深深地感叹。但是我想，纵是萧红的灵魂，也是不会停驻在这间屋子的玻璃窗上的。

　　后花园

　　有一处倒可能是那灵魂的憩歇地，这就是“萧红故居”背后那一大片的花园，萧红称之为的“后花园”。

　　我从迎门堂屋走进后花园。如果说，祖母的屋子是萧红的禁地，那么，后花园则是童年的乐园。“我家有一个大花园，”叙述的口气自豪、欢快明亮，这是萧红作品中少有的亮色，是张迺莹童年的七彩光环，“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花园里，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一棵大榆树，还有一丛玫瑰。这就是张迺莹儿时的乐园，乐园的伙伴只有一人，就是年迈七十岁的老祖父。祖父与祖母、屋里与屋外，简直就是两重天，“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干活干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大黄瓜，跑去摘下来便吃，黄瓜没吃完，又见一个大蜻蜓，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追不上蜻蜓便又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待到一切都玩腻了，又回到祖父的身边，“祖父在浇水，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起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这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天地，是“我”与祖父共享的欢乐园，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有外人介入。在幼时的萧红看来，祖母的屋子是压抑的，而长工们住的草房是荒凉的，只有这个后花园是灿烂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一片。”

　　我现在就走在后花园，寒冬的后花园，没有萧红描写的万千景象，大雪覆盖，一片素白洁净，洁净到连雪痕也没有一丝，以至我的脚踩上去都有些揪心。为了突显后花园的欢乐与生机，萧红不忍写它在大雪覆盖后的情景，“大雪又落下来了，后园就被埋住了。”就这一句话，写的就是我眼前的情景，后花园被雪埋住了。现在这个后花园，在它夏天的时节，是不是也像萧红描写的那般热闹与生机？我在大雪覆盖后的情景中是看不出来的，但有一点可以感受得到，那就是这个花园现在可能太规整了一些，被那些横竖整齐的绿篱切割得一个方块一个方块，萧红那个自由的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这使我想起绍兴的百草园，那一年我去的时候，可还是充满着野趣啊！

　　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童年的圣地，而这个圣地不仅是他的生命之源，也是艺术之源。如果将百草园看作是鲁迅的童年圣地，将烟台东山上的炮台看作是冰心童年的圣地，那么，无疑，后花园就是萧红的童年圣地了。

　　我在雪地上，想象着萧红在这冰雪覆盖下曾有过的欢乐情景，思索着这个圣地对她的生命与创造的双重意义。

　　后花园还被萧红作了一篇小说的名字，《后花园》，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中年光棍冯二成子与邻家少女赵姑娘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也许这个爱情故事是从磨房长工冯歪嘴子与王大姑娘的爱情故事演变过来的。现在这个磨房被复制出来了，就在后花园的西边，我走至近前，门是关着的，看不到磨房里面的情景，那个牌子上说，这里是萧红常玩的地方，她曾偷家里的鸡蛋，分给穷孩子在碾盘上烧烤，让大家分享着她冒险偷来的美味。但我想，当时张迺莹完全可能没有这种阶级的意识，甚至没有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只有童年的欢乐，这就与她对后花园的描写相一致了。这个磨房藏着许多故事，最主要的故事当然是冯歪嘴子与王大姑娘的悲怆的爱情故事，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了最后整一章为其爱情故事作传，她记挂着他们，最后的一句话是：“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而对于后花园，萧红在香港还牵挂着：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可能令萧红最不能想象的是，这个后花园在消失几十年后又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并且是因了她，因了它的小主人而声名远播，以至像我这样的人，竟是从千里之遥专程寻来。

　　祖父的意义

　　祖父是萧红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祖父就没有后来的萧红。祖父之于萧红，是童年快乐的伙伴，遇上麻烦的保护伞，求知路上的启蒙老师，是灵魂深处的感念与回忆。

　　《呼兰河传》中，萧红用前两章写风景风情，自然的风景与世俗的风情，到了第三章，开始写人物，第一句话跳出的就是：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的时候，祖父就快七十了。

　　以“我”来比照着写祖父，充满着亲情。祖父是与后花园连在一起的，祖父也是后花园的一道景色，就像在祖父的草帽上插满大红玫瑰花又将草帽戴在祖父的头上一样。萧红不把祖父放在屋子里叙述，因为那是祖母的天下，是一个压抑的空间，等到祖母去世之后，才允许祖父走到屋子里，但也必须有“我”。“祖母死了，我就跟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住在祖父的那屋。”

　　于是，开始了启蒙的教育。

　　学《千家诗》，没有课本，祖父念一句，“我”念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跟在后面念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还大，不，不是念，而是喊。

　　于是，祖母的屋子才有了生气。

　　祖父不仅是萧红最初的启蒙老师，我甚至感到，他可能是萧红得以在县城上小学、至哈尔滨上中学的主持者，没有他的主持，萧红的上学有没有可能？那时，萧红的父亲在外地当老师，也当校长，还做过县的教育局长，从理论上有可能让女儿上学念书，但是，他对萧红冷淡、冷漠，不管她的事，甚至不管家事，主张萧红上学在实际上恐难做到。

　　如果从自述性的《呼兰河传》中判断儿时的萧红，从常态看，确实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家伙：“左手拿着木头刀，右手拿着观音粉，这里砍一下，那里画一下。后来又得到了一个小锯，用这小锯，我开始毁坏起东西来，在椅子腿上锯一锯，在炕沿上锯一锯。”这样的一种捣蛋和毁坏者的形象，竟然得到了祖父的容忍与保护，而祖父的容忍与保护又助长了她任性和撒野，并且因為有了这种“无原则”的保护与宽容，对阻止者与禁止者生出了些许的仇恨，“使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只要有了祖父的爱，什么都不怕了，“有恃无恐”？当时我站在那间屋子里就想，祖父宽容与爱对萧红意味着什么？祖父的爱无疑是纯亲情的（“等我生下来，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与超功利的，祖父不仅与世无争，也不管家事，只爱给他带来欢乐的小孙女，这种对任性不加修饰的宽容与从纯亲情立场释放的爱，在客观上培养与浇灌了萧红心灵深处任性不羁的性格之花，极度的爱与极度的恨，情绪的自由漫延，绝对的任性与绝对的不受约束，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等，再加上敏感与适量的后天教育，这几乎就是作家的胚胎了。是祖父一手培植了这个胚胎，后来为中国的现代文学贡献了一名出色的女作家；但若从人生而论，也是祖父给萧红留下了缺憾，如果祖父能将他的立场稍微偏移一点，那么，可能会影响那个文学小胚胎的发育，但却可能成全萧红人生的完满。

　　这是祖父的意义？

　　当然是我的推断与猜想。

　　不归之路

　　萧红出生与父母居住的两间屋子，在迎门堂屋的西边，现在布置成了萧红生平与创作展览性质的展室，因为不完全是萧红的生平与创作展览，比较杂乱。萧红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积累文字近百万，也就是说一年有10万字、一个月有近万字面世，包括她在生病的日子，包括她在旅途的时光，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高产的作家了，萧红的著作版本也是很多的，国内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版本和国外的版本，但现在这里存列很少。研究文章与专著（包括传记）据说数量更大，是萧红作品的10倍（我未做过统计也无力做此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说明研究萧红的人、爱萧红作品的读者很多，展览中，这方面也未得充分的体现。萧红的照片也不多，数了一下，大概30多张，照片的画面质量不高，且说明也缺少动人之处，想想萧红的文字多么清新明快，萧红展览说明当然应该有萧红的风格。

　　这也可能是我这人的挑剔。

　　有些逸出萧红生平与创作范围的存列，当然也有意义，比如，北京“吟红社”搜集到的一批艺术家、作家、诗人赠给萧红故居的著作，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的赠书，老诗人柳亚子寻找萧红墓的拜墓词，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邱明伦等人的信函，尤里·苏罗夫采夫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赠给萧红故居的纪念章和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品，日本著名电影剧作家大野靖子女士及其丈夫的信函，信中告之，他们从东京寄给萧红故居一千元人民币，表示两位异国作家对萧红的一份敬意，并祝愿萧红故居后花园早日建成等等。

　　在这个展览室中，有两件东西引起我的注意，一是《东昌张氏宗谱书》，也就是萧红家族的族谱，16开本。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族谱的编撰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的父亲、张氏第五代张廷举，编撰的时间为1935年8月，此时的萧红离家出走已过５年，父亲张廷举在当时就将萧红的行为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所以，在这本《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根本没有萧红辈分中“张秀环”的名字。另一件是一张彩色的图表，“萧红一生所走过的路”，呼兰→哈尔滨→呼兰→哈尔滨→北京→哈尔滨→大连→青岛→上海→日本东京→上海→北京→上海→武汉→临汾→西安→武汉→重庆→北碚→香港。从她出生的呼兰到她离开人世的香港，这个图表标示出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这两件展品引起我的思考是：1930年夏天，也就是在萧红19岁的头上，离开或者叛逆这个家庭的情景，这个情景是如何发生的，它们对萧红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萧红的出走，从形式上看是为了要继续上学，为了逃避包办的婚姻，但这个形式是在实质矛盾发生到一定阶段的外在表现，真正的原因则可能是发生在祖父的身上，那种宽容与超功利的爱所养成萧红的任性与固执；也可能发生在父亲与母亲的身上，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她们不仅都没有给萧红以基本的母爱与父爱，而且表现为冷漠、冷酷、恶言厉色，再加上祖母在她小手指尖上留下的记忆，造成了萧红心底的反抗与叛逆，尽管她在小时候不知道这种反抗与叛逆会给她的命运带来什么，但她绝对的不屈从，不在心底给他们哪怕一点点的原谅，“祖母死了，我在后花园玩着。”“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因而，当祖父死后，萧红的出走几乎就成了必然，就是没有包办婚姻那件事，也是要出走的，这一行为的意义既可以理解为反封建，但确切地说可能是性格使然，她的命运之帆就是在这个性格必然的驱使下，驶出了呼兰河的港湾，而又由于性格的使然（当然也有客观环境的因素），使她走上了那条不归之路（包括对婚姻的处理与和朋友关系的处理，都可能从萧红的自身中寻找到答案）。我不太赞成将萧红的出走与早逝，一概归之家庭、社会与时代，因为，她本还是有另外选择生活之路的可能，但她的性格而不是因为外界的制约，只允许她选择这条只在31岁头上就早逝的不归之路。但事物往往就是这样，双刃之剑有着处世的锋芒也有创造的利锐，萧红正是在这条不归路上，创造了她的艺术的辉煌，《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呼兰河传》等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艺术个性、最具生命意义、最敏锐的感觉方式与叙述方式（比如，我们在新时期大谈小说散文化的倾向，并且从理论上论证它的创新意义的时候，那么看看萧红的作品就不至于那么亢奋了，还有关于凭感觉写作的问题，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萧红敏锐的程度）、最不受艺术形式约束的女作家，她在行走不归之路的短暂时间，创造了永恒的艺术生命。

　　雪里萧红

　　在萧红故居中最能体现萧红的个性与命运的当属那座萧红塑像，一座孤单的萧红雕像。

　　这座雕像立于一列五间屋的前面，四周一片雪白，穿着单衣薄衫的萧红，坐在冰冷的巨石上，手上有一本书，但她却是在托腮凝思，眼前是她描写过的荒凉的院子。站在萧红的身边，我立时感觉到一种寒冷，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雪里的萧红，四周没有一点温暖，没有一棵树，一丛草，一盆花，她就那么孤单地一人独自坐在雪地中冰冷的石头上。不仅是她的雕像，她的衣着，她的神情与神态，以及雕像与环境的理解与处理，都独具匠心。这座雕像的藍本是萧红1931年在北京的留影，但雕塑家融进了萧红31年凄苦的岁月，深刻地表达了萧红的个性，表述了她与时代与社会与这个家庭这个院子的关系，萧红，就是在这种荒凉而寒冷的环境中，顽强地挣扎着，孤独、坚强而愁苦地生活着……萧红的一切都可以从这座雕像上得到解读，具象的人物雕像，却有着抽象的象征意义和力量，哈尔滨的寒冷与饥饿，与萧军曾有过的远逝的岁月，鲁迅慈父般的爱，香港最后的岁月等等，真是一件非凡的艺术杰作，我不知道这位艺术家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一准是萧红的艺术知己！

　　在这座雕像前，我还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是鲁迅的排列，然而，在生命的时序上，却出现了颠倒过来的现象，萧红（1911—1942）——丁玲（1904—1986）——冰心（1900—1999），我为萧红的早逝扼腕。但是，也许生命的能量与燃烧，瞬间的迸发，更具凄灿之美，萧红在她有限的生命之中，创造了无限的艺术，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1993年，老诗人蔡其矫来此参观，面对这座萧红雕像，诗人写道：

　　生命承担爱的重负

　　难与庄生化蝶起舞

　　纤枝细条发声的年代

　　呐喊一朵花的半开

　　人海辽阔，世途多歧

　　呼兰河的灵魂

　　溶入南国滴血的心

　　受难的秘密，深藏墓碑下

　　大地之恋如老去森林

　　依然落叶纷纷

　　诗人是我的忘年交，萧红的同代人，我在为他写传记时，老诗人讲到参观萧红故居的情景，那首诗是为在哈尔滨冰雪节上举行的诗歌朗诵晚会而临时写作的，但当他上台朗诵到最后一句时，自己已是泪流满面，全场一片寂然。

　　老诗人和我一样，也是从南方而来。

　　现在我要走了，离开萧红故居，离开呼兰，离开哈尔滨。我来时匆匆，没有目的，现在又要匆匆离去，也无打算，甚至没有远行后的满足感。

　　千里迢迢，真的就是为了一次无目的的探访，与雪里的萧红做一次相会？

　　三年之后，我才写下这篇文章。

　　“新月”下的林徽因

　　（一）

　　1923年，当“新月社”在北京宣告成立时，林徽因就是社员，但那时她并没有写诗，只是作为一名成员，参加新月社的聚会等活动，给新月社增添了一道亮色，几分绚烂。

　　林徽因的文学起步，是在她当了母亲之后，且处于生命的低潮之时。

　　1928年秋天，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美国学成、巴黎成婚之后，回到祖国，双双应聘于东北大学，为该校创办建筑系。次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父亲、“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为女儿取名“再冰”。就在家庭与事业都有可观的成就时，林徽因却病倒了，只得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从沈阳独自回到北平，客居梁家大姐的北平寓所。随之，协和医院确诊，林徽因得的是肺结核，必须立即隔离疗养。于是，一袭轻车，将林徽因送上了西郊香山，住在离“双清别墅”还有一段路的平房里，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母亲与幼小的女儿。

　　林徽因是个爱热闹之人，现在因病一下子将她抛落到郊野，心情落寞可想而知。好在她的朋友多，时有人上山探视，金岳霖、张奚若、罗隆基、张歆海和韩湘眉夫妇、凌叔华、沈从文等都曾三三两两结伴前行，带来京城的消息、带来欢乐笑声，留下了安慰。不用说，探视最勤的当为徐志摩，时，陆小曼在上海，他则在平沪的几所大学任教、兼课，穿梭往来于两地。

　　徐志摩的探视与别的朋友不一般，有时还会留宿，住在平房旁的甘露旅馆。自然，他们相见、谈话的时间就多了。徐志摩除教书之外，还开办了新月书店、握有《新月》《诗刊》《新月诗选》等“新月”刊系，上山时新出刊是必带的，其中就有创刊号的《诗刊》。林徽因一卷在手，焚香品读，加上徐志摩乘机再次劝说，病中的心情，诗歌，也许真是一个倾诉的窗口？

　　于是，在第二期的《诗刊》（1931年4月）上，果真就有了林徽因的两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那一晚》（署名尺棰）。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过去时、现在时与未来时的结构，一首相当完整而完美的三段式的爱情诗。分别是在手牵着手星空的夜晚，有小船有水岸，重重的愁绪中选定了各自的方向；“你”上岸了，耕种了缤纷的花儿，“我”卻依然在江上独行，细弱的桅杆还在风涛里摇，远远地望见岸上的生动；也许有一天，思念与回忆，就会溢出思想的禁锢，变成带羽的响箭，私闯你的花园，回到 “当年的边境”！林徽因真是出手不凡，诗的具象与意象都相当丰富、细腻而忧伤，同时有绘画般的大量留白，给读者以自由的想象空间。此后林徽因在同一期的《新月诗选》（1931年9月）中，一口气发表了《笑》《深夜里听到的乐声》《情愿》与《仍然》，还有《诗刊》第3期的《一首桃花》，都是好诗啊！难怪徐志摩会用“新起的清音”来赞美，并为刊物能发表她的诗而觉“欣幸”。（原话是：卞之琳与尺棰同是新起的清音，我们觉得欣幸，能在本期初次印行他们的作品。）

　　如果仅从诗歌文本上欣赏作品，林徽因的诗不仅具有诗体的美，语言与意象的美，而且从这种美感中，可读到越出具象甚至意象之外的、形而上的思绪美，感受到对人生与命运的穿透力。《“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可说是一首幽怨的诗了，却是大器而非一己的闺密，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哪一个景象不在变幻之中？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都是变化的结果，纵然是“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也不足为奇，并下断言：“永恒是人们造的谎”，言下之意便是，更何况爱情、何况女人的心！变才是永恒的，尤其是女人，你可能爱这个不息变幻？一个大大的问号矗立在人们的面前！至今读来，仍要扪心，依旧汗颜。

　　（二）

　　但是，对于林徽因最初发表在《诗刊》《新月诗选》上的诗作，往往会被人做出另一番的解读，由于之前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浮言”，平息一段之后，现在病中重逢，在一起听戏、吃饭、喝茶、谈天，来来往往，使得“浮言”再起，尤其是林徽因写诗，成批地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刊物上（第3期《诗刊》，除首发《一首桃花》，再次发表《笑》《深夜里听到的乐声》《情愿》），徐又爱诗如命，毫不忌讳，赞美、推崇有加，上一期称“尺棰”的诗为“清音”，下期又在卷首叙言中直接声明，林徽因是一位女士，与“林薇音”非同一人，并继续赞美其“抒情诗各自施展清新的韵味”，为这种诗的产生“都是可贵的愉快的工作。”这时的“浮言”变成了对诗的猜疑、猜测，对位阅读或叫阅读索引也出现了，以为那些诗都是写给徐志摩的，是他们两人相恋时某些私密的流露，诗中叙述到的情景与细节，都可在徐志摩与林徽因的传说中找到佐证。《那一晚》对位阅读现象有些普遍，还有像《仍然》的意象，也会牵引读者走向具体的人物指向，“澄清/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我却仍然怀抱着百般的疑心/对你的每一个映影！//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的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这个“百般的疑心”、这个“不断地说话却没有回答”的，令人意会出诗人面对的那个人。自然，艺术的产生，不可能离开自我，诗歌的创造，更是心灵的写照。林徽因在香山灯影里的诗歌写作，处在那样的环境与情景之下，不可能没有徐志摩的身影，现实的映像与昔时的回想，但当这一切都升华为诗时，便具有了普泛的意义，不再是个体所指了。所以林徽因的研究学者陈学勇不赞成索引式的阅读，他认为：“假如作索引派读林徽因诗歌，恐怕会越读越糊涂的。即使索引得好像是一清二楚，那蕴涵普遍意义的情愫受了局限，降为个别经历的感受，势必影响品味林诗的想象空间。”（《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陈学勇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8月）

　　林徽因在营造诗歌艺术的时候，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窘》也是发表在1931年9月徐志摩主编的《新月》上。说是小说，林徽因却是用了诗歌的心理结构方式，基本没有情节，只有几次从偶然到刻意的相遇，将一个成熟男人（维杉）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芝）爱慕、爱恋所表现出的窘态，以及少女在成熟男人面前的天真与宽厚，细致入微地传达了出来。初次的小说写作便有如此精到的对人物心理与性格的把握与描写，再次体现了林徽因不凡的文学天分，但随之也招来了对位阅读，再次引起猜度，指向的便是“传说”中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剑桥故事”，作品中所体现的少女芝对成熟男人维杉教授的“宽容”与“宽厚”，本是一种少女身上的美德，不想令男主人过分尴尬，但也可能让人读出，那是留给了男人继续想入非非的缺口。对作品的解读，原来有这样分野的。

　　（三）

　　如果说林徽因在香山疗养，徐志摩催生了林徽因的诗歌创作，那么，徐志摩的死，则直接催生了林徽因的散文创作。

　　1931年11月10日，林徽因出席欢迎英国柏雷博士的茶会，与会的还有徐志摩。当晚，徐志摩为明日离北平赴上海再去林徽因家，恰林梁夫妇外出，徐志摩留字条：“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未卜……”林徽因回家见字，急忙与徐志摩通电话，徐志摩说：“你放心，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徐志摩离京之前，同时还到燕南园探访了冰心，他们交谈了近一个小时，涉及了一些“浮言”，冰心后来在书信中说，“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此话也许有点调侃的意味，但徐志摩留在燕南园小茶几字条上的那10个字，便有些宿命了：“说什么已往，骷髅的磷光”。11月19日，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驻华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事先与徐志摩约定，徐从上海赶来听讲。因为没有航班，徐志摩搭邮政便机，在济南境内坠机遇难。梁思成、金岳霖等赴济南料理徐志摩后事，梁林夫妇制作了用碧绿铁树叶做主体、插上白花希腊式花圈，梁思成带回了一块飞机残片。

　　徐志摩突然遇难，对林徽因打击极大，开始无论如何是不相信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呢？怎么可能消失呢？“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但是，那又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个无情的事实是那样“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于是，在徐志摩遇难半个月后，林徽因应《晨报》“学园”副刊“哀悼志摩专号”邀请，写下了她的第一篇动情的散文《悼志摩》。在一长串不相信的质问过后，痛苦地写道：“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翼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難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散文动情地回忆了徐志摩离别前的几天的情景，他们之间的来往与对话，回忆了作为朋友与诗人的人格与品格，许多细节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许多的结论也成了后世后人研究徐志摩引用的经典： “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四年后的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忌日，林徽因写《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这篇散文，感情更加深沉，甚至可以说，她对徐志摩有了更深的认识。徐志摩的死，让林徽因重新面对了徐志摩，并且整理与直面了徐志摩的感情。这些可以从围绕收藏了《剑桥日记》等徐志摩私人文件的“百宝箱”的处理及与胡适的来往信件中看出。单独描写这一段感情的经历，可以独立成篇，四年祭文，可以透出些许的信息。这里就不加细述了。“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这些带着矛盾与哲理、现实与宿命的感叹，也许只有在读了徐志摩与林徽因全部的通信、在读过《剑桥日记》之后才可理喻，而仅是读过林徽因致胡适的信，只可能意会一二。“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地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地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地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不经意时莅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还有经过你热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这样的语言，只有在深切理解并且深沉地爱着的人才能写出。两篇祭奠徐志摩的文章，是林徽因最可值得细读的散文，从情感到语言，都显得那么纯净而又浓烈。

　　从写徐志摩始，林徽因进入到了散文写作的天地，据1934年 8月山西乡间之行写成的散文《窗子以外》，将散文写作的视野，投到了民间，像《清明上河图》般地描述眼前发现的事情，就像民国的风俗画，这本非为林徽因专长，但她的叙述与描写，使用了绘画的方式，在形式上又回到了她的专长上了。还有《蛛丝与梅花》《一片阳光》等，则完全走出了最初散文的伤感情调，现出了灿烂的阳光。“太太客厅”中的林徽因，毕竟不是一个只沉湎于过去的怀旧之人，她的生活有阴霾，但更多的时候充满了阳光、智慧与风趣。

　　这个时候林徽因还写小说与戏剧，而诗歌创作却是一直追随了她，无论是在外出考察的途中，还是居家或病中，都有诗作问世。1934年5月，她为将近两岁的儿子写下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成为了她的诗歌代表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诗歌最初发表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上，这个刊物只出了四期便停刊了，也许这是一首可以让人们关注一个刊物的诗歌。《学文》继承的是《新月》的“主张与希望”，所以，后人将在《学文》上发表诗作的诗人也列入新月派诗人。“新月派后期诗人，我所要说到的是孙大雨、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我们所以只说他们，把别人略过，就因为他们各人都代表分道扬镳后的一个方向。他们总的倾向，是对字句整齐的格律诗怀疑……总之，后期的新月派诗人，已经感到新月派规律本身的缺点，都在努力找新的路，于他们的方向都各不相同：陈梦家倾向自由诗，林徽因在实验自由诗，卞之琳去象征派的不远，孙大雨则曾努力于雄伟的长诗。”（《文学》1937年8卷 1号，石灵《新月诗派》）

　　“被爱”故事中的冰心

　　对于认识与理解冰心的人来说，常被一件事情所困惑，除了贝满女中有过短暂的“同性爱”之外，并且在认识到其“有害性”之后，便回到了正常的交友与感情的位置上，但在升入大学、尤其是五四时期，青春如花的谢婉莹，为何没有发生爱情故事？论条件，她是最有可能产生爱情故事的呀！

　　大的环境，那可是一个提倡个性解放、女性自主、婚姻自由的时代。

　　小的环境，燕京大学在中国大学中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男女学生同处一室听课，共同参加课外的社团活动，比如合唱团、戏剧社、文学社等等，男女同学有许多的时间相处，虽然也有校规、有校监，但毕竟有了直接的交往机会。

　　家庭环境，冰心的父母民主，女儿的婚姻由女儿做主，决无父母之命，也不行媒妁之言。

　　冰心本人，不仅是课外活动的活跃分子，而且是组织者与发起者，比如演出、比如编辑校刊、募捐、郊游等等，哪一次的学生活动没有“小婉儿”的身影？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谢婉莹简直就是燕京大学的“形象大使”。

　　更重要的冰心不仅是才女，而且可以称之为美女，现存的文字与照片，清楚地显示了她作为女性的优越，将“校花”的桂冠戴在头上也不为过。冰心恰如她的本名谢婉莹那样的清丽、婉约，身材小巧玲珑，黑发下的瓜子脸，突显了南方姑娘的丽质，皮肤白皙而细腻，直至百岁，依然柔软细腻。

　　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冰心可说是众多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论才，有几个女人比得上？论貌，北国的雪地开出的南国之花，有几个女人比得上她的优雅？论交际，她绝对不自闭，燕大校园里的活跃分子，与男生打交道也落落大方！论心地，绝对善良，从她那双为灾区抱着扑满在寒风中募捐而冻伤的手便可知晓。论家庭，海军少将的公主，温馨而开明的家庭……二十世纪之初，偌大一个中国、偌大一个京城，有几人能配比冰心女士？

　　应该，有一些疯狂追求的男士！应该，有铭心刻骨的爱情故事！

　　我所听说的是，当冰心女士在《晨报》、在《小说月报》上接二连三发表作品时，引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崇拜者、爱慕者有之，但她们一般都不知道“冰心女士”是现实生活中的何许人也，只得将信件写到报馆，由报馆转给冰心。大概是出于女性的矜持与自我保护，对于来信，冰心一般都不回复，对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信件还会挑出来给父母过目。此后便无下文，也就自然没有故事了。

　　直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该书的组委会副主任委员、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发表了《鲁迅与冰心——由一条注释引出的典故》，才引出了一段有故事的“爱情”，而这段“被爱”的故事又与宗教的世俗化有了联系。新版《鲁迅全集》新增佚文22篇，书信17封，不仅是补充了内容，还进行了重新校勘与增加注释。在新增的书信内容与注释中，陈漱渝先生发现了鲁迅1921年9月11日致周作人的信，及关于这封信的一条注释。他说，鲁迅信中有一段稀奇古怪的话，看后如读天书，不知所云：“コホリコ·コ之蓄道德云云，即指庐山叙旧而发，闻晨报社又收到该大学全体署名一信，言敝同人中虽有别名‘ピソツソ者而未曾收到该项诗歌，然则被赠者当系别一ピソツソ云云，约不为之登出矣。夫被赠无罪，而如此龂龂，殊可笑，与女人因被调戏而上吊正无异，诚哉如柏拉图所言，‘不完全则宁无也。”

　　这段“神秘密码”，被既熟悉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坛掌故、又精通日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楼适夷先生破译，两个不同的日文单词，均为日语的音译与意译“冰心”二字，“蓄道德”“不完全则宁无”均为此信之前冰心文章的标题。这样就可以看得懂了，因為一首诗歌，鲁迅在向他的老弟传递一个“冰心与被爱”的故事。

　　那么，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歌？

　　长江万叠的轻波，

　　被好事的太阳，

　　无端相迫；

　　化作白云，

　　飞入乱峰幽壑，

　　多劳的明月，

　　负着新愁万斛；

　　悄然几度穿林，

　　静照寒泉空谷。

　　还有那竞妍的万绿，

　　风前跳舞，

　　恣情的行乐。

　　我入山不过一周，

　　他们天天叮咛——相促：

　　千万寄语她，

　　不可不一来；

　　来述我们往日如梦的欢情，

　　来预言我们前途簇新的生活；

　　来慰我们现在百结的寂寥，

　　来写我们万缕千丝——

　　欲诉不能的衷曲。

　　诗的题目就叫《寄冰心》。这当然是一首直白的爱情诗，并且是发表在《晨报》上的爱情诗。作者刘廷芳又是何许人也？刘廷芳正是燕大的教授，《生命》杂志的主编，1920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应司徒雷登的邀请出任教职。他既是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诗人；不仅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现代中国基督教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先后主编或编辑的基督教刊物《生命》《真理与生命》《紫晶》《圣歌与圣乐》等。作为一名有着多重身份的人，自然与冰心有接触的机会，甚至也想将冰心拉入他的扩大基督教影响、致力基督教会改革的行列中来。冰心的《圣诗》可说是刘廷芳催生的。

　　1921年的冰心尚未接受洗礼，由于她一路求学的经历，从中学到大学，均为教会学校，作为宗教氛围、作为神学课业，冰心可说是耳闻目濡，尤其熟读《圣经》并有自己的领悟。之前，她也写过《画——诗》此类从《圣经》中领悟出的随笔，当牧师刘廷芳向她邀稿时，显然谈及他的宗教改革，谈到了他的基督教义中国化并以此改造国民的想法。五四时期，各种思潮进入，各种现存与传统的观念也都有人主张并实行改造，在刘廷芳这样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牧师看来，早已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应该进行改造，以此适合中国的国民与国情。刘廷芳显然不是激进主义者，这一点他与冰心的社会改良观亦有相通之处，而他们在新诗的写作上，也有许多的话可说，并且在不久之后都成为了文学研究会会员（刘廷芳的编号为36号，冰心的编号是74号）。

　　冰心为刘廷芳的《生命》月刊写稿，依然走了《画——诗》的路子，只不过形式发生了变化，不是以散文而以诗歌的形式（这种变化也许是诗人刘廷芳的提议，或许企望借助诗人冰心的芳名，对他的基督教改革产生影响），故而可以统称为“圣诗”。正如她在《圣诗》的前言所云：“《圣经》这一部书，我觉得每逢念它的时候，——无论在清晨在深夜——总在那词句里，不断的含有超绝的美。其中尤有一两节，俨然是幅图画；因为它充满了神圣、庄严、光明、奥妙的意象。”其如《客西马尼花园》（《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骷髅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等，冰心对耶稣受难的过程中神人之间内心争战的痛苦挣扎以及残酷的血腥画面，作了诗性的描写，覆盖了一层朦胧的诗意轻纱，悄悄地将神学最重要的救赎镜头淡化了，化成了以“爱”为主的唯美圣诗。那么，作为牧师的刘廷芳，是否对冰心舍教义就诗意的描写，提出过他的建议？如果没有，刘廷芳可能算不上一位真正的牧师，哪怕是要对宗教进行改革的牧师，作为燕京大学神学教授，作为基督教会出资办的《生命》月刊的主编，对冰心送来的《圣诗》，一定有探讨的必要，并且还有一层，与冰心的交谈可能会让他心情愉快，让他的生命焕发出青春。作为学生与作者的冰心，没有理由拒绝与刘廷芳教授的交谈，况且她也没有与比她大的男性交往的心理障碍。

　　《生命》月刊在发表了冰心《我+基督=？》等四题之后，便已是1921年6月。暑期来到，燕京大学放假之后，神学教授上庐山避暑去了，但是，他的心却还落在了校园，冰心的影像不时地伴随于他在“乱峰幽壑”，致使愁肠百结。这种思念甚至到了不能抑制的程度，于是，他写信，写诗，并且有了“千万寄语她，／不可不一来；／来述我们往日如梦的欢情，／来预言我们前途簇新的生活；／来慰我们现在百结的寂寥，／来写我们万缕千丝——／欲诉不能的衷曲”这样的诗句。

　　无法想象冰心在读到这首诗之后的激愤，这种情绪可能不单因为9月4日读到《晨报》上的诗，之前，冰心可能接到过刘廷芳在庐山直接寄给她的信与诗，因为没有得到回复，刘廷芳进了一步，干脆在报纸上发表出来。这种指名道姓带有胁迫意味的“爱情诗”，刚刚接手《晨报》第七版的编辑孙伏园竟然安排版面发表？由于孙伏园与鲁迅的密切关系，此事鲁迅自然成了第一个知情者，于是便将平时对冰心的存念连着道听途说一同打包，在他的胞弟面前添油加醋地“八卦”了一番。男人喜欢议论以至窥探女人、尤其是名女人漂亮女人，这种人类的劣根性，在举起大棒与劣根性搏斗的鲁迅者，也逃不脱劣根性的干系。倒是冰心没有“如此龂龂”，没有去“上吊”，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全校学生签名“此冰心非彼冰心”的上书，愤怒而理智着，表现出来相当的冷静与节制，在报上看到《寄冰心》的当天，她写下了《蓄道德，能文章》的杂文，仅一百多字：

　　记得有一联，上句模糊想不起来了，下句是“蓄道德能文章”。

　　这一句原不是什么格言，“蓄”字和“能”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它忽然浮上脑海来，只为的是“道德”和“文章”这几个字连在一处。

　　人格和文字的关系，不必我赘言了，因为文字本来是表现作者个人的人格的，因为蓄道德的作者，他的文章也是蓄道德的。反之，便是……

　　作者不蓄道德，他虽然能文章，他的文章也只是济恶的、助虐的。他愈能文章，他文章的济恶助虐的程度也愈高。

　　所以作家最要的是人格修养；等人格修养得高尚了，再去做文章，或者就不至于妨害他人，贬损自己！（《晨报》1921年9月6日）

　　同样，文章也发表在《晨报》上，完全没有对事对理的争辩，仅仅是表明一个态度，希望看得懂者不要做无道德的文章，不要“妨害他人，貶损自己”，这后一句话算是最重的了，但也十分理智。一个当事者、仅20岁的女学生，能做得如此的大气与大度，完全超越了刘廷芳，甚至也可能超越了传播八卦的鲁迅。

　　事情到此该了结了罢，可是没有，冰心还有后头的优雅表现。9月中旬开学后，老师与学生总要会面，冰心没有因为《寄冰心》而中止与《生命》月刊的联系，也就是说没有断绝与刘廷芳的往来，而是继续给《生命》投稿，继续她的《圣诗》写作。我开始以为9月之后发表的诗歌，可能是刊物的存稿，也可能是冰心先前已就稿，但仔细看了一下，不是！9月之后《生命》共发冰心的《圣诗》三首，分别写于“9月27日”与“12月8日夜”，诗歌后面的落款，明确无误。

　　如此说来，是不是“如续前缘”？

　　如果说在9月之前的《圣诗》是诗化了的《圣经》故事，那么，这后三首不仅是“诗化”而且是“我化”了的《圣经》：冰心沿用《圣经》故事，表达诗情，同时也表达己意。这三首诗《沉寂》《何忍》《天婴》都很有意思。《沉寂》是从《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三节演绎来的，原文为：“你问，天知的我怎能疑惑你的智慧；我讲论自己所不明白的事，奇妙异常，不能领悟。”而到了冰心的诗中，被演绎成了“我化”的诗意：“尽思量不若不思量，/尽言语不如不言语”“我只口里缄默，/心中蕴结；/听他无限的自然，/表现系无穷的慈爱。”冰心以《圣经》中的经典，表达出自己不思量、不言语、听他无限自然的观念，也就是不想为此事而龂龂不休，但是在心里可以保有“无穷的慈爱”，慈爱，而不是“欢情”——“今日如梦的欢情”。在第三首中，《天婴》则有这样的诗句：“我这时是在什么世界呢？/上帝呵！/是繁星在天，/夜色深深——/我这微小的人儿，/只有：/感谢的心情，/恬默的心灵，/来歌唱天婴降生。”我们原本是为了歌颂“天婴”走到一起来的，为何要生出那么多的情怨恩仇？想到这些，心也就恬静了。刘廷芳清楚冰心写作《圣诗》的思路，他不会不明白此时的冰心，在她的圣诗中，寄托了多少诗情与心思？

　　刘廷芳在刊登完冰心的《圣诗》之后，终于止步，不再“寄语”。但是，他的内心却始终未能将冰心放下。1930年11月，北新書局出版了刘廷芳的诗集《山雨》，依然收入了这首诗，只是题目换成了《山中半封信》，并且删去了其中过于轻薄的三句：“来述我们往日如梦的欢情，／来预言我们前途簇新的生活；／来慰我们现在百结的寂寥”。如果1921年9月4日《晨报》上发表的是经过这样处理的诗，也许是很优美的，十年后这样做，自然也表达了刘廷芳对冰心的尊重，但他在《山雨》诗集的扉页上，仍然题写了如下的献词：

　　空谷之兰

　　横海的燕子

　　白衣天使

　　花园中小孩

　　献

　　刘廷芳题写的四句话，究竟是指代一人还是四人？北大教授方锡德说，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是指代四人还是一人，冰心肯定都身居其中。‘空谷之兰‘白衣天使‘花园中小孩，这些抒情形象在冰心的作品中都不止一次地描写过，但这些形象同时也过于普泛化，不大具有独特性，因而也就不大具有确指性。而‘横海的燕子这一抒情形象，却是冰心的独创。”“因此，用这一抒情形象来指代冰心，不仅是一种聪明机智的选择，而且让诗集《山雨》的献赠对象明确无误。” （《冰心与刘廷芳的文学交游考述》）这是熟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掌故、熟知冰心全部作品的人，才可能做出如此真切的解释。

　　与刘廷芳成了一段后人发掘的“被爱的故事”，尽管五四时期的冰心，没有爱情故事发生，但爱情的思考却还是有的。她在之后写作的《关于女人》中有一篇文章《我的择偶条件》，以风趣与诙谐的笔调，列举了25条择偶的条件，包括“不是胖子”、“不浓施脂粉、厚抹口红”、“不穿洋装”、“懂得几句外国语言”、“希望对方也不招致许多无聊的男女朋友，哼哼洋歌，嚼嚼瓜子，把橘子皮扔得满地”、“希望对方也相当的整齐清洁——至少不会翻乱我的书籍，弄脏我的衣冠”、“希望对方不戴白玉兰，不在屋子里插些丁香、珍珠梅之类”、“希望对方不穿浓艳及颜色不调和的衣服”、“希望对方也不以旅行为苦”、“希望对方也爱泅水，不怕海风”、“希望对方不怕山居的寂寞”、希望对方喜听京戏、“希望对方遇有小惊小怕时，不作电影明星式的捧心高叫”、“希望对方不在案侧或床头，挂些低级趣味的裸体画，或明星照片”、希望对方“喜欢炉中的微火和烛火，以为在柔软的光影中清谈，是最惬心的事”、对吃大葱大蒜的气味“不厌恶”、“喜听音乐”、“希望对方不反对我养狗或养鸽”云云。都是一些小节，而对于“容貌性情以及经济生产能力等等，我都可以随遇而安，不加苛求的。”斤斤计较于小节，一般被视为择偶的挑剔，冰心虽是以一个男士的名义对女性的要求，但事实证明基本上是她自己的择偶条件了。当时，冰心择偶条件还有“三忌”：母亲说，我女儿不嫁给军人；父亲则认为，我女儿不嫁给做官的；冰心本人则另有一条——不嫁给文艺界的人，可做朋友，不可当配偶。母亲的观念是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出的，嫁给了海军军官谢葆璋，总是“会少离多”，一个在海上漂泊，一个在家独守空房，所以，她不希望女儿再嫁军人。父亲则是从官场现象中观察得来，自古至今，官场凶险，尔虞我诈，他不希望女儿因嫁给做官的而担忧。冰心给自己的定规，则是不嫁给文艺界中人。她说：“文艺界的人太浪漫，差不多都有一些风流韵事，而我认为，恋爱、婚姻是人生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不轻易去爱一个人，如果爱了，就要真挚和专一。因为，爱应该是人格的爱。”（程明《依然坦诚纯真——冰心的爱情与情趣》，《彩虹》1995年第10、11期合刊）

　　由于有了上述的戒规，父母之命，自行之规，加上挑剔性的种种细微末节，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她谈婚论嫁的视野，或者进入到这个视野里，很快便会被剔除出去。这在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对于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作家来说，坚守婚恋上的“洁癖”，简直不可思议。她之前的陈衡哲，同时代的黄庐隐、凌叔华，还有晚一些的丁玲、张爱玲，哪一个不是在她们的青春期便已深陷感情的旋涡？

　　唯冰心独善其身！纵是发生了像刘廷芳那种比较恶劣的事情，冰心也能水过无痕般地处理清爽，要不是研究者的“好事”，后人竟不知晓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至于冰心在青春期的男女感情的经历，无论是从她的文字里还是从她的生活中，都难以寻得。这只能说，冰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女性，但这种感情里洁癖式的坚守，感情世界无男女之情的纠葛，可能使得她的写作，止步于亲子之爱，而不能深入至男女之情，可能使得她的作品，止步于爱的咏叹，而不能深入到男女之爱的骨髓。就文学与艺术的创造规律而言，爱是永恒的，而男女之爱则是永恒中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