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一心为弟弟着想，每次带冬生放羊，都为他娶新媳妇儿。
跟二姐一块儿放羊的有四五个小女孩，有的放一只羊，有的放两只羊。羊和人加起来，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二姐是这支队伍的头儿，谁都得听她指挥。羊在吃草，二姐她们也低着头在草丛里找吃的。有一种花的花苞，看上去像个小绿球，剥去外面的绿衣，鹅黄的花蛋蛋儿就露出来了，她们管它叫“蛋黄”。还有一种花的花苞是细长的，呈乳白色，吃起来绵甜绵甜，她们管它叫“面筋”。吃罢“蛋黄”和“面筋”，就该吃“甘蔗”和“蜜罐儿”了。她们想吃什么有什么。
冬生常跟着二姐一起放羊，他最喜欢吃“面筋”，可他老找不到合适的：不是太嫩了，一揪就断；就是太老了，开成了白花。没关系，二姐想着他呢。二姐找到一个“面筋”，剥开，让他张嘴，就喂到他嘴里去了。
别的女孩子都是自己找自己吃。她们差不多都给冬生当过媳妇儿，但当过就拉倒了，谁也不关照冬生。
太阳往头顶走，阳光暖洋洋的，晒得女孩子们有些慵懒。于是，二姐说：“玩娶新媳妇儿吧。”
新女婿是固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冬生。可供做新媳妇儿的却有好几个，今天娶哪一个呢？
毛蓝自告奋勇：“娶我，我当新媳妇儿！”
这还要看新女婿的意思，如果新女婿没意见，毛蓝当新媳妇儿当然可以。毛蓝当过好几次新媳妇儿了。
不料，冬生指着另一个女孩子说：“我要娶她！”
那个女孩子叫明纺。明纺有些害怕似的，直往后缩。别的女孩子都给冬生当过新媳妇儿，唯独她没当过。每次玩娶新媳妇儿，她都往后缩，态度一点儿也不积极。没想到，冬生这一回偏偏选中了她。
二姐上下打量了一下明纺。明纺脸洗得白，头发梳得光，头上扎着红头绳，褂子也是新的，的确很适合当新媳妇儿。二姐心中暗喜，觉得弟弟很会挑：“掐香椿掐尖子，你的眼光还怪高的！”她不由分说，吩咐两个女孩子马上把明纺打扮起来——娶亲的花轿一会儿就来了。
明纺晃着胳膊，拒绝人家给她打扮。二姐抱住明纺，劝她：“假装的，闹着玩儿呢，又不是真把你娶到俺家，怕什么！”明纺说：“俺娘不让我给人家当新媳妇儿。”二姐说：“听你娘的还是听我的？到这儿就得由我说了算！”明纺还是没答应。
二姐不高兴了，黑下脸，威胁明纺：“那俺们不跟你玩了，你走吧！”二姐挥了一下手，把别人都支走了，只留下明纺站在一边。明纺一看形势不对，做出让步：“我明天当可以吗？”二姐毫不妥协：“不中，要当就今天当，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事情闹得有些僵。明纺在一边站着，不敢走近集体。二姐带着手下一帮子人玩，不再答理明纺。有人提议，还是让毛蓝当新媳妇儿吧。二姐说：“今天非明纺不娶，我倒要看看她的架子有多大！”
这事儿弄得冬生有些不好意思。他原以为这些女孩子都愿意给他当媳妇儿，他点哪一个就是哪一个。不承想，明纺竟然不愿意。
二姐对让明纺当新媳妇儿还是有信心的，她用僵持的办法给明纺施加压力。过了一会儿，二姐派一个女孩子到明纺那里当说客，说这次当了新媳妇儿，下次就不让她当了，想当也不让她当。
明纺终于点点头，同意了。
河堤内有一丛蔷薇，蔷薇花开得正艳。二姐让人把明纺带到花丛那边去，花要多摘，都往明纺头上戴。明纺不当新媳妇儿是不当，一当就当得很像那么回事儿。她低着头，羞羞答答，任别人打扮。
冬生也过去看她们往明纺头上插花。二姐说：“新女婿到那边等着，新媳妇儿一会儿就去了。”冬生不愿离开。毛蓝说：“看新媳妇儿戴花，不害臊！”
二姐折了一根树枝，拉着冬生走到一块平坦的地方，把树枝插在地上，说：“这就是你的新房，在这儿等着吧。”
女孩子们把明纺打扮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嫁，只是还缺一块盖头。水中没有荷叶，堤岸上的蓖麻叶子也没长大，怎么办呢？
毛蓝说：“用我的褂子吧。”她把褂子脱下来，轻轻盖在明纺头上。别看冬生没选她当新媳妇儿，人家一点儿也不闹情绪。
两个女孩子架着明纺的胳膊，一步步往新女婿那里走。还有两个女孩子负责吹大笛、放炮和撒喜钱。吹大笛是用嘴“嘀哇”，放炮是用嘴“嘣”，喜钱则用蔷薇叶子代替。
新媳妇儿送来了，和新女婿一块跪在地上拜天地，拜爹娘，然后送入洞房。冬生把明纺头上的盖头掀开。照规矩，新女婿把新媳妇儿的盖头掀开后，应表现出一定的欣喜，因为新媳妇儿长得很漂亮。可冬生笑了一下没笑成，他看见新媳妇儿低着眉，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不笑没关系，闹洞房的人会让他们笑。二姐、毛蓝她们一起敦促：“笑一笑，笑一笑！”新媳妇儿还是不笑。二姐只好把手伸到她的夹肢窝里挠了一下。新媳妇儿受不了，“忒儿”地笑了。
新媳妇儿一笑，新女婿也笑了。
吃宴席没有新媳妇儿和新女婿的份儿，只能看着送亲和迎亲的人吃。二姐她们把宴席搞得相当丰盛：捡几块土坷垃，这是大肉；逮几只蚂蚱，这是鸡肉；摘几朵野花，这是羊肉；揪点儿草叶，这是大鲤鱼……凡是能想到的，她们都做出来了。
新女婿和新媳妇儿入了洞房，就该睡觉了。他俩一起躺在草地上。冬生看见天空有块云彩，很薄，跟撕开的棉花一样。透过白云，还能看见上面的蓝天。
明纺跟冬生说话了，她的话跟做的游戏毫无关系。她问：“冬生，你想上学吗？”
“想呀。”
“我也想。”
“没学校，到哪儿上呢？”
明纺发愁似的叹了一口气。
毛蓝听见明纺和冬生说话，报告说：“快听，新媳妇儿和新女婿说私房话哩！”二姐说：“让他们说吧。”她让毛蓝去河边挖一块泥，捏两个泥娃娃，送给新女婿和新媳妇儿，算是他俩生的小孩。
毛蓝终于有些忌妒了，说：“我还没生过小孩呢！”二姐说：“别急，明天就让你生。你想生几个？”毛蓝说：“我想生四个。”
“四个不算多，明天给你捏八个，中了吧？”
《过家家》里的四个人物是活的。有心计爱护弟弟的二姐；性格开朗活泼的“新媳妇”毛蓝；性格内向有些害羞又认真的“新媳妇”明纺；有个性有眼光的男孩子冬生。很少读到在这样短小的篇幅里能把人物写得这样栩栩如生。确实是大家手笔。
刘庆邦先生的短篇小说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有“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称谓。他在一篇创作谈《短篇小说的种子》（《中国短篇小说100家》）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凡是生命形态，似乎都有种子。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生机，并生生不息。种子在保存信息、进化基因、传递能量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和生物相对应，短篇小说作为精神产品，我觉得短篇小说也是有生命的，短篇小说里面也存在种子。”“鲁迅文学奖”将微篇小说归入短篇小说评奖，是有其理论与实践基础的。《过家家》这篇小说的种子，描写了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李永康）
花 工
盛夏。正午。阳光炽白，树影发黑。在原煤炭工业部大楼东侧的花园里，一位看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花丛中锄草。他穿一件半袖汗衫，敞着怀，头上戴一顶已经发黄的草帽。他的裤腿向上绾着，绾得一只高一只低。他没穿袜子，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无风，天气很热，他锄一会儿，脑门儿上就出一层汗。好在他左肩上搭有一条毛巾，为避免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他不时地抽下毛巾擦一擦。擦完了汗，塌下腰接着锄草。他的穿戴和干活儿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呢？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习惯性的穿戴，我老家的父兄们夏天在地里干活时不就是这样的穿戴嘛！他手中使用的锄板让我进一步认定，这位养花人就是从我的家乡来的。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知道只有我们家乡的农人使用的锄板才这样宽，这样长，而且有着独特的式样。于是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师傅，忙着呢？”大概由于机关工作人员平时很少跟他说话，见我跟他打招呼，他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我笑了笑。我问：“看样子，您是河南人吧？”他说：“四哩四哩（是的是的）。您从哪儿看出来的？”我一听他说话就乐了，说：“因为我老家也是河南的，只有咱们那地方的人才用这样的锄。”他把锄板看了看，停止了锄草，说：“那咱们是老乡。”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所在的县和我的老家所在的县果然相距不远，都是在河南的南部；知道了他是临时受雇于煤炭部机关绿化队，在这里专事养花种草，每月的工资是六百多块钱；并知道了他使用的锄是特意从老家带来的。他姓宋，我叫他宋师傅。
宋师傅养花很上心，一到初冬，他就及时把花的残枝剪去，从郊区拉来一些发酵过的农家肥，厚厚地封在花根上。到春天再来看，宋师傅养的月季花，花蕾格外多，每一枝都有十来头；花朵格外大，每一朵都有一大捧；花色格外艳，照得人两眼放光。宋师傅除了养月季花，还养有一串红、大丽花、菊花、美人蕉、兰花等多种花草。宋师傅像农民伺候庄稼一样，把花草调养得很有光彩。
宋师傅跟我熟了，一看见我，就喊我老乡。我跟他开玩笑：“你不在家好好种庄稼，跑到这里养花种草干什么？”宋师傅笑得很开心，说：“城里人喜欢花嘛！”有一次，我指着他锄掉的野苋菜对他说：“这种菜挺好吃的。”他说他知道，问我：“你吃吗？”我说：“吃呀。”从此，宋师傅在花地里锄草时就锄下留情，留下了野苋菜。我呢，中午临下班时，便拐进花园里，掐一把野苋菜，回家下到面条锅里吃。有那么两三年，我夏天经常到宋师傅所负责的花地里掐野苋菜吃。
宋师傅住在煤炭部家属区一间盛放工具的小屋里，我曾到他住的小屋看过他。其时他的妻子也从老家来了，妻子还带来了他的小孙子。看到他们祖孙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说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他承认日子过得不错，笑着说：“人不管走到哪里，有活儿干，有饭吃，有衣穿，就中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又下了一场雪，却不见宋师傅把花的残枝剪去，更不见宋师傅像往年那样早早地用农家肥把花根封起来。有的月季花不畏严寒，还在枝头顽强地开着。积累的白雪下面透出月季花的一点红，显得分外妖娆。一向勤劳的宋师傅到哪里去了呢？
我碰到绿化队的人一问，才知道宋师傅去世了，秋天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夺去了他五十多岁的生命。我马上赶到宋师傅住过的小屋，见小屋的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铁锁。宋师傅去世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呀，我呀，难道也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吗？
我知道，这多年来，我有不少老乡来北京打工。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更是数以百万计，他们在为北京的建设、发展和美化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有的在这里献出了青春和汗水，有的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宋师傅就是把生命留在这座城市的一位农民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宋。
后来煤炭工业部被取消了，那座“工”字形大楼经过重新装修后，大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大楼东侧的那个花园没有了，地面被硬化处理成水泥地之后，成了自行车棚和汽车通道。可我每次路过那里，都不由自主地往那里看一看。我老是产生幻觉，觉得那里仍是鲜花铺地，百花丛中仍活动着宋师傅忙碌的身影。
“花工”老宋是“我”的老乡，技术好，肯吃苦，人勤劳。他到城里来打工，还带着妻子和孙儿。作者没有交代老宋远在农村的家庭，读者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年迈的父母，对他的儿子儿媳也是通过孙儿知晓的。他儿子儿媳在干啥？这些都是作者留下的空白。有时候，一篇短小的文字，就是因为作者留下的空白，而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补充，使得篇幅在无形之中既有了长度也有了厚度，给人带来了厚重感。短文不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刘庆邦先生说：“我的短篇小说没什么新奇的，不过都是一个个故事形态。构不成故事形态的，我不会动笔写。一旦动笔写了，我竭尽全力也要把它写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故事。现成的故事少而又少，它也不是新闻意义和民间传说意义上的故事，而是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它多是虚构出来的，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辟一条新路，一步一步抵达新的天地。抵达新的天地后仍不满足，还要向更广阔的远方遥望。”《花工》的叙述者，既有悲悯情怀，也有深切反思。文章暗含的追问，也是作者的不言之言，难能可贵。（李永康）
罗琰娟 榕城印象·上杭路之二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