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陈九中短篇小说集《卡达菲魔箱》，汇集了作者近年来的创作精品。其中《卡达菲魔箱》发表于《小说月报》，《常德道大胖》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陈九的作品文笔洗练，生动幽默，小说情节悬念迭出。可以说，陈九是讲故事的高手，每个故事都引人入胜，能够激发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作家关注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生命形式及其迸发出的异彩。其强大的辐射力使故事、语言、人物乃至意蕴空间都充满了文学的光芒。
一、平凡人生的传奇书写
陈九的中短篇小说集《卡达菲魔箱》中的开篇小说《卡达菲魔箱》，以京津地区都市人的视角和语言，讲述了中国留学生潘兴在纽约打开卡达菲魔箱的传奇经历。主人公潘兴从法国转学到纽约长岛的苏福克大学攻读博士，开启一段神奇的经历，也体验了一次中西方文明的较量。如果只是传奇的人生演绎则比较简单，像所有“传奇故事”一样，有历经奇异的冒险，有曲折离奇的爱情，看点已足。但如果谈及文明的比较，光靠故事的奇异曲折是远远不够的。文明是多元复杂的综合体，除人性的一般化，还必须包含很多个性或象征性元素。因此，在文化层面理解和体验作品的创作，不能蜻蜓点水，有很多蜻蜓点水式的描写经不起时间推敲，只图一时之快。对某种异族文明的理解和体验需要时间和个人经验的积累，必须是个人经历荣辱悲喜后体验出来的，除此别无捷径。从这一点说，《卡达菲魔箱》的特色也正在此绽放。该故事看似十分平俗，甚至有些荒唐，从头到尾飘荡着女人的大波，把震颤的乳房说成“要蹿出来的兔子”，用肉体关系体现人际关系。但这给人的感觉并不庸俗，也没有低级趣味的感觉。一方面是以中山装，“唔儿了哇啦响唔儿嗡”的西河大鼓，南宋的牒文，公安局长，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以及林冲发配雪夜上梁山等等为特征的文化个性，另一方面则是以丰乳肥臀（货真价实的哦），上空牛排馆，乌伯式冲锋枪，纳帕山谷的红酒，动荡莫测的海洋，养不熟的狼性及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所代表的，既广阔又逼仄的文化特征，前者在后者的挟持下，形成的对照不仅刻骨铭心，也十分简单明了，恍如年少无忌的道白一样，把漂泊的绚丽与无奈，尽情展现在人们面前。不是所有文明要素都能通过交流达到和谐的，不是任何差别都能靠热情甚至性爱拉平的，孤独便永远孤独着。于是，主人公潘兴，“潘兴式导弹”的潘兴，便抽象成为一个文化符号。陈九活在了一种自然生存状态，并删繁就简，没有那么多“形而上”的玄思深意，他的答案风趣而朴实，“写作者和神经病的区别是后者吃药前者写作，目的一样，试图活得正常，不用人照顾。”文学对于他不关乎生计，却支撑着他的精神城堡不至于坍塌。作为移居海外的华人作家，陈九带来的是别具一格的文学气象，介于率性和趣味性之间的文字风格，生猛硬朗而不失倜傥风流，阳光灿烂而兼意趣丛生。陈九对于平凡生活中非凡场景的渲染汪洋恣肆，才华喷涌，大气磅礴，极具天赋，似不输于任何一位大师级作家。到美国后，一次他和留学生同伴开车迷路，遭遇了打开“卡达菲魔箱”的奇遇，他绘形绘色地描写了遭遇体积庞大的红胡子大老美和乌伯式冲锋枪的惊险时刻：“突然，门打开了，室内的灯光格外刺亮，我们刚来自黑夜，被晃得睁不开眼。而当一切落定，摆在面前的竟是只巨大的保险柜，和一个身穿背带牛仔裤，长着茂密红胡子的白种男人。潘兴看我，又回头瞅瞅紧闭的房门，屋里只有我们三人，关键是，墙角一侧夸张似的摆着一副枪架，上面有几支乌伯式冲锋枪。空气咣地凝滞下来。”（《卡达菲魔箱》）其笔墨之绚烂，想象之奇特，堪称绝响。如此神来之笔，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有段关于“性情中人”的描写，“黄昏中的哗啦声渐渐暧昧，夕阳拖着缠绵的脚印，在窗外一步三顾，像不忍离去的恋人凝眸远眺。按说此刻最容易感到幸福，特别对王彼得来说，他是性情中人，夕阳是催生揉制打造沉醉美好情感的孵化器，更是性情中人的圣经。”之后随即笔锋一转，转入现实中的“俗人俗事”。“性情中人不等于缺心眼儿，他们面对现实的能力不比老油条差。赶上如此严峻局面，王彼得不得不一再问自己，究竟有没有破解之道。”陈九对事物的观察之微，体味之深，想象之妙，常可出人意表。
二、海外人生的中国经验
海外作家创作视野显得相对开阔，因而一些作家，比如严歌苓、张翎、吕红在书写自己的中国经验时，时时不忘掺点漂泊和离散的因子，让中国经验与海外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串联起来。作为旅美作家陈九的小说，多年来其创作源泉来自于移民海外的经验，这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卡达菲魔箱》中有详尽的反映。偶尔谈及写作体会时，往往形容自己是“第三只眼”，以第三者角度观察海内外文化现象。或者像清教徒，没太多功利追求，只因有话想说有感而发，才义无反顾写下去。小说《王彼得后来上了电视》讲述中国留学生王彼得与州议员竞选人麦克陈间的一段冲突。矛盾起于一张高额的五千元罚单，加入女人阿香因素，最终导致一场新闻发布会的闹剧。在美国住久之后，明白了中西法律差异，折射中西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像机械加工中的公英制，公制螺丝拧不进英制螺母，怎么都不咬牙。在美国住得越久这种感觉越强烈，无处不在，所以很自然反映在我的文字中。我的小说大部分谈海外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通过人际互动折射。”“这种感觉不再是表层的叹然或走马观花的感慨，而是经过岁月积淀后的强烈发酵，是酒不是水。海外华人或海外华人文化，不再是简单的孤立体，而是处在与当地文明密切互动的环境中，是酒曲与温度的关系。这种状态才是典型的，有文化含义的生活内容，丰富且深刻，具有浓烈的文学原生态。”陈九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过去不熟悉也未曾见过的，大部分是新华人，陈九是从中国本土生发出来的一棵树，移栽到了美国。然后结了果，又把果子落在中国土地上了。所以，他的小说就有这样一个独特镜像效果。你看看这样的题目《纽约有个田翠莲》《常德道大胖》《母猪沙赫》。旅美作家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漂泊生活后，文化的孤独使他们渡过了自闭的沉睡期，此后他们不再畏惧与本土文明尽情碰撞，也有闲情逸致再思索其中的文学或哲学意义。于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才开始饶有意趣，值得玩味。像人一样，文学的“混血儿”也会漂亮的。陈九的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他拓展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经验范围，因为他长期在纽约生活，不断往返于纽约到北京，老家又在天津，他的作品先天带着北京和天津地域文化里的达观、开朗、爽快和幽默。这种豁达敞亮在他笔下，又和纽约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全球性移民大熔炉的独特地域文化冲撞在一起，就竟然混搭成了陈九的极其独特的视野和十分风格化的小说叙事。所以，读陈九的小说，我就能感受到他在太平洋两岸穿梭来往，互相观照、互为镜像的这样一个视角，由此也形成了陈九式的新移民小说，或者叫国际自由人小说。这就是他的小说的奇观性贡献所在。就是说，他的创作空间非常广大，是以太平洋两岸为背景的，一边儿是北京、天津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一边儿是纽约大都会，他的小说的题材与人物就是这样跨越了地球的大洋，带给了我们一种全球化的新景象。陈九小说所涉及的，大都是中西文化上的交融和冲突，互相辨识和最终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都有有趣的人物形象，有意思的人物故事，有特点的环境背景。像《列文的来路问题》中的这段：“从南彦寺到纽约石溪大学之间的时空跨度确实忒大了点儿，大到整个儿找不着北的程度。人家管这叫‘文化震撼’，就像把人放进一座钟，然后咣咣猛敲，时间长了还不得神经，我就快神经了。南彦寺的农民想一下步入现代化看来并非易事，现代化根本不是知识问题，是感觉，是拿捏。”陈九的小说中没有明确描述“异乡感”，但通过对留学生“列文”的不承认“种族”身份的讽刺，表现了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情感是种在心里的树，对爹娘的，对南彦寺的，还有对友人的。性情中人是心里有好多树的人，非性情中人是心里没树的人，一片荒漠。这些树的根须会从心里往下长，通过双脚扎进泥土，让你活得牢靠，平时看不出来，遇到风雨才彰显分量。可是，当这些树从心里被连根拔起时，抽空的感觉明白吗？嗖一下撤火，上面所有负重噼里啪啦掉下来，像破碎的梦境散落一地，拾都拾不起来，哭也哭不出来，人像个影子在风中游荡。生命原来是为情感而活的，没有情感就是一种死亡，心的死亡。”这段话深刻揭示出海外游子“无根”的惶惑心境和对自己生命本源的思考。
三、创作风格的鲜明生动
陈九在创作谈中提到：“回顾多年的创作过程，我发现自己往往是跟着情绪走，每当动笔之际，对要写的客体都有强烈的感觉。”比如，在中篇小说《卡达菲魔箱》中激荡着作者强烈的情绪，作品带有浓烈的戏剧感。于是，便与情共舞，随情绪的牵引让文字前行。这样一来故事便成为情绪的载体，当故事结束时意犹未尽。故事随着情绪的流动一步步展开，肆无忌惮，有点像撒酒疯，伴随着写作挥洒，这体现了作者的创作风格。陈九谈到写作经历，“开始动笔时只想到开头和结尾，中间部分则靠故事本身的逻辑逐渐推演，写完再重新调整。”这种“情绪流”的活力和一致性贯彻创作始终，持续不断。读者深受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情绪感染，当看完故事时能产生相似的感觉，所以才觉得好。情绪像音乐的调子，调子可以有很多音符，但所有音符只有一个调子，这个调子本身具有感染力。看陈九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构架，是有独特性的。在东方和西方文化冲突中，将西方文明放在东方记忆的幕布下衬托，使故事丰富立体起来。陈九认为，“作为海外作家，其实不必刻意追求情节的机巧，伟大的作品从来不靠机巧或过度追求戏剧性取胜，那只是商业文化的特征。”故事的构思必须面对生动的生活。当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审视西方生活时，差距立刻浮出水面，于是故事比比皆是。对于大多数海外作家来说，他们在两种文化对比中谋生，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可以加倍，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空间更大。同时，以历史为轴，即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延展，赋予作品强烈的历史感。这并不是说非要在故事中添加什么历史人物，而是在叙述时揉进历史的要素，比如，历史知识、个人阅历和家庭背景、对问题的哲学思考等。比如在中篇小说《卡达菲魔箱》中，主人公潘兴身着中山装出场，读者会因中山装而产生历史背景的联想，思路得到扩展。小说中还提到潘兴喜欢唱西河大鼓，西河大鼓是北方传统说唱艺术，比京剧还悠远，京剧是经过组合的艺术形式，而西河大鼓则是原汁原味的民间曲艺，更具典型性。故事中的“我”与潘兴的交往屡次交集在西河大鼓这个节点上，给故事的发展带来趣味性和历史纵深感。西河大鼓在故事里是一种概括，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它暗示着潘兴的来历和他的精神源头。在这里，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概括的哲学基点，为故事情节的推进带来逻辑上的合法性。作家以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营造这种文化氛围，由此形成作品的鲜明个性，作品才会有特立独行的文学品格。
陈九小说的语言的音乐性和幽默感也是别具特色的。语言为什么要有节奏感和音乐性，陈九认为，“要给读者喘息的机会，用文字去按摩读者的阅读，不能让读者容易感到厌倦，厌倦他就不读了。”应该按照故事情节情绪的需要来设计字数，一句话该几个字就几个字，当故事走向高潮，那就需要更长的句式，陈九小说中曾用过两百来字的句式，但读者不会感到窒息，因为前面的情节已经铺垫好，读者的激情正在昂扬起来，需要情绪的宣泄，此处必须给他弄上几百字为他“解渴”，读完后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因此，作品节奏一定要把握好，作品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运用，要花力气去体会语言的丰富细腻，并逐渐推而广之，由句式的节奏，扩展到段落的节奏，结构的节奏等。另外，陈九语言上的幽默感与他幼时在北京和天津的生活经验有关，他还把京津的幽默文化和英美式的现代幽默进行了有趣的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陈九式的幽默。
陈九的写作初心是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平民朋友，写他们经历过的平常故事。在任何时候，他所追求、所青睐的都是原生态的人生况味。因此，陈九的写作是兴趣而非责任和使命。他没有著书立说的“野心”，也没有宏大叙事的伟愿，没有载道的企图和教化的欲求；他无意蹈袭中国的文人传统，也没有刻意表现终极关怀。正是由于这份洒脱和随意使他更融于他所关注的故事和情节，做出一种“零距离”的叙事书写。陈九钟情于无拘无束的自由聊天方式，与读者的阅读情绪无限贴近，直至共鸣。他以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立于旅美作家“乡愁”创作之外，但是，无论身居何处，无论身在何位，他的情结、骨血、灵魂从不会被异化，也不可能被同化。即使他的写作无法真正做到“入乡随俗”，那清醒的“千千结”永远都是中国式的，都带有难以磨灭的陈氏个性“印记”。陈九不是没有“乡愁”，那来自原乡情结的厚重情怀，被他用骨血中的汉子气质瓦解了绵绵阴雨般的乡愁型叙述模式。他以结实饱满的文字构建着充满硬度和质感的平凡故事，散发温度，活色生香，典雅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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