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在餐桌上向父亲询问祖父的名字，心中同时涌出对于自己的强烈惊异——居然想不起祖父的名字！上溯三百年左右的时间，这简直是不容饶恕的罪过。那个时候，谁敢轻慢祖先，不清楚祖先的生平事迹，甚至记不住祖父的名字？古典时代生活平稳，几代同堂，他们的日子彼此相似，祖父时常亲手将传统递交到孙子的巴掌中，悬挂在祖先名字上的荣誉可以庇荫众多后辈。现在，这些故事消失了。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历史的节奏愈来愈快，一代人的经验还没有捂热就开始失效。每一代人都拥有自己的生活，祖父犹如一个遥远而稀薄的传说。
父亲似乎比我渊博一些，说得出他祖父的名字。相传张姓的远祖来自河南固始，哪一代祖上的大老婆与小老婆两支分家，我们大约属于小老婆这一脉。父亲的张氏字辈为“宗”，祖父为“宏”，太祖父为“常”，他隐约记得我的字辈为“孔”，再下一辈为“孟”。父亲背诵不出张氏字辈所依循的那几句话，但是，他觉得“宗孔孟”似乎不会错。我对于父亲的叙述将信将疑，互联网上无法查到“常、宏、宗、孔、孟”连缀起来的句子。我的太祖父似乎从郊外进城闯荡，一来二去挣下了一份家业，祖父已经是一个中等的资本家，拥有一个船舶公司和几家店面。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年轻的时候奔赴上海读大学，读书期间接触的若干进步杂志让他激情澎湃，跺了跺脚就放弃学业投奔革命队伍，雄赳赳地南下返回闽地。他对于祖先分配的“宗”字嗤之以鼻，擅自动手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力”。“力”字当然隐含了孔武有力的意味，同时还因为笔画简单。父亲希望识字不多的工农大众可以轻松地认出他的名字。我的名字“帆”也是父亲定的，“孔孟”显然也是他嗤之以鼻的对象。一度梦想充当文艺青年的父亲私自拟定一句诗：“扬帆跃白浪。”我姐姐叫“张扬”，我叫“张帆”，我妹妹叫“张跃”。如果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四，他或者她将拥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张白浪”。
父亲为我取名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张帆”遭遇如此之多的重名。这是一个具有美学意味的褒义词，抢夺的人很多。我在中学就读的时候，同一年级另有两个“张帆”，一男一女。出差来到外地，动不动就有人过来说一句：我们那儿也有一个“张帆”。我曾经多次向同伴表示，是不是可以出面组织一个“张帆”俱乐部？那一天突然发现，另一些“张帆”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立即决定赐予自己一个笔名。我的革命比父亲彻底，干脆把“张”字拿下来，取名“南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熟悉的文人个个自负，一张又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联系起众多赫赫大名。本名也罢，笔名也罢，无非称呼个人的符号，不必大惊小怪，我似乎从未真正将名字视为家族的徽号。那个时候，“家族”这个概念没有在心里留下印记。背起一副行囊，独自浪迹江湖，大漠风沙，长河落日，我意识不到身后存在一个张姓的家族——直到月洲村的出现。
月洲村之行是一次例行的公务拜访。汽车沿着盘旋的山路驶向月洲村时，我丝毫未曾意识到与这个村庄的血缘关系。下车之后，周围有人告诉我，这是张姓聚居的村庄。我定居于福州，福州的张姓多半是从这儿出来的。我正忙着看河滩上摇曳的芦苇和路边李树上密密麻麻的粉白花朵，这句话充耳而不闻。一伙人说说笑笑地走到了张氏宗祠门口，一阵鞭炮突然炸响。噼哩啪啦的鞭炮声中，村长郑重地送给我一部沉甸甸的张氏族谱。这本精装的书籍突然让我意识到，周围这些面孔黝黑的农民都是我的宗亲，我们的身躯之中流淌着相同的血脉。一种异样的感觉掠过内心。
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月洲村之名来自桃花溪。一条清澈的溪流进入村庄绕了个弯，仿佛在地面写了一个“月”字，溪流两旁绿树杂沓，竹林婆娑，树阴之中小鸟啁啾;离开村子的时候，溪流又在村子边缘从容地围出一片沙洲;一脚踩下去，沙子柔软而温润。只有张姓的人才能发现如此清幽的地方，月洲村之称始于唐末，当然是我们老张家祖先取的名。
许多史料表明，张姓的始祖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大约是孙子辈。这个人当时叫做“挥”。“挥”夜观天象，从星辰的组合之中获得启悟，发明了弓箭。作为张姓的后人，我至今还不明白闪耀的群星与弯弓利箭之间如何衔接，但是，这个伟大的发明惊动了部落的首领。黄帝给予的奖赏是赐姓“张”——一个带“弓”的字眼。“张挥”是张家的第一代。弓箭显然是冷兵器时代最有威力的武器，张挥的地位相当于当时的核弹专家。这种身份与我们张姓的智商相符。张姓入闽与河南固始王氏三兄弟有关。唐末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领一批河南老乡挥戈南下，攻入闽地，占领福州，最终建立闽国。兄长王潮去世之后，王审知出任闽国国王。当时，河南老乡之中有十八个姓氏并肩站在王氏三兄弟的旌旗下面，张姓是其中的骨干分子。王审知的张姓战友叫张睦，闽国成立之后担任“榷货务”，相当于现今的商务财贸机构长官。这种状况证明，张姓的智商不仅可以胜任杰出的兵器专家，还可以主持经济领域工作。
王审知去世之后，他的次子王延钧联手养子王延禀杀掉长子王延翰篡位，继而又转身剿灭王延禀。皇宫之中的龙椅历来是所有王子的垂涎之物，皇家的兄弟之间永远隔着一柄利刃。王族内讧带来了朝野的巨大不安，这时，张姓家族再度显出了独特的生存智慧。尽管张睦曾经位高权重，但是，他的三个儿子毅然决定一起辞官归隐。他们分别向朝廷交还殿中侍御史、殿前指挥使和御史中丞三个官衔，三兄弟各自携眷隐入田野，分散居住。长子张庑依旧定居于福州，留守宗庙祖墓;次子张膺与三子张赓溯大樟溪而上，隐居于水边的两个村子里。两位张姓的祖先事前肯定没有机会完整地勘察这一带的地貌，栖居之地的选择并不理想。这时，神终于出面了。某一天晚上，张膺、张赓两兄弟做了同一个梦，梦见金甲神人指点他们迁到一处“桃花流水，环绕沙洲”的所在。次日兄弟相见言及梦境，立即率家人再度沿大樟溪上行五十里，直至发现一个溪口，小溪碧绿清澈，水泛桃花，几条小渔船悠闲地漂浮在水面。他们立即决定在村子里的沙洲旁边安家。张膺在沙洲之前，称为前张;张赓居沙洲之后，称为后张。“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月洲村从此成为张姓的桃花源。
我曾经见过一张月洲村芦川桥的相片。夕阳之中一座三孔桥倒映在水面上，如同一张油画。那一天驾车进月洲村的时候曾经从桥上经过，桥面似乎显得狭窄。车子从公路拐进来，还得稍稍倒车一下，否则角度太小。我迟迟没有意识到，芦川桥的“芦川”与张元幹的《芦川词》《芦川归来集》之中的“芦川”是同一个词。张元幹，宋词大师，月洲村人。许多人津津乐道，宋、明、清三个朝代，月洲村出了一个状元、两个尚书、近五十个进士;对于张姓的子弟说来，这算不上什么。我愿意认为，宋朝的张元幹是一个为月洲村增添重量的大人物。
张元幹的词风激昂豪迈。许多人觉得，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站着一个张元幹。他的两首《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和“曳杖危楼去”不仅名垂词史，而且张贴在月洲村的墙上。站在村委会门口默诵张元幹的句子“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雁不到，书成谁与”和“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内心忽然涌过一阵热浪。以前读过几首张元幹的词，从未想到他或许是一个亲戚。当然，如同苏轼一般，这个亲戚也会有卿卿我我的缱绻，也写得出“寒犹在，衾偏薄，肠欲断，愁难著”，“想小楼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种缠绵。
“百忍堂”是张姓祖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大约是河南濮阳的一户张家九代同堂，九百多口人和睦相处，穿统一制作的服装，共享相同的餐饮。开饭的时刻击鼓号令，男女分席，长幼有序。据说张家养的百来只狗也彬彬有礼，富有集体主义精神：喂食的时候，只要一只狗缺席，其他狗都愿意忍饥挨饿地等待。治家猶如治国，唐高宗李治慕名到张家视察，向家长张公艺询问治家方略。张公艺写了一百个“忍”字：一切纠纷，忍让为重，这即是“百忍堂”的来历。温良恭俭让是张家性格的组成部分。唐高宗想考一考张公艺，御赐张家两个梨子，看看九百人如何公平分享。张公艺命家人将梨子放在石臼中捣烂，而后置于水缸之内，注满一缸的清水，鸣鼓召集全家，每人舀一小匙。不患贫患不均，张公艺家长清楚世事人心的症结所在。儿时曾经听父亲说过这个典故，不怎么喜欢。如果张姓的人只能如此隐忍地生活，唯唯诺诺，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兢兢业业地维持那个“九世同堂”的躯壳？
因此，张元幹慷慨悲凉、落拓不羁的词风让我大为宽慰：张氏性格之中仍然存在血性与浪漫的基因，这或许是一个比文学史排名远为重要的事情。据说张元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是，他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张元幹投身于李纲——一个闽籍宰相——的麾下，竭力主张抗金御敌;李纲遭受宋高宗的罢免，张元幹怒不可遏，赋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是倾出一腔壮志的长啸，当然，壮志难酬，“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江，泣孤臣吴越”。宋高宗退避临安之后，秦桧当政，张元幹愤而辞官返回闽地。绍兴八年，秦桧再度筹划向金国议和纳贡，李纲上疏反对，张元幹的“曳杖危楼去”一词即是对李纲的声援。几年之后，另一个秦桧的政敌胡铨被贬途经福州，张元幹再度出面饯行，并作“梦绕神州路”一词，直陈抑塞磊落之气。这些举动彻底得罪了秦桧，张元幹被捕入狱，除名削籍。多年之后出狱，张元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髯的老者。他没有再回月洲村，而是在江浙一带漫游，不知所终。张元幹的词赢得了诸多志士仁人的激赏，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想说的是，月洲村的张氏拥有另一份额外的庆幸：他遗传给我们一份大丈夫的血脉。
月洲村之中张圣君祖殿与张元幹故居遥遥相对。张圣君是另一个为月洲村增添重量的大人物。张元幹的形象大义凛然，可以摆在文学史的正殿之上;相对地说，张圣君形象更多的草根气息，适合于乡村的庙宇。这是月洲村出身的一个神。张圣君在闽地以及台湾的多个地区拥有信众。他被敕封为“都天法主监雷三元普济大师”，乃是“法主公”教的法主。张圣君的“监雷御史”“五雷法主”“荡魔将军”等各种头衔让人头晕，他的一个通俗称谓叫做“张锄柄”。这个称谓仿佛证明，神就是由一墙之隔的邻居成长起来的，当初曾经和我们一起在水田里忙碌。张圣君的出生时间众说纷纭，历史学家的考据倾向于北宋;出生地月洲村则不存在疑义。张圣君家境贫寒，四岁丧父，母亲改嫁到另一个叫做盘谷的村庄。他的童年十分艰辛，七八岁的时候开始上山放牛;十二三岁的时候砍伐树木加工成锄柄出售，“张锄柄”之称想必是那时挣下的。张圣君是在盘谷得道的，盘谷的方壶岩是顿悟之处;得道之后云游四方，行善积德，四十五岁的时候修成正果，坐在溪边的一块巨石上羽化升天。那块巨石现今还在原处。
张圣君的得道与类似的传说大同小异：据说那一天张圣君上山，在方壶岩见到两个仙人对弈。他侍立于棋枰旁边观战。仙人送他一枚桃子——另一版本说是一根笋;由于生涩难咽，张圣君仅仅吃下一半就扔了，日后他成了“半仙”。张圣君原本不识字，得道之后可以奋笔疾书，甚至左手书写，或者用脚趾扶笔。预言未来之事，无不应验。例如，那一年众人询问谁是新科状元，张圣君信口回答“在梁十兄家”。开榜之后人们恍然大悟：一名叫做梁克的书生名列榜首——此公后来当上了南宋的丞相。“十兄”者，克也。
张圣君不是那种法力无边的大菩萨，仅仅是一个草根神仙，甚至无所谓佛家还是道家。犹如街头的小警察，张圣君热衷的事情是为平头百姓抱不平，收拾一些为非作歹的小妖精。他没有资格插嘴玉皇大帝手边的公务以及灵霄宝殿里的大政方针。我时常觉得，张圣君每一天早晨仅仅在小庙的厨房里啃几口地瓜，然后揩了揩嘴，匆匆爬到神龛里上班。东南沿海大旱，百姓请张圣君祈雨。东海龙王告知，玉皇大帝正在生气，惩罚这个地方大旱三年。张圣君上奏玉皇大帝开恩，可是，他的祈求没有任何回音。张圣君潜入玉皇大帝办公室，发现他的奏章根本没有打开。无奈之下，他只得暗中将御案上洗笔盂里的水倒下凡间，以至于当地下了三天黑雨。张圣君的法术有限，偶尔还会失灵。他曾经驱动一堆石臼、石磨和岩石如同羊群一般移动，试图夺回被侵占的山洞。可是，观音菩萨明察秋毫，一句话就将这些石头打回原形。张圣君与五通鬼斗法时，居然被烟熏火燎了七天七夜才得救。庙里的张圣君塑像通常一张大黑脸，据说是那一次烟熏的后遗症。斗法赢不下来的时候，张圣君也得耍一些草根一族的小伎俩。例如，他欺侮雷公不识字，将这个莽汉诈入网袋擒到天庭，监雷御史是灵霄宝殿对于张圣君平定雷公犯上的表彰。也许，草根气息正是张圣君信众众多的原因。平头百姓的卑微愿望仅仅是遇到一个负责的七品芝麻官，他们没有兴趣揣摩菩萨们脸上高深莫测的微笑。
父亲不记得祖父手里存有家谱，他无法证明我们的祖上是否来自月洲村，剩下的故事只能由我自己补充了：晨雾未散，月洲村的公鸡还在啼叫，一个肩挎包袱的年轻人走下几级码头的石板台阶，登上泊在桃花溪的一只渔船。渔船驶出桃花溪口汇入大樟溪，航行至闽江要不要大半天？总之，傍晚时分，一个年轻人从闽江下游登岸，来到福州郊区，或者从事一些小生意，或者在哪一个大户人家帮工，娶妻生子，直至他的某一个有些出息的子孙偶然进入福州，慢慢办起了一个航运公司……我的祖上发生过这些情节吗？渺不可考。现在看来，这个悬念并不重要。月洲村有一个刚直不阿的士大夫张元幹，还有一个奔波在民间的草根神仙张圣君，这就是认祖归宗的理由。清凉的季节，我会再次返回月洲村，重新拜谒张氏的前辈。我会一次又一次地经过芦川桥进村——芦川桥的桥面并不狭窄，不论驾车还是步行。
芙蓉花与夹竹桃
曾经不断从太太那儿听到“南屿”这个名字。上世纪七十年代，太太的父亲辗转调到南屿担任人民公社——一个有些陌生的名词——的副社长，太太跟来定居，并且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她记得一家人先是住在一幢昏暗的木构大瓦房里，后来搬到中学校园内一幢两层楼的教工宿舍。宿舍的门前几株高大的马尾松。每天早晨起床可以看见，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浅褐色松针，一脚踩上去，柔软光滑又细密无声。学校的操场旁边一排突兀的油杉古树，树茎巨大，高达数十米，浓密的绿荫威风凛凛地遮住了半个天空，相比之下，附近几座火柴盒似的房屋就显得格外矮小。这一所中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全闽大学堂，而这一排油杉的历史更久远，竟然种植于五百多年前明朝的嘉靖年间。南屿村的林氏祠堂与学校相邻，小学宣传队就在祠堂明亮天井和厅堂里排练舞蹈，新疆舞、蒙古舞、藏族舞以及芭蕾舞《我编斗笠送红军》《北风吹》之类。校园里可以见到许多芙蓉花，它不似矜持的少女轻柔地微微颤动，而是带有一种中年的松弛、肥硕和过度成熟，摇摇晃晃的柔软枝头仿佛承受不起花瓣的重量。太太说芙蓉花会变色，清晨的花瓣是白色或者粉红的，傍晚转为深红与紫红。我起初不太相信，查阅了资料之后才知道是真的。
南屿泊在闽江的南面，闽江最大支流大樟溪蜿蜒而过，大支流带有无数小支流，水系纵横密布，每家每户都会反复提醒孩子避开河水，每一个人必须学会的一个技能则是游泳。尽管如此，不时仍然有某处某人溺亡的消息传开。太太记得中学食堂背后淌过一条大河，长长的石阶伸入河水，清晨有许多学生挤在石阶上刷牙洗脸。暑假来临之后，空荡荡的学校寂静无声，这条河就是她和小伙伴们的天堂。下河游泳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河里摸得到蚬子、田螺、河蚌和鱼虾。她知道河床的中央沉着一个大树桩，每天都要游到树桩上站一会儿，端详着水流或缓或急地齐胸淌过。这一条河流水面宽阔，水量丰沛，曾经游出一个国家游泳队运动员和一个国家水球队队长。
太太说南屿的青蛙非常傻。傍晚到天黑这一段时间，她常常到水田里钓青蛙。天气闷热，晚霞正在收敛最后的余晖，天边的某一个云团深处仿佛有隐约的闪电和雷声。这时，众多蚊虫纷纷苏醒过来，开始跳出来活动手脚，受到引诱的青蛙同时出门觅食。太太在一根小竹竿上绑一段绳子，绳子末端吊一个蚯蚓作诱饵在田埂旁边或者草丛里晃来晃去，那些傻青蛙骨碌碌地转动两个大眼泡观察一阵，然后一跃而起一口叼住蚯蚓，竹竿就在这时迅速收起。四脚离地之后，青蛙再也不敢松嘴，直至被搁进一个纱布袋里。一两个小时里，她就能钓到小半袋青蛙。我问这些青蛙怎么处理？她说多半扔给鸭子饱餐一顿。从墙角的蚊虫、水田里的青蛙到土坪上摇摇摆摆的鸭子，上帝设置的食物链之中插入了一根小竹竿和一段绳子。
庙堂森严，江湖险恶，厌倦各种人事纠纷的时候，人们总是想象退回田园，收缩活动半径，将心思逗留在几棵植物之间，或者把目光转向田园山水。谈论花期、果实、洪水季节和有机肥似乎比揣摸上司的脸色和争夺管辖的范围有趣。解甲归田，这大约算陶渊明倡导的传统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挂冠而去，然后在茅屋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乡村的住宅旁边可以种一些什么？某天我和太太聊到了夹竹桃。夹竹桃枝条柔韧，大约两三米高低，密集的一排随风俯仰，恰似一道天然的篱笆。然而，我与太太对于夹竹桃的花朵颜色产生了分歧。太太说是黄色的，我清楚地记得是桃红色的，有些俗艳的意味。少年时代，我常常寻访夹竹桃树。那个时候，众多豪杰人手一把弹弓。两根牛筋捆在三岔的木架上，张弓瞄准片刻，一粒小石蛋嗖地飞出去，打鸟，打电线杆上的路灯，偶尔也打人。加工成弹弓木架的最佳材料是夹竹桃。夹竹桃树枝韧性十足。剥去树皮之后，用布条捆绑成适合自己的角度，待到树枝干透，木架就定型了。尽管我的心思是研制兵器，但是，那种俗艳的桃红是我远距离侦察夹竹桃树的标志。太太却坚持夹竹桃必须是黄色的花朵，而且，黄色的花朵之后，还会结出翠绿的果子，用小刀将这种果实雕刻为一个戴钢盔的士兵头像，这曾经是她小时候乐趣横生的一件事。相持不下，我只好又一次查阅资料。资料表明，夹竹桃不仅有桃红的花朵，还有黄色和白色的。我们战成了平手。
我多少有些不服，表示哪一天要到南屿见识一下，看看那是一块什么土地，居然把夹竹桃的花朵改成黄色的。太太说，我已经多次吃过那一片土地提供的食品，譬如鸭子和地瓜。南屿村有一个她的发小M，两个人长年一起玩耍，迄今仍然亲如姐妹。M從未离开南屿，每年春节，她都要特地送来一只肥硕的鸭子和两麻袋地瓜。鸭子是她自己家里养的，地瓜是她自己家山地里刨出来的。一二十里的路程，她骑了一辆自行车就驮来了。有时她会打发丈夫送来。丈夫有一门好手艺，在城里当油漆工，奔走于各个楼盘装修新房子。我模糊地觉得见过M，身材结实，嗓门豪迈，大声地向太太叙说乡村的故人旧事，某某嫁到了海外，某某当上了外婆，当年捉弄过的哪一个老师已经老态龙钟等等，纵声长笑和低沉嗟叹此起彼伏。这种爽快无拘的性格来自南屿吗？扛一柄锄头穿行于一垅一垅的地瓜藤蔓之间，或者，挥舞一根长长的竹竿，将一群扑闪着翅膀呷呷叫的鸭子赶到池塘里去。天高气爽，乡村的日子似乎简单而开阔。
事实上，我真正交谈过的是M的丈夫F。F轻声细语，神情温和，笑着放下了鸭子和地瓜之后总是匆匆离去。他似乎接了不少业务。不知F从什么地方学到了油漆的手艺？很长的时间里，那一双骨节粗大的巴掌握住的是锄头、镰刀和钢钎，现在却放下田里的一切，自如地、有条不紊地挥动油漆刷子。有一回F帮助我们修补一面油漆脱落的墙壁。沙纸打磨墙壁的时候，F长长的头发上沾满了粉尘。他忙碌了好几天，坚决不肯收工钱。我问过他，收工迟了怎么回南屿？他的那一辆破自行车还驮着漆桶和刷子等各种工具，那么长的路程就会显出重量来。他笑了笑说，时间晚了就不回去，在装修的房子里找几张椅子拼成一个床铺对付一下，夏天则干脆就睡在新房子的水泥地板上。打工的日子，无法讲究太多。F的口气里没有任何抱怨和不平，仿佛天经地义。我接不上话题，只能默默地听。
对于汽车说来，一二十里的路途不过一眨眼的工夫。那一天办完了事情，我和太太顺路驾车拐到了南屿。太太熟门熟路地钻入一条巷子，停好车，站在一个昏暗的门口高喊M的名字。我有些不知所措：这儿似乎不是我想象的南屿。逼仄的巷子曲折蛇行，笔直的路段从未超过五米长;破碎的路面凹凸不平，角落里的一堆砂土与垃圾混在一起，一洼污水上方盘旋着一群嗡嗡叫的蚊子。道路两旁已经看不到土墙和农舍，新盖的楼房三层或者五层不等，一些楼房尚未竣工，许多墙体刚刚抹上泥沙，楼房的顶上还祼露着钢筋，或许是等待哪一天再加盖一层。这些楼房的窗框和门板多半十分陈旧，估计是辗转从拆掉的老房子那儿淘来的。所有新盖的楼房都尽量撑大自己的体积，楼房与楼房之间挤成一团，甚至互相交错。如同这几年到过的大部分乡村一样，村庄里的房子仿佛是从哪一个布袋的缺口哗啦地滚落下来，密密麻麻地叠在一起，高低不平，左右顶撞，没有哪两幢房子的墙体可以构成一个平面。夕阳斜照，巷子左面一幢楼房的影子奇怪地投射到巷子右侧的一堵墙体之上。穿过窄窄的巷子如同潜行于一个幽深的岩洞，似乎嶙峋的岩石随时可能垮塌下来。
太太的叫喊打断了楼上的麻将洗牌声，窗口探出了几个妇人的脑袋。我们这个国度，伟大的麻将相当于美国的篮球或者巴西的足球，而且妇孺皆知，老少咸宜。达官名流或者村夫野老都愿意坐到麻将桌旁消磨空闲时光。但是，我猜测南屿麻将选手的水平很可能超过京城或者上海。达官名流还要抽空访问美容店、健身俱乐部和shopping mall，南屿却只有哗啦啦的麻将娱乐着众人。业精于勤。我们的到访是否意外地搅乱了南屿妇女激烈的智力角逐？——不速之客。片刻之后，M出现在门口。M没有对于太太的到访表示惊讶，两个人嘻嘻哈哈的寒暄如同几天之前刚刚见过。F还未从城里归来。M喊出了她的儿子与我们见面，一个笑眯眯的结实小伙子，刚刚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身上还穿着企业的工作服。城里的工作是下一步娶媳妇的重要筹码。
我深为意外的是，M并没有一群鸭子。她家小小的后院仅有一只鸭子，这是她专门为太太饲养的？刚刚喂饱的鸭子待在墙角打盹，它不关心将来吃它的人登门造访。M的地瓜种在山地里，仅有几垅，挑选的是太太喜欢的地瓜品种。一幢粗糙的小楼和一个小园子，这似乎是M的全部产业。南屿早就通了自来水。M受雇于自来水公司领一份微薄的工资，业务是走家串户收水费。“谁还靠种田过日子呀？”她对于我的疑惑不屑一顾，田野与种植的所有问题都是过时已久的老黄历。我确实没有在南屿看到开阔的田地，到处是零乱的建筑物。隐约之中仿佛听到了机械切割的尖叫和钝重的锤打，空气之中不再拂过水稻和青草的气息。没有看到会变色的芙蓉花，也没有看到夹竹桃。
辞别了M之后，我和太太到各处逛了一会儿。中学的教学楼贴上了流行的褐色马赛克，参天的古树仍然郁郁葱葱。太太说，林氏祠堂背后有一幢奇特的房子，高高翘起的风火墙，精致的砖雕，以及纹路繁杂的窗棂花格，传说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留下的。明末时郑芝龙是东南沿海的一代枭雄，富可敌国，可是，他为什么到南屿村置办一处房产？倚山面水，鱼米之乡，是哪一位风水大师的主意吗？遗憾的是，这一幢房产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的运气。郑芝龙误判形势仓促降清，一家十来口囚禁多年之后被康熙皇帝斩于北京的菜市口;郑成功大业未竟之际忽然染上急症，年仅三十九岁匆匆辞世。太太提到一则轶事：当年她的一个同学住在这一幢房子里。因为距离学校不过几步路，每一堂下课她都要飞奔回家如厕。上好的肥料必须落入自家的粪坑，这是庄稼人的原则。
前前后后走了一阵，太太渐渐恐慌起来：她居然找不到当年游泳的那一条河。往返了几次终于认定，一排砖房背后数米宽的水沟就是当年的河道，水沟之中仅剩一条狭窄的细流。两岸堆满了臭气熏人的淤泥、碎砖瓦和五花八门的垃圾。太太站在水沟旁边目瞪口呆，脸色黯然。世事匆匆，一条滔滔不息的大河竟然提前衰老成这个样子。驾车回返的时候，太太不断地说起当年这条大河是如何不可一世地霸气。每年的初夏，暴雨初歇，上游的洪水消息雪片般地报来，家家户户紧张地囤积数日的粮草;舆论提心吊胆地酝酿了几天之后，洪水终于君王般地驾到，大摇大摆地从河里漫入村庄，淹没了街道，涌入底楼的门厅。洪水来临的日子，孩童一律不准出门。一些胆大的壮汉手擎竹篙站在河边，竹篙的前端捆扎一把锋利的铁钩，一些碗口粗细的树木翻卷着被上游的洪水冲下来，他们用竹篙上的铁钩搭住拖到岸上，晴天的时候晾干了充当烧饭的柴草，有些树木甚至可以打家具。现在，那些汹涌的大水哪去了？
大水从历史的缝隙漏走了。往事如烟，乡村的故事不再由芙蓉花、夹竹桃和洪水书写。南屿的未来愿景是等待房地产商的收购。别墅，公寓楼盘，科技园区，大型超市，后续的各种情节已经交给房地产补充。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提前铺设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房地产负责让这一切立体地隆起在地平线上。房地产商的各种规划图之中，南屿早就是福州市的一个小小后院。
那一天偶尔看到了一个介绍南屿的视频。绵延的戴云山伸入福州的闽侯县境内，这一段山脉称“旗山”，与闽江对岸的“鼓山”遥相呼应，坊间有“左旗右鼓”之说。南屿仿佛是一个听话的小孙子乖乖地倚在旗山的膝下。视频之中有一段关于南屿村“水西林”的介绍：一脉林姓家族栖居此地已经一千余年，子孙发达，连登科甲，先后出了数十个进士，明朝的林春泽活了一百零四岁，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六朝，朝廷敕建“人瑞坊”。“水西林”家族建于明代的老房子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形成了南屿的一条明朝古街。明嘉靖五年，时任京官的林春泽回家奔丧，发现老屋破败不堪，动念拆毁重建。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带乒乒乓乓的斧凿之声与筑墙、上梁的呼号不绝于耳，八幢大房子渐次建成，首尾长两百余米，大门为衙门式的八字马头墙，灰瓦，黑漆大门，门前青色抱鼓石，由外及里的门楼、大厅、内院、闺阁、榭台、后花园，抬起头来，可以看到穿斗式木构架，各种工艺细腻的砖雕与壁画……我突然有些不耐烦，甚至不想将视频看完。各地鄉村诸如此类的遗迹和传说比比皆是，然而，“耕读传家”的故事已经没有续篇。遗迹和传说仅仅组装成一具硕大而僵硬的躯壳，即使再上一遍油漆也不会活过来。那些中了进士的先辈精通的是“子曰诗云”，对于现今的转基因农产品或者人工智能一无所知。“水西林”之称源于明朝的正德皇帝。南屿村林春泽与林浦村的林瀚是同科进士，二人同朝为官。林春泽为户部侍郎，林瀚为吏部尚书。一日早朝大殿，正德皇帝呼“林卿家”，两人一同趋前应答。林浦与南屿的方位一东一西，正德皇帝日后分别称林瀚为“东林卿家”、林春泽为“西林卿家”。南屿临水，这一脉林姓干脆自称“水西林”。“东林卿家”与“西林卿家”的后人曾经为谁的祖宗更为荣耀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起手来。可是，现在的南屿人再也没有多少兴趣计较这个问题了。不论那几幢老房子见证了多么显赫的功名，M和F每一日都要踏过一段破碎的路面，敲门收水费或者进城刷油漆。
“水西林”的一户人家保存了一副祖传的木刻楹联：“瑶林藻吐琼章绚，银籀光依紫露华”——据说是乾隆六皇子永瑢的手迹，称赞的是他的老师叶观国的文采书法。叶观国祖籍福清，与“水西林”的林孟基相交甚笃，曾经邀请后者进京游学。林孟基游學时携带的女儿林瑞玉不仅花容月貌，而且精通诗词书法，逐渐与六皇子情愫暗生。但是，当年满汉不得通婚，林瑞玉含悲返乡，郁郁而亡。据说这一副楹联是永瑢送给林瑞玉的礼物。六皇子的身份与林瑞玉的名字曾经制造了某种文化猜测，一些人推断这个爱情悲剧或许是《红楼梦》情节的原型。“林瑞玉”的名字近似“林黛玉”，林瑞玉的老家福州与林黛玉的老家苏州不过一字之差。那些渊博的红学专家当然嗤之以鼻。可是，抛开了“水西林”和《红楼梦》的文化猜测，南屿如今的文化使命只剩下保存当地小吃的烹调技艺。那个视频耗费了许多篇幅介绍南屿的特色小吃：鲤鱼煮酸笋丝。
乡村文化的破败和消失曾经让许多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深感不安。不久之前，若干文学同道相聚一堂议论这个话题。他们使用了各种隐喻性的词汇，例如乡愁，根基，怀旧，感恩，诗意栖居，如此等等。一些人则引用了西方人的观点：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乡村文化不可衰落，犹如上帝不可抛弃。我们的基本伦理仍然维系于乡村。我对于这些观点充满敬意，可是，踱出城市的玻璃幕墙踏入粗粝的乡村，许多人常常绝望地倒吸一口凉气：如此之大的地域荒凉而无序，怎么着手收拾呢？
文人墨客使用隐喻性词汇拜访乡村的时候，众多如同F这样的农民沿着真实的柏油公路进入了城市。他们被称为“农民工”，不仅承担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以古老的淳朴拘谨地与城市文明对话。他们可能厚道、胆怯、战战兢兢，也可能草率、粗野、背信弃义，然而，这一切无不表明，他们是城市的陌生人。
然而，情况会不会出现有趣的变化？我记起了一个教授叙述的一则趣事：教授计划搬家，他到城市的劳务市场雇了一个小工帮忙整理书籍。小工是一个乡村的孩子，大约十五六岁，谈妥的工钱是半天二百元。次日上午小工如期到达，只不过他坐在一个中年农民的板车上。他毫不扭捏地告诉教授，已经将这一份工作以一百六十元的价格转卖给这个中年农民。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四十元之后，他扬长而去，脸上流露出不劳而获的自豪。这个聪明的乡村孩子比另一些农民更明白什么叫市场。如同陶渊明想象他的《桃花源记》，我和太太可以纵容自己缅怀一个水墨画似的南屿，土地、河流、青蛙和油杉古树，牛羊遍地，鸡犬相闻，但是，真正的南屿不会停在原地等待，因为那儿还交织着另一些沉重的人生。
山高水远五夫里
忘了哪一年到过五夫里，一次还是两次了？
五夫里遗存许多古老的牌坊或者大宅子，例如连氏节孝坊，三市街牌坊，刘氏宗祠，还有兴贤书院。兴贤书院门楼两侧的所有屋檐无不向上扬起，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牌坊或者大宅子的许多砖雕纹饰繁复，图案密集，可以细细地观摩品味，只不过转身离开几步就忘了。令人难忘的是那几棵八百多年的老樟树：舒展的树枝托起一个偌大的树冠，洋洋洒洒地遮住了一大片的天空。当然，难忘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几棵老樟树是当年朱熹亲手种植的。
“五夫里”之称的由来说法不一。据说曾经有五位士大夫出身或者讲学于此，坊间有“五贤过化”之说。然而，五位士大夫何许人也，似乎没有确凿的记载。大约中晚唐刘氏家族迁来之后，这一带就逐渐兴盛起来了。五夫里的声望很大一部分来自朱熹。朱熹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朱松病逝。临终之前，朱松将朱熹托付到五夫里由义父刘子羽教养，并且拜托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位朋友行使学术导师的职责。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筑室安置朱熹母子，称为紫阳楼——那几棵樟树就种在紫阳楼门口。朱熹大约在五夫里居住了近五十年，并且娶刘勉之的女儿为妻。他被尊为一代大儒之后，五夫里的各种景观随之显赫起来。兴贤书院号称是朱熹讲学过的所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巷子被命名为“朱子巷”——据说朱熹访学寻友都是从这条曲折的巷子出入。紫阳楼附近一口池塘，池塘之中几片零零落落的荷叶，岸边杂草丛生，传说朱熹那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即是从这儿获得了灵感。
许多人将五夫里视为朱熹的思想摇篮，伟大的哲学家显然是在这个村庄成熟的。朱熹的许多经天纬地的观点诞生于紫阳楼那几堵黄泥筑起来的墙壁之间。可是，我常常觉得，哲学家与生活地域的联系十分薄弱。可以列举许多例子证明，某些地域的文化氛围时常在诗人、作家的身上烙下强烈的印记，譬如楚地文化之于屈原，巴蜀文化之于杜甫，绍兴文化之于鲁迅;或者，巴黎之于巴尔扎克，布拉格之于卡夫卡，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克纳，如此等等。相反，哲学家阐述的是宇宙之间的普遍公理，宇宙之中的某一个具体空间没有特殊意义。抛出众多概念体系收纳整个世界的时候，哲学家蒸干了各种鸡零狗碎的情节。据说一些哲学家拒绝举例说明，依赖例子阐明概念如同小说家依赖故事之间的插图一样可耻。所以，他们不可能拘囿于某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哲学家试图为“道”“气”“理”或者“物自体”“绝对精神”“存在”这些玄妙的概念代言，“五夫里”这种流露出乡土气息的村庄名称必须如同一块多余的水渍迅速地烘干。
哲学考虑的是元理论问题，哲学家的形象时常摇摆在伟大的智者和世俗生活的无能者之间。他们擅长吞吐各种理论命题，对于时装品牌或者晚餐烹调厨艺不屑一顾。君子不器，他们的抱负是谋划天地之间的大道而远离琐碎无聊的小技。当年古希腊那些哲学家披一件布衫坐在阳光明亮的街头，凝神沉思宇宙的基本奥秘。所以，哲学的另一个名称是爱智之学。智慧的沉思隐含了巨大的快乐，这是世俗生活的各种常识所无法提供的。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缺乏哲学素质，他们兴趣的是现世的社会伦理而不关注形而上的宏大真理。那个让人又崇敬又讨厌的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甚至说，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估计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制造的普遍误解。想一想老子所论述的“道”吧，那不是形而上的元理论又是什么？当然，还有朱熹的理学。根据理学构筑的宏大理论体系，朱熹无疑可以当之无愧地划入哲学家之列。
哲学家思想的价值不必依赖地域的胎记给予证明。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哲学家传授的普遍真理四海而皆准，他们生活的弹丸之地无非提供一个起居的处所，雨水多少或者吃不吃辣椒并不会削减思想的质量。康德大半辈子从未离开一个称为哥尼斯堡的小镇，每一天遵循极为刻板的时间表，以至于小镇上的居民可以根据康德的散步时间校对钟表。可是，康德的思想疆域远远超出了狭窄的行政区划。康德的名言是，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可以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如此壮阔的精神境界不可能诞生于那个小镇的文化空间。
康德时常担任哲学家漫画的标准原型。理性，严谨得可怕，尽管他也召集学生传授哲学，每一日和熟悉的朋友一起吃午餐，并且参加某一个伯爵夫人的社交沙龙，但是，康德的形象始终是一个落落寡合的孤独者。人们无法想象，康德的身边还有一群前呼后拥的亲密伙伴——那似乎太不“哲学”了。相对地说，朱熹身上保留了更多的烟火气息。他显然擅长学术社交，年轻的时候常常负箧出门，向住在不远的岳父兼师长刘勉之请教，或者去聆听胡宪的教诲。刘氏与胡氏均名重一时，创立了“刘胡学派”。总之，朱熹的学术背景之中活跃着一批名儒的身影，好学精思的文化气候催熟了一个哲学家破土而出。
北宋末年，中原望族纷纷南迁。闽北是衔接中原的交通要冲，物产丰盛，富庶安宁，这儿成为人们定居的首选。富裕的生活环境同时带动了文化与学术，这一带书院林立，并且逐渐演变为中国最大的印刷基地之一。这种气氛陶冶了年轻的朱熹，他肯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当然还要提到李侗。李侗是程颐的二传弟子，曾拜杨时、罗从彦为师，长期隐居于乡野。二十八岁的时候，朱熹为官一任之后从同安返回五夫里，正式师从李侗。这时的朱熹已经显露出天才的迹象，但是，他的思想光芒仍然有些散乱，尚未凝聚为一个强烈的光束。李侗的批判与训诫不仅使朱熹放弃了佛释之学，“逃禅归儒”，并且续上了二程“洛学”的思想脉络。所以，自从十四岁来到五夫里，这个村庄始终呵护朱熹思想的完成。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认为，朱熹的独特天分远比生活的地域重要。土壤肥沃，充足的水分和阳光，然而，一块土地长出的是水稻、麦子还是玉米、高粱，种子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于通常的文化人物，追溯师承渊源，大约可以预计他的未来思想半径。但是，朱熹这种人物的内在潜力未可限量。众多的师长只要指点一个可能的理论路径，他就能独自登上思想的巅峰。许多典籍记载了朱熹的一则轶事：幼年的时候，父亲朱松指着太阳告诉朱熹：这是太阳。朱熹追问说：太阳依附在哪里？朱松答复说：太阳依附在天上。朱熹再度追问：天又依附在哪里？朱松大为惊讶，此刻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孩子的特殊秉赋。显然，这并非一般的好奇心，而是急速地抵近宇宙深处的某些基本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这些问题交给深奥的哲学。所以，朱熹在小小的年纪已经流露出哲学家的气质。那个时候，他还未来到五夫里。他的哲学家气质早就贮存于内心，而不是五夫里赐予的。
当然，五夫里对于朱熹存在特殊的吸引力。一个人近五十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状况肯定存在某种原因。康德这种哲学家可能不愿意分神考虑各种日常琐事，他的住所始终如一，职业也始终如一——只要哪一个地方可以安顿他的哲学，哲学家愿意就地坐下，不再挑剔各种待遇。然而，朱熹具有经世致用的才能。他不仅在好几个地方担任行政长官，而且还进入朝廷给皇帝讲授儒学——只不过他与宋宁宗话不投机，讲课的资格仅仅维持了四十几天。朱熹同时热衷于学术圈的交往，“朱张会讲”或者“鹅湖之会”均为学术史上的盛事。另一方面，朱熹在各地创办或者重建许多书院。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到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足迹遍布各地。总之，他并非孤陋寡闻的书生，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见多识广。他可以挑选各种理想的地域定居，不论是四季如春的闽南还是江浙一带的富庶之地，他都有条件选择。然而，朱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五夫里，返回紫阳楼。根据记载，刘子羽修建的紫阳楼五间房屋，周边还有一块空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不知刘子羽当初能否意识到，他在五夫里筑室安置的那个少年居然成为声名遐迩的思想领袖？他肯定没有料到的是，成为思想领袖的朱熹居然在这幢楼房里安居近五十年。六十一岁的时候，朱熹迁居建阳。事实上，他仍然十分留戀五夫里的紫阳楼，他的《怀潭溪旧居》甚至流露出某种悔意：“忆往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教失计东迁谬，惫卧西窗日满川。”
朱熹决非耽于享乐的人。五夫里让他恋恋不舍的是什么？“好峰无数列窗前”——似乎可以从这句诗之中察觉某种端倪。我愿意猜测，朱熹喜欢山。雄伟的山脉或者奇峭的山峰让人心旷神怡，更为重要的是，清幽寂静的山居是专注地研读圣贤著作的理想环境。不论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还是武夷精舍，朱熹愿意驻足的书院多半倚山而建。五夫里就在武夷山附近。坐在紫阳楼啜一口茶，一抬眼望见了云雾缭绕的武夷山，这是何等的心情？
如果允许的话，我还愿意进一步猜测，朱熹喜欢山的原因或许超出了美学情趣而涉及性情——我记起了《论语》的那一连串著名的论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如何理解这几句话，历代的注家略有分歧。朱熹的《论语集注》根据“知者”与“仁者”的不同气质阐释了“水”与“山”的隐喻：“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我对于这种阐释深以为然。而且，我觉得这句话恰似朱熹的夫子自道：“仁者乐山”。
朱熹的为人处世扛得起“厚重不迁”这个形容——如若没有那一则悬案。宋庆元二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说他“私故人财”，更有杀伤力的是“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出门为官之际公然带在身边;同时，儿子去世之后，儿媳居然离奇地怀孕。奇怪的是，朱熹没有大声抗辩，而是上表认罪，表示要悔过自新。这即是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这个事件的结局是，朱熹遭受撤职，他的学说被朝廷斥为“伪学”，众多学生门人遭受各种程度的处罚与迫害。“庆元党禁”显然涉及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然而，后人聚讼不休的是，朱熹纳妾是否属实。这是历史深处一个不无模糊的耻辱烙印。
哲学家的爱欲历来是一个众目睽睽的热点，这个现象很有趣——一些人想看一看，那些绝对的理性主义者怎么对付异性之间丧失了理性的疯狂激情吗？另一些人企图试探的是，躯体内部的原始欲望能不能激励巨大的思想创造。歌德这种文豪七十四岁的时候还能与十九岁的小姑娘恋爱，可是，那些严肃的哲学家似乎不乐意参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之类古怪的精神游戏。据说——来自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的材料——康德曾经以高度概括的理性语言表述男女之间的床笫之欢：这是男女之间一系列无规律动作的组合。许多人仿佛觉得，晦涩的形而上学概念与性冷淡更为协调。康德当然没有结婚。我需要女人的时候，却无力供养她;我能供养她的时候，却不需要女人了——他的说明始终保持一副如此睿智的哲学腔调。事实上，叔本华和尼采也在恋爱生活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当然，他们通常不愿意在婚姻方面苟且从事，哲学家那一副洞悉宇宙奥秘的眼光早就窥破了婚姻的庸俗本质。某些时候，文学似乎试图劝一劝固执的哲学家。犹太作家辛格写了一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一个年迈的哲学博士住在市场街旁的小阁楼上，长年累月地钻研斯宾诺莎。哲学博士浑身病痛，自忖不久于人世。然而，他意外地与一个又高又瘦的塌鼻子老处女结婚了。一夜的欢娱治愈了哲学博士的各种症状，并且告诉他一个崭新的哲理：世俗的乐趣就是神圣的组成部分。我不知道，哲学家会不会轻蔑地将这种小说视为可恶诱惑？性的快乐如此短暂，尾随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烦恼：不懈地维持家庭的经济收入，日复一日地对付厨房里的油烟和岳母大人的旁敲侧击，这一切与伟大的形而上学相距何其遥远。
与许多迂腐的哲学家不同，朱熹试图将伟大的形而上学解放出理论的躯壳，带入世俗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一个琐碎而杂乱的区域，个人躯体是一个坚硬的物质存在，来自躯体的七情六欲含有卑下与堕落的意味。只有严格地遏制泛滥的“人欲”，崇高的“天理”才能浮出尘埃。因此，实践一套内心道德修为的规范，是日常生活摆脱芜杂和颓废融入澄明圆满的门径。可是，颁布了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观点之后，转身携带的那两个尼姑又算什么？即使纳妾是当年士大夫的时尚，宠幸尼姑无疑是冒犯戒律——如果朱熹无法义正辞严地澄清事实，所有政敌都不会放过这种情节。
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使朱熹这一等伟人也无法完全符合自己设置的人格标准？知行的脱节并非罕见。然而，朱熹的对手宁可认为，这是道学家的虚伪。虚伪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道德缺陷，甚至比坦率的颓废还要可恶。这时，许多人会觉得，柳永比朱熹可亲。
之所以提到柳永，并不是信手拉来一个迥然不同的对手——柳永与朱熹曾经在五夫里交集。柳永先于朱熹一百四十五年出生，柳家祖籍山西，后迁到五夫里。宋史未曾为柳永立传，生卒年的认定存在某些推测成分。流行的说法是，柳永的父亲柳宜曾任山东费县县令，柳永出生于费县，父亲取名为“柳三变”。柳永大约也是十四岁随同叔叔返回五夫里，一生也活了七十岁左右——这一切均与朱熹相仿。
如同当年的许多士子，柳永同样将科举制度想象为光宗耀祖的必由之路。十八岁左右，他赴京赶考，可是到了杭州就不想走了。湖光山色，买醉听歌，这种日子显然比枯燥的子曰诗云有趣得多。重要的是，这时柳永的旷世之才已经开始显现，一首《望海潮·东南形胜》名噪一时。传说金帝完颜亮由于词中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句垂涎三尺，心生南侵宋朝之意。柳永随后在杭州、苏州、扬州一带逛荡了六七年。放浪形骸之际，一首又一首的新词接踵而至，二十五岁左右才抵达汴京参加考试。柳永没有料到，宋真宗厌恶“属辞浮糜”，他初试落第。一怒之下，柳永填词自称“白衣卿相”，宁可将那些无聊的“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后柳永又考了几次，屡试屡败。据说柳永的一份试卷曾经传到宋仁宗手里，龙颜不悦：既然此人热衷于浅斟低唱，那就不必再给浮名了，让他“且去填词”。功名无望，柳永竟日出入于酒肆青楼，眠花宿柳，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当然也成全了他，徘徊在朝廷之外的柳永转身成为一代詞宗。尽管柳永晚年及第，进而获得一官半职，但是，他的声名显然不在庙堂，而是播撒于娱乐江湖，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柳永逝世的时候一贫如洗，一些歌妓凑钱安葬，并且每年清明相约到坟地祭扫，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会”。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这是后人感叹“吊柳会”的一首诗。后面的两句可以分辨出朱熹与柳永的歧途。五夫里点卯之后，两个人的后续故事恰恰相反。柳永以不羁文人的形象著称，才子风流，放纵声色，志短情长，吟风弄月，牢骚满腹的时候对于世俗功名嗤之以鼻，转眼又会躬身干谒权贵。朱熹被誉为学术素王，强调的是刚直耿介，克己复礼，正襟危坐，涵养心性，既积极入世，热衷于修齐治平，振举朝纲，又屡屡犯颜直谏，直至罢官。如果用“仁者乐山”形容朱熹，柳永当然更适合“知者乐水”。他似乎无法久居山区。柳永离开五夫里之后不再回返，大部分时间流连于江南的温柔乡，他的词不时流露出轻盈的水意。水性杨花，这个意象可以隐喻柳永的灵动与明艳。尽管柳永与朱熹生前都郁郁不得志，但是，朱熹逝世不久就声誉鹊起，逐渐被尊为圣人，他的学说演变为官方哲学;相反，柳永始终没有卸下轻薄的文化行头，似乎是一个才高八斗同时又不怎么争气的家伙。某些人对于柳永的多愁善感五体投地，惊为天人;另一些人看上了他的恣意放浪，相对于激进的姿态，这如同另类的叛逆;还有人会将柳永称为“有趣的灵魂”——比朱熹有趣。朱熹曾经与一些诗人、词人成为莫逆之交，例如陆游，或者辛弃疾，但是，他绝口不提柳永。如此渊博的人当然知道近在咫尺的文学前辈，不置一词即是意味深长的表态。现今，五夫里各种古老的遗迹多半留有朱熹的印记，柳永仅仅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只能在某些偶然的时刻流星一般划过。
责任编辑：练建安 马洪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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