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共同的日本体验的知识群体，当代闽籍旅日作家们通过历史记忆，复现了闽地多元共存的文化地理景观。作为闽籍旅日作家一员的陈永和将记忆空间植根于福建文化特性，其作品成为福建文化地理、人文历史景观的重要载体。陈永和擅长在小说中书写新旧福州的城市变迁和家族记忆，这块记忆中的福建乡土容纳了近现代视野中福州三坊七巷的家族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福建精英文化记忆，也记载着中国沿海乡民的悲欢喜乐的移民史。时间沉淀了时代的喧嚣，异域提供了他者观照的独特视角，陈永和的“家国记忆”书写让福建的乡土以“现代”的面目呈现出来。
一、关于“怀乡”
“地域性”是带有精神指征的文学理念。而“怀乡”便是旅日作家永远眷恋的笔下空间。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使陈永和力求通过文字构建一个想象的原乡，将生养她的这片土地视为精神的栖息地。通过“家国记忆”书写，复现了八闽大地独特的文化地理景观，看到了福州城市的变迁以及家族历史记忆。而这“记忆”不再仅仅缠绕于乡愁，更多的是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确认。因此，关于“家国记忆”成为福州地域文化书写与记录。陈永和在创作谈中讲到福州：“福州是个小地方，位于东南一隅，却分为三块文化特征很不同的区域：鼓楼、台江与仓山。这有两个历史缘由：一、福州为历代府地，闽政治经济中心，称福州府;二、福州为五口通商港口之一……于是就形成了鼓楼官府及官府的周边文化（有全国都市内保留规模最大最完好的明清建筑群三坊七巷），台江的商埠码头及商埠码头的周边文化，仓山外国领事馆及外国领事馆的周边文化。三种文化就是三个世界。虽然解放后它们都被装进一个桶里，桶里的东西似乎被搅混在一起，但实际上，油还是油，水还是水，怎么混在一个桶里也结不成块。在这种阶层融合与摩擦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传说。”陈永和在她的文学世界里执着地刻录下老福州三坊七巷的印记，书写着过去的回忆和见闻。三坊七巷是她自小生活和玩乐的地方，是她关于家乡记忆的留白。曾憶起小时被妈妈拉着手在青石板的巷子里走，走着走着，三坊七巷走进了陈永和的心里，“像白布染了色，一辈子再也无法褪掉”。写中国故事，写家国记忆，陈永和的创作由文化认同走向了中国认同。
陈永和是三坊七巷长大的老福州人。她的《一九七九年纪事》是以福州为中心的小说，获得2016年“中山文学奖”。不难发现，小说中多见真实的地名，熟悉的道山路口、八一七北路、文化宫、于山、台江……甚至通往福建师大的20路公交车。以实名入小说是《一九七九年纪事》的一大特征，有着福州本地生活经验的读者可以根据小说中出现的地名描绘出当代福州地图。作为一部虚构的小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像小说的标题是以特定的年代命名一样，近乎偏执的复原记忆中的城市轨迹，意味着拒绝遗忘。作家总是固执地将故事背景放在福州，让沉淀下来的岁月在心里充分发酵，“使它从大到让褪不掉的色彩在心里充分发酵溢出到身体，再从身体溢出到文字吧”。作为偏居中国大地一隅的“有福之州”，福州在历史中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原因，它既有海洋文化的印记，更多的则是延续着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血缘基因，福建人的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较之别处也更显浓厚。这种亲缘记忆也体现在对食物的记忆中。《十三姨》中带着芝麻的猪油糕，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在这记忆之中却也包含着族缘亲情，这记忆还体现在雕梁画栋的独特建筑记忆中。宫巷陈家祖宅，是“一个激发人想象力的清代建筑，一眼可见的富丽堂皇，飞檐雕壁，六扇大门终日关着，门板足有半尺厚，下半节包铜，铜上铸着几排钮扣，推开的时候会发出“吱——咯”很沉重的一声，跨进半尺高的门槛，里面依然是门，仿佛里面关着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的世界”。福建的海外性与边缘性则带来了多元性，这使很多事情不得统一，比如民俗民风。福州的文化遗产三坊七巷之一的光禄坊，当年是达官贵人聚集地之一。“光禄坊三号”以官位求名利命名，各个阶层、各个人物的交错命运被迫混合在这里。
正如族谱中记录的血统和支脉，这种地域的文化传承是永不湮灭的。无论“我”走出多远，“我”都是程埔陈家的第十九代孙。父亲的遗言：“记住，守住陈家的墓，要守住。”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和讲述者，“我”终将个人记忆融于“家国记忆”之中，串起历史的碎片，在生活的平凡叙事中找寻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记忆。陈永和出生成长在中国，在去日本之前，她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过去的文化记忆在她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已经深深烙印在她的血液中。三十年的海外经历无法抹去过去的记忆，但却为她提供了重要的“他者”参考。因此，当她回望和审视过去时，她融入了更多他者的目光，从而超越了纯粹的情感记忆，显得从容而理性。
二、关于“离家”
离乡——取道日本，就是还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离乡的过程，全球化更是加强了人类生存的漂浮感与无根感，因此，精神“返乡”就成为一个抵达之谜，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闽籍旅日作家陈永和往返于福建、北海道，她每一次对记忆空间的再现都超出了历史还原的意义，体现了跨文化作家探寻人类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突破精神困境的努力。作为中年旅日的作家，陈永和以国内记忆作为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在日本“荒岛”挣扎的岁月中，接受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本着向世界“出征”意识迈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经历了强烈的疼痛体验，这种痛苦在无声的生活中默默流淌，在疼痛中反思成了生活的常态。在个体经验、历史反思和现代性审视的多重视角下，福建籍作家在日本书写的记忆书写的不再仅仅是乡愁的衍生，更是自我身份的确认，是现代性治疗方案。
作为女性作家，陈永和这种“离家”“返乡”的叙述，又包含了女性寻找精神家园和观照自身的自省意识。三坊七巷出身的女人们都具有宿命感和苦难意识。宫巷出生的“我”妈妈以及爸爸对戒指（戒指是清代某皇帝赏给曾外公的赠物）的执着让“我”明白了，“一个戒指，既然花了上百年时间走进我们家，那，恐怕，它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得出去”。宫巷陈家的叛逆者芳表姐妈妈为了保护女儿下嫁到台江三保，女儿为了报复妈妈屈从后父，却对“身体”有新的认识。女人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不是被社会控制就是被欲望控制。衣锦坊出生的梅娘爱儒谨的方式是外人不能够想象的，“我们女人的爱，有几十年了，从小开始”。记忆是一种软软绵绵的东西，会漫漫长长地延续下去。“很多年以前开始，龚心吕就一直想找一个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现在的家太舒适太热闹太入世，一走进去，她就变成软体动物，泡在缸里似的，浑身找不到一根直线。她需要找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具有一种魔力，能够让她把在身体里已经发酵了几十年的东西，像抽丝一样一点一点抽出来酿酒。像希腊哲学家们做的那样，永远活在一条河又不活在一条河里。”男人被阉割，女人则被泡，泡出温柔，泡出浪漫，泡得软绵绵的。二十世纪以来探求的娜拉“出走”，可以将场景置于光禄坊三号。“房子是曾祖退位回乡时盖的，奶奶说曾祖留下条古训：门不宜大不宜显，宜厚宜重。”女人们出走何方，也许作者主张的女性可以让四个女人同居一厝，求大同存小异，其乐融融。作者说：“女人需要男人，更需要女人。”作者对女性出路问题的探讨值得赞赏。在现代性语境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历史，直面现代性的焦虑与困境。作为闽籍旅日女作家的陈永和，写作受日本性别文化的深层影响，其独特的性别意识与创作风格为当下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与讨论思路。“女性主义研究进入中国已逾二十年，当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个‘话题’而逐渐丧失其问题性，研究者需要寻求研究视角以及参照体系的更新。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往往以西方女性主义为参照系，普适性追求与差异性存在一直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试图突破的现实困境。如何调整、获取女性主义新的活力源，成为一个问题。”
文章中“我”有作者陈永和的影子，但为了达到更冷静理智地对非理智历史的客观再现，作者改變小说中讲述者“我”的性别，变身为男性的“我”成为权力话语的一员，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家族”悲剧、“女性”悲剧书写的束缚，探讨更深层的悲剧：“‘我’恰恰因为自己所认为的‘强大’‘知识’‘智慧’，使自己陷入了宿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了让他人和自己走向死亡、疯癫和流亡道路的罪行。”[1]《十三姨》《玲子小姨》都是运用了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而另一部分小说中的“我”则是女性视角，更关注于“身体”本身，以此达到精神家园的找寻和追索。《更年期女子手记》中真切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这种逃离和顺从的纠结情绪贯穿于文字始终。而最终她总是回归最纯粹的身体自身。这样的表达《玲子小姨》中也有。铃子小姨始终追求的只有那样纯粹的美丽和自我。她强调身体里的性、欲望本身的力量，同时也揭示出身体被权力话语生产塑造的本质。在陈永和的文本中，身体不是简单的狂欢纵欲的场所，不是一个单一的意义指向。她对身体不做肤浅的官能展示，也不做简单的直观描述，而是穿过这些“离家”或“叛逃”的女性身体体验本身，表达她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度反思，这使陈永和的小说具有深刻性和厚重感。
三、关于“时间”
陈永和“家国记忆”空间中包含着大量的时间线索和时代气息。时间意识作为一条主线，几乎贯穿了她的小说创作，流泻出历史沧桑和生命无常感。生命意识体现于陈永和对时代变革的敏感性，对时间的深刻感受，成为她揭示生存意义和表现生命意识的途径。从《一九七九年纪事》对身份的书写来看，陈永和对文化认同或者自我身份的确认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理想的构建既要植根于历史和过去，又要面向现在和未来。对于历史，遗忘、指责、抱怨抑或悲伤，都不是陈永和面对历史的方式。在陈永和看来，无论是遗忘还是回忆，过去都在。它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已经刻进了个人的生活，成为与个人密不可分的印记。理想的主体应该是能够豁达地面对和调和过去，立足当下生活，放眼未来的人。小说中塑造了妈妈、黎明、老陈这类睿智、豁达、包容并积极面对生活的人，作者在情感上对他们高度认同和共情。小说中写道：“多年以后，我走过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黎明似的同胞。她们现实开朗热情精力充沛，对环境有种天生的适应能力，像没有水可以游的鱼，没有土可以长的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都影响不了她们投入生活，生儿育女，繁衍子孙。她们扎扎实实地生存着，她们身体就是她们生存的动力。”[2]
中国文学历来有青睐历史的传统。在陈永和的小说中历史是贯穿始终、不可或缺的角色，更体现为作者深厚的历史感。在凝重的历史和消逝的时空回望中去拈取和记录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与记忆，有助于读者理解短篇小说人物在时代步履中注定的命运轨迹和他们挣扎不屈的灵魂，挖掘其深层次情感内涵。
作为一名旅日女作家，陈永和是一位纯粹的写作者，她用心书写“家国记忆”，对记忆中的个体生命和主体精神进行持续的哲学思考。在经历中日两种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之后，面对国家历史、面对家乡变革等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产生了不同于本土作家的角度和深度。因为跨文化的生存体验和包容的心态以及对生命深切的人文关怀，其小说超越一般海外华人文学离散的悲情诉说和对家国故园的深情缅怀，呈现一种理性睿智的光辉。小说能在形而下的日常中超拔脱俗，对家国传统和生命轨迹进行反思和关照，其理性的思考和有节制的情感叙事使作品显得厚重而耐人寻味，为海外华文文学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林红《身体——性——忏悔——评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发表于《收获》2015年秋冬卷，第79页。
最新评论